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昊等：平臺經濟金融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資本主義研究
內容摘要：以風險資本為代表的金融資本在平臺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將這一現象稱為平臺經濟的金融化，并對其歷史背景、積累邏輯和內在矛盾進行了政治經濟學分析。本文認為，新技術的發展、后危機時代資本與勞動力的雙重過剩，以及風險資本制度的成熟與擴散構成了平臺經濟金融化的歷史背景。在金融資本的推動下，平臺企業為提升金融估值而過度擴張，形成估值驅動型積累模式。金融化使平臺經濟偏離了正常的發展軌道，加深了金融資本投機邏輯與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之間的矛盾，深刻反映出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
一、引言
以風險資本為代表的金融資本在平臺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們將這一現象稱為“平臺經濟的金融化”。平臺經濟的發展與金融資本的推動密切相關，股市的繁榮吸引了大量等待上市的平臺企業，作為平臺投資者的金融資本希望借由平臺上市套取金融收益。截至2020年底，全球“獨角獸”公司（即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公司）數量達到527家，其總估值達到16940億美元；而在2009年，全球只有4家“獨角獸”公司，其總估值不過130億美元。有趣的是，“獨角獸”一詞本身是為了形容高估值企業的稀缺性，但如今此類企業早已不再罕見。據估計，全球“獨角獸”公司中約七成是平臺企業。Uber、Airbnb、DoorDash等典型平臺企業在嚴重虧損的情況下仍然得到了巨額的金融估值。
在整個平臺經濟的理論圖景中，平臺經濟金融化是一塊重要的拼圖，但尚未得到學術界的充分重視。考察這塊拼圖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平臺經濟的內在矛盾及其變化趨勢。實際上，近年來平臺經濟所暴露的諸多問題（例如，平臺勞動者面臨過大的工作壓力；平臺為壟斷市場而過度競爭，造成生產過剩；平臺過度搜集用戶數據、參與高風險金融活動，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與平臺追求金融估值的動機有關。本文就平臺經濟金融化的歷史背景、積累邏輯與內在矛盾進行了政治經濟學分析。
國內外有關平臺經濟金融化的研究方興未艾，已有一些研究對相關現象進行了描述或對其積累邏輯進行了分析。英國經濟學家Standing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的腐敗》中指出：“支撐數字平臺的資本……來自于一個小圈子，這個圈子包括共同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等投資者。這是一個為精英和財閥保留的市場。”《平臺資本主義》一書的作者Srnicek較早觀察到平臺經濟對過剩資本的依賴，并指出：“今天對（平臺經濟中的）初創企業的投資不是在取代金融的中心地位，而正是金融中心地位的一種表現。” Langley和Leyshon揭示出平臺經濟的興起與風險資本行業的上升周期密切相關。他們認為平臺傾向于擴大規模以占有壟斷租金，而風險資本則試圖將平臺產生壟斷租金的潛力轉化為現實金融收益。Montalban等人從調節學派的角度分析認為平臺經濟并不代表一種全新的積累體制，而是當前“金融化–新自由主義（financialized-neoliberal）”積累體制的產物。我國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全球平臺經濟與金融資本的聯系，但大多尚未予以專門研究。在少數相關文獻中，劉震和蔡之驥較早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他們指出：平臺企業一方面受到金融資本的過度追捧，但另一方面，平臺企業的利潤實現危機不斷深化。本文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推進：本文更強調從整體視角分析平臺企業與金融資本的結合與聯系，基于風險資本追求金融估值的動機解釋平臺企業的過度擴張行為，并由此揭示平臺經濟金融化的內在矛盾及其外在表現。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平臺是利用市場中介地位，憑借數據、算法和算力，通過互聯網連接生產者和消費者，并從供求匹配中獲取傭金的經濟組織；而平臺經濟是在平臺的組織協調下，利用互聯網匹配生產者和消費者，并進行生產、交易、分配活動的經濟形態。本文所指的金融資本是創造并買賣金融資產以謀取金融收益的資本。
二、平臺經濟金融化的歷史背景與影響因素
新熊彼特派經濟學家卡蘿塔·佩蕾絲認為：資本主義歷史上的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在其初期出現一個“狂熱階段”，此時“金融資本一統天下，它的直接利益支配了整個體系的運作”。她指出：在狂熱階段，隨著金融投機的興起，新興企業的資產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出現經濟泡沫；大量資金傾注于與技術革命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導致過度投資；經濟基礎與社會調節框架之間的裂痕逐漸增加。從佩蕾絲的觀點出發，平臺經濟金融化是新一輪技術革命初期的狂熱階段所出現的現象。具體來說，這一現象的產生與三方面的歷史背景有關。
一是平臺經濟在新技術的支持下迅猛發展。在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支撐下，平臺經濟深度介入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正在革命性地重塑直接生產過程、資源配置方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數據存儲和處理能力的提升大幅增加了平臺能夠容納的交易量；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大量有關市場供求的實時信息；以海量信息及相應的強大算力為基礎，人工智能技術支持下的平臺算法能有效提高供求匹配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等流通費用，從而更容易服務于長尾客戶，促成更多交易。以Uber為例，由于網約車平臺能更好匹配供求，減少空駛時間，Uber網約車的車輛利用率比傳統出租車高30%～50%。平臺經濟的技術效率展現出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巨大潛力，在這個意義上，金融資本對平臺經濟的青睞具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但不可否認的是，金融資本會忽視平臺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形成投資狂熱。
二是后危機時代資本與勞動力的雙重過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化現象愈演愈烈，泡沫與危機交替發生，而平臺經濟的蓬勃發展恰逢后危機時代金融投機的復歸，平臺經濟成為金融資本新的投機領域。2008–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狀態。為了刺激衰退中的經濟，美聯儲及歐洲、日本央行相繼采取量化寬松政策，貨幣供給量激增。然而，實體經濟因利潤率低迷而無法吸引投資，這驅使過剩的貨幣資本參與金融投機；同時，低迷的投資導致就業增長緩慢，就業不充分問題突出，就業正規化程度進一步下降，新自由主義時期的“脫嵌”問題進一步深化。后危機時代的宏觀經濟背景造成主要發達經濟體出現了勞動力與貨幣資本的雙重過剩，而這恰恰為平臺經濟的發展及其金融化創造了宏觀條件：勞動力的過剩為平臺經濟提供了愿意從事零工工作的廉價勞動力，而貨幣資本的過剩則為投資于平臺的金融資本提供了廉價貨幣。
三是風險資本制度的成熟與擴散。以風險資本為代表的金融資本是平臺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風險資本制度是平臺經濟金融化的制度載體和實現機制。風險資本目標在于通過企業上市或轉讓股份實現金融收益。分階段注入資金、直接參與董事會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能夠使風險資本的意志貫徹到企業的經營和擴張中去；同時，股權激勵制度使風險資本與企業管理層形成利益共同體。1946年，風險資本制度誕生于美國；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風險資本已經吸引了來自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公共和私人養老基金、主權財富基金等各種來源的資金。如圖1所示，自1985年以來，美國的風險資本在歷史上經歷了兩次投資高潮：第一次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至新世紀初；當前正處于始于2014年的第二次高潮之中，而平臺企業正是當前風險資本投資的熱點之一。近年來，在平臺經濟興起的同時，風險資本制度在美國以外蓬勃發展，尤其是亞洲地區的風險資本出現迅猛增長，中國已經成為除美國之外最大的風險資本投資市場。投資制度的全球性擴散增強了風險資本汲取過剩資本的能力，同時也在更大程度上將平臺經濟的發展置于風險資本的目標之下。
除以上三方面歷史背景以外，平臺經濟能夠吸引金融資本還與其一系列獨特因素有關。這些因素激發起一種“金融想象”，促使投資者對平臺企業的金融市值產生樂觀預期。首先引起“金融想象”的是平臺經濟的規模效應和交叉網絡效應：平臺規模越大就越吸引用戶，這有助于平臺企業實現非線性增長和市場壟斷，從而獨占市場交易傭金；平臺上消費者的增加會招致更多生產者，反之亦然，這種交叉網絡效應能鎖定消費者和生產者。而且，平臺可以通過捆綁多種功能發展為超級平臺，通過滿足多樣化需求增強對用戶的鎖定。投資者由此認為平臺經濟更容易出現壟斷，平臺金融市值將隨著其壟斷力量的增強而上升。
其次，平臺對勞動力、個體戶、家庭財產、中小企業、公共基礎設施等社會資源進行大規模動員整合，構建了一個參與主體相互依賴的生態系統，但平臺卻不必承擔全部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也不必墊付周轉緩慢的固定資本。因此，平臺所提供的服務要比傳統企業更為廉價，還可利用參與主體的依賴性收取高額租金。而且，由于監管制度的更新往往滯后于新經濟的擴張步伐，平臺企業能暫時繞過有關勞動福利、經營許可、市場壟斷等方面的制度約束，形成“制度套利”。投資者由此認為平臺企業與傳統企業相比潛在贏利能力更強，因此金融市值應該更高。
再次，平臺經濟會產生大量用戶數據，而數據作為通用型生產資源可被用于開拓新業務或新市場。抓取各種數據已成為當今平臺企業的重要目標。Thatcher等人認為平臺對數據的抓取是產生商業價值的關鍵。Sadowski總結了利用數據產生商業價值的方式：構建用戶畫像以便定向投放廣告或服務；推進數字化的泰勒制科學管理；掌握和控制信息以便實時自動決策；通過大數據和算法提高預測能力；建設數字化體系和服務，通過智能化使資產增值。以上背景和因素共同使平臺經濟在互聯網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相繼破裂之后成為西方國家金融資本的寵兒。
三、平臺經濟金融化的積累邏輯
由于平臺經濟與風險資本的融合，平臺企業呈現出“為估值而積累”的特征。風險資本追求平臺金融估值的動機與平臺企業的積累行為相互加強，形成了一種自我膨脹機制。如圖2所示，首先，為了實現金融收益的最大化，風險資本極力提升所投平臺企業未來上市后的市值，而估值是對未來市值的預期。其次，由于面臨不確定性，風險資本通常使用相對估值法對未上市平臺企業進行估值。在這一估值方法下，一般而言，平臺規模越大則越有利于估值提升。最后，為了提升估值，風險資本促使所投平臺極力擴張。實際投資與估值之間形成的套利空間吸引了更多風險資本，持續為平臺擴張提供資金。以下具體說明這一機制。
對平臺企業的估值是風險資本在面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所作出的一種預期。平臺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其技術效率、市場規模、競爭程度等關鍵信息都在發展變化，平臺企業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平臺與勞動者、政府部門、非平臺企業的關系）也不斷受到多方力量的塑造。由于存在大量不確定性，估值往往缺乏可供參考的關鍵信息，甚至不存在“計算任何概率的科學基礎”。在估值過程中，各種精巧的計算公式和關鍵參數必然包含了無法證實的猜測，貌似嚴謹的計算必然揉入了過度樂觀的情緒。正如馬克思所言：“（虛擬資本）只是幻想的，它們的價值額的漲落，和它們有權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完全無關。”然而，以金融收益為目標的風險資本實際上并不需要對平臺企業作出準確估值。只要風險資本認為平臺企業在上市時能夠被金融市場賦予高市值，那么它就不必在意估值的準確性，這無疑加深了預期的“幻想”性質。而且，為了減輕評估成本，風險資本行業普遍存在追隨行業“領頭羊”的現象，助推了過度樂觀情緒的擴散。
在面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在一定的制度環境和宏觀環境下所產生的慣行做法或慣例（Conventions）就成為指導資本投資實踐的依據。風險資本同樣根據慣例進行估值，這體現為：對未實現穩定盈利的企業采取相對估值法進行估值。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選擇一家具有可比性的上市公司作為參照系，并選擇該參照系的一系列指標（市值與銷售額之比、市值與訂單量之比、市值與用戶數之比，等等）；一個企業的估值可由該企業的銷售額、訂單量、用戶數乘以參照系的相應指標并進行加權平均得到。因此，與企業盈利無直接關系但與企業規模有關的一系列指標（銷售額、訂單量、用戶數，等等）就有了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這一方法得到的估值必然重視規模而輕視盈利，而且，這一方法在參照系、指標和權重的選取上必然揉入評估者的主觀因素。對于新經濟形態而言，已上市的企業數量極少；當率先上市的企業出現估值泡沫時，泡沫會經由相對估值法擴散到未上市的企業身上。此外，金融市場可以賦予率先上市的企業高市值，但無法保證其有足夠胃口給后續上市的企業同樣賦予高市值。
相對估值法是風險資本對新經濟形態中的企業進行估值所采取的一般方法，而對平臺企業的估值又有其獨特性。這些獨特性彼此相互聯系，并與估值對規模的重視一脈相承。其一，估值注重平臺的市場領先地位。由于平臺經濟存在規模效應和交叉網絡效應，平臺經濟必將走向極少數大型平臺壟斷整個行業的局面。因此，估值不僅考慮平臺規模，而且尤其要考慮平臺是否處于行業領先地位，從而是否能吸引用戶，抑制競爭對手的擴張。其二，估值注重平臺生態系統的構建。平臺的增長潛力有賴于其能否構建起一個由消費者、生產者、電商、廣告商、物流企業等共同參與的生態系統。不同主體借由平臺互利合作并由此對平臺產生依賴性，平臺才能鎖定用戶并實現自身的商業價值。其三，估值注重平臺數據資源的積累。有關平臺交易的數據可用來刻畫用戶行為，預測市場供求，并應用于不同場景，將原有用戶引向新行業。數據資源商業應用的無限可能性更容易引起金融資本對平臺企業的青睞，擁有大量數據并具備強大算力的平臺將得到更高估值。
一般而言，平臺規模越大，也就越有利于平臺實現市場壟斷、構建生態系統并積累數據資源，因而根據相對估值法所得到的估值就越大。在金融收益目標的指引下，平臺企業傾向于采取極力擴張的積累策略，在短時間內擴大平臺規模和市場份額，并不斷向新市場、新行業擴張。所以，平臺經濟形成了估值驅動型積累模式——積累擴張的直接目的不是賺取利潤，而是提升估值。當前典型平臺企業的諸多行為可被視為估值驅動型積累模式的例證；具體而言，這一積累模式有三種突出表現。
第一，盲目擴大市場份額。提高市場占有率是實現壟斷地位的前提。在金融資本的支持和推動下，平臺往往傾向于通過短期內的價格戰而非長期中的技術創新搶占市場。例如，近年來國內外網約車行業發生多次不同平臺間的混戰，平臺企業不惜“燒錢”補貼司機和乘客以擊退競爭者。我國共享單車行業在2017年前后的激烈競爭造成了大量閑置資源。同時，大型平臺企業不斷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拓展，開發下沉市場，并與國外企業合作進軍他國市場。
第二，圈地式搶占新領域。不斷開發新業務有利于將不同主體納入平臺的生態系統，增強用戶對平臺的依賴性。平臺會通過開發新功能或捆綁不同功能以發展成為超級平臺，通過滿足用戶的多樣化需求來增強用戶黏性。因此，平臺展現出強烈的圈地欲望，不斷拓展新領域。例如，亞馬遜等電商平臺不斷開辟新戰場，將業務擴展至廣告、消費電子終端、應用商店、云服務、物流倉儲等多個領域。有趣的是，在金融資本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平臺企業正在將金融業視為一個重要的擴張領域，發展支付工具，從事借貸業務，建立風投部門并使其成為培養新“獨角獸”公司的孵化器。這進一步反映出金融邏輯對平臺積累模式的深刻影響。
第三，掠奪式生產數據。平臺不只是消極地收集數據，而且是通過對個人、過程及關系的監控和數據化來掠奪式地生產數據。平臺對大量用戶數據實時抓取、掌握和積累，精準刻畫出用戶的個人特征、生活習慣、社會聯系等信息。數據資產的商業應用可以脫離原有場景，數據在不被用戶注意或不經用戶同意的情況下而被重組、包裝和銷售。從這個意義上說，平臺對數據的抓取構成了一種“剝奪式的積累”。《監視資本主義時代》的作者Zuboff指出：以谷歌、蘋果、亞馬遜等為首的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對人類行為的監視和對數據及算法的壟斷形塑了人類行為，由此推高了自身的商業價值。在金融邏輯的引導之下，過度擴張違背了企業的正常成長周期，導致平臺經濟的發展日益偏離正常軌道。
四、平臺經濟金融化的內在矛盾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進入新自由主義時期，貧富分化和投資低迷導致經濟長期面臨生產過剩的難題。隨著新自由主義時期金融化的發展，金融資本主導了資本積累過程，改變了實體經濟企業的決策方式和積累模式。金融部門日益脫離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角色，成為金融資本的投機場所。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接連發生互聯網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經濟在泡沫的膨脹與破裂的交替中周期性起伏。近年來，平臺經濟的興起為金融資本提供了新的投機領域，經濟泡沫再次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平臺經濟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時期西方國家整體金融化過程的新發展。
平臺經濟的金融化表明金融資本試圖構建一種新的金融化格局：金融資本以平臺為中介，將實體經濟置于金融資本的支配之下。平臺經濟的金融化將加深金融資本投機邏輯與實體經濟健康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有力支撐下，平臺經濟展現出實現重大技術創新并重塑生產方式的可能性：平臺憑借其開放性囊括了各類生產者，滲透到社會生產的各個領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促進了剩余價值生產的整合；平臺利用其搜集數據、處理信息、匹配供求的技術優勢顯著減少了剩余價值實現的困難和流通費用，并通過對消費者需求的塑造為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實現不斷開辟新途徑；平臺利用其市場主導地位構建起規則制定權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傳統經濟中剩余價值榨取的困難。因此，平臺經濟的發展面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道路：在平臺企業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前提下，平臺經濟所蘊含的巨大潛力將促使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技術與實體經濟相融合，實體經濟的平臺化將推動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另一條道路是平臺經濟金融化的道路：金融資本將平臺企業塑造為金融獲利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攫取平臺企業正在榨取或未來可能榨取的剩余價值；金融資本透過對平臺經濟的支配主導社會經濟的關鍵環節和循環過程，在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分配中占據統治地位。
平臺經濟金融化的道路必將對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阻礙，體現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金融資本的投機邏輯要求平臺企業的投資主要用于擴張市場，從而擠占了創新投資，制約了平臺企業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金融資本主導下的積累是為了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尤其是短期回報的最大化；因此，平臺企業重視有利于短期內剩余占有的投資，而輕視回報周期長但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投資。其次，平臺企業在金融資本的支持下搶占市場的行為不僅導致平臺企業之間過度競爭，而且導致不同平臺上的生產者過度競爭，并造成實體經濟生產過剩。平臺企業往往難以筑起有效的進入壁壘，過度競爭的局面在金融資本的支持下會持續出現。最后，平臺企業在金融資本的支持下為了壟斷市場而采取不正當競爭手段，為了進軍新行業而侵害傳統經濟中勞動者的生計，為了增加盈利而壓榨零工勞動者和小企業，為了擴張而肆意攫取用戶數據。這些行為導致市場秩序混亂，傳統經濟遭受沖擊，勞動者、小企業和消費者不滿情緒高漲，因而也不利于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此外，平臺經濟金融化不僅阻礙了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也犧牲了平臺企業自身的利潤率，使平臺經濟趨于泡沫化。西方國家經濟金融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上市公司為討好股東、推動股價上漲而增加了股息分配和股票回購，最終擠占了可用于積累的利潤，造成企業擴張過慢，犧牲了企業的長遠發展。平臺企業的過快擴張恰恰與此形成鮮明對照，擴張過快或過慢都不利于企業的長期利潤率。實際上，西方國家上市公司擴張過慢與當前平臺企業擴張過快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都是金融資本主導積累過程的結果和股東利益至上原則的體現。
綜上，平臺經濟的金融化使平臺企業偏離了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角色，給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形成阻礙，并造成平臺企業的泡沫化隱患。這反映出新自由主義金融化背景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的深化。以往金融化過程的主要后果是制造了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機以及造成了實體經濟的低迷和停滯，而平臺經濟金融化則進一步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平臺經濟金融化在更深層次上暴露出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制度僵局和膠著狀態：一方面，資本主義需要重大技術創新重振實體經濟，走出貧富分化和投資低迷的困境；另一方面，金融資本支配了平臺經濟的發展并使其泡沫化，從而極大削弱了資本主義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五、結語：平臺經濟金融化對我國的政策啟示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促進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健康發展。” 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我國的平臺經濟在過去十年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涌現出許多快速成長的高科技企業。我國經濟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正快速發展，平臺經濟正與社會資源加速融合。在這一背景下，西方國家出現的平臺經濟金融化現象值得我國高度重視。如何在避免金融泡沫和系統性危機的前提下審視平臺企業、金融資本、勞動者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應是我國面臨一個重要的現實課題。平臺經濟金融化對我國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有以下政策啟示：
第一，防止平臺企業利用泡沫套利，促使平臺企業服務于實體經濟及技術創新。平臺經濟蘊涵著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潛力。平臺企業應將這一潛力用于服務實體經濟，推動技術創新，實現創新驅動型發展，提升經濟發展質量。風險投資等現代金融制度安排在歷史上成就了許多著名的高科技企業，但也屢次在新經濟泡沫中扮演投機者的角色；它們既是新型生產力的孵化器，也是金融泡沫和生產過剩的助推器。我國既要鼓勵先進的金融制度安排為平臺經濟提供金融支撐，并最終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和技術創新貢獻力量，又要時刻注意金融資本的二重性，審慎監管平臺經濟等新業態領域的金融資本。
第二，防止平臺企業為了市場壟斷及金融估值而盲目擴張，促進平臺經濟有序健康發展。市場壟斷地位是金融資本對平臺估值時著重考慮的因素，因此平臺企業追求金融估值的動機會加強其對市場壟斷地位的追求。這會導致平臺企業采取不正當競爭手段，并在不同地域和不同行業間盲目擴張，破壞正常的市場秩序，造成過度競爭和生產過剩。2020年以來，我國加強了有關平臺經濟的反壟斷政策。反壟斷政策的實行應通盤考慮到平臺企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及其背后的金融化過程。平臺經濟領域的監管政策既要反壟斷，又要遏制平臺經濟的金融化，從而綜合應對平臺經濟與金融市場的交互影響。
第三，防止平臺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損害平臺用戶的利益，實現平臺經濟包容性發展。近年來，平臺經濟為消費者提供了極大便利，并已成為我國城鄉就業的重要增長點，為在疫情沖擊下保障供給、保證就業、減少貧困、維護社會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應該看到，平臺企業憑借其壟斷地位及用戶對平臺的依賴性，壓榨生產者尤其是零工勞動者和小企業的利益，損害消費者權益，過度收集并濫用用戶數據。平臺經濟領域的監管政策應打破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利益體系，實現平臺經濟的包容性發展，合理調節利益相關者的分配格局，以技術創新推動共享發展。
總之，平臺經濟展現了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強大生命力，必將成為我國在新發展階段的重要發展領域。新的經濟形態需要好的制度進行支撐。我國應盡快將平臺經濟嵌入到完善的制度框架中，讓市場經濟有序進行，讓勞動者得到應有的保護，讓金融成為實體經濟的有效支撐，實現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使其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作者：齊昊，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院副教授；李鐘瑾，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城分校經濟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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