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流行后的全球復蘇進展如何？經濟共識是，在消費者支出和企業投資增加的推動下，主要經濟體正在快速復蘇。未來的問題不是恢復經濟持續增長，而是商品和服務價格出現更高或更持久通脹的風險，這可能迫使各國央行和其它貸方提高利率。這可能會導致負債累累的公司破產，然后引發新的金融危機。
盡管未來幾年這種風險顯然存在，但未來五年經濟增長真的會持續復蘇嗎？讓我們回顧一下官方的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到2024年，全球GDP仍將比其認為的全球GDP在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低2.8%。在所謂的新興經濟體中，收入的相對損失要高得多——不包括中國，亞洲的損失接近GDP的8%，全球南方其他地區的損失接近4-6%。事實上，對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的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的預測是，與我稱之為“長蕭條”的2010年代相比，這十年的增長將會更低。
一些主流的樂觀主義者聲稱，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將再次經歷一個繁榮的21世紀20年代，就像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西班牙流感爆發后短暫經歷的那樣，然而似乎沒有證據證明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上世紀20年代與本世紀20年代的巨大區別在于，1920-21年代美國和歐洲的經濟衰退清除了效率低下、無利可圖的公司的“枯枝”，從而使實力強大的幸存者能夠從更多的市場份額中受益。因此，1921年之后，美國不僅復蘇了，而且進入了(短暫的)十年的增長和繁榮。在所謂喧囂的二十年代，美國實際GDP增長42%，人均年增長率為2.7%。現在還無法做出這樣的預測。
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進行分析，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只有在資本價值受到實質性破壞或通過貶值，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長期繁榮。1920年代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聽從馬克思的建議，稱其為“創造性破壞”。通過清理過時技術以及失敗和無利可圖的資本的積累過程，新公司的創新才有可能蓬勃發展。熊彼特將這一過程視為打破停滯不前的壟斷企業，并用較小的創新公司取而代之。相比之下，馬克思認為創造性破壞是在弱小企業被大而強企業吃掉之后，創造更高的盈利率。
誠然，在去年暴跌35%之后，今年全球企業利潤已經出現大幅復蘇，并有望在年底前比疫情前的趨勢至少高出5%。但如果正確，這將與全球實際GDP預計將比疫情前趨勢保持低1.8%形成鮮明對比。
利潤的這種增長刺激了生產性投資（資本支出）的一些復蘇，可能會導致2021年增長5-10%。但摩根大通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復蘇可能是短暫的，因為他們的預測工具表明“盡管利潤增長強勁”，但投資會下降。
一個關鍵指標是利潤增長與生產性投資增長之間的巨大差異，這表明2020年代不會像美國或其他地方的1920年代。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盈利能力持續偏低（即相對于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總投資的利潤）；第二，企業和其他債務高企且不斷上升。為了避免像1920-21年或1929-32年那樣的衰退，在2008-2009年的大衰退中，政府和中央銀行將利率下調至零，并在新冠疫情導致的衰退期間增加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巨額財政刺激計劃。結果是沒有清除公司的“枯木”。事實上，所謂的僵尸公司（利潤不足以支付借貸成本）仍然存在，并且數量不斷增加。
僵尸企業增長（BIS數據）Rise of the zombies (BIS data)
我之前在這個博客中多次提到過僵尸企業數量上升。但是有新的證據說明這些僵尸企業暴增的起因。兩位阿根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胡安·馬丁·格拉納(Juan Martin Grana)和尼古拉斯·阿吉納(Nicolas Aguina)最近發表了一篇關于僵尸企業的優秀論文，題為《僵尸企業的馬克思主義和明斯基視角》。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聽這段錄音，時間點是22:36到4:3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WUkbGaD-U。Grana和Aquina憑經驗表明：1)自1980年代以來，這些僵尸企業的數量有所增加；2)原因不是成本上升或債務規模增加，而僅僅是因為這些企業的生產利潤率低得多，迫使它們借更多的債務。所以馬克思主義可以很容易解釋這些僵尸數量上升的原因，但是明斯基主義做不到。
事實上，由于21世紀前二十年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生產性資本的盈利能力較低，生產性資本的利潤越來越多地轉向房地產和金融資產的投資，其中“資本收益”（利潤增長）股票和房地產價格）帶來了更高的利潤。在過去的二十年里，資產價值的增長主要來自價格上漲，而不是通過累積的儲蓄和投資。麥肯錫（見下文）估計，按絕對值計算，凈資產增長中略低于30%是由新投資推動的，而大約四分之三是由價格上漲推動的。這是靠錢賺錢，而不是靠剝削勞動力。因此，這些收益要么以虧本出售為代價；和/或可能是“虛構的”，因為如果生產部門暴跌，最終收益將無法實現。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新報告，全球凈資產的三分之二（即資產減去債務的市場價值）配置在房地產中，只有約20%配置在其他固定資產中。相對于全球年收入而言，資產價值（房地產和金融）現在比長期平均水平高出近50%。每1美元的凈新投資，全球經濟就會產生近2美元的新債務。非金融部門持有的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增長速度遠快于GDP，2000年至2020年間平均累計凈投資為3.7倍。雖然債務成本相對于GDP大幅下降，但由于利率較低，高貸款價值確實“引發了關于金融風險以及金融部門如何將資本分配給投資的問題”。
2000年至2020年期間，資產價格上漲約占凈資產增長的四分之三，而新投資僅占28%。在過去十年中，企業資產和股權的價值與GDP和企業利潤有所不同。自2011年以來，十個國家的企業實際資產總額相對于GDP的加權平均增長了61個百分點。但在全球層面，支撐這些價值的企業利潤相對于GDP下降了1個百分點。
麥肯錫擔心，這種由更多債務融資的非生產性資產的投機水平上升可能會變得令人討厭。“我們估計，如果財富與收入之間的關系恢復到2000年前三十年的平均水平，凈資產相對于GDP的比例可能會下降多達三分之一。評估各種情景，包括凈資產對GDP比例的回歸、土地價格和租金收益率恢復到2000年的水平，以及建筑價格自2000年以來與GDP保持一致的情景，我們發現在十個重點國家中，凈資產與GDP的比例將下降15%至50%。”換句話說，就是金融和房地產崩盤。
現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盈利能力和投資之間的差距具有誤導性，因為企業越來越多地投資于所謂的“無形資產”。無形資產被定義為對軟件、廣告和品牌、營銷研究、組織資本和培訓的知識產權的投資。這些投資的成本幾乎沒有投資于工廠、辦公室、廠房、機械等（有形資產），但它們帶來了更多的利潤和勞動生產率。至少有了這樣的說法。
在過去的25年中，麥肯錫發現無形資產在企業總投資增長中的份額為29%，而有形資產僅為13%。經合組織在2015年報告稱，無形資產的預期回報率為24%，是生產資產類別中最高的。
但問題就在這里。盡管數字貿易和信息流在過去20年中呈指數級增長，但無形資產仍僅占凈資產的4%。它們在主要經濟體的公司之間提供更高的投資方面并不是決定性的。固定資產和存貨的份額是前述資產的六倍。
重要的是對有形生產性資產的投資。正如麥肯錫所說：“我們的分析證實，總營業盈余，即公司經營活動在扣除工資后產生的價值，隨著生產資產池的增加而增加，生產資產池是生產產生的資產，包括機器和設備和基礎設施以及庫存和貴重物品”。生產資產的價值越高，一個經濟體中每個工人對GDP的貢獻就越大，即勞動生產率越高。
但有形生產性資產的盈利能力一直在下降。因此，正如麥肯錫所說：“如果一家公司投資100萬美元購買新機器，那么使用該機器生產小部件的價值是否會超過機器所在工廠下方土地的價值？如果個人投資出租物業，與僅僅等待市場價格升值相比，對物業進行任何改進以增加租金是否值得？”僅出于這個原因，2020年代不太可能出現蓬勃發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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