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一組數字，令人吃驚：
1978年中國GDP是2683億美元，折合成人民幣3624.1億元，世界排名第15位；改革開放到2020年，中國GDP已達101.60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5.58萬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二。按理，中國人的收入應得以普遍提高，實現共同富裕。可是現實是：中國的基尼系數卻由1978年的0.18猛增到0.474（傳西南財經研究數據為0.61），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據李總理披露，目前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不滿1000元！顯然，這近半數中國人自然算不上“富裕”；較多的還與“貧困”結緣。另一面，中國的億萬富翁確實已高居世第一！據“胡潤2021全球富豪榜”數據，目前擁有10億美元以上的企業家，在中國已有1058位，早已超越了美國的696位。首富“農夫山泉”老板鐘睒睒，其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就高達5500億元人民幣！
為何會發生貧富兩極分化？
社會主義講“按勞分配”，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不可能產生貧富兩極分化（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也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資本主義講按資分配，富者憑資（錢生錢）而富，貧者無資落貧，其結果必然是兩極分化。
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怎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兩極分化？答案是：不加限制地推行“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和“多種分配方式”的分配制度所致。
社會主義國家在某個時期推行混合經濟，這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比如，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結束，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歷史進入到這一階段，——亦稱過渡時期。其時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起來了，原有的資本主義私營經濟也還得存在（為了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整體經濟的健康運行），這就必然形成混合經濟。社會主義國家既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得采取“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利用、限制、改造私有制經濟”的政策。正是采取了這一正確的經濟政策，最終才能在1956年讓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通過“公私合營”的贖買（避免了蘇俄的強制剝奪）方式，平和地完成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轉變。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激發個體的積極性，又重新開放了私營經濟的發展。修改后的現行憲法規定：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在原有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的條件下，允許私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必然重又形成混合經濟。
“混合經濟”只是一種過渡形態的動態經濟制度，它的發展可以有兩個方向：既可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也可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關鍵是看國家的政策導向。如果采取“保護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利用、限制、改造私有制經濟”的政策，則可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反之，如果政策上不能保護公有制經濟，聽任私有制經濟無限制的發展，其結果必然是走向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的所有制性質決定分配原則。公有制經濟必然是按勞分配；私有制經濟只能是按資分配。按勞分配的發展結果是共同富裕，而按資分配的發展結果一定是兩極分化。
就拿美國來講，它無疑是當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年GDP近21萬億美元，總人口3.3億，人均GDP高達6.36萬美元（合人民幣40萬5100元）。堪稱可以富得流油，人人都能過上好日子。可是因為資本主義按資分配，兩極分化嚴重，除了少數人豪富外，卻有4000多萬人毎天靠領政府食品券過活；有80萬人流落街頭、無家可歸；如今疫情期間，美國又有2800萬人交不起房租，要不是有政府的禁令，隨時可能被房東掃地出門。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再發達，也必然是兩極分化：少數人發財致富；多數人受窮。
當今，一些人以國家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借口，無限制地發展私有經濟；又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為口實，從根本上背棄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原則，讓資本霸權搞“按資分配”。
如果聽任私有經濟無限制地瘋狂膨脹，如果聽任“按資分配”的資本霸權肆意妄為，怎會不出現兩極分化? 怎會不出現新的資產階級?如此下去，中國的混合經濟必然滑向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變質，就會出現毛主席生前的擔憂：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
要避免這一可悲現象，唯有在混合經濟階段，依仗共產黨掌握的政權，采用“利用、限制、改造私有經濟”的政策。
對私有經濟（包括外資）的無度無序擴張，切切不能再縱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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