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國所得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的方向必須明確，既要考慮到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的平衡性問題，同時也要考慮到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的平衡性問題，加快資本利得稅改革步伐，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貫徹落實“稅收公平”原則。
2021年12月3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于權益性投資經營所得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的公告》，規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持有股權、股票、合伙企業財產份額等權益性投資的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一律適用查賬征收方式計征個人所得稅”。這是為了堵塞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中的制度漏洞，針對特定群體采取的稅收征管措施。
眾所周知，個人所得稅是對個人所得征稅。由于我國實行個人所得累進稅率，因此，一些收入相對較高的群體，往往將個人所得變成企業所得。最典型的辦法是，將個人所得作為企業的投資，或者將個人所得轉換為企業的股權，以此來規避個人所得稅。這種做法在中國的影視業界表現得尤為明顯。一些電影明星或者電視明星通過設立個人工作室等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合伙企業，將收入直接納入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巧妙地規避了個人所得稅。
這種做法的直接后果是，一些收入相對較高的公眾人物，可以通過企業納稅，減少個人所得稅的稅負。由于我國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相對較低，而個人所得稅的稅率相對較高（這是指收入相對較多個人所得的稅率），因此，公眾人物通過企業納稅，可以減輕自己的稅收負擔。這種現象在我國網絡直播領域同樣存在。一些網絡直播明星將個人所得直接作為企業的收入，納入企業所得中，按照企業所得稅的規則承擔納稅義務。這樣既可以減輕個人所得稅收負擔，同時又可以增加企業的成本，減少企業所得納稅額。
根據我國稅收征管法，對于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一般采取“額定征收”的策略，也就是說，對于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征稅，不是根據實際情況征收所得稅，而是確定一個納稅額征稅。這樣的稅收征管辦法導致一些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收入相對較多，但是，納稅額相對較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文件，調整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的征稅標準，一律適用查賬征收方式，也就是說，根據收入的實際情況，繳納個人所得稅，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根據確定的數額，實行“定額征收”。
這是亡羊補牢的必要之舉。我國影視行業出現特殊的高收入階層。許多影視明星一方面利用我國文化市場繁榮局面，獲取大量的收入，少數公眾人物一夜暴富；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利用我國所得稅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逃避納稅義務。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那么，將會導致我國稅收環境惡化，逃稅避稅現象將會越來越嚴重。
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加快我國所得稅結構改革的步伐。一方面充分考慮到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合理性問題，適當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另一方面研究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的平衡問題，盡可能做到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平衡征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出現稅率落差，一些公眾人物利用我國所得稅結構存在的問題，損害國家利益。
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存在很大爭議。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在個人所得稅改革方面很難形成普遍共識。一些學者主張，應當提高我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但是，也有一些學者主張，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不需要調整，需要調整的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只有把個人所得稅的稅率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一并考慮，制定平衡性的所得稅率，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稅收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筆者的觀點是，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考慮到我國絕大多數工薪階層收入不斷增加的客觀事實，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另一方面，應當改革我國個人所得稅稅率，盡可能地做到個人所得稅的稅率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大體平衡，因為只有這樣，一些公眾人物或者高收入群體才不會通過把個人所得轉化為企業所得，逃避國家的納稅義務。
按照國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則，如果影視明星減少自己的演出報酬，但是，通過入股的方式，獲得權益性收入，或者通過購買股票進行權益性投資，那么，同樣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
譬如，如果一個電影明星在演出合同中規定，投資某個電影公司，獲得5%或者10%的股份，那么，該電影公司的股份投資屬于“權益性投資”。如果電影明星直接以個人的名義投資，那么，獲得的收入自然應當繳納個人所得稅。
可是，絕大多數電影明星采取的是“工作室”投資模式，也就是說，以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的名義投資電影公司，這樣做可以把獲得部分收益算作是企業所得，按照企業所得稅的規定納稅。這樣同樣可以達到減輕納稅義務的目的。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明確規定，如果電影明星設立個人工作室，以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的名義獲得股票權益性投資，應當按照個人所得稅的規則納稅。這樣的規則徹底打破了電影明星規避納稅義務的各項設計。無論是把個人報酬變成企業的股票，還是把個人財產性收益變成企業財產性收益，最終都必須按照個人所得稅法履行自己的納稅義務。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則，打破了一些影視明星的幻想，為個人所得稅法的實施，鋪平了道路。但必須指出的是，在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方面，仍然存在著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那就是工資收入所得和財產收入所得之間不平衡問題。
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那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收入通常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勞動所得，一種是資本所得。勞動所得應當繳納個人所得稅，而資本所得通常不會繳納個人所得稅。所謂權益性投資，實際上就是打破了傳統的稅收結構，在對勞動所得征稅的同時，對于股權、股票和合伙企業財產份額的收益征稅，而且是按照個人所得稅法征收個人所得稅。這對于解決我國稅收結構不合理，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明確對持有股權、股票、合伙企業財產份額的權益性投資的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征收個人所得稅，解決了長期懸而未決的資本利得征稅問題。
盡管國家鼓勵將資本利得用于擴大投資，但是，對于特殊的資本所得，也就是為了規避個人所得稅而將個人所得轉化為企業股票或者合伙企業財產份額的投資，必須征收所得稅，而且按照個人所得稅征收。這對于實現我國稅收公平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今后是否應當對所有資本所得征稅，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借鑒世界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如果資本所得用于擴大投資，當然沒有征稅的必要。考慮到各國稅收制度競爭的需要，應當考慮適當調整資本所得稅率。
但是，對于那些明顯不具有生產或者投資意義的資本所得，應當大張旗鼓地征收個人所得稅，因為這對于維護我國個人所得稅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至關重要。如果一些高收入群體可以通過投資的方式，將個人所得轉化為企業所得，并將按照企業所得稅的規定納稅，那么，必然會導致我國稅收結構不合理現象更加嚴重。
當務之急是要通過完善我國的所得稅收法律制度體系，鼓勵企業將投資所得用于擴大投資，促進生產，創造更多的財富。而對于那些為了規避個人所得稅收制度，將個人所得轉化為企業所得，以股票、股權、合伙企業財產份額等方式表現出來的權益性投資，應當征收個人所得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那些高收入群體切實履行自己的納稅義務。
其次，必須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稅收制度的本質，吸取資本主義國家稅收制度不合理導致兩極分化的教訓，完善中國的稅收制度體系。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資本主義國家的稅收制度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分化的現象。美國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稅收制度設計方面，強調為資本服務，結果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一些億萬富豪的納稅甚至低于家庭雇員。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在美國億萬富豪可以通過將個人所得轉化為企業所得，并且利用企業所得稅收減免制度，逃避納稅義務。但是，也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制定合理的所得稅制度，實現了“均貧富”。最典型的就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這些國家雖然擁有億萬富豪，但是，這些億萬富豪的資本所得絕大多數用來投資，因此，可以確保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持續發展。
由此可見，分析資本主義國家所得稅制度的時候，不能以偏概全，而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揚長避短、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基礎之上，改革中國的所得稅制度。
筆者多次建議，對資本利得征稅，有利于共同富裕，有利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一些學者認為，如果對資本利得征稅，可能會導致投資外移，中國市場經濟環境惡化。現在看來，這是典型的單向度思維。對資本利得征稅，本質就是要鼓勵企業擴大生產，如果資本利得用于生產投資，當然可以免征所得稅。但是，如果資本利得用于個人消費，或者轉移到境外，那么，當然應該對資本利得征稅。
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相對較慢，但是，這些國家的經濟仍然保持平穩狀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稅收制度不合理產生的問題，鼓勵企業對外投資，投資所得轉移國內，用于生產和消費，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持續增長，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大起大落。
國內生產總值加上海外投資收益構成國民生產總值。中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是，鼓勵投資，尤其是鼓勵國內投資和海外投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不斷增加，也只有這樣，才能涵養稅源，實現國強民富。
在資本利得征稅問題上，既要考慮到各國的普遍情況，同時也要充分照顧到中國的國情，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快實施資本利得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共同富裕目標早日實現。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喬新生”，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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