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都被認為對資本主義危機并無解釋力，因而要么受到嚴重批評，要么被忽視。批評者并非來自主流經濟學界——他們通常完全忽視利潤在危機中的作用。批評者部分來自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驅動力是“總需求”，而不是利潤。但最大批的懷疑論者來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陣營。
盡管馬克思認為“利潤率下降規律”是“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規律”（大綱）和危機循環周期的根本原因（資本卷3第13章），但懷疑論者認為馬克思的這個理論是不合邏輯且“不確定”的理論（邁克爾·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對這個規律的實證支持并不存在，或者不可能確定。因而，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危機理論，要么轉向凱恩斯主義，要么融合各種折衷主義理論，如“生產過剩”、“消費不足”或“金融化”——或者只是接受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在我看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幾位作者已經有效地回答了這些批評。
但是，在這里，讓我們拋開該規律的邏輯有效性，只考慮支持馬克思的經濟中資本利潤率公式的經驗證據。利潤率的計算公式是s/(c+v)，當s=剩余價值時；c=固定和流通的生產資料存量，v=勞動力價值（工資成本）。馬克思關于“利潤率下降規律”的兩個關鍵點是：1）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存量的平均利潤率將長期下降；2）這個規律中的傾向因素和反傾向因素同時存在，這解釋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性繁榮和衰退。
多虧有了更好的數據，以及無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堅定工作，在這里無法一一列舉，也許從1963年的謝恩·馬格（Shane Mage）開始，有了壓倒性的經驗證據來支持馬克思的這個規律。一開始，這一證據僅局限于美國的數據，因為美國的數據是最全面的。然而，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開始收集證據來計算世界利潤率。正如我在自己第一次嘗試計算世界利潤率時所說的那樣，這是必要的，因為在整個20世紀資本主義已經將其觸角伸向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已是一個“封閉經濟”。因此，如果想要為該規律找到更好的經驗支持，需要計算出世界利潤率。
早在2007年，李民騏（Minqi）等人就進行了我所知道的第一次嘗試，隨后2010年，大衛·撒迦利亞（David Zachariah）也做了同樣的嘗試。我的第一次粗略嘗試是在2012年（我在2017年進行了修訂）。接著，埃斯特班·邁托（Esteban Maito）(2014)對14個國家的1855年以來的數據進行了更全面的計算。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計算世界利潤率持強烈懷疑態度（杰拉德·杜梅尼爾，Gerard Dumenil）。但我們中的一些人并沒有就此停步。根據佩恩表10.0（Penn World Tables 10.0）數據庫提供的1950年經濟中涉及s/(c+v)規律組成部分的新數據，我在2020年做了一個更好的計算。
但現在，由迪潘庫爾·巴蘇（Deepankur Basu）領導的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利用巴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阿達爾米爾·馬奎蒂(Adalmir Marqueti)匯編的數據提供了新的證據。馬奎蒂將格羅寧根成長與發展中心開發的“佩恩表”擴展和修改為他所謂的“擴展佩恩表”（Extended Penn World Tables：EPWT）。“擴展佩恩表”最早由馬奎蒂于2004年開發，從那時起我就使用該數據庫來計算我的世界利潤率。但是現在馬奎蒂已經發布了更新的系列“擴展佩恩表7.0”。這個系列可以用來計算1960年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利潤率。
巴蘇等人使用新的“擴展佩恩表”數據，以該國在世界資本存量中的份額作為權重，構建了一個世界利潤率，其實質是國家層級利潤率的加權平均值。當然，這個世界利潤率只是一個近似的世界平均水平。要恰當計算世界利潤率平均值，需要匯聚世界上所有的s、c和v的數值。巴蘇等人指出，使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權重來匯總國家層面的利潤率是不正確的。因此，像邁托和我的以前的研究，在應該使用國家資本存量時使用了不正確的加權方案。我同意這個意見，在我最新版本的世界利潤率中，我進一步將G20國家的s、c和v相加，使用的是1950年的佩恩表10.0。這樣就不再需要國家加權。
方法就這么多了。我們看看巴蘇等人的結果。巴蘇等人的計算結果有力地支持了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這里的關鍵的圖表使用了1960年以來所有國家/地區的數據。
巴蘇等人得出結論:“1960-1980年期間，按國家匯總的世界利潤率序列呈現強烈的負線性趨勢，1980-2019年期間的負線性趨勢較弱。中期分解分析表明，世界利潤率的下降是由產出資本比率下降驅動的。2000-2014年期間，全球行業整體利潤率呈現負線性趨勢，這再次受到產出資本比率下降的驅動。”
因此，在世界范圍內，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都得到了強有力的經驗證明。根據阿默斯特的數據，在過去80年里，全球利潤率一直在下降，降幅達-25%，以1966年的巨大盈利能力危機為開端，釀成了1980-82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緊隨其后的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盈利復蘇，直至1996年（利潤率上升11%）。在那之后，當利潤率回落時，世界經濟進入了我所說的“長期蕭條”，在2000年代至2004年的信貸繁榮中短暫回升，然后再次滑入2008-2009年的大衰退。從那時起，到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導致的暴跌之前，世界利潤率一直停滯不前，并在2019年達到了歷史低點。戰后的每一次全球經濟衰退之后都恢復了盈利能力，但時間不長。
巴蘇的計算與我自己2020年的計算相比如何？請記住，我上次的計算僅針對世界上排名前19位的經濟體（歐盟是G20的單獨成員），并且我的計算方法有些不同，巴蘇的結果和我的結果顯示出驚人的相似性。二者有同樣的長期衰退和同樣的轉折點。也許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和巴蘇等人都使用相同的底層數據庫。
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認為，如果資本有機構成（OCC）的上升速度快于剩余價值率或勞動剝削率，利潤率將會下降。這就是利潤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巴蘇等人已經分解了世界利潤率的組成部分，以驗證上述論斷的正確性。他們發現，從1960年到2019年，世界利潤率以每年約0.5%的速度下降，而產出資本比率每年下降0.8%（產出資本比率可替代資本有機構成指標），利潤份額（用以替代剩余價值率）每年增長約0.25%。因此，這些結果支持了馬克思的規律，即資本有機構成將在大多數情況下超過對勞動的剝削率，從而導致利潤率下降。我在2020年的論文中發現了類似的結果。
世界上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國民賬戶專家艾哈邁德·托納克（Ahmet Tonak）對使用佩恩表作為計算的原始數據源有些擔憂，因為它沒有區分經濟中的生產性（價值創造）勞動力和非生產性（價值使用）勞動力。這可能導致國民經濟利潤率出現不同的結果——他在土耳其發現了這一點。
我們可以通過考慮一個經濟體的非金融、非住宅房地產部門的利潤率來處理這種可能的分歧。它不能解決在一個部門內劃分非生產性和生產性勞動力的問題，但確實提供了更高的精度。有關此問題的更多信息，請參閱蘇里菲斯（Tsoulifis）和派塔里德斯（Paitaridis）的出色工作。
巴蘇和瓦爾納（Wasner）還為美國的利潤率制作了一個盈利能力數據表，將非金融企業盈利能力與企業盈利能力區分開來。我將巴蘇等人（全球）的美國利潤率結果與他們對美國非金融企業利潤率的結果進行了比較。兩個系列都遵循相同的趨勢和轉折點，因此在這個水平上的分歧不是一個重大問題。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基于全球數據（不區分生產部門和非生產部門）的美國利潤率比使用巴蘇-瓦爾納（Basu-Wasner）計算的非金融部門的利潤率上升得多。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在盈利能力方面的復蘇主要是基于資本轉向金融部門——這是當時美國生產性投資下降的另一種解釋。
總而言之，在全世界范圍內，巴蘇等人的研究結果為我們提供更多的經驗證據，以支持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雖然有了這些壓倒性的證據，懷疑論者一仍其舊，絕不承認其相關性。馬克思利潤率下降規律的懷疑者越來越像氣候變化懷疑論者。
美國經濟的盈利能力數據表可以在這里找到：https://dbasu.shinyapps.io/Profitability/，
世界匯率和各個國家的數據表可以在這里找到：https://dbasu.shinyapps.io/World-Profitability/
原標題：全球利潤率下降規律：重要的新證據
原載作者博客thenextrecession
翻譯：肖冰
編輯：三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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