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大勢 中國經濟
劉金華 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
今年中國共產黨要開20大，這是頭等大事。19屆六中全會“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政治大勢已定。
2022年中國經濟大勢，中國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發展面臨“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會議在宏觀政策、微觀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和社會政策等七個方面作出明確部署。大勢是繼續“維穩”。
網上信息，2022年新年伊始，多地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開工。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月10日，這些重大項目的總投資規模超過3萬億元。同時，通過近期各地政府會議表述來看，2022年地方推動“基建投資”發力穩增長的重點漸次清晰。
我也看了十幾位經濟學家的文章和講話，基本如黃文濤認為，面對“三重壓力”，需要有針對性地來分別化解，主要是就事論事，想法應對。
我不評論這些對策，只提出，如何“維穩”，首先要認識中國的“維穩”大勢及其所以然，須要標本兼治。
“維穩”不是今天的中國政府的經濟決策。早在200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工作的“三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維穩趨勢已經開始。到2011年的中共中央召開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回升內在動力仍然不足，結構性矛盾仍很突出，農業基礎仍不穩固，就業形勢依然嚴峻。胡錦濤提出了“四要”：“穩增長、調結構、保民生、促穩定”。
當時的中國政府智庫學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認為，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減緩，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動，而是預示了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此后十多年的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表現為中國經濟的長期趨勢，維穩已成大勢。“穩中求進”成為黨此后十多年來的一貫的經濟方針。
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的報道看，中央正確指出中國經濟將發生趨勢性變化，中國經濟處于“深度調整”期的判斷，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我2006年學會使用電腦上網以來，首先探討的就是經濟問題，第一篇文章就是2006年4月26日發表的《一評張維迎的“理性思考”》， 7月關于“三農”問題的一組文章，其中《中國的未來發展看農村的變化》，已經觸及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在文章中，我批評了“現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只知道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在實踐上不過是所謂企業家的喉舌。他們總是鼓吹政府只要把權利放給企業家，就一切問題都沒有了。……這些眼里除了企業家就什么都看不見的寸光眼，根本不能從整個中國看問題”。此后我發了多篇文章，談中國經濟大勢。2007年4月12日的《改革已經進入第二階段，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先富幫未富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提出“改革階段論”。2008年1月25日的《辯證地對待危機》，準確判斷美國已開始經濟危機，霸權衰落，預告中國經濟將進入調整期。2010年的《新年伊始，除舊更新》，否定“經濟觸底”說，指出“去年的‘保八’，可以說完全是靠國家資本這匹馬出力，拿錢搞‘鐵公基’保起來的。……是用國家的錢變換成企業的產值，把已有的收入換成現在的收入”，弄不好會成為“贅瘤”，指出“中國如果不進行改革，按照市場經濟這條路走下去，困難才剛剛開始。”提出應“思考自己所走的道路和此后的改革方向。”2012年的《除舊更新，在“轉”與“維”》，提出“‘轉’，就是轉變發展道路。‘維’，就是維護人民的權益，維護國家的主權”。2013年10月21日在“曹劌論戰”之二十二《以人為本，轉變發展方式》文中寫道：“現在許多人都在關注7.5 %的增長率。我說，5 %的GDP增長率又如何？惟請領導們應當趁現在還不很困難的時候，抓緊機會沉下來認真讀一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了解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認識市場經濟的規律，知道它將走到何方。”2013年12月19日發表《以后要準備過緊日子》，2014年的《關鍵是道路問題》再提GDP增長5 %，認為“如能以此換來經濟發展道路的轉變，那就太好了！”2015年的《改革關鍵年三談除舊更新》第12篇《“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提出：“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變化。”
毫無疑義，我所掌握的經濟數據和資料，遠不及高層決策者和經濟學家，那么，為什么我能較早看到中國經濟發展下行趨勢和必然進入調整階段呢？在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看問題，馬克思主義使我能比較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運行規律。
2009年5月4日，我發表《資本主義生產是不完全生產》，引馬克思的論述，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不可能完成產品生產全過程；資本主義生產自身的這個矛盾，它的利潤的生產和實現的矛盾，不僅與整個社會和全世界對立，而且也與自身相對立，貨幣資本越來越游離于生產之外，它們不再生產剩余價值，而是轉為通過投機占有產業資本獲得的剩余價值，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經濟增率必然下行。
資本主義生產是逐利生產，是剩余價值的生產，不是自給自足的生產，因此，產出的價值必然要大于投入的價值。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表現為公式Ｇ－Ｗ（A+Pm）…Ｐ…Ｗ’－Ｇ（G+g）’。公式中的g，就是利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能發展生產，就在于它能生產出利潤g，并用于擴大再生產，產生更大的利潤。
資本主義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它的利潤可以用于擴大再生產，但擴大再生產受到資本生產方式自身的制約，資本主義發展到頂點，就不可能再把利潤轉化為產業資本，資本主義就開始衰亡之路。
資本利潤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決定于勞動力的多少，這就是經濟學家說的“人口紅利”。一旦勞動者充分就業（資本要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優勢地位，決不會讓勞動者充分就業，而這將減少資本可利用的勞動力的量），剩余價值的量也就到了極限。這時的利潤轉化為生產資本，只能增加不變資本即生產資料的價值量，改變資本構成，改變勞動力A與生產資料Pm的比例，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利潤率的降低，因而用來發展生產的利潤，轉化為生產資本的比例越來越小，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自然越來越慢。
資本利潤的實現，取決于產品能否賣出去，它受到市場消費力的制約。消費有兩種，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生產消費又受制于生活消費。生活消費力決定于勞動力價格。而勞動力價格的提高，將減少剩余勞動價值，利潤也就相應減少。資本家決不愿意自行消滅資本，讓勞動者獲得他們的勞動創造，必然要把勞動者的生活消費力維持在生產他們的勞動力內。因而決定了勞動者的生活消費，決定了利潤不可能通過生活消費完全實現。
在“人口紅利”枯竭后，利潤既不可能通過吸收更多的勞動力、擴大勞動者的生活消費來擴大再生產，它解決生產過剩的方法，就是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剝奪資本自己，一個資本家打倒另一些資本家，占有這些資本占有的市場，就是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瓜分完了，為維護國際市場秩序，產生了（美國）霸權主義，現在美國霸權主義也不行了，搞經濟恐怖主義。這是馬列主義已經闡明的資本特性和發展規律。
中國市場經濟有中國的特色，但是，既然是市場經濟，它就不可能不會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共同點。這個共同點是什么呢，就是生產的私有性和和逐利生產的不完全性。這個共同點決定了，它必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樣，發展到一定階段，要掉頭下行。什么是“新常態”？這就是。
我們應當把握經濟發展大勢。現在，經濟學家著眼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三重壓力”，提出針對它的表現形式——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提出對策，治標不治本，不能改變下行趨勢。應當弄清楚經濟持續十多年的“下行壓力”的根源，重視中央提出的“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從根本上尋求扭轉經濟增率下行趨勢的道路。民眾揭批聯想的意義，就在于此。
現在，中央提出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快支出進度，搞“大基建”維穩。我建議對“大基建”賦予新定義，這就是，我在2008年1月發表的《辯證地對待危機》中提出的：
“從中國現實存在的先進的現代化生產、機械半機械生產和手工生產的多層次的社會生產力結構出發，因勢利導，優化組合，改造提高，形成分工合作的、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前導、大企業為龍頭、中型企業為骨干，組織帶動眾多小企業協調發展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有層次的社會化大生產體系。”這也就是現在說的“高質量發展”，兩個“大循環”的內循環。這是建設獨立自主的中國經濟的“大基建”。
“發展精細農業，治山、治水、治荒漠。這是一片廣闊的天地，農民最能干的事業，只要很少的Ｐm，就能吸收大量的Ａ，開拓資源，美化環境，拓展人類生存空間，提高人類生存條件。這不同于原來的第一產業，而是新的社會生態產業，不僅生產物質財富，而且生產美的人類生活環境。”也就是習近平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經濟。對此，我建議，應當充分利用、挖掘農業中的自然資源，把扶貧與建立生態產業結合起來，把“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提上議事日程，引西藏、四川富裕的水，入青海、新疆、甘肅、寧夏，把西北的荒漠變為“塞北江南”。是一個改天換地的偉大過程。實施中，若干萬億的投入，可增加就業和發展基建工業，穩生產；建成后，中國將大規模增加綠地；改善氣候，能耕種，宜人居的國土，未來的產出無算，是造福千秋萬代的“大基建”，真的“穩中求進”。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