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貨幣觀念的全面沖突
——為什么要反對“世界貨幣”
與一位前輩的聊天記錄
作者：吳銘（20210107）
前輩：
您好。
關于貨幣的本質，馬克思說是一般等價物，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整個中國主流社會，無論左右，均持此觀點。恐怕沒有多少人反對。我是為數不多的反對者之一。
而我個人認為，從中國漢朝、新中國的實踐來看，貨幣是一種工具，是國家根據戰時需要和平時建設，充分動員人力物力、合理分配各行業勞動力數量、調節平衡各行業勞動利益、突出重點經濟軍事建設的一個工具，也是國家動員能力的重要抓手。
馬克思所說的貨幣的本質，我認為，是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貨幣的本質（還不是今天的資本主義貨幣本質，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以美元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貨幣，已經發生在重大變化，不再與黃金白銀掛鉤），不代表馬克思就贊同、支持這種貨幣，至少不代表馬克思認為所有的貨幣本質上都是商品交易的媒介、一般等價物。至于貨幣應該是什么樣的、什么功能，特別是中國古代貨幣的性質和功能，及實踐情況，社會主義國家的貨幣該是什么樣子，該如何運行，我想，馬克思主義可能并未觸及這個問題。——這是我個人的觀點，不太敢公開，我害怕別人罵我貶低馬克思。
中國古代貨幣理論和實踐，我認為，是工具論，而不是商品交易媒介論。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實踐，也是將貨幣作為工具，而不僅是商品交易的媒介。這些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經濟，是公有制、私有制均有，并不完全是公有制，所以，貨幣的工具屬性更加突出。
我感覺，中國貨幣理論，顯然是忽略了作為工具的貨幣的存在，當然也忽略了工具、媒介兩種貨幣的重大區別。對貨幣的本質是商品交易媒介還是動員工具，這個認識上的區分，所產生的后果，將是極其巨大的。
解放后，三大改造完成，貨幣作為工具和商品交易媒介的功能其實是在萎縮。如果完全是公有制經濟，沒有私有經濟，沒有小生產，我想，貨幣是可以消滅的，銀行當然也會消失。
當然，作為工具的貨幣，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以不同比例存在的社會，也同樣自然會有商品交易媒介和一般等價物的功能。
但是，對于政權這個貨幣發行者來說，顯然，工具才是主要的，而交易媒介功能，是次要的。要堅持工具論，就必須強調發行權！因為，沒有發行權，實質上就無法掌握這個工具。
中國三大改造完成，公有制經濟制度建立，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改造完全之后，貨幣的商品交易媒介功能，其實萎縮了。
此時，中國經濟主要是公有制，私有制占比很低。
這種情況下，貨幣，其實是公有制生產體系內的，衡量勞動價值和商品價格的尺度，這是其主要功能。甚至，分配各行業勞動資源這個功能，也可以由政權承擔，不必乞求于貨幣。比如，多少人煉鋼、多少人從事石油工業、多少人當解放軍、多少人從事農業、多少人從事醫療教育等，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可以自給自足，這個可以由政權按照實際情況負責分配。而如果政權不能控制全國的勞動力，那只能利用貨幣發行手段，需要石油，就向石油工業多投錢，需要鋼鐵就向鋼鐵領域多投錢……不過，這種投入，恐怕盲目性比較大，效果也未必多好。
當然，新中國三大改造完成后，當時還有私有小生產，還有私有財產，還有小生產者與公有制體系的交換，這時，貨幣仍然有商品交易媒介的功能。即使是公有制體系內部調撥物資，也要按照商品價格記賬，也還是需要貨幣這個媒介或者說價值衡量尺度。但是，公有制體系內部的交易，可以用轉賬方式進行，并不需要印出這樣的鈔票，按照當時的會計規定，公有制體系內部的交易，不允許用現金，只能通過銀行轉賬，這就少了鑄幣環節，提高了效率。這樣，在公有制體系內部，貨幣的商品交易功能，其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僅僅是衡量價值的尺度，不再是交易媒介，不是一般等價物。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還有解放后，中國共產黨的銀行，其實是和財政密切相關的，銀行負責發行貨幣，貨幣發行對象、領域、數量、時機、方式，財政方面的意見是決定性意見，本質上是銀行聽財政的、聽政權的。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搞什么央行制度，銀行沒有獨立性的。
三大改造完成后，這個關系更加穩固。
文革期間，為了讓銀行更好地服務于公有制經濟建設，中國人民銀行合并于財政部、成為財政部之下負責貨幣發行的一個部門，各省、地區、縣的人民銀行，合并于各地的財政廳、局。如果參照西方央行的情況，可以認為，中國消滅了銀行。其實，公有制體系之下，可以沒有西方的那種銀行。請注意，中國古代也是沒有銀行的。我甚至認為，所謂央行制度的建立，本質上是一種對社會主義的經濟上的政變。
銀行合并于財政之后，貨幣的發行工作，更加聽命于財政，也就是服從于中國公有制經濟的總體建設發展，按照國家的經濟計劃，確定貨幣發行領域、對象、時機、數量、方式，以及用國營企業按照商品定價，回收貨幣，穩定貨幣信用——現代貨幣理念，似乎是不講貨幣回收的，但貨幣回收問題，極其重大，是貨幣信用的基礎，不能回避。我個人分析，貨幣回收所占發行總量的比例，應該是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所占比重。也可以推測出，貨幣并不一直是越發越多，也可以減少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可以越發越少。同樣地，所謂通貨膨脹，也不是貨幣發行過多引起的，而是私有資本壟斷商品價格導致的。這個問題，我想，比較簡單，容易理解。
可以認為，社會主義中國，公有制中國，銀行的性質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銀行是財政的一部分，職能是在財政的領導下，負責貨幣發行業務，而如何發行貨幣，則由國家根據經濟建設和軍事斗爭計劃來確定，銀行不能自專。
如果再準確一些，我認為，新中國，實際上是沒有銀行的。或者換句話說，中國的銀行，完全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銀行。我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狀態。
往前說一些，中國古代，也是沒有銀行的。比如，漢朝漢武帝之后，貨幣鑄造由戶部等中央政權部門負責，地方政府、豪強、權臣，均不得染指貨幣鑄造，中央可以按照需要發行貨幣，不必考慮什么“錨”的問題。漢朝的貨幣幣值改為5銖。這個“銖”很有意思。他既不是重量單位，也不是體積單位，他是個抽象的貨幣單位。
這意味著漢朝中央對貨幣的定價權，讓貨幣與商品徹底分開——總不能認為這樣的貨幣是一般等價物吧，即使是一般等價物，也是中央政權決定其定價。漢武帝之所以能夠東征西討，就是因為漢朝中央有強大的貨幣發行權，有相當強大的國有工業、商業，且農村土地兼并還不那么嚴重，可以運用貨幣發行來充分地動員人力物力。
歷史發展到明清，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向中國大量輸入白銀，這是外因；也由于大明各地豪強、大商人勢力強大，為了避免稅收，他們的交易中，使用白銀結算，不再使用中央發行的鑄幣。這其實是侵蝕了中央政權的鑄幣權、發行權，是破壞了中央政權使用貨幣發行這個方式，動員國家人力物力、分配勞動資源、調節平衡各行業利益、組織重大建設和軍事行動的能力——本質是金融領域的政變。我認為，這是明清兩朝政權衰落的根本原因。當然，喪失國有企業，即喪失貨幣發行對象和領域，或者說喪失貨幣發行依據，也是重大原因。
對于政權來說，白銀與黃金，均不能發行，不能作為工具。因為白銀黃金作為貨幣，中央政權必須占有相當數量的白銀黃金，才有相應的組織社會動員的能力，而黃金白銀的生產，顯然比不過印錢快。這種情況下，即使“官山海”、即使勞動人聽從中央的號召，也不可得。
所以，白銀與黃金作為貨幣，也只能作為商品交易的媒介，而不能作為中央政權動員人力物力、組織生產建設、分配各行業勞動、調節各行業利益的工具。以黃金、白銀為貨幣，政權的能力必然萎縮。
黃金、白銀，或者與黃金白銀掛鉤的貨幣，即沒有發行權，也沒有主權！是去中心化貨幣。但是，作為工具的貨幣，既有發行權問題，也有主權問題。現在，中國主流經濟金融界忽略發行權這個最關鍵的主權，可能是把人民幣誤作為商品交易媒介，而沒有認識到其工具性。當然，即使按照商品交易媒介論，今天，中國的貨幣政策也是極其唐的，無法理喻的。
我想，馬克思主義所謂的私有制和公有制，或許與貨幣的形態有直接關系，或者說是決定關系。西方傳統上是白銀黃金為貨幣的社會，是中央政權是不可能有貨幣發行權的社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搞任何事情，都得向大商人、大資本家征稅，或者集資，即征收黃金白銀。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強大，但侵略性極強。
如果是中國漢朝武帝時期，組織那么多軍事行動，其實對稅收（我是指對商人和大私有工業主的稅收，不包括對農民糧食、布匹的稅收）的依賴，沒有那么重。因為，中央可以用發行貨幣的辦法，征集人力物力，組織重大建設，組織軍事行動。
當然，中國漢代的國有企業，還不是很強大，僅僅是鹽鐵銅等關鍵物資專營，食糧專營，有官方市場。因為還有比較強大的私有制生產，所以，這時的貨幣發行權，其實是不完備的；運用貨幣發行動員人力物力的能力，也是不夠充分的。
就農業方面來說，中國古代王朝，均是私有制。如果土地兼并不嚴重，小農生產，是不會對貨幣發行造成干擾的，不會影響糧食、布匹等稅賦。
但，當土地兼并嚴重時，小農少，國家必須通過地主才能向小農征到糧食、布匹等基本物資。
這個征稅（指糧食布匹等）的環節，大地主必然要從中漁利，甚至，大地主所得的地租，比國家征走的糧食還要多得多。就是說，私有大地主實質上損害了國家的動員能力。
而工業領域，由于大工業由政權專營，而私有資本其實又搞不了大工業，所以，工業領域，倒容易成為國家動員的主要依賴。
貨幣發行，主要對象是公有制經濟。通過向公有制企業撥款，讓公有制生產出馬匹、軍械等軍備產品。公有制企業使用政權撥給的貨幣，向社會采購原料。另外，請注意，歷代王朝都宣揚“官山海”觀念，也就是自然資源是國家的，不是私人的。也就是說，自然資源，只有政權才能開采，私有資本不得染指。
公有制企業，在國家的指揮下，發展工業、礦業，然后，運用國家的撥款，采購食糧等生活物資，供養國有企業的工人。
我不知道古代官營工業是“收支兩條線”，還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推測起來，應該是“收支兩條線”，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因為，如果“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那么，軍械、馬匹、甲帳、草料等戰爭必須品，國家必須采購，不能調撥。這就有個定價權的問題，很麻煩，效率很差，被私有工業主要挾。所以，我想，古代王朝對于國有企業生產的物資，是調撥，而不是采購。既然調撥，那國有企業就必然是“收支兩條線”，而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就和新中國時的公有制經濟體系基本相同了。
既然中央政權要調撥公有制生產體系的物資，那么，在具體的時代、具體的建設發展任務、具體的戰爭需要的情況下，就需要對各類物資生產、相關服務保障工作，進行一個科學的分工。比如，軍隊多少人，生產軍械的多少人，生產槍炮的多少人，生產糧食、草料的多少人。這個分工，其實就是計劃經濟。
也就是說，計劃經濟，本質上講，并不是指企業生產有沒有計劃，而是：一個國家的生產建設，是不是結合經濟建設和軍事斗爭的需要，有沒有統盤的計劃；二是有沒有占國民經濟優勢的國營企業體系，以作為貨幣發行（撥款方式）的對象。三是各生產體系或者說行業的勞動力數量，是不是合理。四是，最關鍵的，政權是否能夠壟斷貨幣發行。
這才叫全國一盤棋。
中央，必須完全壟斷貨幣發行，自主決定貨幣發行的對象、領域、數量、方式、時機，不能讓豪強干擾之。
貨幣，主要用于公有制企業向私有經濟、個體生產者采購生活資料 ，而不是采購公有制企業生產的軍械、馬匹、糧食等軍用物資。當然，有些軍用物資，比如，馬匹、糧食，部分地也可以向私有生產者或者個體生產者采購。
但是，如果國有經濟占比低，私有生產占比高，那么，向私有企業采購必須占大數。
向私有資本采購，存在幾個問題：一是必然有相當數量的貨幣，流入到私有資本手中。二是私有資本必然要討價，要高價，以便于提高自己的利潤。三是私有資本必然要求發展自己的生產，要開發自然資源，要進一步侵蝕國有經濟。四是私有資本要兼并土地，壟斷資源，壟斷生產。五是會向政權討要政治地位。
馬克思說，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壟斷，非常準確，也不難理解。
所以，國家的生產，不能過多指望私有生產，必須建立強大的國有生產體系，并且，不能讓國有企業“自主經濟、自負盈虧”。如果讓國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那么，其一最關鍵的國有企業，比如生產軍械、發展尖端科技、基礎工業的國企，可能根本無法生存。這當然是對國家總體能力的破壞。其二，必然存在定價問題，引起政權與國企的爭端對立。
我認為，漢朝的桑弘羊，就是要建立這個體系。桑弘羊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漢武帝極其重視之。
漢武帝時代的一切政治矛盾，所謂儒法斗爭，也是圍繞著這個體系的建立展開。法家主張：一是中央要控制貨幣發行，二是中央要建立鹽鐵銅等專營的國有工業體系。三是還要建立常平、均輸這樣的國有商業體系，經營大宗商品，穩定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的同時，也穩定所發行的五銖錢的信用，及時按比例回收貨幣。四是反對地主、豪強、大商人、大資本控制過多的工人，反對殘害工人。這樣，國家才有足夠的動員能力。而權臣、豪強、地方實力派、地主，均反對這個體系，這個反動勢力，都喜歡打儒家的旗號。
請注意，五銖錢，與今天的人民幣一樣（我是指今天的人民幣，不是指毛主席時代的人民幣），是鑄幣。
但是，地方豪強，當然不愿意放棄鑄幣和發行貨幣的巨大權利，所以，漢朝要統一幣制，要打擊私鑄即打擊私自發行貨幣，要“告緡”“算緡”，打擊豪強，防止豪強侵占國家控制的山海資源。甚至還打擊虐待、殺害奴仆的行為，保護勞動人民。也就是解放勞動力。要建立強大的國營工業，反對土地兼并，以便于土地稅賦能夠充分征收。
我個人認為，中國古代王朝，應該可以認為是“國有制”社會，而不完全是私有制社會。
關于土地，漢朝中央只想到小農經濟，反對土地。漢朝中央沒有想到土地改革，沒有想到土地集體化，沒有想到人民公社，所以，為了充分的糧食、草料、布匹等稅賦，農業生產，只能靠小農，不能靠地主。土地兼并，必然影響國家糧食收入，影響小農向國家上繳的布匹、勞役。所以，漢朝中央想到的辦法是打擊土地兼并。這是其進步意義，但也有局限性。
而新中國解決了這個問題。李順達、申紀蘭等搞農村合作社，開歷史之先河，解決了農村土地這個生產資料的兼并問題，算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歷史貢獻，寫經濟史，萬萬不可忘記這個貢獻。毛主席對此極其欣慰，高度贊揚申紀蘭。因為，如果不搞農村集體生產，新中國的社會，農村、農業、農民的經濟基礎，還是古代封建主義式的，并沒有實質性改變。
共產黨的基礎，本質上是農民階級，因為農民人多。工人階級，國營企業，反而好辦一些，鞍鋼憲法差不多解決了一大部分。
農村的集體化生產，真正實現了土地這種生產資料所有制革命，讓國家可以動員足夠的農業勞動力和資源。順便說一下，新中國的農民，不光負責農業生產，還負責重大工程建設，特別是水利建設，還有消滅傳染病、提出兵源、為工業品提供市場等重大貢獻。
集體生產，讓農民徹底動員起來，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水利、農田改造，消滅傳染病，婦女解放，掃盲，愛國衛生運動。這是個了不起的事件。
農村集體化，也為相關工業發展，提供了“市場”，以前，小農生產，很難買得起拖拉機等農機，生產效率當然低下。
農村集體化，讓農業壯大了，可以購買農機，提高生產效率。
同樣，中央控制貨幣發地，可以針對重點發展的領域，發行貨幣，調節各行業人口，以使各種工業、農業、商業、科研、教育、解放軍的人口，按適當比例分配；同時，利用強大的公有制工、農、商業，中央有定價權，可以通過調節各行業產品的價格，合理分配各行業的利益，讓大家所得都比較公平。
我們知道，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還在勒索白銀，布雷頓森林體系，還在美元與黃金掛鉤。所以，西方國家，我認為，它們并不知道貨幣原本是組織國家建設、動員人力物力、合理分配各行業勞動力、調節平衡各行業利益的工具，不知道貨幣發行是怎么回事。當然也不知道中央政權發行的貨幣，不存在任何信用問題！不知道，在中國古代，私有生產者，誰敢對國家發行的貨幣提出信用的懷疑？那當然是“欺君大罪”。
公有制占據主體之后，中央發行貨幣，并不存在信用問題，也不存在“錨”的問題。
所謂信用問題，所謂貨幣的錨的問題，是西方把貨幣僅僅定位在商品交易媒介、對私有錢莊的要求，不是對中國的把貨幣當作工具、由國家壟斷發行權的貨幣的要求。
就是說，作為工具的貨幣，作為商品交易媒介的貨幣，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是不可以混淆的。
您提出的班柯論，我認為，實際上按照過去西方資本主義的貨幣觀念，設計的貨幣。這樣的貨幣，當然不考慮發行權，不會被當作國家動員人力物力、分配各行業勞動、調節平衡各行業利益的工具。貨幣的工具性，實際上被摒棄了。
因為不能控制和個體貨幣發行這樣的工具，所以，這樣的貨幣，對社會主義國家，是極其有害的。
今天，或者說上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應該是從中國人民幣的發行中，懂得了貨幣發行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貨幣的工具性，懂得了控制貨幣發行權。倒是我們自己，反而忘記了貨幣的工具本質，忘記了貨幣發行權，反而去接受貨幣是商品交易媒介、一般等價物這樣的西方的落后觀念。
這樣的所謂世界貨幣、班柯，必然是某種國際金融寡頭控制其發行權。如果這樣的貨幣體系建立了，那么，誰控制了這個貨幣發行權，誰就是這個世界的真正統治者。
我想，在當前中國還有許多國家按照貨幣是商品交易的一般等價物、媒介這觀念認識貨幣的情況下，美國華爾街金融寡頭是非常喜歡這種世界貨幣的。因為，它可以很方便是控制這種貨幣的發行權，從而統治世界。
所以，我本人，堅決反對世界貨幣，也反對班柯。
這個對話，我會整理成文章，發表在我的公眾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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