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今后經濟建設上的首要任務，是轉向并大力發展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產品的生產，對這樣的工業制品實行進口替代。為此必須調整對外經濟政策，提高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產品的進口關稅。

　　今后應當……

　　左大培（2022年1月12日）

　　很有可能在不多幾年之后，按當時匯率計算中國就會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上超過美國。那將真是一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因為害怕這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摧垮美國的世界霸權，美國的政客們最近幾年才極力要掀起世界性的反華歇斯底里。

　　為使中國人民自己能過上更好的生活，中國不僅應當以積極的態度迎接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應當以更健康迅速的經濟增長來加快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到來。為此今后我們應當：

　　在經濟建設上，應當把建立一個各行各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作為首要目標和核心任務，首先致力于制造業的全面高端化，建立一個各行各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制造業體系。為達成這一目的，在具體規劃和部署各方面的發展目標時，不僅應當在信息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上致力于全面趕超美國，而且應當加大投入的力度，爭取在傳統的、基礎性的制造業上全面趕超韓國、日本和德國，而在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研發和生產上趕上和超過韓國和臺灣。這種趕超，應當主要是集中在產業的技術水平上，在產品的高精尖程度上。

　　現在還提在制造業上趕超韓國和臺灣，似乎有些丟臉。但是應當承認，在制造業中的許多行業中，韓國甚至臺灣的整體技術水平還是比中國內地高了一些。這不但表現在機床生產、汽車生產甚至某些化工產品的生產上，尤其突出地表現在集成電路芯片的生產上。因此，中國內地要達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首先的目標應當是在各個行業的產業技術水平上全面趕上和超過韓國和臺灣。

　　我國是世界上產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是在各個產業的技術水平上。到目前為止，我國在制造業的大多數行業中生產的還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而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集中于生產技術水平高的制造業產品。這是我國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低于發達國家的最主要原因。美國、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所以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們能夠大量生產低收入國家不能生產的高技術產品。荷蘭國家雖小，但是其企業卻能夠生產最高水平的制造芯片用的光刻機，這就使荷蘭一直名列人均收入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就是光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中國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也是研究、開發和生產各種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產品。我國要想進一步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而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只能靠在產業技術水平上趕超先進國家，大幅度提高制造業的產業技術水平。具體落實到制造業的各個部門和行業，就是要致力于在技術水平上趕上和超過本行業生產上最先進的國家和地區。

　　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界基本上達成了這樣的共識：下一步的中國經濟發展仍然需要首先搞好國內的制造業，而且制造業的發展應當主要靠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是在其發展受到普遍關注的部門上，除了經常提到的非制造業的服務業之外，近年來的關注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和人工智能等非傳統的新興產業部門上。首先關注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是正確的。搶占新興產業發展的領先地位，是發展中國家以“彎道超車”方式趕超發達國家的一種有效方式。我國近些年這樣做，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中國的光伏產業已經在世界市場上占據了一定的地位，特別是信息產業最近一些年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其中的典型就是華為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進一步大力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認清我國內地在機床制造、金屬加工、有機化工、燃油汽車制造等基礎性的傳統工業上還相對落后的現實，不要因為單純注重發展新興產業部門而忽視了這一類基礎性傳統產業部門的發展。

　　這樣，以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實現制造業的高端化、建設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制造業，應當是全面的。不僅應當大力發展新能源、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和人工智能等非傳統的新興產業部門，也不僅應當補上過去在發展這些新興產業部門上的缺環，大力發展獨立自主的半導體產業特別是芯片制造業，而且是大力推進芯片制造業的全產業鏈發展，包括研發用于制造芯片的光刻機等芯片生產設備，還應當以長期不懈的努力去推進機床制造、金屬加工、有機化工、燃油汽車制造等基礎性的傳統工業的發展，用扎扎實實的長期不懈的努力將這些制造業部門都推向具有世界最高的技術水平。尋找和填補制造業上比先進國家弱的缺環，應當是今后發展經濟中的一項主要任務。

　　這樣去建立各行各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勢必將減少產品供應上對外國的依賴，由此而導致減少對外貿易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熱衷于擴大開放推動全球化者會因此質疑這樣的經濟發展方向。但是，這樣的質疑在經濟上沒有任何道理。恰恰是中國的國情決定了，當中國成為具有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發達國家之后，中國會是一個對外貿易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最低、具有最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的國家。

　　對外貿易意味著在產業上加入國際分工。出口某些種類的產品以換回進口的某些種類的產品，意味著一國的生產專門集中于出口的那些種類的產品而放棄需要進口的那些種類產品的生產，讓外國的生產集中于這一國需要進口的那些種類產品的生產。對外貿易與一國總產出之比越高，該國產業上獨立自主的程度就越低。

　　一國怎樣通過對外貿易加入產業上的國際分工，這首先取決于其自然資源上的稟賦，如人均可耕地數量、礦產資源等，但是它更多地取決于該國在產業上的比較優勢。而且在科技水平高的發達經濟體之間，產業上的比較優勢是決定一國的制造業如何通過對外貿易加入國際分工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在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決定國際分工的背后，產業的有效運行規模起著更為根本性的決定作用。產業的有效運行規模是比較優勢決定國際分工的基礎。

　　在任何一個產業中，都會有一個企業最有效運行的企業規模。某些產業的企業有效運行規模是一個企業只有幾個人，而有些產業的企業有效運行規模卻是一個企業就應有幾十萬員工。但是，一個產業的產業有效運行規模通常都遠遠大于該產業中的企業有效運行規模，其原因在于，如果一個產業的運行規模不大于該產業中的企業有效運行規模，該產業中就只能容納一個有效運行的企業，而一個企業壟斷一個產業的供給則會造成由壟斷產生的種種無效率。因此，一個產業的產業有效運行規模不僅取決于該產業中的企業有效運行規模，而且取決于在該產業能形成有效率的競爭所需要的企業數量。

　　這樣決定的產業有效運行規模，是科技水平高的發達國家之間在制造業上的國際分工的基礎。一個國家的某個制造業產業如果達到了該產業的有效運行規模，而其國內市場對由此產生的該產業產品沒有足夠的需求，該產業的產品就必須出口到國外；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勞動力來把某個產業發展到其有效的運行規模而對該產業產品的需求又足夠大，該國就會在比較優勢作用下進口該產業的產品。顯然，在科技水平從而經濟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中，國家越大，特別是國家的人口越多，國內市場就越大，達到了產業有效運行規模而國內市場對其產品沒有足夠需求的產業就越少，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勞動力發展到其有效的運行規模的產業也會越少。這就決定了，在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國家越大，特別是國家的人口越多，對外貿易依存度就越低，本國制造業體系的完整程度也就越高。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人口仍然是世界第一，國土面積也居世界前幾位。正因為如此，根據產業有效運行規模對國際貿易的決定作用，如果中國成為了產業科技水平最高的發達國家，中國將會是制造業體系最完備的國家，具有最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對外貿易依存度在發達國家中最低。但是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需要足夠的時間來積累技術和經驗，這就要求我們現在就全力為建立一個各行各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制造業體系而奮斗。

　　目前北美、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人口合起來仍然遠遠少于中國內地，而這些國家已經通過相互的貿易和國際分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制造業體系。由于中國的勞動力遠遠多于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中國如果成為各行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發達國家，中國內部的分工和產業鏈就不僅足以復制當今世界全部發達國家的整個制造業體系，而且能夠生產那些當今的發達國家需要從低工資國家進口的低技術制造業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樣合理布局的國內產業，將再造一個當今世界的制造業產業體系。這就是一個各行各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制造業體系。

　　全球化的吹鼓手們一聽到要建立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就怕得要命，他們會說，這樣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會導致閉關鎖國，斷絕與國外的貿易往來。但是，且不論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關系都應當為本國的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服務，就是這個對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導致斷絕對外貿易的擔心，本身就是多余的。

　　中國的可耕地和各種礦產等自然資源相對于中國的人口來說是比較少的。因此，只要中國的制造業得到了充分發展，中國就必定成為出自自然資源的初級產品的凈進口國，大量進口初級產品。中國的制造業越發達，中國需要進口的初級產品就會越多。現在中國已經是初級產品的凈進口國，初級產品的進口是出口的多倍，同時中國又是工業制品的凈出口國，工業制品的出口已經接近進口的兩倍。中國制造業向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發展會使中國主要以工業制品向國外交換初級產品，這本身就要求中國保持相當規模的對外貿易。更何況，無論我們建立的產業體系如何獨立自主，也總會至少在邊緣上需要按比較成本原理進口某些制造業的工業制品。這都決定了，即使我國建成了各行各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我國也還會保持相當規模的對外貿易。

　　盡管如此，建立一個各行各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仍然會使對外貿易與整個經濟總產出的比例降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相對于這樣一個比例，中國目前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仍然太高。這主要是由于中國還不能生產許多高技術的工業制品，或者這些高技術工業制品的生產能力還不足，因而需要大量進口這些高技術的工業制品，同時主要以出口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制品來換取這些進口品。而目前中國大量進口的這些高技術工業制品，正是今后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發展的高技術制造業所應當制造的。這樣，今后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就是對高技術工業制品的進口替代。這樣的進口替代本身會減少進口，但是它所帶來的工資收入提高又會削弱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制品的出口動力，同時也會推動初級產品的進口。

　　中國當前的對外貿易形勢，也清楚地說明了中國急需實行高技術工業制品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盡管中國內地工業制品的出口金額已經接近其進口金額的兩倍，但是在大多數高技術的工業制品上，中國仍然是凈進口國。這樣的高技術工業制品，有醫藥品，精油、香料及盥洗、光潔制品，初級形狀的塑料，有色金屬、特種工業專用機械，金工機械，電力機械、器具及其電氣零件，專業、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和裝置，攝影器材、光學物品及鐘表等。有些種類的高技術工業制品，雖然中國已經是凈出口國，但是進口金額仍然在百億美元以上。在這些大量進口的高技術工業制品中，最顯眼的就是集成電路和汽車：2020年我國集成電路的出口為8056億元，進口則為24207億元，汽車出口為1090億元，進口則為3242億元。這些大量進口的高技術工業制品，就是我們發展高技術制造業所要替代其進口的。

　　前邊已經說明，就是光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中國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也是研究、開發和生產各種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產品。而當前美國帶領西方國家所采取的各種反華措施，更進一步強化了對高技術工業制品實行進口替代的緊迫性。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中美貿易戰后，美國政府公開采取了許多切斷對中國企業的芯片供應的政策行動，有些政策行動更是意在不許中國得到用于生產芯片的設備和技術。而當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已經使芯片成了中國經濟運行不可缺少的必要物品。

　　其實，美國和西方集團國家對中國和前蘇聯及俄羅斯的產品和技術封鎖，是一個它們一貫奉行的政策。受到封鎖的產品，當然都是中國和蘇聯還不能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前蘇聯解體前，就曾經圍繞美歐日國家的企業違反這一封鎖政策向蘇聯出售可以用于軍工生產的高技術多軸聯動機床而發生了驚動全世界的風波。只不過近年來的經濟全球化浪潮淡化了西方集團國家對其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使許多人忘掉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會對中國實行產品和技術封鎖的可能性，幻想以生產和出口低技術產品甚至資源性產品就可以換取美歐日國家足夠多的高技術產品，放棄了自己研發和生產高技術產品的努力。特朗普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徹底打破了這種幻想。

　　面對日益加劇的美國經濟和技術封鎖，就是為了突破這種封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阻礙，我們也必須盡快發展自己的高技術產品制造業，盡快實現高技術產品的進口替代。在半導體產業上，必須追求半導體全產業鏈的國產化，不但在國內建成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半導體工業原料、集成電路設計和芯片制造產業，而且要力爭使國產的光刻機等芯片設備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雖然歐盟和日本已經規定了停止使用燃油汽車的時間表，中國在發展電動的新能源汽車上也沒有落后，但是，整個世界乃至中國仍然會有許多需要使用燃油汽車的場合，我們也絕不應放棄在燃油汽車制造上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努力。應當作的是下定這樣的決心：只要世界上還有對燃油汽車的需求，中國就要造成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燃油汽車，國內沒有需求就出口占領世界市場；即使將來真有一天全世界都不用燃油汽車了，也要讓最后一輛燃油汽車是中國造！

　　為了突破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封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阻礙，今后應當特別注重發展中國的機床制造業，盡快使中國機床制造業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實現高端、高技術、高精尖機床的進口替代。

　　加工金屬和其它物品用的機床是與半導體芯片性質相近的加工工具，就是在信息處理技術具有高度重要性的今天，高性能的加工機床對制造業和整個經濟的重要性也并不低于集成電路芯片。我國的機床生產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規模，普通的通用機床不僅產能大，出口量也很高。但是，我國生產和出口的多半還是性能差、生產效率低的低端機床，高性能、高效率的機床還需要大量進口，許多高性能的機床則根本生產不了，只能依靠進口。而德國和日本之所以成了人均高收入的發達國家，首先是因為它們在高性能機床的研發和制造上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僅僅是為了邁向具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發達經濟體，我國就必須大力發展本國的高性能高技術機床的研發和制造，盡快盡多地填補我國在高性能機床制造上的空白，實現高端、高技術、高精尖機床的進口替代。

　　當年蘇聯在鋼鐵生產和軍工產業上都整體趕上了美國之后，卻因為在進口五軸聯動機床這樣的高性能機床上遭到西方封鎖而在軍工生產發展上陷入困境。不難預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一定會對中國進口自己不能生產的高性能機床實行封鎖。就是為了防止西方國家的封鎖給中國的發展造成重大損失，我們也必須大力發展本國的高性能高技術機床的研發和制造，盡快盡多地填補我國在高性能機床制造上的空白，實現高端、高技術、高精尖機床的進口替代。

　　這樣大力促進研究、開發和生產各種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產品，對高技術工業制品實行進口替代，一方面要求政府實行各種鼓勵高技術、高附加值制造業發展的特殊政策，包括為此投入必要的資金，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應當對這些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產品的進口征收高關稅，以鼓勵國內生產這些產品并對其實行進口替代。

　　生產過去沒有生產過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不僅在生產之前要作大量投入進行研發，而且在最初生產時會面臨由于員工不熟練和沒有經驗而產生的高成本，只有經過一段時間的生產并在生產中的干中學積累經驗和提高熟練程度，才能把生產初期的這種高成本降下來。發達國家已經長期生產過這些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的產品，它們生產這些產品的成本已經比較低，當然可以用較低的價格向沒生產過這些產品的國家出口這些產品。在很多情況下，落后國家之所以不生產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的產品，并不是由于它們根本不能生產這一類產品，而是因為它們國內的企業要承擔這類產品的研發費用和初期生產的高成本，其產品無法與從發達國家低價進口的同種產品在國內市場上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發展這些過去沒生產過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就只能要么由國家給該種產品的生產企業以資金支持，要么對外國進口的該種產品征收高額關稅。相比由國家財政給予資金支持來，征收進口關稅顯然是更簡便易行又不增加國家財政困難的更好做法。

　　在當下的中國，對進口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征收高關稅，有一個經濟利益方面的實際問題：當前進口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有許多是國內制造業的關鍵性生產資料，如進口的芯片是制造手機和計算機的最主要零部件，進口的高性能機床是制造許多種產品時使用的最重要的機器設備。對這樣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的進口征收高關稅，顯然會明顯提高用這些進口品生產的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削弱用這些進口品生產的國內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正是基于這樣的理由，國內的主管部門直到最近還不僅不提高許多技術含量高的零部件的進口關稅，反而進一步降低了這些零部件的進口關稅；還有高級政府官員以假裝關心技術進步的口氣說：應當多多進口外國生產的那些高性能的技術先進設備——這樣鼓勵進口，當然談不到實行會阻止其進口的進口高關稅了。

　　不過，這樣的理由已經不足以否定對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的進口征收高關稅。中國經濟目前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進一步的發展需要的是向生產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過渡，是對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實行進口替代，而不是再去進一步擴張那些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的產量，這些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中，包括了那樣一些產品：它們使用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的產品作生產資料，但這是這些產品本身的生產中只使用低技術的密集勞動。這最后一種產品生產的典型例子，就是用高技術的芯片等零部件按已設計好的圖紙組裝計算機。在中國，這樣的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的生產大多都已經達到了超過市場容量的程度，早該停止擴張了。

　　對進口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征收高關稅之后，確實會提高一大部分國內企業的產品生產成本。對這些因生產資料高進口關稅而提高了生產成本的產品，應當分門別類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有些產品國內生產成本這樣上升會降低其相對進口產品的國內市場競爭力，由此導致這類產品的進口顯著增加。對這一類產品，應當提高其進口關稅以保護成本提高了的國內生產，進口關稅的提高應當至少阻止這類產品的進口增加。有些產品的國內生產雖然因其生產資料的高進口關稅增加了生產成本從而削弱了市場競爭力，但是該產品的國內生產已經足夠有效率，其國內產品市場競爭力的下降并未導致該產品進口的增加。對這一類產品，政府不需要再采取任何附加的補充措施。還有些產品的國內生產效率更高，已經有大量出口，其生產資料的高進口關稅所增加的生產成本只是導致了它的出口減少。對這樣的產品政府更不需要再采取任何附加的補充措施，它們的出口減少，就讓它減少好了，這樣的出口減少不會有什么實質的傷害，至少還可以減少出口引起的與外國的貿易摩擦。當然，對進口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征收高關稅，一方面會減少這些產品的進口，另一方面又減少了用這些產品生產的某些產品的出口，總起來會引起對外貿易總額的暫時下降。但是對比由此激勵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生產的發展這一長遠益處，這樣的損失微不足道，大概也只有那些只惦記著提高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自由貿易迷們才會對此感到心痛吧。

　　當然，有許多對國家有關鍵意義的戰略性產業的生產也需要使用進口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對這些進口產品征收高關稅會提高這些戰略性產業的國內生產成本，增加其生產的困難。解決這個問題在原則上不會有任何困難：國家可以增加對這樣的戰略性產業的財政補貼，以補償其使用的進口生產資料漲價所增加的生產成本。國家完全可以使用對進口生產資料征收關稅所增加的財政收入來完成對戰略性產業的這類補償，不會引起任何財政上的問題，卻因此而鼓勵了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生產的發展。

　　一般來說，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而不準向中國出口的制造業產品，都是我們這里所說的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這些產品為中國所急需，對它們的進口征收高關稅，似乎妨礙了我國接受這些產品，甚至有幫助西方實行封鎖之嫌。而在實際上，對這樣的產品進口實行高關稅，其實有利于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美國和其它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封鎖政策，總是又想以封鎖傷害中國，又不想因此妨礙本國企業出口產品賺錢。因此，對那些它們要封鎖的高技術高性能工業制品，它們的做法總是：你不能自己生產時它們對你封鎖不準向你出口，一旦你能夠自己生產了，它們就開放這些產品的向你出口，甚至以種種手段鼓勵這些產品的出口以用自己的產品占領你的市場以摧垮你的產業。對于它們的這一類封鎖，最好的應對之道就是：對它們封鎖不準向我國出口的工業制品，在我們國內還不能自己制造時就征收高進口關稅，以此來讓這些西方國家相信，我們決心自己生產這些工業制品來替代進口，而且最終的目標是不再進口這些工業制品。這樣的關稅政策會足夠有力地震懾西方國家，使它們為保持本國企業的產品銷路而不敢輕易對我國實行封鎖不準向我國出口這些工業制品。

　　基于上述種種考慮，今后不僅應當對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的進口征收高關稅，而且越是國內還不能生產的工業制品，越要對其進口征收高關稅。不要害怕可能由此引起的工業制品出口減少。

　　這樣一種適應中國經濟今后長期發展需要的經濟政策指導方針，要求我們今后應當對工業制品的進口征收高關稅，特別是對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制品的進口征收高關稅，只對初級產品的進口征收低關稅甚至零關稅。就是在初級產品的進口關稅上，也應當對進口的谷物等食品征收適當的關稅，以保護國內的農民，穩定國內的農業生產，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不應當害怕對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制品進口征收的高關稅最終會妨礙其它工業制品的出口，更不應當為促進其它產品的出口而削弱對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制品進口征收的高關稅。

　　這樣一種對外經濟政策指導方針，要求我們在對外經濟政策上做出一系列調整：

　　－－首先要在原則上停止降低進口關稅，而反過來開始盡可能地提高進口關稅。目前的進口關稅，對鼓勵發展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制品的生產來說遠遠不夠，需要穩步地加以提高。當然，今后應當提高的關稅，主要是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制品的進口關稅；

　　－－對外貿易政策的重點目標，應當是盡可能為本國企業保護國內市場，特別是為本國企業保留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制品的市場以鼓勵本國企業發展這一類產品的生產。不應當再把對外貿易政策的重點目標放在片面地擴大出口，包括不應當為換取擴大出口而犧牲為本國企業對國內市場的保護，更不應當把實行自由貿易當作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這就要求停止實行走向自由貿易的一切對外貿易政策，特別是停止實行一切為進口外國產品提供方便的政策措施，包括停止實行為增加出口而向外國產品讓出國內工業制品市場的一切政策措施。

　　－－實行這一整套對外貿易政策，要求相關的政府主管部門改變其工作的努力方向，把為國內生產者保護本國的產品市場特別是工業制品市場作為工作的重心，而不應再追求加入國際間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以免這些協定妨礙我國自主地為本國企業保護國內市場。今后與外國談判貿易協定，應當主要以達成一對一的雙邊貿易協定為目標。

　　今后這樣致力于建立一個各行各業都達到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也要求我們改變經濟政策的指導方向，不再歡迎外資企業進入國內，而是轉向嚴格限制外資企業的進入和經營。

　　限制外資企業進入和經營的原因，首先在于外資企業不可能使中國的任何產業達到世界最高的技術水平。理論上說，似乎外資企業也可能給我國帶來本行業最高水平的技術，由外資企業在國內使用世界最高水平的技術進行生產?？墒菍嶋H上，進入中國的大多數外資企業并不具有本行業世界最高的技術水平；即使是那些具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進行生產經營了，這種企業通常也只是在中國進行本企業中那些只需要較低技術的經營活動，而把本企業使用世界最高水平的技術的活動留在自己的母國之內，因而還是不能在中國真正建立起具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產業。也正因為如此，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依靠外國企業在本國建立起具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產業。更何況依靠外國企業建立的具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產業，根本就不能算作本國獨立自主的產業。

　　不能再放任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更重要原因是，外資企業會把中國國內生產的成果變為外國人的收入，而我們發展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工業制品的生產、建立具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產業，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增加中國人民的收入，外資企業把中國國內生產的產值變為外國人的收入，是與我們發展經濟的這一根本目標相悖的。

　　將近三十年來，中國一直有顯著的經常項目順差，表明中國一直是資金的凈流出國，本來是不需要外資流入、也不能真正吸收流入的外資。但是，主管部門卻一直采取鼓勵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政策方針，而這些流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搶走了國內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使得中國國內的資金和本土企業更加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而不得不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流出到國外，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資金凈流出。有關的主管部門不僅從來對袒護外資企業的政策不思悔改，反而借機宣揚和推行鼓勵本土企業“走出去”的政策，造成了荒唐可笑的亂局：一邊是外資企業大量進入中國，另一邊是被它們擠得無錢可賺的中資和中資企業大量流出國外投資?，F在已經到了結束這種亂局的時候了。

　　今后在跨國投資的政策上,應當放棄國際投資自由化的宣傳和努力，特別是不再追求引進外商投資,而應將跨國投資政策的重點放在限制和防范、遏制外資企業上。在實行這樣的跨國投資政策時，防范和遏制外資企業上要把握好的主要政策界限應當是：不再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妨礙國內的本土企業發展，進入的外商投資企業應當有助于本國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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