四、以《資本論》為指導批判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
（一）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屬于庸俗經濟學
研究《資本論》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對當代中國學者認識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本質，具有重大的指導價值；而從其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危害性看，則有相當的緊迫性。我們知道，我國經濟學界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研究，是從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后逐步展開的。這是因為，我國實施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為了糾正經濟管理體制存在的高度集中、管理行政化的缺陷；這需要在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條件下，尊重客觀經濟規律，自覺發揮商品生產和市場流通關系對社會生產力的促進作用。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資產階級頭腦中的理論表現，對其進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分析研究，對人們認識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真實面貌和市場經濟的一般運動規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所以，形成某種程度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研究熱”，在所難免。但是，與此同時，卻產生出兩種相互聯系的不良傾向：一是貶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重要指導意義，“《資本論》過時論”至今甚囂塵上；二是有人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視為科學的經濟學，并稱之為“現代經濟學”，[1]公然鼓吹用它們指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種傾向，對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方向，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目標，都有極大的危害。因為貶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本論》，無異于貶低在經濟建設實踐上的科學指導思想。而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絕沒有改變唯心史觀的指導思想和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基本立場；在理論上，它們絕沒有擺脫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老教條，所增添的新內容，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形態進入帝國主義新階段的扭曲反映。為此筆者認為，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并沒有離開李嘉圖之后的庸俗經濟學的發展軌道。
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屬于庸俗經濟學范疇，這是由現代資產階級的新特征決定的，即他們已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資產階級，也就是壟斷的、腐朽的、寄生的與帝國主義國家政權融合在一起的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它們手中掌握的國際性金融虛擬資本，離開工商現實經濟越來越遠，卻通過所謂“金融深化”，將金融資本控制權更加集中到大金融壟斷資本家私人手中，通過“金融創新”，制造更多的“金融衍生物”來拉長金融負債鏈的環節，轉嫁危機。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反映的就是這種新的壟斷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經濟觀念，因而在內容上更加庸俗化和更加反動（反對共產主義）。在理論內容上，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仍在繼續貫徹薩伊教條、斯密教條等歷史上上的老教條，在理論形式上，則用數學邏輯替代理論邏輯，來掩蓋在科學上的黔驢技窮，美其名曰“理論創新”；在經濟政策上，面對帝國主義本國當今深刻的對抗性基本矛盾，一方面，提出的國家干預宏觀經濟的各種對策，不但只是隔鞋搔癢，而且被證明進一步加深了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則要求發展中國家敞開國門，讓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自由進出，實質是企圖占領別國市場，掠奪高額利潤，把別國變成自己的附庸國。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事實上已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經濟霸權主義的幫兇；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國，更是虎視眈眈，欲與置之死地而后快。
因此，對于那些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民經濟管理的實踐產生了負面影響的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理論，我們一定要貫徹唯物史觀的指導思想，堅決與之劃清界限，予以堅決地抵制和批判。而《資本論》對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批判絕沒有過時，它是我們阻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敵對勢力腐蝕、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強大思想武器。
（二）有重點地批判誤導中國改革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
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性質，決定了照搬它們來指導經濟實踐，只會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全國一盤棋”的國民經濟宏觀運行造成危害性的后果。不難發現，在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研究熱”中，對我國經濟理論和實踐已產生較大危害性影響的，主要是有嚴重弊病的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資產階級發展經濟學和民主社會主義等思想流派；為此，當前我們很有必要繼承《資本論》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精神，把它們作為重點，逐一展開深入的批判。
1.深入批判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在20世紀3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動搖了在資本主義國家曾經占正統地位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產生出主張通過國家干預調控宏觀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并取得正統地位；但是以米塞斯（1881-1973，奧地利人）、哈耶克（1899-1992，奧地利人）為代表的經濟學派，則反對國家干預，主張只有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市場自由競爭和市場定價，才能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由此形成與凱恩斯主義對立的學派，并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在我國改革開放中，照搬新自由主義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或明或暗地提出“私有化”和“無底線開放”的經濟“對策”，前者的實質是妄圖把改革推向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后者的實質則是要否定民族經濟獨立自主，讓國際資本自由進出我國，這勢必導致帝國主義國家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控制我國經濟。從理論和經濟政策主張上看，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產生較大負面沖擊的主要有：
——科爾內關于宏觀經濟調控的ⅡB模式。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強調，只有私有制市場機制或私有制的競爭性“市場定價方式”，才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2]東歐解體之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1928—）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提出的ⅡB模式，[3]實質就是貫徹的這種理論。他主張的宏觀經濟調控只關注價值方面，而排除了與價值方面比例關系相對應的社會總產品的使用價值方面的結構調節；不能區分社會主義性質的資本流通與資本主義性質的資本流通；完全撇開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包括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經濟基礎）對于宏觀經濟運動的決定性作用，實質是一種從微觀上生產領域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基礎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方案。
——科斯、張五常鼓吹私有制是最有效的“產權制度”。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1910—2013）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交易成本”理論，被稱之為“科斯定理”[4]，并被認為是“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基礎。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在21世紀頭幾年，到中國大陸大肆吹捧科斯理論，鼓吹為“私有制優越論”，危害性極大。用唯物史觀為指導，可以清楚看出，科斯、張五常貫徹唯心史觀，以“利己理性經濟人”和“資本主義經濟永恒合理”為其理論的基本前提；用交易成本來解釋企業及其制度的形成，涉及的產權關系主要是簡單流通中的產權關系，是資本家之間的市場交易關系來決定的企業產權制度，這顛倒了生產決定流通的基本辯證關系；他們所強調的市場效率，不過是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出謀劃策。他們論證的“產權制度”掩蓋了資本主義經濟中最深層的生產關系，即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關系，具有很大的欺騙性。
——“供給學派”關于宏觀調控的主張。供給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國出現的新自由主義的學派。當時，美國宏觀經濟出現GDP負增長，同時物價上漲的所謂“滯漲”現象。在這種背景下，供給學派，依據薩伊所謂“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原理”，鼓吹放棄政府干預，實施減稅政策，通過刺激生產，達到供需平衡。其政策主張曾被里根政府所采納。但是錯誤的理論不可能制定科學的政策，不可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更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的固有矛盾，因而實施之后，只能起“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短暫效果，卻為新的危埋下伏筆，事實上，“供給學派”不久便被美國政府所疏遠乃至拋棄。然而，近幾年當我國因為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比重嚴重下降，由此而造成產業結構失衡的情況下，有人卻公然搬用“供給學派”的概念和原理來制定經濟對策，這顯然不可能取得積極效果。只有振興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恢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產業結構失衡問題。
1.深入批判凱恩斯主義。所謂凱恩斯主義，是指1936年自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一1946，英國人）出版《就業、貨幣和利息通論》以來，直到現代的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始終貫徹的基本思想。[5]凱恩斯主義對我國改革和宏觀經濟管理的負面沖擊主要有：
——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論。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1912—2006）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與凱恩斯齊名的經濟學家，是“不公開的凱恩斯主義者”[6]，上世紀80年代初曾來我國講學，產生過較大影響。其代表性經濟思想是“貨幣數量論”，但是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首先，它沿襲了受到馬克思深刻批判過的歷史上的貨幣數量論；[7]其次，“貨幣數量論”的計算公式是：MV＝PT（M為貨幣數量，V為貨幣流通速度；P為物價水平，T為商品和勞務總量），這個公式被弗里德曼稱之為恒等式，等式兩邊的MV和PT是互為因果的，這顛倒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因果關系。[8]再次，弗里德曼與《資本論》批判過的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不能區分貨幣和貨幣資本，把貨幣流通與貨幣資本流通混為一談，這就決定了他對貨幣數量的計算具有含糊性，分不清計算的是貨幣還是貨幣資本；既然他指的是貨幣，那么用于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實踐，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因為在現實宏觀經濟運動中，需要調節的，不但有流通一般中的貨幣量，還有影響宏觀經濟產業結構的貨幣資本的投資量。最后，我國有學者證明，美國在一定時期的貨幣流通量變動與物價變動的實際數據，并不能驗證弗里德曼這個公式的正確性。[9]可見，在改革和宏觀經濟管理實踐中搬用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顯然是不科學的。但是，我國有人卻提出，“市場機制正是通過由競爭形成的均衡價格體系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因而搬用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提出“管住貨幣，放開價格”政策主張，來指導價格改革。然而，僅憑市場出現的價格上漲現象，就“管住貨幣”，即減少投入市場的紙幣數量，這雖然會降低通貨膨脹程度，但是，這并不能保證各生產部門生產要素之間的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形成平衡的比例關系；同時，由于“放開價格”，即放任市場供求關系自發調節，結果在產業結構不合理的條件下，必然有的企業可以擴大投資，而有的企業則因為不能獲得需要貨幣或貨幣資本而中斷資本循環運動，這就有可能會增加宏觀經濟的失衡，最后只有通過爆發危機，在社會資源發生很大浪費的條件下，才能形成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因此，搬用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搞“管住貨幣，放開價格”，顛倒了社會在生產的社會分工與市場供求關系之間的辯證關系，是違背社會再生產客觀規律的。
——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出現結構性失衡，本應高度重視研究和應用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方法。[10]可是有人卻認為，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只適用計劃經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過時，它們開始搬用凱恩斯主義。但是，凱恩斯主義存在兩個嚴重的弊病：其一，在宏觀經濟分析中沿襲斯密教條，丟掉了社會總產品價值∑c＋v＋m中的不變資本∑c。其二，在宏觀經濟數理分析上提出了錯誤的“儲蓄等于投資”的“恒等式”。這個公式說明，凱恩斯主義在數理分析上根本不懂《資本論》揭示的全社會的固定資本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的條件，也不懂在社會擴大再生產追加投資過程中實現實物積累和貨幣積累的條件。凱恩斯用三種收入的價值總和來推理全社會的“儲蓄＝投資”，并論證“總供給＝總需求”，這只不過是沿襲了斯密教條而已，是完全錯誤的。因此，我國學界如果照搬凱恩斯主義及其數理分析方法，勢必誤導宏觀經濟調控，這是必須認真糾正的。
2.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發展經濟學。西方發展經濟學興起于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因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而得名。需要說明的是，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經濟成果，有時也被歸于發展經濟學，但是，從該學科的主要內容看，貫徹的卻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思想方法和基本原理。因此，這里使用“西方資產階級發展經濟學”的概念，以便與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研究成果區分開來。應當看到，西方資產階級發展經濟學對我國有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
——該經濟學存在一些不科學概念。例如，近些年來一些學者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發展經濟學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新名詞，來分析我國經濟發展，這就抹殺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的根本區別；掩蓋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經濟利益的歷史責任。又如，有人搬用“人口紅利”這個助長拜物教觀念的非科學用語，來論證中國增加人口的必要性，這顯然脫離社會經濟制度與人口規律的關系，也完全脫離了中國人口眾多需要堅持計劃生育的戰略性國策。
——該經濟學沿襲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思想方法和原理。例如，在對外貿易中，一國可以購回生產成本低于自己國內的外國商品而獲利，這種“比較利益”現象，被西方發展經濟學稱之為“比較優勢”，并被說成似乎任何社會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只要能夠利用這種比較優勢，就可以趕上發達國家。其實，這樣的理解是十分片面和表面的，也是具有欺騙性的。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發達國家的生產關系即根本經濟制度對外貿有著重大的影響，這也會妨礙發展中國家實現外貿中的“比較利益”。例如，我國在對美國的國際貿易中，以相對成本低的勞動密集型商品賣給美國，但是美國為了維護經濟霸權，卻不準把高新技術商品賣給中國（中國生產這種商品的成本過高，包括研發及其商業化生產的成本），這樣一來，中國就不能獲得比較利益。為此，泛用“比較優勢戰略”，讓中國放棄搞高科技戰略，把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美其名曰實施“比較優勢戰略”，顯然是片面的，這只會論阻礙民族經濟獨立自主地加快發展。
3.批判民主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民主社會主義在國際上原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首先發明和使用的，后來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鼻祖伯恩施坦所熱衷和推崇。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在資本主義下用和平的改良的辦法實現“社會主義”的要求，因而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而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理論。民主社會主義對我國的負面影響不可等閑視之。主要表現有：
——直接主張用民主社會主義替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國有人公然主張把當代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的陳詞濫調，即空泛、虛偽的“民主”、“公平”和“正義”搬用到中國來，矛頭對準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這具有極大的危害性和欺騙性，必須深入批判。
——搬用“公平效率替代論”。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1928—1980）認為，追求市場機制的效率與追求個人收入均等化這二者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為了換取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而所謂換取平等的方法，就是運用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再分配手段。[11]這種觀點一度在我國經濟學界流行，實質上是主張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所謂有效率的市場機制，認為再分配手段可以解決收入不公問題。這對于在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都是有害的。根據唯物史觀，公平或平等屬于分配關系的范疇，效率屬于生產率、經營管理效率范疇，兩者都受一定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控制，是有內在聯系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社會收入兩極分化的必然性，這是由私人資本積累規律決定的。這種必然性不但決定了社會收入兩極分化，也決定了宏觀經濟必然發生經濟危機，造成社會生產力的周期性破壞，因此不能說私有制市場經濟有高效率。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再分配手段，必然以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初次分配格局為前提，再分配只能起暫時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歸根結底是為了鞏固資本家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地位，是不可能改變勞動人民的經濟地位的。
——推行“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的經濟制度。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搞公共財政再分配，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改良主義辦法，是為了緩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加深造成的社會階級矛盾。應當看到，統治階級實施再分配的改良主義，并不是主動對本國勞動人民發善心、降低剝削程度，而是因為他們對外實施軍事的、經濟的霸權主義，憑借歷史上形成的科技優勢，運用國際壟斷價格獲得國際超額利潤，剝削了別國人民的剩余價值，積累了不義之財，才有可能在不影響他們的資本繼續積累的前提下，拿出一部分來對本國勞動者實施再分配。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通過私有化來提高效率，只能讓少數人發財致富，是不可能增加公共財政能力的；更不可能對別國搞霸權主義，用超經濟的新原始積累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力，也就根本不可能通過財政再分配手段來解決私有化造成的兩極分化問題。因此，“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只會使國家制度改變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限于被顛覆的境地。它理所當然地受到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批判。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在帝國主義國家依然存在的時代，國際敵對勢力要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必然要誘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按照他們意圖發展，這就勢必要用滲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所謂“現代經濟學”來欺騙中國人民。從國內看，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必然存在“走科學社會主義獨立自主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附庸國道路”這樣的對抗性矛盾；與科學社會主義相對抗的敵對勢力，也必然要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我們只有堅持唯物史觀這唯一科學的指導思想，繼承《資本論》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的科學精神，才能增強識別資產階意識形態和各種反動思潮的能力，提高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的能力，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高質量地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
（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22年第2期，作者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全文續完）
注釋：
[1] 實際上，現代西方經濟學指的是19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以廣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包括“邊際效用學派”和馬歇爾為創始人的“英國劍橋學派”）為開端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參見朱紹文著：《經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22—327頁）。
[2] 參見[英]F·A·哈耶克著、鄧正來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07～208頁。
[3] 科爾內在我國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的第2年，即1985年秋天到過中國。他在當年“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即“巴山輪會議（會議在行駛于長江山峽的巴山輪上召開）上闡述了他的ⅡB模式。這次會議的研討動態，刊登在原《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9月23日、10月7日版（該報在1989年6月停刊）。ⅡB模式指的是，國家去除政府對企業的直接行政性調節，而主要用綜合性的經濟杠桿，如貨幣供應總額、銀行信貸總額、外匯匯率、存貸款利率等，來調節市場，從而建立一種所謂“有宏觀調控的市場機制”，讓市場自由競爭直接調節“資源配置”。
[4] 科斯定律一般被解釋為：如果市場交易成本為零，那么不管權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場機制會自動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也就是可以使每個市場主體都能獲得最優效率；如果市場交易成本不為零，那末不同的權利界定，會對資源配置帶來不同效率的影響。
[5] 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所說，凱恩斯之后，西方宏觀經濟學有不少改進和發展，先后產生“新古典綜合”、貨幣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新凱恩斯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等多個流派；但是，這些理論并沒有超越凱恩斯的基本理論，都與凱恩斯理論存在著聯系。參見[英]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 著，佘江濤、魏威、張風雷譯：《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3頁。
[6] ［英］約翰·伊特韋爾等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456頁。
[7] 早期貨幣數量論的代表人物杰科布·范德林特、大衛·休謨認為，“商品價格決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決定于一個國家的現有的貨幣材料量”，馬克思指出，這種錯覺建立在“荒謬的假設上：在進入流通的過程時，商品沒有價格，貨幣也沒有價值，然后在這個過程中，商品堆的一個可除部分同金屬堆的一個可除部分向交換。”（《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頁）
[8] 馬克思揭示的貨幣流通規律，可以表達為PT/V＝M,等號左面表示商品價格總額除以同名貨幣在一定時間內的流通次數（貨幣流通速度），這是原因，右面貨幣流通量則是結果。這種因果關系不容顛倒。
[9] 參見陳其人著：《貨幣理論與物價理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頁、正文第333—336頁。
[10] 馬克思本人并沒有提出“宏觀經濟”概念，但是他從全社會角度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進行了多層面的科學研究，為此，我們可以借鑒“宏觀經濟”這個概念來簡要表述馬克思的研究視域。
[11] [美] 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選擇》，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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