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能源安全與可行戰略[1]

　　對能源消費大國而言，能源安全概念直接與能源供給的程度相聯系。一國的能源安全程度將直接由該國能源供給對能源需求的滿足程度來確定。自近代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問題，更多的是能源問題。[2]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每次能源危機過后，接踵而來的就是經濟危機。[3]

　　長期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的程度上受到能源供求關系的制約。1993年我國開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1996年中國原油進出口逆差出現。此后中國開始意識到能源安全問題。

　　2004年是中國政府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國家發展目標的一年，也是國際能源出現危機的一年。伊拉克戰爭后，國際能源形勢驟然惡化，國際油價創歷史最高水平。與此同時，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對外依存度及相應風險也持續飆升。這不可避免地要影響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發展目標的實施。為此，未雨綢繆，加強中國能源安全的研究并制定可行能源發展戰略，將直接關系到國家發展目標能否順利實現。

　　一、中國能源安全的基本矛盾

　　（一）經濟多極化發展引起的能源消費與需求不平衡運動是當前國際能源體系的基本矛盾

　　資源問題本質上就是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永是圍繞著人類基本的生存問題。“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4]國際關系，尤其是大國關系緊張程度往往是國際資源緊缺程度的反映。

　　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占據高勢能經濟地位的優勢國家對全球或地區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控制和汲取的過程。在中世紀，農業是占優勢地位的生產方式。土地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資源，人口是生產的基本動力。地多糧就多，人多稅賦來源和兵源就廣。兵多糧多，國家就強大。因此，這時國家崛起和帝國擴張的過程基本都是掠奪土地資源的過程。近代資本大國崛起和資本帝國的擴張，在不同的時期對資源有不同的需求。在資本主義早期，市場是資本國家崛起的稀缺資源，于是就有了資本中心國家用血與火開辟殖民市場的歷史。這一時期，國家力量的大小是以殖民市場的擁有量為標志的。在當時各資本主義大國中，英國是領土最小，而擁有殖民市場最大的國家，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維持幾百年的日不落大不列顛帝國。為此世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70年代，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并成立了主權國家。80至90年代，這些獨立國家，尤其是以中國經濟為主動力的亞洲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并在這種發展中為西方資本中心國家提供了擁有巨大潛力的新興市場。由此造成生產力在北美、歐洲，特別是亞洲的巨大發展，這使國際資源需求由市場轉向常規礦物資源。這樣，常規礦物資源，尤其是其中可作動力燃料的能源，便成了這一時期國際間激烈爭奪的稀缺資源。如下表所示：

　　世界及各地區一次能源生產、消費量及地區所占世界生產消費總量比重

　　單位：標準煤萬噸

　　【根據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03、2004年提供的統計數據計算整理。參見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3）》，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8、240、242頁；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6、248、250頁。】

　　由表一可知，從1990-2000年間，世界能源生產總量大于消費總量，這說明，世界能源生產與消費在總量上不存在短缺性矛盾。從另一面看，世界能源消費與需求發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消費重心與需求重心日漸出現分離。消費增速較高的地區，大多都不是消費總量較大的地區。原來歐美為世界能源消費大戶的同時也是需求大戶，到20世紀末歐美仍保持消費大戶的同時，亞洲已成為能源需求力最旺盛的地區，亞洲地區生產和消費總量1990年至2000年間分別增長37.3%和45%；歐洲分別為111.1%和49.4%；北美地區分別為8.2%和17.3%。其中，歐洲、亞洲能源生產消費增速最快，亞洲能源消費增長遠遠快于能源生產的增長，而北美地區在保持能源消費大戶地位的同時，能源生產緩慢，遠遠跟不上消費總量的增長。世界能源需求中心正在從歐美地區向亞洲地區轉移。而在能源消費構成中，即以原油的液體能源消費最快，其中亞洲液體能源消費增速遠遠高于北美、歐洲兩大地區。如下表所示：

　　世界及主要地區能源消費構成

　　單位：標準煤萬噸

　　【根據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03、2004年提供的統計數據計算整理。參見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3）》，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239、241、243頁；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247、249、251頁。】

　　這種國際能源消費與需求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尤其是亞洲地區能源需求的持續走高的趨勢，使美國在克林頓后期日益將能源問題列入國家戰略議題。2000年下半年美國加州發生數次局部輪流大停電，使美國政府對能源問題的緊迫感愈發強烈，2001年至2003年小布什借“9·11”事件，發動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軍事力量直插世界石油儲量最豐富的中亞中東地區。

　　“9·11”事件，是南北關系冷戰后嚴重激化的重要標志。它進一步證實了鄧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斷：“世界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5]冷戰后南北問題進一步激化的根源在于目前世界資源即包括能源在內的世界常規礦物資源總量的嚴重短缺，以及目前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世界資源配置體系的嚴重不合理。這在美國軍事力量深深插入中亞之后，對海外能源供給依賴日益嚴重而海外利益的自保能力嚴重不足的中國將造成巨大的能源安全的政治壓力。

　　（二）中國國內能源安全面臨的主要是結構性矛盾

　　能源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動力，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21世紀初中國能源安全的基本形勢是供需總量大體平衡，但結構性矛盾突出。具體表現為：

　　1．能源平衡差額負增長持續擴大，總需求大于總供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受能源供給和需求變化的制約。但在不同時期，能源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方面是不同的。如下表所示：

　　單位：萬噸標準煤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交通能源司：《’97白皮書中國能源》，中國物價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頁。

　　《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頁。

　　《中國統計年鑒，（1990）》，中國統計年鑒1990年版，第487頁。

　　國家統計局工業交通統計司編：《中國工業交通能源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1999），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版，第258頁。】

　　由上表可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能源安全形勢，發生了兩大轉變。1980～1990年的十年間，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能源因素是：能源消費不足，除1987～1988年經濟過熱及1989～1990年經濟調整特殊時期外，中國能源生產總量大體高于能源消費總量，出口量遠遠大于進口量。而每次經濟下滑，都與能源消費增長不足有關，而與能源供給不足無關。可以說，這10年中我國的能源形勢基本是安全的。但從1990年起，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在保持7%以上的增長的同時，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開始接近生產總量，能源進口量大幅上升。到1992年能源生產總量已略低于國內能源消費需求總量，2000年能源生產與消費總量缺口迅速拉大，從1992年的-1914萬噸擴大到-23309萬噸。2001年起，中國能源生產增長加快，到2003年已近能源消費總量。但能源進口已從1990年的1310萬噸擴大到2002年的15769萬噸，出口從5875萬噸擴大到11017萬噸，進出口分別增長1103.7%和87.5%。同時能源平衡差額負增長持續擴大：從1990年的-2565萬噸標準煤增長到2002年的-3903萬噸標準煤。[6]這說明，中國能源在供消總量大體平衡的同時，總消費已大于總供給，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年進口量占年消費量的比例）[7]迅速增大。中國能源安全形勢已亮起紅燈。

　　2．清潔能源需求增大，結構性矛盾突出。中國能源需求對外依存度迅速擴大的原因在于其內部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我國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氣和水電常規能源中，產需矛盾比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潔高效能源品種，尤其是石油品種生產的增長不能滿足迅速擴大的國內需求。

　　1980-2016年中國一次能源生產與消費構成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交通能源司：《’97白皮書中國能源》，中國物價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27頁。。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頁。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7）》，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版，第277頁。】

　　由上表可知，1981年～2003年，原煤始終是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的主體，也是中國能源結構中最穩定的部分。在1980年到2003年的能源生產消費結構的變化中，煤炭、天然氣、水電供需比重大體平衡。在清潔能源中，原油生產和消費比重嚴重失衡：從1980年到2003年，石油生產在能源生產總量中的比重從23.8%下降到15.2%，而石油消費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重從20.7%上升到22.7%，而在前兩年即2001年曾達到24.3%。時至2016年，中國原煤生產和消費均大幅下降，在清潔能源中，天然氣、水電（2016年這部分被統稱為“一次性電力及其他能源”）兩項均呈平衡中上升的態勢，而原油的生產和消費在大幅下降的同時，其生產和消費的比重卻嚴重失衡，二者之間的差值高達10.1%。這樣大的差額顯然是通過擴大原油進口來彌補的。從這些比重關系的變動中可知，清潔能源需求增大，及由此引發的結構性矛盾是中國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而石油短缺是我國國內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如下表所示：

　　表五：1980-2015年中國石油平衡表

　　單位：萬噸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工業交通統計司編：《中國工業交通能源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1999），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版，第266～267頁。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頁。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頁。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7）》，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版，第279頁。】

　　盡管近20年來我國石油產量有很大的提高，從1980年的10594.6萬噸增長到2002年的16700萬噸，但從1994年起石油生產開始不能滿足石油消費的需求，1993年起進口量開始大于出口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按年均9.7%的速度增長，原油消費按年均5.8%的速度增加，而同期國內原油供應增長速度僅為1.67%。1993年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8]此后進口量逐年增大，尤其是“九五”期間，石油進口量從1996年的4536.9萬噸增加到2002年的10269.3萬噸，進出口逆差從-1840.9萬噸擴大到-8130.1萬噸，增長了341.8%。2015年中國進口原油達到39748.6萬噸，出口5128.2，進出口逆差-34620.4，與2002年比，進出口逆差擴大了3.26倍，生產和消費平衡差額擴大了3.17倍。我國石油供需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加大。

　　另外，我國石油儲量和產能接替的難度尚未緩解。據國家石油工業“十五”規劃提供的數字和結論顯示，盡管我國第二輪資源評價表現出“我國石油儲量開始進入穩定增長期”，但隨著勘探程度不斷提高，新發現的油田規模總體呈變小趨勢，而且新增探明儲量中低滲透與稠油儲量所占比例逐年加大，儲量品質變差，新增及剩余儲量可動用性較差。全國剩余可采儲量[9]為23.8億噸，儲采比[10]為14.8，已開發油區儲采比只有10.9。[11]根據開發油田的一般規律，在這樣的儲采比配置下，穩產處于臨界狀態，上產難度較大。同時，在役油田穩產難度加大。主要產油區目前已進入中后期開發階段，主力老油田進入高采出程度、高含水率雙高開采階段，主力油田挖潛效果減弱，穩產難度加大，采油成本上升。

　　2003年初中國地質科學院發表報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國實現現代化，石油、天然氣資源累計需求總量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至5倍。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產結束期。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5億噸原油和1000億立方米天然氣﹐分別占國內消費量的70%和50%。[12]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在我國現有海外影響和外交控制力不變的情況下，在中國石油需求對外依存度增大的同時，我國石油安全風險也相應增大。

　　由上分析可以得出三個具有內在聯系的結論，目前中國能源安全現狀明顯表現為如下遞進式矛盾結構：一是國內清潔能源，特別是石油的需求大于供給，供求矛盾呈剛性上升。二是中國能源安全問題并不主要是供給總量與需求總量的矛盾，而是由清潔能源供給不足引發的結構性矛盾，這是中國能源安全問題中的主要矛盾。三是石油又是中國清潔能源中需求增長最快而供給能力日益嚴重不足的品種，因此，石油短缺是我國國內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二、中國石油安全環境嚴重惡化

　　（一）世界石油產需總量平衡，石油需求中心與消費重心不平衡發展

　　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2004年國際石油陷入危機是國際石油需求，尤其是亞洲石油需求大規模增長所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和全國石油委員會委員，并擔任過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的能源市場經濟學家菲利普·弗勒格（Philip Verlger）就當前的石油危機發表看法，他說：2004年世界上出現了兩個新的主要角色，影響到全球的能源需求，這就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90年代，這兩個國家的能源消耗只有每天350萬桶，占全球石油消耗的5%。但是13年后，也就是2003年，這兩個國家的石油消耗量翻了一番，在全球石油消耗中所占的比例超過了10%。顯然，弗勒格將當前石油危機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和印度的石油消費的大規模增長。[13]

　　但近十多年的世界石油產需總量數據并不支持這樣的觀點：1993年世界石油生產和消費量分別為3187.0百萬噸標準油和3139.3百萬噸標準油，產需平衡差額為48百萬噸標準油；

　　2003年世界石油生產和消費量分別為3697.0百萬噸標準油和3636.6百萬噸標準油，產需平衡差額為60.4百萬噸標準油。10年間，世界石油生產總量和消費總量保持著產量略大于消費總量的大體平衡。如下表所示：

　　1993-2003世界石油生產、消費量

　　單位：百萬噸標準油

　　【資料來源：BP 2004 StatisticalReview of World Energy。】

　　這說明兩點：

　　1．亞洲能源消費并沒有造成世界石油的生產與消費總量的失衡，當然也就談不上是亞洲能源消費增長造成當前的世界石油危機。

　　2．2004年底高居50美元左右的石油價格，并不是所謂世界石油總供給與總消費失衡所致，更不是所謂亞洲消費量增大而致，而是由于世界石油資源在確定的國際配置體系中以亞洲為主動力的石油需求中心與以西歐、北美為主的消費重心相分離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世界能源“需求中心”與“消費重心”統一于歐美國家并擺動于歐美之間。20世紀90年代后，亞洲崛起造成亞洲能源需求強勁增長，并使世界“需求中心”與“消費重心”相分離。這正如饑餓的人有巨量需求但不一定有巨量消費。這種需求與消費的分離，而不一定非得是糧食供給不足，也能造成糧食價格上漲，進而造成饑荒——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貧困與饑荒》一書中得出的重要結論。目前在世界石油供給總量仍大于需求總量的情況下，人口最多、石油需求最旺盛的亞洲地區卻不擁有更不能控制相應的可用于消費的石油存量。這種有需求而無相應消費供給量的現實，是當前石油價格上漲的深層原因，而產生亞洲國家這種能源需求與消費相分離從而消費“權利失敗”[14]的根源，恰恰是由北方國家不惜通過戰爭強力壟斷的不平均的國際能源配置體制。[15]

　　（二）石油需求中心向亞太轉移，中國在獲取海外份額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競爭。

　　由于高沸點、高能量和低污染的品質，石油日益成為支配世界能源消費的重要部分，在未來20年內石油仍將在世界能源消費中處于領先地位。1991至2001年間，世界石油生產與消費迅速上升且大體平衡，但地區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如下表所示：

　　1993-2003年世界及各地區石油生產和消費

　　單位：百萬噸標準油

　　【資料來源：根據BP 2004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的數據計算整理。】

　　由上表可知，北美洲一直是世界石油消費第一大戶，但10年間，其消費總量在世界石油消費總量中的比重只上升了0.2％，同期石油生產比重卻下降了2.3％。亞太地區能源生產和消費是世界增長最快的地區，10年間該地區能源產量占世界生產總量的比重下降了0.4%，但其消費總量卻增長了4.7%，其增速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地區，成為世界石油消費第一增長大戶。中國和印度是亞太地區石油生產和消費大國。如下表所示：

　　中國、印度石油生產消費總量及其在亞太所占比重（%）

　　單位：百萬噸

　　【資料來源：根據BP 2004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的數據計算整理。】

　　亞太地區這種石油產量比重增長滯后，消費比重卻大幅上升的反差現象，預示著該地區石油供給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對外依存度將持續擴大。這是中國能源安全不可回避的矛盾。

　　能源自給能力及其需求對外依存度，是評估一國能源安全環境的兩個關鍵標志。從1993年開始，中國的石油消費、生產、進口和進口依存度（年進口量占年消費量的比例）逐年增大，其間中國將在獲取海外份額油方面遇到更激烈的競爭。如下表所示。

　　中國石油生產、進口和依存度的統計和預測

　　單位：萬噸

　　【資料來源：《中國石油生產、進口和進口依存度的統計與預測》 ，參見《煉油技術與工程》2008年第3期，第37頁。】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預測還是比較保守的。2018年中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發布的《2018 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的數據披露：“2018 年中國進口原油 4.6 億噸，對外依存度升至 70.9%。”[17]

　　（三）美國石油生產滯后，石油消費對外依存度將持續增高。

　　美國石油消費占全球石油消費的1/4強，而美國石油消費對外依存度則超過50%。因此美國石油供給形勢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能源安全環境。美國石油產量和消費總量近10年來出現較大缺口，并且儲量也大幅下降：1991- 2001年美國石油產量從4.22億噸下降到3.49億噸，下降了17.3%，而同期石油消費則從7.66億噸上升到8.96億噸，上升了17%，占2001年全球消費總量的25.5%；[18]1989～1999年美國已探明石油儲量從336億桶降為286億桶。[19]在已過去的10年里，美國在石油產量大幅下降的同時，石油消費量大幅上升，這使增加石油供給成為美國外交重要議題。1990年美國借伊拉克戰爭在沙特、科威特獲得常駐基地；此后美國軍事力量隨美國外交日益向中亞地區匯聚。1998年美國用“戰斧”巡航導彈打擊阿富汗境內目標，1999年美國肢解南聯盟，2001年美國大兵強入阿富汗，2003年美國以“莫須有”的理由入侵并占領伊拉克，[20]導致伊拉克形勢嚴重動蕩，油價一路飆升，國際能源環境進一步惡化。

　　三．經濟全球化挑戰中國能源安全

　　（一）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石化工業壓力增大

　　石油化工工業是我國重要的支柱產業。近年來我國石油化工工業發展速度較快，主要產品產量已居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加入WTO將使中國的石油市場及我國石化工業面臨巨大的沖擊和壓力。

　　我國石油化工工業主要產品產量雖大、品種雖全，但投資和技術水平、生產成本、質量均不理想，精細化工產品對進口的依賴性大。我國國產成油中高檔潤滑油僅占總量的10%，質量和品種均與國際先進水平有較大差距；加工汽油中的硫、芳烴、苯含量不能完全滿足國際市場要求；高附加值產品比重低，如國外合成纖維差別化率為30%至40%，我國只有10%。我國目前化學工業中，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精細化工產品所占比重僅為35%以上，而傳統基礎化工產品所占比重在50%以上，國內相關行業升級換代所需高檔化工產品大量依靠進口。我國乙烯裝置平均規模為21萬噸，最大為45萬噸，遠低于國外先進水平。[21]

　　中國加入WTO后，外商進入成品油分銷市場，國內石油石化產品市場飽和乃至過剩局面更趨嚴峻，一般石油化工產品投資回報率下降趨勢不可逆轉。這將使我國石油化工工業投入資金的回收周期延長，投資風險增大。另外，外商擁有貿易權和分銷權后，將直接在中國國內設立貿易機構和分銷網絡，這不僅可以降低進口產品的經營成本，而且依靠其高質量的服務和管理優勢與我國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技術人才和管理全方位的競爭，使我國國內企業在一段時間里處于更為不利的經營地位。[22]另一方面我國國內也存在著優質能源天生不足的問題。我國國內原油“以重油居多，含蠟量高，提取輕油的技術要求高于世界其他一些富油國”[23]。國際上對發動機燃料提出越來越嚴格的環保要求。這將迫使我國在一段時間里對國外精煉產品技術及其產品有較大的依賴，并使中國石化工業面臨十分嚴峻的競爭。

　　造成上述我國能源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國際環保壓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清潔能源的需求持續增大。但與國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能源結構中清潔能源所占比重還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這說明中國對清潔能源的需求趨勢十分強勁。如下表所示：

　　世界主要國家一次能源消費量構成（2003年）

　　單位：百萬噸標準油

　　【資料來源：BP 2004 StatisticalReview of World Energy】

　　數據顯示，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能源消費結構正好呈反向變化。表中發達國家能源消費結構均以清潔能源消費為先。在石油、天然氣、原煤三大能源品種中，前二者是美、法、英能源消費的主體部分，即使在煤炭資源豐富而石油資源不足的德國，石油消費也是處于絕對優先的主體地位。中國消費結構正好相反，其原煤消費遠遠高于本國其他一次性能源消費量，居于絕對優先的地位。1997年后，我國煤炭生產總量開始下滑，其原因是潔凈能源供給和需求增大。這說明，環境保護的壓力是能源產業面臨的基本壓力，也是促使我國能源結構發生上述變化的主要原因。而國家計委和原地礦部曾聯合牽頭組織各有關工業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的對我國主要礦產資源對2010年國民經濟建設保證程度論證工作后得出結論認為，到2010年我國煤炭資源可以保證需求并且有出口潛力，而石油、天然氣則不能滿足國內需求，需靠進口補缺。[24]2017 年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2018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天然氣進口國。2018 年中國進口原油 4.6 億噸，對外依存度達到 70.9%，天然氣進口量 1254 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升至 45.3%。[25]

　　（二）“入世”給其他常規能源供給帶來新壓力

　　1．世界煤炭工業迅速發展已使我國煤炭生產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煤炭是我國的主要能源，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支撐，目前約占一次能源構成的67%以上，遠高于國際24.37%的平均水平。[26]但同時我國煤炭生產仍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組織結構不合理。2000年全國礦井平均每處產煤只有3萬多噸，國有重點煤礦平均年生產能力80萬噸，市場占有率不到0.5%。沒有形成產、運、銷一體化綜合經營體系，經營效益受外部條件嚴重制約。二是技術和裝備水平低。全國煤礦非機械化采煤占60%，大中型礦井生產設備老化，中型煤礦生產技術水平極低，生產工藝落后，破壞和浪費現象嚴重。三是產品單一。2008年，中國采煤機械化程度僅為45%，遠低于世界主要產煤國家80%～100%的先進水平，煤炭科技進步對煤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24%左右[27]。2000年全國原煤入選比重只有35%，大量原煤未經加工直接燃燒，潔凈煤技術開發利用進展緩慢。煤炭產業鏈短，高附加值產品少。四是國有煤炭企業受煤炭市場價格下滑影響，處境困難。國有重點煤礦整體虧損，煤款拖欠嚴重。自1996年起我國原煤產量大幅下滑，從1996年的13.96億噸跌至2000年9.98億噸，回到12年前即1988年的水平。2002年中國煤炭產量才勉強接近1996年水平，達13.8億噸。[28]

　　另一方面，世界煤炭工業迅速發展已使我國煤炭生產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近年來世界煤炭工業通過兼并聯合和跨國經營，競爭力增強。主要產煤國家中，前三四家煤炭企業市場的占有率提高到40%以上。德國礦井平均生產規模達到280萬噸，英國180萬噸，煤炭生產技術向遙控和自動化發展，煤炭工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目前日本、美國及歐盟國家開發潔凈煤技術已先后進入工業化應用階段。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能源供應將在一個更加開放的體系中配置，國外優質低價能源進入我國市場，將對我國技術和管理及與發達國家比尚不具備競爭優勢的煤炭企業發展形成相當大的壓力。

　　2．天然氣在我國勘探和開發利用都相對落后

　　目前天然氣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比例遠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和8.8%的亞洲平均水平。2002年中國天然氣產量在能源生產總量中僅占2.6%，天然氣消費在能源消費總量中卻占2.2%；2016年，中國天然氣生產總量占能源生產總量中的比例提高到5.3% ，消費在能源總消費中的比例提高到6.4%。[29]2017 年成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之后，2018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天然氣進口國，并且這一趨勢還將繼續。2018 年進口原油 4.6 億噸，對外依存度升至 70.9%，天然氣進口量 1254 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升至 45.3%。[30]我國天然氣預計可采儲量7萬至10萬億立方米，可開采95年。但同時我國天然氣工業的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我國絕大多數天然氣產區地質條件復雜。如產層薄、含氣豐度低和埋深大、地表條件惡劣，這使得上游成本投入高。另一方面，我國集中于西部的天然氣產區和集中于東部的消費區相距較遠，管輸費用高，占氣價比例較大。這使得我國天然氣價格偏高。其次我國天然氣消費結構不合理。目前我國天然氣主要用于化工、油氣田開采和發電等工業部門。它們天然氣消費所占比例在87%以上，但天然氣作為工業燃料的氣價承受力差，而氣價承受力最大的居民卻在天然氣消費結構中所占比例不到11%。目前全國有配氣管網的城市少，新建和改擴的資金用量大且難以保證，這無形中加重了天然氣工業壓力。[31]

　　3．中國電力生產使用清潔燃料的成本將不可避免地大幅提高

　　目前我國電力生產主體部分是火電，而原煤是其燃料構成中的主體部分。在清潔能源中的水電與核電生產量在一次電力生產總量中的比重在大幅提高：2002年，我國水電產量與核電產量在一次電力生產總產量中僅占2.4%與0.2%，到2015年水電產量與核電產量占當年一次電力總產量中的比重分別提高到4.2%和0.6%。[32],中，中國只在水電方面居于世界的前例，核電則遠遠落后于其他工業發達國家。這可從世界主要國家的總裝機容量及核電在其中的比重比較中可以看出。如下表所示：

　　世界主要國家總裝機容量

　　單位：萬千瓦

　　【根據國家統計局編的《國際統計年鑒（2018）》第165頁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

　　表中，2000年中國電力總裝機容量及水電裝機容量及熱電、水電、核電各項在其中的比重，與1998年的美、加、法、英、德幾個發達國家相比，熱電和水電均居第二，但核電裝機容量則遠遠落在其他發達國家后面，這從另一方面說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發展核電在中國具有相當大的開發空間和潛力。鑒于中國熱能生產以高污染的煤炭為主要原料，而石油和天然氣又不可能大規模進口被用于電力生產，因此，未來中國電力生產中，用于煤炭潔凈技術的及發展其他清潔發電燃料的成本將不可避免地大幅提高。

　　4．中國海外能源依存度增大的同時，對海外能源運輸安全保障的能力卻嚴重不足

　　能源安全，說到底是國家能源的對外依存度與國家對國際事務的政治、軍事參與和控制能力之間的比例關系。對能源供給短缺國家而言，國家石油安全系數與國家對世界事務的外交和軍事參與及控制能力成正比，而與該國能源需求的對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國能源對外依存度越大，對外軍事外交參與能力越小，則該國石油安全系數就越低，不安全的風險就越大。

　　對于現代國家而言，國家參與和控制世界事務的能力，就其核心部分而言，是海軍在世界范圍自由行動的能力。目前在世界各大國中，中國海上政治軍事參與控制能力相對較弱，與此相應，在同等對外能源依存度的國家中，中國能源安全系數也較低。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大大高于中國，但美國對世界事務的外交和軍事控制能力居世界各國之首，因此，美國能源安全風險系數大大低于中國。

　　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目標，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必將加快，石油需求將繼續呈強勁增長態勢。如不采取積極有效的能源戰略，我們就不能保障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已達70.9%和45.3%[33]海外能源進口安全。目前，國際石油主要出口地區是中東，以10萬噸位級的油輪從海路運輸到中國，在國際矛盾緊張的時候，是否可以順利地通過已經極為繁忙的馬六甲海峽都是疑問。顯然，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的增長以及中國對海外能源利益的強力維護手段不足等現實，將增大中國能源安全的風險及化解這些風險的資本支出。

　　中國加入WTO，對中國能源而言，意味著其生產與消費參與全球能源配置體系，其安全也融入國際安全體系。目前中國的能源供需已融入世界。2001年中國原油進口來源地區及份額分別為：中東地區 56.2%，非洲地區22.5% ，亞太地區14.4%， 歐洲中亞地區 6.9% 。[34]這說明，中國能源安全已成為世界能源安全體系中的一部分，中國能源安全與國際能源形勢的變化發生著互動關系。據估計國際油價每提高1倍，美國國內的GDP就會下降2.5%左右；每桶石油價格上升10美元，每年將給美國經濟造成500億美元的損失，經濟增長率將減少約0.5%，[35]美國國際石油政策基本上所依靠的是維持自由獲取中東與波斯灣石油的機會和波斯灣地區的出口自由地進入世界市場的機會。它對世界能源豐富的地區及由此運輸到美國的海上交通線有絕對的政治軍事控制力，而“目前中國海軍還不能夠確保海上能源交通線的安全，過分依賴中東和非洲地區的石油和單一的海上運輸路線使得中國石油進口的脆弱性比較明顯。如果遇上特殊情況，正常的石油進口可能無法得到保證，國內的人民生活、經濟運行乃至國防都會受到重大影響”。[36]鑒于中國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對國際能源提出的巨大需求，以及中國海軍嚴重滯后于中國能源海外依存度擴大的不平衡態勢，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中國能源安全在國際能源安全體系中將是極其脆弱的，在世界各大國中，中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將是最缺少保障和最沒有底線的。

　　四、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能源安全政策

　　中國能源安全形勢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就開始由80年代的總量平衡的矛盾轉化為主要是由環保壓力引發的結構性的矛盾，盡管其他能源品種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類矛盾，但中國石油需求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與中國海外利益軍事保護手段嚴重滯后，是當前中國能源安全形勢基本特點。

　　對此專家們提出加大參與國際石油市場競爭力度，大量增加海外份額油的方案，[37]以及與之相對的 “我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不能采取依靠進口石油的政策”方案，[38]另外還有諸如提高天然氣消費比重、節約能源、建立石油儲備基地、加快西氣東輸工程、大力發展如風能、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的方案。但總的說來，這些只是一種補充性的方案，并不能解決我國能源的基本安全問題。

　　這里的關鍵性問題是，中國能源安全政策可否選擇歐美大量依靠海外進口的模式，盡管這是一個最好的模式。對此，筆者認為是不可以的。這是因為歐美解決能源問題的前提是強大的制海權，而這恰恰是中國短期無法扭轉的弱項。馬漢說：“商業影響需要通過在各地部署海軍來得以存在。”[39]這話對我們理解歐美能源與海軍關系以及破除將能源問題理解為純經濟行為的誤判，是絕對有幫助的。

　　在國際能源運輸方面，與世界其他大國相比，中國是絕對依賴海上運輸的國家。如下表所示：

　　國際能源運輸方式

　　單位：標準煤萬噸

　　【資料來源：

　　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3）》，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版，第237～242頁；

　　國家統計局編：《國際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版，第245～249頁。

　　上表表明：在國際能源運輸中，只有中國是絕對依賴海上運輸的國家。盡管中國對能源的需求潛力遠高于其他國家，但在海上運輸通道控制方面，中國卻幾乎沒有控制力，而美國又是擁有絕對控制力的國家。這表明中國在國際海上能源安全體系中今后較長時期內，將不得不處于依附性地位。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如果選擇歐美大量依靠海外進口的方法來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那無異于將自己的發展命運托付給一個沒有安全保障的世界，這將使中國的能源安全更加脆弱。[40]

　　另一方面，如果退回煤動力時代也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造成高昂的環保成本。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火電發展迅猛。1979年全國火電裝機容量為4390萬千瓦，1998年全國火電裝機容量為20988萬千瓦，2008年底，全國火電裝機容量由1998年的20988萬千瓦猛增至60132萬千瓦，約占總容量的75.87%，作為清潔能源的水電17152萬千瓦，僅占總容量的21.64%。[41]我國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總量1999年為1857萬噸，到2003年則猛增至2159萬噸。工業廢氣排放量從1999年的126807億標立方米，到2003年已增至198906億標立方米。[42]使用清潔能源以阻止生態環境惡化，已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43]

　　目前我國新型能源開發的現狀是，除原油外，我國開發技術較為成熟的和用量較大的有原煤、天然氣和水電。此外，還有一定數量的核能。我國風能和太陽能資源雖豐富，但大規模開發仍受諸多自然條件的限制。比較這諸多能源品種，原油、天然氣屬高熱值、方便和潔凈能源，但國內自給能力嚴重不足。隨著消費量的持續上升，大規模進口引起的國家能源安全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高，這將使我國經濟承受如油價變動、地區沖突、國際突發事件乃至霸權國家對我國可能實施的經濟制裁等風險的能力更加脆弱。中國水電開發技術較好，發電量和裝機容量也已達到相當的規模，開發具有相當潛力，但它與風能和太陽能一樣，受天氣、水文、季節、地質及生態等自然因素制約較多，自然風險也不可忽視。[44]

　　鑒于目前我國對世界能源豐富的地區的實際控制力及海上能源運輸線路的軍事自衛能力非常有限，而采用英美石油安全模式，將我國能源安全建立在提高海外依存度的方法又不可能，因此將能源對外依存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圍，立足于科學利用本國現有能源優勢，盡力提高能源自給率，從中近期看來，是降低中國能源安全風險的可靠方法。

　　科學的能源安全政策應是對歷史正反兩方面經驗科學總結的結果。我國石油消費在能源總消費中的比重從1962年的6.6%增長到1978年的22.7%；煤炭消費比重則從1962年的89.2%下降到1978年的70.7%。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發生兩次石油危機，各國政府開始關注能源安全問題，紛紛調整其能源政策，降低石油消費；我國于1977年提出壓縮燒油的政策。1978年到1988年我國石油消費在能源總消費中的比重從22.7%下降到17%，煤炭消費則從70%上升到76.2%；1989年中國經濟進入緊縮調整階段，1990年石油消費比重下降至16.6%，此后國際國內環保呼聲日高，石油消費比重持續上升，到2003年我國石油消費比重再次達到1978年22.7%的水平，而同期煤炭消費比重則從1990年的76.2%下降到67.1%。[45]此間，特別是1993年中國首次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人們又舊話重提，中國能源安全又成為中國學者關注的熱點，石油替代成了中國制定能源安全政策時考慮的重點和制定外交政策時的重要議題。

　　歷史的經驗表明，符合中國國情的能源安全政策應是安全和環保原則的統一，潔凈、安全和高效應是中國能源政策的目標，而獨立自主應是我國能源政策的立足點。從中近期看，具體政策選擇有如下三點。

　　首先，立足本國優勢能源，開發和推廣清潔煤技術。中國地礦富煤貧油的特點，決定煤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是中國能源的支柱產業。盡管煤炭是一種高污染的能源品種，但與20世紀90年代初即煤炭再次受到冷落的情況不同，目前潔凈煤技術比如水煤漿技術、煤氣化技術及其他潔凈煤技術在我國已有了很大的發展。國家能源節約和綜合利用“十五”規劃已提出未來國家推廣潔凈煤技術，重點發展大型、先進的煤炭洗選加工技術、煤炭液化技術、大型煤氣化技術、水煤漿制備和應用一體化技術、大型循環流化床技術、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IGCC）技術、高效低污染燃煤發電技術等，隨著我國潔凈煤技術日臻成熟及其產業化程度的提高，煤炭將仍是保證我國能源供應安全的支柱產業。[46]

　　其次，大幅度提高核能消費比重。從更長遠的能源安全政策考慮，在不斷替換的能源鏈條上，僅僅將煤炭作為降低中國能源供給風險的唯一戰略資源還是不夠的。潔凈煤技術只能減少而不能消除粉塵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況且煤炭超度開采也會影響到產地的地質結構和生態環境。鑒于此，根據發達國家能源發展經驗，發展核能是今后應當考慮的重點選擇之一。核電是一種不排放任何溫室氣體的高效和耐久能源。有幾種核電堆型，如壓水堆、沸水堆、重水堆都是比較安全可靠的。世界核電發展的經驗證明，發展核電是降低能源對外依存度，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選擇。2004年全球核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16%，而主要工業發達國家核電比重更大。法國核電已占全國電力生產總量的78.1%，日本占29.3%，英國占19.4%，美國占19.9%以上。而中國僅占2.2%（2003年）。[47]中國有豐富的核能資源，天然鈾及其加工能力已初具規模。核燃料循環工業的各個環節相互配套。中國已能夠自主設計制造3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的成套設備。1991年12月，中國第一座自行設計自主建設的核電站秦山核電站并網發電成功，結束了中國無核電的歷史。“九五”期間，中國開工建設的核電機組就有八套，2002年，秦山二期一號機組并網發電；廣東嶺澳核電站一號機組投入商業運行；秦山三期（重水堆）核電站一號機組成功并網發電。預計這八套機組全部建成后，中國的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900萬千瓦，約占全國總發電能力的3%，并形成浙江秦山、廣東大亞灣、江蘇田灣三大核電基地。盡管如此，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核電還有很大的距離，同時這也說明中國核電發展具有很大的潛力和空間。火力發電是我國用煤第一大戶，適當加快我國核電發展，對于我國在按照潔凈、安全、高效的原則推進能源替代戰略，大幅提高能源自給率，減少對外依存度帶來的風險，確保我國能源供應持續安全的供給，具有深遠意義。

　　最后，加快海軍建設，擴大國際合作。歷史表明，生存資源的稀缺到什么程度，大國關系就會緊張到什么程度，而海軍是國家對世界產生實際影響力并由此分享國際資源份額的決定性的因素。因此，一國的能源安全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的解決多是以軍事為后盾的。現代海軍是伴隨國際貿易而同時出現的，而海軍先行又是英美國家擴展國際貿易的基本路線。根據歷史經驗，未來中國在國際能源體系所擁有的相應份額，最終并不以商業談判技巧而是以海上軍事力量的大小為保證。目前中國擴大國際能源市場的步伐較快，而由此產生的維護中國已獲取的國際能源利益的軍事自衛手段卻嚴重滯后。根據自科索沃戰爭以來國際形勢的變化，沒有海軍保障的國家海外利益增長，隨時都有被海上軍事強國強行中斷乃至終斷的可能。從近代西班牙、荷蘭與英國，英國與早期美國，乃至與中國清王朝沖突的經驗看，軍事，特別是海上軍事較量是大國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終極手段。阿富汗戰爭后，北約力量大幅進入與中國能源進口關系密切的中亞地區，美國沿中國周邊意在封鎖中國海權擴展的鏈條日益收緊，這對中國未來的能源進口安全將形成巨大的制約，對此要早作準備，不然我國通過正常的國際經濟活動而迅速擴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內的經濟利益，將會在因海軍力量不足而大面積地喪失。

　　五、簡單的結論

　　第一，中國能源的穩定增長是其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推動力，而90年代以來中國能源出現的基本矛盾并不主要是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矛盾，而主要是由以石油天然氣為主的清潔能源需求增長而引發的結構性的矛盾。[48]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并不主要是這些年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日益嚴重的國際國內的環保壓力。造成這些環保壓力的也并不直接是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生態問題造成的日益巨大的環保成本對經濟發展造成的間接壓力。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從20世紀90年代迄今持續增長的中國能源需求正在突破中國國內能源供需平衡基點，隨著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的推進，中國能源供需國內平衡將被打破并對國際能源進口由相對依賴關系轉為絕對依賴關系。由此，保證持續增長的中國能源需求將是未來中國外交政策長期不能回避的重要議題。

　　第二，如前分析，不惜通過戰爭強力維持的不合理的國際能源分配制度是造成目前居高不下的石油價格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能源需求中心與消費重心統一于歐美地區，其間能源需求中心與消費重心不平衡變化導致70至8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石油價格剛性上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洲國家崛起，在目前世界石油供給總量仍大于需求總量的情況下，人口最多、發展最快、油氣資源貯量最豐富并對世界財富增長貢獻越來越大，[49]從而石油需求最旺盛的亞洲地區卻不擁有可滿足其消費的石油存量。在目前北方國家強力維護的不平均分配的能源格局不改變的情況下，世界，尤其是亞洲地區能源需求的持續增長，將使大國關系持續緊張。

　　第三，2004年的能源價格飆升將使國際非石油能源需求及新能源投資增大。長期以來，中國能源生產和消費在原煤、原油之間此消彼長。從1957年到1980年中國石油生產和消費占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比重從2.1%和4.6%增至23.8%和20.7%，原煤生產和消費則從94.9%和92.3%降到69.4%和72.2%。此后中國原油生產和消費一路下滑，到1995年降至16.6%和17.5%，而原煤生產和消費則增至75.3%和74.6。[50]

　　造成這種油降煤增現象的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末的世界石油危機。1995年后，國際油價日趨穩定，中國石油生產和消費再次飆升，并于2000年接近1980年水平；與此同時，原煤生產和消費則降至66.6%和66.1%。[51]2004年國際石油危機再次出現，據歷史經驗，今后世界能源生產消費將再次向非石油產品傾斜，中國開發核能及其他非石油清潔能源的投資應大幅增加。

　　注 釋：

　　[1]此部分內容刊發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選入《張文木戰略文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2]“在1770-1900年全球工業化初期階段，世界人口增長了2倍，能源消費總量卻增長了6倍；在1900-1992年，全球工業化成熟階段，世界人口增長了3倍，能源消費卻增長了75倍。”王金祥、姚中民主編：《西部大開發重大問題與重點項目研究》（湘西、恩施、延邊卷），中國計劃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頁。

　　[3] 1950-1983年間，當石油按1980年價格計算是2美元/桶時，世界總產值年均增長5%，人均總產值年均增長3.1%；1973-1979年間，當石油價格增加到12美元/桶時，世界總產值年均增長是3.5%，人均總產值年均增長1.7%;1979-1983年間，當石油價格上漲到31美元/桶時，世界總產值是1.7%，而人均總產值年均增長為0。參見［美］萊斯特·R．布朗著；貢光禹譯：《經濟·社會·科技——1984年世界形勢評述》，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第9、25頁

　　[4]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頁。

　　[5]《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頁。

　　[6]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頁。

　　[7]范維唐：《我國能源新世紀面臨的挑戰》，載《光明日報》，2001年11月19日。

　　[8]凈進口，即當年的原油與成品油的進口總額超過了出口總額，逆差主要在成品油的進出口上。中國原油進出口逆差出現在1996年。參見徐小杰：《新世紀的油氣地緣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頁。

　　[9]可采儲量：特定經濟技術條件下可以采出來的最終油氣總量。在最終可采儲量中除去累積產量，即為剩余可采儲量。

　　[10]儲采比：探明儲量與當年的產量之比，以年表示。儲采比越高，潛力越大。

　　[11]李厚聯，楊仁遠主編：《地區油田分公司財務問題與對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

　　[12]倪永康主編：《山東省“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62頁。

　　[13]《美專家：世界油價可能今后兩年漲到每桶70美元》，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37/2916185.html。

　　[14]這里借用阿馬蒂亞·森的概念。

　　[15]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見解值得注意。他說：“要理解饑餓，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權利體系，并把饑餓放在權利體系中加以分析。”（參見［印度］阿馬蒂亞·森著，王宇、王文玉譯：《貧困與饑荒》，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頁。）他認為饑荒產生的原因不在于供給不足而在于窮人的“糧食權利”失敗。他說“糧食權利所反映的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可支配的最大糧食數量，實際消費量可能小于這一數量”，“一個人之所以挨餓，要么是因為他沒有支配足夠食物的能力；要么是因為他拒絕使用這種能力。權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視的是前者發生的可能性，而不考慮后者發生的可能性”。（參見［印度］阿馬蒂亞·森著，王宇、王文玉譯：《貧困與饑荒》，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31、61頁。）石油消費也是一種“權利”，而目前這種石油“權利”多集中于北方國家，而南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能源需求增長而石油消費權利下降的現實，是我們理解當前能源價格高居不下的鑰匙。

　　[16]主要包括澳大利亞、中國（含臺灣、香港地區）、印度、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泰國等。

　　[17]《中國首次同時成為油氣最大進口國》，參見《遼寧化工》2019年第1期，第85頁。

　　[18]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03。轉引自《世界經濟年鑒》2003/2004卷，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出版，2004年版，第577～578頁。

　　[19]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世界發展狀況 2001》，時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頁。

　　[20]新華網消息據法新社報道，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在2005年9月9日播放的一個電視訪問節目中說，他在聯合國提出的美國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講話是他個人歷史上的一個“污點”。鮑威爾在2003年2月向聯合國安理會發表的講話中，強烈地提出了美國對伊拉克開戰的理由。他在講話中提供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其中包括衛星拍攝的卡車。鮑威爾將這種卡車說成是伊拉克的移動生化武器實驗室。美國在入侵伊拉克后，在伊拉克境內進行了搜尋，但并未找到任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鮑威爾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采訪中說，在我個人歷史上，這是個“污點”。他說，“我是代表美國向全世界提出這一理由的人，這永遠是我歷史的一部分，那是令人痛心的，現在還感到痛心。”來源：《鮑威爾承認美國侵伊時曾經說謊稱之為歷史污點》，http://news.sohu.com/20050909/n226913574.shtml。

　　[21]參見張泰：《加入WTO與中國石油化工工業的發展》，載《經濟研究參考》，2001年第57期。

　　[22]參見張泰：《加入WTO與中國石油化工工業的發展》，載《經濟研究參考》，2001年第57期。

　　[23]崔榮慧：《中國存在優質能源危機》，載《中國經濟時報》，2001年7月16日。

　　[24]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編：《“十五”規劃戰略研究》（下冊），中國人口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頁。

　　[25]《中國首次同時成為油氣最大進口國》，參見《遼寧化工》2019年第1期，第85頁。

　　[26]世界經濟年鑒編委會：《世界經濟年鑒2002-2003》，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頁。

　　[27]趙儒煜，劉錦明，陳志恒主編：《中國產業競爭力報告 2008》，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9頁。

　　[28]國家統計局工業交通統計司編：《中國工業交通能源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1999），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版；《中國統計年鑒》（2004）

　　[29]《中國統計年鑒（2017）》，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版，第277頁。

　　[30]《中國首次同時成為油氣最大進口國》，參見《遼寧化工》2019年第1期，第85頁。

　　[31]數據來源：國家石油工業“十五”規劃。

　　http://www.tongling.ah.cn/zhlm/ztbd/15/text/057.htm。

　　[32]國家統計局能源統計司編：《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2017》，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頁。

　　[33]《中國首次同時成為油氣最大進口國》，參見《遼寧化工》2019年第1期，第85頁。

　　[34]李大光：《國家安全》，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1頁。

　　[35]宿景祥、張運成、馮玉軍等：《國際石油的戰略影響》，《現代國際關系》2003年第2期，第54頁。

　　[36]劉新華、秦儀：《中國的石油安全及其戰略選擇》，載《現代國際關系》，2002年第12期，第37頁。

　　[37]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陳淮認為：“由于運費及許可證、關稅等方面原因，我國目前通過海外投資獲取的‘份額油’大部分都在國際市場上賣掉了。建議國家盡快在‘份額油’進口上采取等同于國內自產油的稅賦政策，以鼓勵海外勘探開發。”陳淮著：《熱點隨想》，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頁。

　　[38]王家誠在《我國石油需求與石油替代戰略》一文中指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從長遠發展和戰略高度分析，我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不能采取依靠進口石油的政策；若提出要達到發達國家現有能源消費結構水平的目標要求，更是不可取。”《中國工業經濟》2000年第3期。

　　[39]參見〔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頁。

　　[40]“美國國內巨大的需求使得它的對外依賴程度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它從自身的安全角度出發，提出石油對外依存度不能超過國內總消費量的1/3，戰略儲備量不能少于三個月的進口量。”徐小杰著：《新世紀的油氣地緣政治——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頁。

　　[41]李中主編：《中國電力與可持續發展》，中國電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93～94頁。

　　[42]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頁。

　　[43] 2004年11月，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指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萬元GDP能耗水平超過發達國家3-11倍，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已近極限。粗放式發展還導致污染加劇，目前，COD排放總量達1400萬-1500萬噸，接近排放最大允許量的兩倍。大氣中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為1900萬-2000萬噸，遠遠超出大氣達標的1200萬噸。城市垃圾每年接近1.4億噸，處理率僅為54.2%，無害處理率更低等。盧楊主編：《中國宜居城市建設報告》，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9版，第29頁。。

　　[44]近幾年中國水資源總量急劇下降：1999年中國水資源總量為28195.7億立方米，2003年則下降為27460.2億立方米。四年內下降2.6%。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頁。

　　[45]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頁;國家統計局工業交通統計司編：《中國工業交通能源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1999），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版，第256頁。

　　[46]神華“煤變油”項目提速，已獲得技術上的關鍵性突破，謀劃3000萬噸生產規模。日處理6噸煤的PDU裝置在上海第一次投煤獲得成功，并成功制出了實驗油品。神華集團2005年1月12日對外披露了此消息。神華稱：“煤直接液化的工藝流程業已打通，神華煤制油向實現產業化邁出了關鍵一步。”2004年8月25日，神華集團在內蒙古鄂爾多斯上馬了我國第一個煤炭直接液化項目，并計劃在2007年建成第一條500萬噸的生產線。經過幾個月的安裝調試，2004年12月16日，日處理6噸煤的PDU裝置在上海第一次投煤獲得成功，并成功制出了實驗油品。神華規劃到2020年“煤制油”形成年產3000萬噸油品的生產規模。按照規劃，鄂爾多斯煤直接液化項目將在2007年建成第一條生產線，年用煤970萬噸，生產各種油品320萬噸。到2010年，該項目產量提升到每年500萬噸；到2015年，產量增加到1500萬噸；2020年，產量達到2000萬噸。徐萬國;楊志：《神華“煤變油”項目提速》，《21世紀經濟報道》，2005年1月17日。

　　[47]上海市經濟委員會，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編著：《世界制造業重點行業發展動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71頁。

　　[48] 1993年中國能源生產量與消費量間的平衡差額為-4934萬噸標準煤，2003年為-7500萬噸標準煤。1992年中國石油生產量與消費量平衡差額為1310萬噸標準煤，2002年為-8079.8萬噸標準煤。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4）》提供的相關年份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計算得出。參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頁。

　　[49]  2003年中國GDP僅占全球GDP總量的3.89％，而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卻高達15％。蘇允琴編著：《服務經濟知識讀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頁。

　　[50]國家統計局工業交通統計司編：《中國工業交通能源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1999），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版，第255～236頁。

　　[51]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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