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正在面臨嚴峻沖擊。從北美到歐洲，天然氣危機、油價危機、供應鏈危機等“危機”聲此起彼伏，無論紙面上統計的經濟數據是好是壞，畫面上呈現的社會圖景絕非吉兆，世界似乎距離再現1929—1933年的“大蕭條”越來越近，歷史真的可能重演嗎？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世界經濟其實一直未能從危機泥淖中走出，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央行多輪“放水”刺激下的“復蘇”更多地是股市表現而非實體經濟重振。2020年以來的疫情沖擊波讓世界經濟的脆弱性暴露無遺，從2020年到2021年，美國在國債規模從約23萬億美元飆升到30萬億美元的同時，本已嚴峻的貿易逆差一年時間增加了27%再創新高，成為“貨幣抗疫”效果的典型樣本。當俄烏沖突造成金融市場、能源價格、資源價格乃至潛在的糧食價格沖擊波洶洶來襲后，“新大蕭條”將會來臨嗎？
文 | 賈晉京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報道”（ID：china_report），原文首發于2022年3月28日，原標題為《世界離下一次“大蕭條”還有多遠？》，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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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如何發生？
△ 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失業的人在白宮門口掛上示威牌，要求美國政府給予他們生活補助。
當我們談論“大蕭條”時，我們究竟在討論什么？
英文中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從構詞角度來看，本意是de-press即“向下壓”，表達的意思是“沮喪”。所以，英文中的“大蕭條”語意相當于“大沮喪”，這是一個沒有給出詞語內涵定義的狀態描述。也就是說，僅從Depression這個詞中，我們不知道人們因何而沮喪，甚至看不出來這個詞是否在描述經濟現象。1929年爆發的那場經濟危機被賦予“大蕭條”這個特定名稱，是一種外延定義，受眾需要經過“被告知”才能把詞語跟所指的現象聯系起來。這也是為何西方經濟學對于“大蕭條”的原因有來自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真實商業周期、奧地利主義等不下20種的解釋。
如果我們拋開“大沮喪”的表象，堅持從歷史和世界維度觀察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就可以清楚看到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本質。資本主義經濟把商品、服務等經濟活動表達成價格，而價格實際上又被貨幣數量所決定。于是，這就產生了貨幣數量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均衡”問題：如果相對于經濟活動來說，貨幣數量太少或者太多并且短時間調整不過來的話，經濟危機就會發生。
從1918年一戰結束到1939年二戰爆發，20年左右的時間中，歐美經濟并未克服過嚴重的失衡，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最后不得通過再打一次世界大戰了斷，可以說，這是一部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克服危機失敗史”。
一戰打殘了歐洲的工業體系，徹底把美國送上世界經濟的王座。一戰中大筆的軍工訂單使美國從全球最大債務國變為最大債權國，擁有最多的黃金儲備，充足的貨幣供應量使美國徹底走出了戰前的經濟波動，出現了“柯立芝繁榮”。
與此同時，戰敗的德國則出現了駭人聽聞的“超級通貨膨脹”。超級通脹使絕大多數德國人一生積蓄的購買力蕩然無存，德國就這樣成了被收購的對象。這樣的超級經濟危機，最終結果不是被市場機制修復，而是逼出了希特勒。
美國的好景也沒維持很長時間，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紐約股市崩盤，“大蕭條”爆發。而在這一時間點之前，美國已經出現了長達10年的低利率帶來的信貸膨脹和隨后貸款逐漸還完、加息導致的總需求收縮。也就是說，危機爆發前“有錢，但貨賣不掉”的狀態才是大蕭條的背景。這種狀態在后來的歷史上又多次出現。
從1929到1933年，美國經濟規模萎縮了三分之一，工業生產下降56.6%，失業率超過30%，國際貿易則下降了超過50%。政府無所作為致使通貨緊縮日益嚴重，從而導致消費和投資都在減少，危機本身形成了“正反饋循環”，也就是說，“市場規律”不但沒有使經濟復蘇，反而使情況向更壞發展。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上臺，實行“新政”，實質上就是通過財政手段上馬新項目，增加就業、擴大銷售網絡。這些措施部分地恢復了美國經濟，但并未解決市場失衡問題。
“新政”的財政支出很大程度上有賴于1933年起歐洲的黃金大規模流向美國，這就導致歐洲國家按照“市場規律”大幅度貶值貨幣，于是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場貨幣貶值大戰。為了解決國際貨幣秩序嚴重混亂問題，英法美三國1936年9月達成《三國貨幣協定》，同意維持匯率水平，盡可能不再實行貨幣貶值。結果，這一在金本位制下符合市場規律的行為，導致1937年美國財政緊縮，從而引發了1937—1938年經濟蕭條。這場蕭條再次蔓延到歐洲，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時間。
“大蕭條”通過二戰才結束，歸根到底是因為戰時狀態下重整了供需關系。但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貨幣與經濟關系問題卻僅僅是以改變形態的方式被臨時糊弄過去，其復雜深遠后果一直持續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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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影響有多深遠？
△ 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人們每天爭相在銀行排隊取錢，由于入不敷出，很多銀行不得不宣布破產。
二戰后，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在應對危機時，主要采取貨幣與財政刺激措施，哪怕所應對的危機是新冠疫情時，也是如此，這其實都是大蕭條記憶帶來的“需求不足”恐懼感造成的反應。
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在規劃二戰后世界經濟秩序時，吸取了戰前應對經濟危機的經驗與教訓，形成了《聯合國貨幣金融協議最后決議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兩個附件，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三份文件中，《聯合國貨幣金融協議最后決議書》是為了解決各國間匯率大戰問題所作的安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是為了創造一個“全球最后貸款人”，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則是為了創建世界銀行打開欠發達國家的市場。這是當時從全球視角處理市場失靈問題的最高智慧總結。
危機應對能力的提高確實有效減輕了市場震蕩幅度。1952—1953年，英美法德等國發生了戰后比較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國處理得較為得當，沒有發生股市崩盤之類的災難。不過這次危機也提出了一個新挑戰：向市場注入資金和通過財政政策擴大銷售網絡都缺乏明顯效果，為什么？怎么辦？
美籍匈牙利裔經濟學家提勃爾•西托夫斯基（Tibor de Scitovsky）195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加深了人們對市場機制的認識。西托夫斯基假設了一種情況：假如有一家鋼廠現在要決定是否動工興建，但只有在鋼廠投產之后有一條鐵路要動工的話，鋼廠才有利可圖；而鐵路企業則認為，只有當有一家新的鋼廠投產之后再開始修鐵路，才會獲利。顯然，鋼廠項目與鐵路項目密切相關。但在只有鋼鐵現貨市場的情況下，鋼鐵企業和鐵路企業無法通過市場獲知對方的信息，從而無法促成相互配合的行動。這是由于信息傳遞不夠高效靈活導致市場失靈的例子，或者說，由于市場還不夠充分所致。
這個例子能夠用來解釋1952—1953年經濟危機的情況：二戰后馬歇爾計劃的大量投資拉動效果基本釋放完畢，通過組建“歐洲煤鋼聯營”等方式擴大銷售網絡又未能立見成效。實際上歐洲煤鋼聯營建立之初面臨很多例子當中這種難以達成相互合作的情況。對此，當時歐洲找到的解法是：創造信息傳遞更加高效靈活的交易體系，像例子當中這種情況，可以通過創建鋼鐵期貨交易市場解決。
1950年代中期起，大量高級、復雜的市場被創建出來，比如1957年誕生的歐洲債券市場等，創建更多更充分的市場成了預防危機發生的良方。
不過，更多更充分的市場對應的是更大量的貨幣。對于大量貨幣的需求導致金本位制下黃金與貨幣的固定比率無法維持，1960到1968年間竟然連續發生了11次“黃金危機”，最終，美國不得不于1973年宣布放棄美元與黃金的掛鉤，任由貨幣發行量飛漲，金本位制終結。
1973年，中東國家對西方宣布石油禁運，導致了西方國家經濟蕭條。在石油禁運期間，一些石油貿易商以個人身份從中東國家買進石油，再倒賣到西方國家，從而創建了國際石油現貨市場，緩解了經濟危機。不過這時正趕上美元與黃金脫鉤，現貨石油正好成為新的炒作目標。
美元對石油的炒作需要一個新的市場，于是1980年代初國際石油期貨市場出現了。國際石油期貨市場成了衍生金融的“培養基”，各種各樣的新式衍生金融產品源源不斷地以石油期貨為基礎被創造出來。而為了容納這些“金融怪物”，又需要創造更多的新市場。所以到了1986年，撒切爾夫人干脆搞了“金融大爆炸”（Financial Big Bang）改革，徹底拆除了阻礙衍生金融品市場發展的樊籬。其結果是，此后應對經濟危機看上去有了比較有效的辦法：印鈔借給交易商，再創建新市場容納這些鈔票。在“金融大爆炸”改革后不到一年，1987年“黑色星期一”金融危機爆發，該辦法有了用武之地，成為了此后應對危機的慣例。
不過，“金融大爆炸”的長期后果是到2008金融危機前，金融衍生品總額超過600萬億美元，是當時全球年GDP的10倍。這一現象背后越來越多地被創造出來新的金融市場，結構復雜且“吞噬”資金的胃口越來越大，于是“倒逼”西方央行“釋放”越來越多的貨幣去滿足其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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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沖突會引爆下一次“大蕭條”嗎？
△ 圖源/新華社
“大蕭條”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充分表現形式。正如“戰后”一詞是二戰之后直到今天的國際秩序安排的定語，“大蕭條后”也有時被作為1933年至今的資本主義宏觀制度安排的定語。
資本主義的貨幣與經濟關系問題沒有改變，經濟危機的危險就永遠揮之不去，每一次危機的“劇終”，都不過是轉換了危機形式或者轉變了危機空間，或者推遲了危機的爆發時間。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經濟沖擊波并未退散之際爆發的俄烏沖突，是否將引爆下一次“大蕭條”呢？
關于俄烏沖突可能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擔憂，主要由石油、天然氣、資源價格暴漲以及糧食安全的潛在風險所引起。但這些風險是否會擴散為世界經濟“大蕭條”要看“沖擊波”將更可能引起“雪崩”還是逐漸“退散”。
在原油、天然氣等主要大宗商品都是期貨定價的背景下，歐美油氣價格的暴漲原因并非“有錢，但俄羅斯不給發貨”，而是由于原油和天然氣期貨市場出現的“歷史性逼空”。2020年，曾出現過期貨市場多頭爆倉導致的“負價格”事件，當時原油價格一度出現每桶“負37美元”的現象。這個“負價格”到底會負到多少錢呢？并沒有“底”，因為市場價格機制已經失靈了。而這次的歷史性逼空，則是相反的情形：空頭被爆倉了，價格則會漲到任意一個極高的數值。
為什么會這樣？這就涉及到期貨市場的根本結構。期貨市場其實需要一個“現貨總倉”，被交易和定價的首先是“現貨總倉”里庫存。拿美國原油期貨基準——西得克薩斯中質原油（WTI）來說，這個“現貨總倉”位于庫欣（Cushing）。俄烏沖突爆發后，隨著油價上漲、期貨合約被兌換成現貨石油運走，庫欣的倉位處在歷史低位。庫欣的倉位絕不允許是零，因為現貨石油要通過管道輸送，而管道里必須有一定的油壓。
這就是說，哪怕需求為零，管道也必須保持輸送狀態，否則實體的石油市場就崩潰了。因此，油價保持穩定的前提其實是現貨石油供需平衡要在一個相對比較小的區間，也就是供應和需求都不能變動幅度太大。雖然從俄羅斯進口的油氣只占美國總需求量的不到10%，但這部分一旦突然沒了，其價格機制會首先體現在期貨市場上，會導致空頭立刻被爆，石油價格機制從而失靈。這個例子反映的才是俄烏沖突背景下美歐油氣、大宗商品暴漲的真實原因。
在信息化、數字化時代背景下，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市場其實是層次非常多、結構非常復雜的體系，包括資源乃至糧食在內的大宗商品主要通過期貨定價。因此，哪怕并非發生現貨市場上的“缺貨”，而僅僅是預期缺貨，都可能引發價格機制失靈，從而引起大規模經濟危機。但另一方面，恰恰由于這一套復雜機制的存在，危機的傳導多數時候并不會像1929年時那樣發生“雪崩”，而是可以在“多米諾骨牌”尚未大規模倒下之時采取措施。
截至2022年3月底，西方的確存在發生大規模經濟危機的風險，但并沒有到不可逆階段。甚至可以說，當前西方面臨的危機是其政策“自找的”，下一步會發生什么尚可以取決于他們自己。
在新冠疫情的持續影響下，港口擁堵、通脹率上升、成本上漲等不良反應給全球市場帶來困擾。疊加近一個月的俄烏沖突影響，市場供應鏈中斷，全球經濟逐步顯現“衰退”信號。
數據顯示，今年2月底，美國通貨膨脹（以下簡稱“通脹”）率已達7.9%，連續3個月處在近40年的高位。3月16日美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并暗示或于今年5月開始縮表。作為全球貨幣政策的風向標，美聯儲釋放的信息引發外界不安。
令業內擔憂的是，隨著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收緊，脆弱的新興經濟體極有可能受此動作的外溢影響，陷入貨幣危機，全球金融市場也易發生動蕩。
有觀點把通脹高企的當下類比為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代。“甚至可能比那時候更差。”接受采訪時，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曹遠征坦言。
文 | 邱慧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報道”（ID：china_report），原文首發于2022年3月29日，原標題為《面對多重危機，如何避免世界經濟“大蕭條”？》，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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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響經濟衰退的警鐘
△ 資料圖：疫情暴發后，德國空曠的街頭。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日前稱，一些迅速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復蘇的經濟體處于更有利的位置，但那些還沒有走出新冠危機的經濟體將受到更大的打擊，并帶有“可能出現衰退的風險”。
事實上，風險不止存在于困在新冠疫情危機下的經濟體，全球都將面臨的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經濟衰退正成為世界各國亟待敲響警鐘的問題。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曾在接受采訪時發出警示，美聯儲發現通脹危險的時間太晚，而且遲遲不采取行動冷卻物價，可能會導致經濟陷入衰退中。
盡管爆發于2022年2月末的俄烏沖突被認為是全球通脹形勢嚴峻的重要因素，但梳理發現，早在沖突爆發前，美歐就已面臨通脹壓力。2022年1月，美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上漲7.5%，創近40年新高；2月，英國CPI同比上漲6.2%，創近30年來最高紀錄。
而這一通脹的局面在俄烏沖突爆發后進一步加劇。隨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導致全球能源及糧食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上漲。此前，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產業鏈中的各環節成本已逐步攀升。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當前全球市場上已經出現經濟衰退的風險了，特別是政策因為通脹而收縮調整的時候。邵宇指出，美聯儲快速加息和縮表的動作勢必會引起全球流動性的短期枯竭，多國避險情緒上升，對新興市場的資產也會形成比較大的沖擊。
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美聯儲針對美元的加息動作會牽動著全球貨幣政策的調整，從寬松的流動性轉向收緊。盡管這對于通脹率的抑制作用尚待觀察，但美元資產收益率的升高有利于全球資本回流至美國，全球經濟市場則會因此而搖擺。
曹遠征也坦言，由于美聯儲加息及俄烏沖突，全球資金流向變得不確定，會引起很大風險。目前市場上來看，俄烏沖突所帶來的影響要大于美聯儲加息所帶來的影響。
整體來看，全球經濟還未從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中完全恢復，仍處在較為脆弱的階段。研究專家認為，歐美面臨嚴重的通脹壓力，加大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全球經濟也會因此出現衰退信號。
在長期研究經濟政策的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看來，今年全球的通脹會明顯高于俄烏沖突暴發前的水平。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疊加地緣政治沖突，給全球市場帶來的中長期影響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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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不是此次危機源頭
△ 圖源/新華社。
盡管在通脹高企的情況下，加息成了與之對抗的重要手段。但市場擔心，美聯儲“不惜一切代價控制通脹”的鷹派立場或許會讓美國乃至全球陷入更為窘迫的境地。
薩默斯在采訪中指出，長期來看，（全球市場）“經濟長期停滯”的風險依然存在，出現像大蕭條時期那樣的局面，趨勢經濟增長率下降，利率低于歷史正常水平。
所謂“大蕭條時期”，即1929年至1933年之間發源于美國，波及包括美、英、德、日等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大蕭條”時期是現代社會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蕭條，不僅導致了長期的大規模失業，也改變了社會關系，摧毀了執政政府，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邵宇看來，當前全球所面臨的經濟形勢與“大蕭條”時期相似，“風險多于機會將會是近兩年的特征”。在民粹主義崛起的“大蕭條”時期，全球協調機制遠不如當下。“就國家之間的矛盾而言，現在主要經濟經濟體之間的沖突和競爭要比當時更為明顯。”邵宇說。
美國股市的暴跌是“大蕭條”爆發的標志性事件。1929年秋天，股票市場的價格跌到了最低點，世界范圍的經濟蕭條隨之而來，蕭條的強烈程度和延續時間空前。
在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比’大蕭條’時期處境更差’的曹遠征看來，當下的經濟困局區別于“大蕭條”。他介紹，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主要的困境是“滯”。而現在，是“滯”和“脹”，即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存在。新冠疫情疊加俄烏沖突使得整個市場更“雪上加霜”。
一般而言，由經濟問題引發的危機被稱作傳統的經濟危機，即由總需求不足引起的經濟危機。曹遠征指出，不同于傳統的經濟危機，此次全球受新冠疫情影響，市場供給不足，導致物價上漲，能源、糧食等大宗商品尤為突出，“這會給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一個陰影。”曹遠征直言。
徐洪才也向記者提及，與“大蕭條時期”較顯著的差異是此次金融體系并不是“始作俑者”。他進一步指出，此次危機是新冠疫情導致了全球供應鏈的中斷，影響到實體經濟，進而引發金融體系的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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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的宏觀政策暫時性失效
△ 資料圖：空曠的比利時布魯塞爾街頭。
經濟危機下，經濟的調配政策尤為關鍵。1933年初，彼時新當選的美國第32屆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針對金融體系崩潰的美國實施了一系列整頓金融的新政，利用整頓銀行、調控美元等手段從復興、救濟、改革三個方面加強了美國的資本主義、克服經濟危機。
“但現在不行。”曹遠征向記者指出，當前全球經濟困境的導火索是新冠疫情，由公共衛生問題引發。“危機的根源不在經濟本身，而在經濟之外，在此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對危機的緩解作用有限。”曹遠征說。
更為嚴峻的是，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發生于發達國家之中，而隨著上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趨向全球化，跨國貿易、資金流動及技術的傳播應用也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彼此依賴。與此同時，全球經濟掣肘的壓力也同步存在。
曹遠征告訴記者，盡管從悲觀者的角度而言，經濟衰退正在演變成全球性的問題。從形勢上看，當前的危機會比“大蕭條”時期更嚴重，但“大蕭條”的經驗讓各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此次危機的實際后果可能不會像“大蕭條”時期那么嚴重。
從全球經濟的歷史上看，“大蕭條”之后的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隨后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直至今，學界仍在探究這場2008年金融危機“深層次的邏輯問題”。普遍的觀點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深層次問題尚未解決，在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沖擊下，經濟的脆弱本性開始浮出水面。
徐洪才向記者坦言，2008年經濟危機深層次的邏輯問題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整個全球市場中的內生增長動力不強。他提到，受制于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步伐，在2008年后全球還未實現真正的技術變革。
在邵宇看來，無論是“大蕭條”還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決策者都在嘗試著用宏觀經濟政策來對抗可能發生的經濟下滑或是失業率攀升的沖擊，致使危機存在的周期拉長，即原有的結構性問題被延長。
曹遠征對此也表示警惕。他直言，上世紀30年代后，人們擔心“大蕭條”重演，每當危機來臨時，就采取一系列的預防政策，這使得本該通過危機對市場的糾正機會被錯過了，“問題就會逐漸累積，越壘越多。2008年的危機雖然得以緩解，但是問題卻被壘到現在”。
邵宇也向記者表示：“這一后果是，如果市場上有其他重大變量導致總的危機爆發，沒有人能夠承受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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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理性合作
△ 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美國失業率飆升。
美國勞工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3月19日的一周里，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減少了2.8萬，至18.7萬人。這是自1969年9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更早的2021年月，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萎縮3.5%，創1946年以來最大年度跌幅。這是美國經濟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出現全年萎縮。新華社消息對此報道顯示，從全年GDP分項數據來看，傳統上作為美國經濟增長主引擎的個人消費支出全年下滑3.9%，為1932年以來最差表現。
業內的普遍共識是，要避免全球再次陷入“大蕭條”，僅靠單一的經濟手段難有成效。
“一些關鍵對策得落實。”在曹遠征的觀點里，“關鍵對策”首當其沖的就是俄烏停戰。他向記者進一步闡釋，盡管俄羅斯、烏克蘭的經濟總量只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但兩國的糧食出口總量占世界糧食出口市場的19%。公開報道顯示，烏克蘭農業部在今年3月24日表示，該國春季作物播種面積預計將從去年的1500萬公頃減至約700萬公頃。
媒體援引的數據顯示，2022年以來，全球市場上小麥價格已經上漲了3倍，能源價格上漲導致化肥等農資價格也出現了大幅上漲。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在此前表示，受俄烏沖突造成糧食減產等因素影響，國際糧食價格可能在現有創紀錄的水平上進一步激增，升幅可達20％。而作為糧食出口大國的俄羅斯目前也禁止糧食出口。
不僅如此，俄羅斯還是石油出口大國，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度在三分之一以上。曹遠征說，兩國就糧食石油這兩件大宗商品對全球市場的影響遠超其經濟總量的影響。
縱觀全球市場，大宗產品價格居高不下，此前因新冠疫情中斷的供應鏈也在逐步尋求重構。但這會導致原本位于全球產業鏈中競爭力弱勢的國家，更易受到沖擊。而對于具備產業鏈競爭優勢的大國而言，其尋求供應替代的能力更強，在供應鏈重構背景下，優勢則更為突出。
“放眼全球，盡管俄烏沖突的規模不算特別大，但由此引發包括制裁在內的一系列動作對世界的影響極大。”曹遠征提到，雙方停戰以后還是要恢復多邊的治理體系，這一體系的最大優勢在于規則優先而非利益優先。
“各國一定要堅持全球化戰略。”曹遠征表示，當前全球所處的危機包括地緣政治危機、公共衛生危機、經濟危機等三重危機。他表示，第一重危機是俄烏沖突，這是全球首要解決的問題。在停戰后，各國都要回到全球化的規則體系中討論解決第二、三重危機。“否則三重因素疊加，危機只會越演越烈”。
徐洪才也表示，此次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空前挑戰，而沖突與斗爭顯然不利于共同應對這一問題。“一系列針對俄烏沖突的制裁措施都在說明著大家不夠理性。”他指出，眼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存在著不確定性，各國需要將理性提至首位，彌合分歧，共同應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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