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與風險是一體兩面，安全可以理解為認知、防控、化解風險。世界經濟安全涉及周期性風險、結構性風險和系統性風險，以及三類風險的混合或綜合。1929-1933年的西方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周期性風險又疊加了前所未有的結構性風險，由此導致持續數年的“大蕭條”，影響深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在金融化、信息化不斷強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在周期性風險、結構性風險之上，更帶有系統性風險的性質。對某一具體國家而言，除了一般的周期性風險、結構性風險、系統性風險，更為突出的風險是，對這些風險不能準確及時認知或應對不當而導致的政策性風險。
世界經濟呈現周期性波動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經濟活動的很大一部分（采掘、制造、建筑業以及與此相關的服務業）脫離了自然局限性，日漸興盛。而在一定生產關系（如資本主義）下的非農產業，由于其在日漸復雜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過程、產品或科技創新過程和資本積累過程，因而也存在周期性現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有一定規律性的。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經濟危機以后，在整個19世紀，大約每隔10年爆發一次經濟危機；進入20世紀以后，經濟危機間隔縮短到大約每隔7-8年爆發一次。自馬克思之后，經濟周期理論不斷豐富發展，如：為期3-4年的基欽周期，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為期15-25年的庫茲涅茨周期，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此外，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揭示，人類社會經濟還有為期150-300年的歷史大周期。經濟史學清楚地揭示，世界經濟在周期中波動發展。
相關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不只呈現趨勢性，也有周期性。經濟全球化與資本的跨國流動、理論界的自由主義思想、相關國家的政策等等因素緊密相關。任何一個事物或運動都有其對立面，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趨勢和與之相關的自由主義思潮有周期性，與之相對立的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趨勢也有周期性。當全球化因素納入人類正常思考、企業正常管理、政府正常調控的變量時，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素便為相應的風險。當今，周期性呈現的保護主義、反全球化就是世界經濟的一大風險。
當今世界經濟亂象叢生，風險多點呈現。2021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國際貿易總量2021年增長9.7%，2022年將增長6.7%，預計未來增長速度將會進一步放緩。保護主義的影響、新冠疫情的沖擊、半導體稀缺和港口積壓等諸多問題，導致全球供應鏈緊張、國際分工紊亂，不僅對國際貿易產生廣泛的影響，而且也影響特定領域的貿易，進而影響世界經濟增長。
大宗商品尤其是農礦產品價格周期性波動，助推世界通貨膨脹。目前在物流瓶頸和用工短缺等因素影響下，企業面臨的成本壓力越來越大，持續推高消費品和服務價格，供應鏈脆弱現象仍將持續。在這種情形下，作為重要原材料、燃料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使得國際通脹壓力更大、較預期更為持久，對世界經濟穩定復蘇構成威脅。IMF在《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供應短缺驅動的通脹飆升可能更為持久，通脹在未來幾個月可能繼續保持較高水平，到2022年年中將回落至疫情前水平。發達經濟體在年通脹率平均達到3.6%的峰值后，將在2022年回落至2%；新興市場的通脹率預計上升更快，平均達到6.8%，然后回落至4%。
國際金融投機資本周期性收割。發達經濟體因為通脹率不斷攀升（美國在2021年年底達到近40年最高的7%），預期管理（TAPER）、縮表與加息的意向明顯，國際資金預計向美歐大幅度回流，一些（開放度大、監管薄弱、增長率低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投機資本的狙擊下，易于發生貨幣金融危機。
兩大結構性風險
事物的結構決定其性質和功能。石墨與金剛石成分相同，只是分子的排列組合（結構）不同，兩者的性質和功能便大不一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考量指標，就是國際格局出現了顯著變化：從相對意義看，南升北降、東升西降、中升美降。因為力量變化，格局變遷，國際政治、地緣政治出現了一系列新特征，這些新特征反過來又影響世界經濟安全。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集安組織（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之間的矛盾，俄羅斯恢復大國地位的雄心與美國不甘心霸權實力衰落之間的矛盾，都在不斷激化；七國集團與金磚五國影響力此消彼長；霸權衰落，地區強國（伊朗、沙特、土耳其、印度、南非等）躍躍欲試，導致地緣政治格局更加破碎，國際秩序更加混沌無序。
最大的結構性變量是美中兩個大國的矛盾，有難以調和之勢，且日益尖銳。盡管中方不斷表達沒有取代美國地位的雄心，但是美國鐵心要遏制中國的偉大復興進程，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從經濟指標來度量，2021年美國GDP為22萬億美元，中國GDP接近18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80%。從特朗普時期開始，美國強化對中國的戰略性遏制，從貿易、科技、金融到政治、外交、輿論領域，用盡各種手段，不僅讓中國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而且也令國際政治、世界經濟承受巨大壓力，使世界經濟面臨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
盡管美國百病纏身，總體態勢不斷沉淪，但是考慮到資本主義機體的自我修復能力，中國必須丟棄幻想，全身心地謹慎應對，并準備未來可能出現更為撲朔迷離的局面。
2021年10月，IMF發布《2021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1、2022年美國GDP 增長率分別為6.0%和5.2%，中國分別為8.0%和5.6%，印度分別為9.5%和8.5%。中美經濟增速差距收窄，印度在后面加快追趕中國的速度。據估算，中國若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35年前仍需維持4%-5%的年均經濟增速。按照疫情暴發前2019年的中美兩國GDP計算，中國若要在10年內趕超美國，需要保持每年GDP增速快于美國 3.5個百分點左右，若要在15年內趕超美國，則需保持2.3個百分點左右的增速優勢。目前中美兩國經濟增長態勢表明，中國在短期內要維持對美國的經濟增速優勢，還面臨著挑戰。高質量增長戰略必須有一定的較快增長速度保證。
世界經濟另一個重要的結構性風險，是經濟的“虛實”結構，即在國際金融資本多年浸染之下，世界經濟總體上不斷脫實向虛，實體經濟趨向萎縮，虛擬經濟不斷膨脹，為世界經濟不穩定的增長（甚或動蕩危機）埋下越來越多的隱患。2021年10月，IMF發布《財政監測報告》顯示，全球已經發出的應對新冠疫情的財政措施資金總額約合16.8萬億美元，政府、企業和家庭債務2020年余額共達226萬億美元，余額和增加值均創歷史新高。預計2021年全球公共債務高達88萬億美元，與GDP之比為97.8%；2022年該比值預計為96.9%，此后估計會穩定在約97%左右。隨著美國國內矛盾日益激化，政府債務不斷刷新上限，債務危機逼迫美國貨幣政策不得不調整，預期管理（Taper）、縮表、加息等政策動向給國際金融市場帶來無窮變數與巨大壓力，極可能使得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收緊，引發局部金融市場大動蕩風險。
中國房地產金融穩定不甚樂觀，經濟運行成本居高不下。近年來中國房地產行業監管趨嚴，疊加大型房地產企業債務違約，房地產市場走弱。近期恒大集團爆出數以萬計的巨額債務問題，使得金融機構對房地產行業的風險偏好明顯下降，房地產開發貸款增速出現較大幅度下滑。盡管相關監管部門明確表示，恒大集團債務問題是個案風險，遠未達到行業風險的程度，但是國內投資者以及國際金融市場已更多地關注，房地產市場風險是否有可能引發金融、地方財政、企業債務等一系列次生衍生風險。根據世行數據，2020年中國金融杠桿率大幅上升，債務占GDP比重從2019年的258%提高到285%；雖然2021年一季度小幅下降至280%，但是仍比疫情暴發之前高出約20個百分點。按照目前的市場利率，中國龐大的債務存量意味著日益沉重的利息負擔。據估算，非金融部門新增信貸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償還現有債務。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超預期大幅攀升，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再度攀升至10%以上；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有所增加，二者剪刀差加大，工業企業承擔了較大的壓力。中國經濟實際運行成本居高不下，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態勢增添變數，而且也為世界經濟發展增加不確定性。
新冠疫情加劇系統性風險
系統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諸元素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而且它又是所從屬的更大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系統內每個元素、每個子系統都不可或缺，一旦某個元素或子系統出現失常，都會影響整個系統的正常運行。系統性風險是指由于各元素、各子系統相互關聯，一個元素對其他元素、一個子系統對其他子系統產生影響，風險在系統內集聚、無法分散，進而會對整個系統產生影響。自20世紀60-70年代后，科技信息化、經濟金融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愈發走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宗商品價格漲跌，義烏小商品價格指數變動，中東產油設施遭遇恐怖襲擊，“歐豬五國”發生債務危機，看似一個個孤立事件，實則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波及整個國際金融市場的情緒，進而影響整個世界經濟。
美國的一舉一動，尤其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調控都會影響國際金融與世界經濟。當一國資金之涓涓細流因“羊群效應”急速抽逃而形成滾滾洪流的時候，貨幣危機、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就會在相應國家發生，特別是那些只會跟隨美國節拍跳舞的國家將受到更大的威脅，因為IMF和西方國家往往會開出齊天的救援價碼。1997年東亞一些國家已遭遇過不幸，如果還是跟隨美國節拍跳舞，就難免再次跌倒。
近年來，實際占據世界經濟系統性風險榜首的是新冠疫情，以及背后可能存在或被炒作的生物戰。兩年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相關死亡人數已超過500萬。多年來形成的國際分工體系、全球供應鏈受到嚴重沖擊，相關生產企業在獲取原材料、維持合理庫存和交付產品方面均承受重壓。受極端天氣影響、貨輪數量減少、勞動力短缺、港口因疫情而封鎖、防疫措施降低港口工作效率等多種因素影響，全球海運成本高企、港口擁堵、交付延遲。從上海到紐約的一個40英尺集裝箱的運費已觸及2萬美元大關，而兩年前不到2000美元。美國各港口船滿為患，擁堵在洛杉磯港和長灘港的集裝箱船數量屢創紀錄，滯留其他各港口的集裝箱數量也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疫情多點擴散造成大量服務類消費、接觸性消費下滑，假日經濟不振，旅游消費疲軟，鐵路航空運輸受限。新冠疫情和自然災害導致歐洲、北美和亞洲芯片工廠陸續關閉，芯片供應短缺，汽車大幅減產；“芯片荒”的影響還從汽車產業蔓延至消費電子產品領域。疫情無情肆虐，加上自然災害（極端天氣、火山噴發、地震海嘯等）、恐怖襲擊、“顏色革命”不時上演，地緣政治時而緊張等等，無疑加大了世界經濟復蘇難度。
對風險的不當認知與應對帶來的風險
“沒有意識到風險是最大的風險”①。準確及時地認知和判斷風險十分重要。經濟學家往往有一種莫名的自信，認定經濟問題總能夠通過經濟思維與經濟方法來解決。實際上，很多經濟問題的源頭或重要影響因素不在經濟領域，而在社會、政治、文化等其他領域；而所選擇的經濟思維則是西方教科書所指定或認可的，這種指定或認可的經濟思維，又集中表現為發展邏輯思維。例如，金融風險積累導致危機爆發，主要因為金融發展（深化）不夠所導致，更加開放、更加自由的金融發展策略，將使金融市場更加穩定、服務更加有效。很多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都是這樣被循循善誘的，結果導致一個危機接著一個危機，他們的發展成果不斷被劫掠，進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安全與發展緊密相關。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和條件，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和保障；安全和發展應統籌協調，同步推進。不發展、不當發展、不充分發展、內卷化發展等等，都會導致一系列安全問題，甚至看起來成功的發展，背后卻藏有隱患。所謂“中國威脅論”抬頭、中美摩擦加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中國持續快速發展而導致的。“我們越發展壯大，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面臨的外部風險就會越多。”②但是，安全與發展又有區別：發展更多是面向未來，積極向上向善向好，努力更高更快更強，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收益；安全更多是回顧過去，以史為鑒，注重底線思維，遇事要往最好處努力、同時考慮到各種不利因素和可能的威脅與挑戰，做好充分準備。為了穩妥和安全，往往可能要多付出一些必要代價。歷史經驗表明，僅有發展思維，或僅憑安全邏輯，都很難達成國家有效治理的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新時代必須統籌發展與安全，對于經濟問題尤其是經濟安全問題，不能只有經濟思維，還要考慮經濟領域之外的其他影響因素。過度的自信容易導致自滿，從而出現預測不準、監管不力等問題。面對復雜的世界，必要的經濟以外的知識和思維方式沒有很好掌握，前人的經驗被忽視，自己的思維被局限在狹窄空間中，就不可能贏得斗爭的勝利。
注釋：
?、倭暯皆诰W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4月19日）。
?、诹暯皆谑萌舜笠淮螘h解放軍代表團上的講話（201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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