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數字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新表現形式，“數字”和“平臺”是數字資本主義的兩大要素。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是一種以“非物質生產”為典型特征的數字勞動，這種勞動不僅彰顯了一般勞動的本性，還顯示出勞動的間接性、碎片化和虛擬化等特性。同時，數字勞動也是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數字資本本質上是一種中介性質的社會關系，它雖然具有新的剝削手法和增殖手段，但依然要遵循最基本的資本積累、再生產和流通規律。我們必須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去，既要看到數字資本主義帶來的革命性變化，又要批判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所帶來的一系列惡果。唯有秉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分析方法，理性審視數字資本主義的合理內核，才能厘清它的本質、邏輯、歷史與發展前景。
關 鍵 詞
數字資本主義；數字技術；非物質性勞動；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
隨著上世紀60年代第一條電子信息在美國散播開來，逐漸引發了一場以數字信息和通信技術為核心的革命。“在當代資本主義生活中，網絡已成為一個形塑當代資本主義生活，并同時被形塑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技術體系。”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互聯網的普及，整個社會都被卷入一張高速度和大容量的信息之網中。或許在10年前，人們還懷揣著對移動支付、3D打印和物聯網等新鮮事物的美好想象，對于這些新鮮事物生發的社會效應也心存疑慮，如今這些事物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技術事件”，而已經躍升成了一個“社會事件”。人們被納入到數字和信息之網中，并逐漸接受了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繼而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了數字時代的一分子。席勒（DanSchiller）曾斷言：“網絡正在擴大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社會與文化的范圍，這在以前從未發生過”。在擴張性市場邏輯的影響下，“因特網正在帶動政治經濟向所謂的數字資本主義轉變”。置身于信息時代，資本主義也在不斷地調整以適應變化發展了的新環境和解決不斷滋生的新問題。數字資本主義就此應運而生，“它逐漸成為能夠承載不斷演變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新的支撐點”。針對數字資本主義這一新事物及其社會后果，我們必須理性地加以分析和評判：它的本質和邏輯是什么？它靠什么維持其運轉？人們在這種生產方式中的工作狀況和相互關系如何？我們應該“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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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資本主義的支點：
“數字”與“平臺”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資本主義也從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數字資本主義。傳統的以資本為核心、圍繞機器和廠房而展開的生產已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通過運用數字技術，以“數字”為核心資源和以數字“平臺”為活動場域，通過發現、利用、創造差異來獲取利潤已成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典型特征。
（一）“數字”：數字資本主義的核心資源
“數字”是數字資本主義的核心資源。這里的“數字”絕不是我們見慣不驚的1、2、3等這些數字符號的簡單羅列，而是一種信息資源。“從本質上說，任何可以被數字化———即編碼成一段字節———的事物都是信息。”由此看來，商品價格、股票指數、書刊印刷量、資源下載量、網頁瀏覽數和電影電視放映量等都是信息資源。數據的產生渠道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它“不僅由手機、平板和電腦產生，而且由'智能'恒溫器、火災報警器、安全攝像頭、嬰兒監視器以及其他許多家電產生”。數字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當代表現形式，自然也是商品經濟的一分子。不同的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商品已經數字化了，這一時代的商品已經祛除了一般商品具有的實體性、可觀性等諸多特點，它是存在于網絡世界中的特殊的“數字”。當然，這一形式的改變并未消解“數字”之為商品的要素。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里，“數字”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它也兼具使用價值和價值。就使用價值來說，“數字”不僅是“一個外界的對象”，還是“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
“數字”雖然不是我們可以直接感觸的、粗糙的“對象性存在”，但它依然同麻布、上衣、茶葉、鐵、球鞋、書籍、打印機、手機和電腦等一樣具有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某種屬性。“數據”雖然不像實物那樣便于琢磨和把握，但它的使用價值卻有“可以感覺到的屬性”。例如，銷售網站可以通過追蹤訪客的訪問次數、訪問內容等“數據”而展開相應的銷售策略，企業部門可以通過大數據來全面掌控企業的運營狀況、加強員工管理和制定企業發展規劃等。這些都是“數字”的重要作用，是“數字”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價值的表征。就價值來說，“數字”也具有一種“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在撇開“數字”的有用性之后，它也只剩下了一個唯一的屬性———人類勞動的結晶。更為具體地說，“數字”這一特殊商品最后也“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從這些“數字”身上，我們看不出人們是通過何種具體勞動收集到的數據，我們可以斷定的是這些數據不是憑空產生和自然出現的，它一定是耗費了人類勞動的，是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由此可以說，“數字”之所以是商品，只因為它跟普通商品無異———既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
（二）“平臺”：數字資本主義的活動場域
“平臺”是數字資本主義得以展開的場域。“數字”這一商品的交換過程得以順利進行必須要有一定的場域，數字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開展亦需要一定的載體與空間。在馬克思的時代，“科學要素”和“技術要素”的結合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發展起來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推進，手工工場逐漸發展成了以機器生產為基礎的工廠，工廠成為“同種并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機在空間上的集結”，這樣就為提高生產效率、創造物質財富、實現資本增殖創造了條件。同時，工廠也是資本家盤剝工人的場域，勞動力創造財富的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都是在工廠中完成的。從工場發展到工廠，資本剝削的程度得以加深，資本剝削的范圍得以擴大。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工廠的位置被“平臺”所取代，“數字”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過程都被“平臺”所架構。
“平臺”是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它“使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群體能夠進行互動”。“平臺”通常“由處理數據的內部需求而產生，并成為一種有效的途徑，能獨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記錄下來的日益增加的數據量”。由此看來，隨著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技術而發展起來的數字“平臺”，是一種交互性的特殊場域。我們常見的Facebook、Twitter、Google、Amazon、谷歌地圖、Android和IOS等智能系統都是特殊的數字“平臺”，甚至連我們日常不太注意的智能手環、智能開關、監控器和智能家用電器等都是數據的生產平臺。所有的“數據”通過“平臺”而發揮各自的作用，一系列的數字資源和數據的占有者、使用者都得以串聯起來。這樣的數字“平臺”依據一定的算法和流程來完成相應的數據處理，它可以通過對現實場景的仿真模擬而“測算出相關事件的概率和功效，繼而作出最優選擇”。“平臺”堪稱數字的“提取器”，“平臺”與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美契合，它不受時間、空間等條件的限制，完全滿足了及時、高效和精確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同時，數字資本主義的資本增殖活動也在“平臺”中發生，“平臺”也是數字資本家盤剝數字工人的場域。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平臺”在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的作用也愈發重要。
“數字化已經成為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一種元趨勢，它脫離了人們所熟悉的區分經濟部門或分支的邊界。”數字資本主義就是以“數字”資源在“平臺”中進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的一種生產過程和方式，它適應了以信息化、數字化和網絡化為特征的時代進步要求，繼而在人們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嶄露頭角。可以說，“數字化正在以多種不同的方式改變工作，改變商業戰略、工作概況、組織政策、生產鏈、就業形式以及勞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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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勞動：
非物質性生產與數字化生存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模式是有別于傳統的，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方式亦是如此。雖然目前還缺乏對數字勞動的確切定義，但可以確定的是，用戶在數字“平臺”上的各種行為，比如人們在打造和管理數據平臺、瀏覽網站和搜索商品、閱讀和下載電子書籍等過程中就自覺不自覺地被卷入到數字勞動之中了。
（一）數字勞動的本質與特點
就一般意義上的勞動來說，它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人在同自然交往的過程中，按照“為我所用”的原則將自身的勞動對象化到自然之中而使“自在之物”化為“為我之物”。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人們之間形成了互相聯系的各種關系。在馬克思的思路里，這種抽象出來的社會關系的總和就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自然地，這種社會關系也是勞動所彰顯的社會規定性。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才確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個人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不在于他們有思想，而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在生產滿足吃喝住穿等需要的基本資料（或“生產物質生活本身”）之后，人們還會進行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家庭關系的生產和更為復雜的社會關系的生產。
“伴隨著工廠模式的普遍化，勞動過程的本性和特質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更確切地說，我們社會中的勞動正在轉向非物質勞動———智力的、情感的勞動，以及技術—科學的勞動，靠機械裝置維持生命的人的勞動。”數字勞動就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特殊的“非物質性勞動”，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數字勞動所體現的“物質變換”不再是人和自然直接發生聯系，人們在數字交互平臺上的勞動不必依賴具體而直接的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等；二是數字勞動的勞動過程不一定是系統而持續的勞動付出，可以是零碎化、片段式地勞作；三是數字勞動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廠房之中，也不再被捆縛在機器流水線上，而是在數字平臺上的開放式作業和虛擬化操作。簡單地說，數字勞動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它是“一種生產非物質產品，如知識、信息、交往、關系或情感反應的勞動……一方面主要指涉智力的或語言的勞動，如解決問題、符號和分析的工作以及語言的表達。這種非物質勞動生產觀念、符號、代碼、文本、語言形象、景象及其他產品。另一方面是'情感勞動'，與作為精神現象的情緒不同，情感既指涉肉體，又關乎精神。”非物質性勞動很好地表達了“經濟轉型”這一趨勢，它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必然結果，信息化、智能化、情感化和交往化的時代也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生產勞動。當然，作為“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工人主要從事的一種生產”，數字勞動并不預示“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工人主要從事的是非物質產品的生產”。它要說明的只是當代發達的數字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狀況，即隨著傳統工業的外移和制造業的遷出，數字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更多地聚焦于非物質性的高科技研發、金融和服務性行業等。
縱使數字勞動以“非物質勞動”為典型特征，并以間接性、碎片化和虛擬化等特點而異于我們常見的一般勞動，但它又確確實實拋卻不了一般勞動的本性。數字勞動雖然是在數字平臺之上處理數字、數據及其關系的勞動形式，但它依然是人力的耗費———人的體力和腦力的耗費。無論是經營、管理、研發平臺，還是搜集客戶數據資料，亦或是瀏覽、下載、分析數據等，這些都必然要耗費人的體力和腦力。人的這種體力和腦力的消耗就是物質性的活動，這就構成了數字勞動的物質性形式。同時，數字勞動雖然是處理數字的虛擬化和碎片化勞動，但它一方面依然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對象、手段和結果決定的”，這是“由自己產品的使用價值或者自己產品是使用價值來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勞動”，其所要凸顯的也是數字勞動的具體形式。由此，收集處理數據的勞動、管理平臺的勞動和研發設計產品的勞動等的異質性就自然地呈現出來了。另一方面，若是撇開這些具體勞動的特殊性，繼而將這些勞動的“有用性質”剔除，這樣的勞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盡管收集數據、管理平臺和研發活動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它們一定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也正如此，我們才將這些勞動的不同表現形式統稱為數字勞動。
（二）數字勞動的過程與結果
數字勞動在本質上屬于一般人類勞動，它也必然具備勞動過程的三大要素—“——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數字勞動的“勞動本身”就是按照人們的要求和目的處理數字的勞動形式，“勞動對象”是包括海量的數字、知識、信息、交往、關系和情感反應在內的一切對象，“勞動資料”就是數字平臺和數字技術等。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也是一個雙重的過程，即一般的勞動過程和特殊的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就一般意義上來說，數字勞動也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在數字勞動過程中，人們借助于數字平臺（比如手機、電腦、大數據中心等）廣泛地處理數字、知識、經驗、關系和情感等，并使之發生預期的變化。整個數字勞動的過程也會“消失在產品中”，數字產品就是經過形式變化、帶有人們勞動印記、滿足人們需要的存在物。“勞動與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勞動對象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馬克思的這一判斷也適用于數字勞動，就特殊層面來看，數字勞動過程也是一個價值增殖的過程。福克斯曾粗略地給數字勞動下了一個定義：“互聯網傳播技術之下的滿足資本積累的勞動”。這一簡單的界定準確地抓住了操持數字勞動的“幕后之手”———資本及其邏輯。數字勞動無論以何種方式出現，它歸根結底都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形式，資本家之所以投資打造、管理、經營數字平臺，雇傭數字勞動者從事生產，其真實意圖只在于數字平臺能夠給他們帶來利潤，而這些數字勞動者能夠將自己的勞動本身當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樣屬于他的各種形成產品的死的要素”。也就是說，數字時代的資本家不僅要求數字勞動者在數字勞動中生產出具有交換價值的數字產品，還要使他們生產出的數字商品的價值大于生產該數字產品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總和。這一過程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描述是一致的。勞動者“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余價值”。由是觀之，作為一般的商品生產過程，數字勞動就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作為特殊的數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或數字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數字勞動又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
按照“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的思路，“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在數字時代，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造就了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數字化生存”。隨著數字勞動的推進和數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產和生活越來越離不開“數字”和“平臺”，人們逐漸陷入一種“無數據不存活”和“無平臺不存身”的境況之中。不僅如此，人們的生活境遇并不會隨著他們獲得的數據越多、處理數字的能力越強而發生更改。卷入“數字漩渦”中的勞動者常被稱之為“數字佃農”“數字奴隸”或“免費數字勞工”。數字勞動者處理的信息越多，他們就失去的越多；數字平臺的規模越大，資本家就越富有，數字勞動者相對就越貧窮。
總之，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勞動依然是一種異化的勞動。就數字勞動過程來說，它是數字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數字勞動過程顯示出三個特點：一是數字勞動者的勞動過程并不是自由的活動而是一種受資本家全程、全景監管的勞動，數字勞動者的勞動并不屬于自己而是屬于資本家；二是數字勞動者的勞動行為并不是確證自身本質的活動，而是數字勞動者謀生的手段，若是失去這種謀生能力，他們的生活將陷入困境；三是數字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也并不是和諧融洽的關系，不同的數字勞動者面對的是冷冰冰的平臺，一系列毫無生氣的數據和符號取代了面對面的語言交流與情感表達，人們交往的鴻溝逐漸拉大。就數字勞動的結果來看，數字勞動者喪失了自己的勞動果實，勞而不獲或獲之較少是數字勞動的分配常態。數字產品雖是直接從事生產的數字勞動者的產物，但后者并不占有這些產品的所有權，產品盡數歸數字資本家所有。在此情形之下，數字勞動者處于無權勢的地位，他們付出最多而獲得最少，他們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弱勢群體。數字勞動者依靠自己的勞動不僅養活了自己，還養活了數字資本家。由此來看，數字勞動者要依靠數字而活，數字資本家歸根到底也要依靠數字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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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資本：
資本積累與“剝削的夢魘”
在數字時代，數據、數字或信息成為一種全新的生產要素，隨之而來的是資本也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數字資本。數字資本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的呈現方式、作用范圍、運作模式等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縱然日新月異的技術使舊有的經濟模式顯得“不復適用”，但經濟學的基本規律仍然是不可動搖的。也就是說，數字資本雖然是資本在信息時代的最新表現形式，但它依舊要遵守資本的運作規則。
（一）數字資本的本質與積累
作為信息時代的“普照之光”，數字資本及其關系也是“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或言之，數字資本主義是適應信息時代之所需的一種歷史性生成。隨著信息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與軟件驅動的產品或運營服務成為新的全球性、高科技金融體系的“基礎設施”。數字資本借此機會應運而生，并一躍而成為數字時代的“主宰”。數字資本是歷史的產物，它也有一個“原始積累期”。與數字資本同時出現的是數據和信息的原始積累，在“信息高速公路”開通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開展了提取、收集、傳輸、整理、分析數據和信息的工作。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這些數據和信息也就越發重要，它們是數字資本得以增殖的重要因素。當然，收集、處理和使用數據信息的這些“原始積累”活動是以隱蔽的方式完成的，人們在瀏覽網頁、回復評論和觀看視頻等過程中，這些數據和信息就悄無聲息地匯流到數字平臺之上，供數字資本家挑選和采用。可以說，數字資本的“原始積累”是無聲的積累，是在人們不經意間就完成的積累。
數字資本實質上也是資本，它也具有一般資本所具有的三重維度：一是“物”的維度。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并不是不在乎實體”，它只是“不在乎一定的形式”。就此而言，資本首先就要表現為各種實體存在物，我們常見的機器設備、生產原料和生產工具等都是資本的“物質規定”。數字資本雖然是一個“虛擬”的無形存在，但它依然有自身的“物質規定”。數據、信息和平臺等都需要一定的物質載體而存在，信息、數據處理器和網絡傳輸裝備以及信息發射裝置等都是數字資本的物質表現。二是“過程”維度。“資本決不是簡單的關系，而是一種過程，資本在這個過程的各種不同要素上始終是資本。”資本之為資本，其重要表現就是一個以利潤為導向的運動過程。數字資本通過原始積累和不斷地再積累，以“滾雪球”的方式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繼而形成了壟斷。三是“關系”維度。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認了“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數字資本所折射的也是社會關系，是在處理數字與數字財富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數字剝削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不再是由人們之間面對面的交往而產生的，而是依托于網絡平臺、數據信息等而形成的一種隱蔽的剝削關系。
在數字資本的運作過程中，數字資本家也是“貨幣的出發點和復歸點”。也就是說，數字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都紛紛涌流到數字資本家的手中，數字資本家通過對數字資本、數字平臺、數字市場和數字產品等的統籌操持而與金融資本家相勾結，繼而成了數字資本運作的最大受益者。由于信息時代的虛擬性、開放性和快捷性等特點，數字資本得以迅速崛起并逐漸擴大其勢力范圍。“新技術、新組織形式、新剝削模式、新就業機會和新市場都會出現，創造出一種資本積累的新途徑。”信息時代塑造了部分深諳數字資本運營之道的數字資本家，也塑造了部分精通數字搜集、加工、處理和預測的數字勞工以及絕大多數被免費盤剝的數字行為。剝削這些數字勞工是數字資本家的生財之道，也是數字資本擴大再生產的重要前提。同時，信息時代也拉大了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差距。發達國家不僅占得信息技術發展先機，還掌控著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這就使得廣大的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只能處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中低端鏈條之上，因而在分配中處于劣勢并深受發達國家的欺凌與壓榨。對廣大的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盤剝，也是數字資本積累的重要手段。當然，數字資本家還與金融資本家同流合污，共同致力于數字資本的積累。他們可以協同促成虛擬資本的不斷周轉而獲得更多的虛擬貨幣和虛擬資本，以此來提升數字平臺中虛擬資本的周轉效率和虛擬貨幣的涌入量，繼而引導和控制消費者的心理和行為。
（二）數字資本的剝削方式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并不是一個無剝削、無壓榨的美好時代，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并未改變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關系，也未改變資本的謀利本性。“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依然是這一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或者說，數字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仍然是數字勞動者無法擺脫的宿命。
一方面，剝削的范圍得以擴大和剝削的方式得以更新。在數字平臺之上，用戶瀏覽網頁、社交聊天、創建博客、建構虛擬空間等都會產生并分享相應的數據。這些數據是數字資本運營公司的基本素材，獲利的是資本家而不是廣大用戶。廣大的用戶在無形中為數字資本作了貢獻，“龐大的人群通過網絡提供了驚人的價值。但是財富的絕大部分流向了數據的集合者和分流者，而不是'原始數據'的提供者”。數字資本的獲利模式也逐漸顯現，“社交平臺賦予大眾生產工具，可大眾卻不擁有他們生產的東西的所有權，互聯網提供了一個有效機制，它能從大量免費勞動力所創造的經濟價值中獲利”。有鑒于此，尼古拉斯·卡爾感慨道：“這是現代的佃農制度。就像美國內戰結束后的南部一樣，社交平臺給每個人分配一小塊虛擬土地，讓用戶在這塊土地上耕作自己的互聯網作物，比如發布文字或照片，然后平臺就會利用這些內容來吸引廣告，賺取利潤。這些數字佃農一般都很高興，他們不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剝削，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自我展示或者進行社交，而非掙錢。”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演進，數字資本施展自身的平臺會越來越大，數字資本的剝削領域也會越來越寬。
另一方面，數字勞動無形中延長了勞動時間和提升了勞動強度。數字、信息等生產資料的流動性和虛擬性，以及便攜式數字勞動工具———電腦和手機等的“進化”，使得數字勞動得以靈活化。人們的辦公場所既可以是辦公室，也可以是咖啡館、圖書室、休閑室，居家辦公和休閑辦公成為現實。很多公司還為加班員工提供更好的待遇、更多的福利，以此來刺激和激勵員工加班。雖然這些新變化看起來是更人性化，但卻在無形中延長了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和加大了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因為有很多好處（如免費的食物），雇員們希望工作更長的時間。這似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許多人一天工作超過八小時，然后還會在家繼續加班幾小時，晚上（或周末）也是如此。”同時，一些貌似與勞動無關的玩網絡游戲、聽網絡音樂、看網絡視頻的活動也在無形中與數字資本的增殖關聯起來。通過模糊勞動時間和閑暇時間的界限，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二者得以交融，就此而大大延長了勞動時間和加大了工作強度。在數字資本增殖的過程中，剝削是藏匿于娛樂的結構之中的。不僅如此，數字平臺時刻記錄著勞動者的行程與工作時間，并能及時而準確地推算出勞動者的工作效率，勞動者必須全力以赴方能獲得可觀的收入而不致被淘汰。
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大量的剩余價值得以生產出來。為了更好地盈利，數字資本家必然會想方設法引進先進技術、研發先進平臺、購置先進處理設備、采用科學的管理方法等，其目的就在于提高生產效率以實現獲利最大化。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提高生產效率的實質就是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繼而相對地延長剩余勞動時間。馬克思當年描繪的情況也是適用于數字時代的：“這里，改變的不是工作日的長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劃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也并未消除剝削，數字勞動者在資本的洪流中飽受壓榨，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塑造了更深層次的人身強制。
4
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
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
數字技術與資本的共謀開啟了資本主義的“新篇章”。對于數字資本主義，我們既要看到它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又不能忽視其可能引發的諸多問題。
（一）數字資本主義與社會的進步
數字技術與資本的相遇和結合開啟了社會生產的“快進鍵”，數字和信息等原材料在平臺之上的運轉加快、數字技術的更新速度加快、數字資本的循環和周轉加快、數字資本對于社會的掌控力也快速凸顯……數字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也正在起著非常革命的作用。
首先，數字資本主義實現了數字資源的重復、持續和高效利用，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繁榮。作為一種融合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和多媒體技術于一身的資源形式，數字資源具有極強的再生能力。同時，數字資源的獲取、分析和處理都呈現出簡單、方便和快捷的特點，這就使得數字資源成為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一種寶貴資源。數字資源匯聚于數字平臺之上，通過一系列“計算”而統計分析出相應的結果，并以此引導人們的經濟行動，積累社會財富。隨著“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時代的到來，人們處理數據的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數據的處理質量也大為增強。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生產成本、交易成本都得到了大大降低，資源的配置也得到了最大的優化。“所有東西都正在隨著數字化、互聯網的發展而實現連接，網絡數據也呈幾何級數增長。”據統計，2017年全球數字經濟規模達到了12.9億元，全球電子商務市場交易額達到2.3億元；2018年各國數字經濟增長對同期GDP增長的貢獻率均為正值，韓國、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印度等國數字經濟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韓國高達100.8%，美國高達91.8%，英國和德國分別為76.5%和75.8%；2019年，德國、英國、美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排名前三，占比分別為63.4%、62.3%、61%。
其次，數字資本主義實現了多領域的跨界融合，加強了產業間的合作并提升了經濟發展質量。以互聯網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已然滲透到我們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的網頁瀏覽記錄、刷卡支付記錄、電子賬單、運動軌跡、聊天記錄和各種APP下載等都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上數字化的發展降低了商品的搜索成本，降低了消費的競爭性和排他性，數字經濟和數字資本成為推動社會經濟變革的重要驅動力。由于數字技術的日臻完善和數字資本的普遍發展，傳統的三大產業之間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跨界融合、推陳出新成為當代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數字資源在不同的經營主體、不同的營銷領域和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充分涌流，繼而打造了“數字經濟+農業”“數字經濟+制造業”“數字經濟+金融業”“數字經濟+服務業”和“數字經濟+旅游業”等經濟模式。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繁榮，傳統產業得到了迅速轉型升級，無論是產業的運作模式還是生產的質量和效率，都更加適合時代發展的需要了。
最后，數字資本主義在改善人們的生存境況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方面也功不可沒。數字資本主義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改善了人們的生存境況。雖然工業時代的剝削、壓迫依然無法消除，但信息時代的壓榨和剝奪是在全新的環境中發生的，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和生活境況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數字資本的運作可以允許數字勞動者居家辦公，為了激勵勞動者加班會提供豐富的食物、飲品和可觀的報酬……顯然，勞動者的生活要素不再是“骯臟”“墮落”“腐化”和“文明的陰溝”。數字勞動者生活得更體面，他們有令人羨慕的工作待遇和舒適的工作環境，他們不再被嚴格地捆縛在機器上和廠房中，他們擁有了更多的權利和享受著更大的自由。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人們也可以隨時使用免費的數字服務，“用戶只需支付網絡連接費用，就能免費使用谷歌的搜索服務、地圖APP提供的路線規劃服務、Facebook等SNS、Instagram的照片共享服務等。……這些服務提高了我們的生活便捷性，幫助我們節約了時間，提升了生活質量”。可以說，數字勞動和數字技術可以“使人從舊的分工中松綁，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縛，而且可以使人獲得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提升思想道德素質，陶冶高尚的情操，培育廣泛的興趣。”
（二）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及其后果
隨著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的資本主義應用，數字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也逐漸暴露。“互聯網的最重要成就是使資本主義的矛盾現代化。數字網絡深深地嵌入到2008年的危機和此后持續至今的停滯綜合征中。”
首先，“數字鴻溝”拉大，全球不平等加劇。數字資本主義是依托于數字技術的，數字技術并不為全球人民所掌握，其關鍵和核心技術依然牢牢控制在少數國家和少數集團手中。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誰掌握了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誰就搶占了主導權，誰就能夠在利益分配中占據主動。信息時代的競爭，實際上就是圍繞核心技術而展開的競爭。就此而言，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地區顯然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弱勢群體”，它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會逐漸拉大。不平等是私有社會無法克服的弊病，隨著數字資本的壯大，擁有數字資本和精通數字技術的群體會獲得高額的回報，他們也借此獲得了更多的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這些權力又服務于數字資本的增殖。只要數字資源和技術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就不可能產生共同富裕和消除貧富分化的結果。數字資源和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會造成數字壟斷，繼而使得數字鴻溝得以持續拉大。
其次，“數字奴隸制”產生，剝削不降反增。與傳統資本主義充滿暴力、血腥和奴役的掠奪方式不同，數字資本主義的剝削是溫和的、隱蔽的。在資本主義工廠，廣大雇傭工人是資本的“傀儡”和機器的“附庸”；到了數字平臺之上，廣大數字勞動者的“傀儡”形象并未消卻。他們雖然不再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也不再參與單一的機器生產作業，甚至都不用嚴格遵守上下班的時間規定，但這些并不意味著他們改變了受剝削者的身份。數字佃農或碼農的勞動時間并未削減，他們的勞動從工作之內延伸到了工作之外，他們的勞動場域從公司延伸到了家庭，他們的工作內容從信息處理延伸到了情感投入……數字勞動者的勞動強度是史無前例的，他們所獲得的豐厚回報是以透支生命和消耗身體為代價的。更為嚴重的是，數字勞動者縱然知曉這一情況，但依然無法擺脫這一宿命。“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
再次，“數字化繁榮”的出現無法消解資本主義危機四伏的困局。由于數字技術的催化作用，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節奏得以加快，造物的效率得到了極大提高，使得社會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在這種景象的背后，其實是隱藏著諸多危機的。與高效產出相伴隨的是“快餐”產業和創造力的消失，比如文化產業的模式化生產、工廠化作業和齊一化表達造就了多樣的卻喪失了創造力的文化產品；數字金融的出現，雖然極大地促進了數字資本的流轉和產業的發展，但其內部潛藏著的社會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因素也會隨時爆發；數字平臺（比如Uber和Twitter等）以“先發展再盈利”為其發展的基本思路，雖然在短期內吸引了眾多的投資和關注，但也難以抹煞和掩蓋其中包含著大量泡沫的事實。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化繁榮和數字化衰退、數字化危機是同步的，繁榮的背后必然潛藏著危機和衰退的趨勢。
最后，“數據主義”盛行，拜物教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是衡量一個企業規模和競爭力大小的關鍵。海量的數據既是關鍵性的生產資料，又是數字資本主義企業的核心資產。由于無法洞察數字背后人與人的關系，加上數字貌似具有支配和掌控一切的能力，人們陷入了對數字的癡迷與崇拜。人們的行事動力和目的都旨在獲取數字，甚至連人自身都被抽象化為一連串的數字。商品、貨幣和資本被趕下神壇，數字迅速填補了空位而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拜物教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具有了全新的表現形式———數字拜物教。正是長期陷入這種只見數字而不見人的境況中，人們逐漸迷失了自我并引發了一系列惡果。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雖然與馬克思身處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有著巨大的差異，但它仍然是資本主義。或者說，數字資本主義只是資本主義在當代的新形式，其私有本性和基本矛盾依然未曾改變。這是我們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依然要號召“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關鍵理由。“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并不是要求回到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諸多結論中去，而是要充分領會和妥善運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方法。也就是說，我們要面向數字資本主義自身，以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復雜的關系為對象，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方法和眼光來揭示數字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規律。惟此，我們方能對數字資本主義有一個全面而準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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