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房理事件后的邏輯以及經濟隱患是什么？
“深房理事件”表達了我國一個特定階層，他們通過個人集資來購買，或炒作房地產的方式來謀取利益
回顧“深房理”，其中三個方面值得思考：
1、類似于非法集資的模式，將資金集中；
2、跨越目前類似于深圳這種大城市的限購措施，因此，需要要整套應對如何穿越限購措施的方法；
3、形成一個風潮，如今深圳房價炒作成如今這個樣子，已經超出了黨和政府房住不炒的底線，現在房價能到這個地步，不是單純一個深房理能夠做到的，它體現的只是整個現在這個風潮下的一個部分，非法集資行為的“冰山一角”；
這個事情絕不止于“深房理”，它只是被挑破的一個，然而參與其中規模更大、運作手段比它更匪夷所思的“魚”還潛伏在更深層的水中；
“深房理事件”的——底層邏輯
從老百姓的預期來看，因全球大放水的背景之下，通貨膨脹沒有結束，或更具體的來說，由貨幣超發導致中國房價上漲的歷史周期還沒結束。所以老百姓認為，目前的這種管控是沒辦法控制歷史趨勢的，而有的人利用了所謂“金融創新、制度創新”，來獲取這當中的一部分利潤。事實上有部分人認為本質上現在存量的M2，已經是美國、歐洲、日本的總和，它如果不表達為普通商品的惡性通貨膨脹，那么勢必會表達為以房價為首的具有金融屬性的商品價格的進一步上漲，這是目前尚且無解的一個問題。所以，“深房理”們深刻的認識了這個底層邏輯，并將此作為指導行為的基礎，那么這樣的個人，或一伙人，可以說非常之多，他們在為樓市價格推波助瀾。
“深房理”這件事情的曝光，其實給我們揭示出了許多問題，提醒了中央和各級府，如何來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當然處理“底層邏輯”——其一方面，就是處理貨幣發行的問題，但是在目前全球背景之下，這是一個復雜問題，不是能夠輕易處理的。另一方面，是處理財政問題，那么說到財政，稅收不可避而不談，所以這里我們來討論一下關于“直接稅”的問題，而且“直接稅”顯然不是一個地方政府能夠解決的問題。
值得關注的分以下兩點：
1、解決貨幣存量；
2、三種資本流向；
一、解決貨幣存量
因為，超發部分的貨幣走到哪里都必然帶動資產價格，或者商品價格的上漲
同時，也要考慮必須使用財政手段：
1、通過稅收來強制解決財產價格；
2、或是解決資產收益的轉移支付；
例如：按時間節點，在2022年的二十大前，如果我們能做到以上兩點，那么房住不炒就可能做到，我們的經濟也就能夠穩固下來，對實體經濟的投資也就會相對增長，投機空間就會相對減少。
但是，實體經濟這方面，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總量問題，還有結構性問題。例如：我們關注到——東北經濟振興，長期以來是個老大難問題，而且現在已經輪到山東，其中極大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后離開山東，且資本在流失，存款也隨之轉移了。因為，理論上隨著勞動力的流失，原來留在山東的產業資本由于缺少相應的勞動力。因此，有的產業和投資也就轉移了。那么這些人、資本前往南方，有的加入到了深圳的炒樓行業。
那么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一方面，從全國來看，我們的“非房地產行業”的資本積累率在下降，從而也表達成為一些核心城市的房價上漲。因此，這樣的一個資本流動，給我們帶來深刻的憂慮，社會投機性思維劇增，大家都想賺快錢，這也反向綁架了不少本來不這么想的人群。房價綁架了人民的消費購買能力，可以說普通家庭最少一半以上收入都投入到了房子中，隨之如果人們沒有了消費能力，那么這將進一步導致，“實體經濟脫實向虛”的傾向性尤為增強，“非地產行業”呈現衰退和蕭條跡象。因此，地產行業所帶來的影響極為深，甚至到了綁架人民財富、倒逼地方財政的地步。（房地產行業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灰犀牛”）
另一方面，現在的“東北病”不僅出現在了山東，而且其它地區也相繼曝光出來（也就是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占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這就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發生。本應是“親清”型的政商關系變了味道，產業資本在這些地區得不到發展，是因為治理結構出了問題。所以當這些地方容不下產業資本，那么產業資本就開始轉移了。（例如：2020年底重慶市秀山原縣委書記王杰的墮落，圈內的“親”，圈外的就不親，不法商人從其親朋好友作為突破口，通過陪游、陪吃、送禮，成功的打入了其妻的姊妹圈，最終導致王杰“破防”）
二、3種資本流向值得高度警覺
1、產業資本不斷退出相關產業，而轉向以“房地產行業”為核心的金融資本，即產業資本退出實體經濟，變為產業資本金融化。（這是第一個擔心）
2、區域上的流動，北方資本迅速南下。例如：東北經濟不振了，我們看東北、青島的房價下跌，其實也就是表達資本、人才外泄的一個現象，而深圳的房價在爆發上漲。
3、國內資本外逃，這些資本在中國內地賺了錢，卻把錢輸送到了國外，這對人民和國家都是損失。例如：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洗錢，如比特幣就是其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因為有的國家例如美國是承認比特幣合法化的，只不過現在要開始收稅；
中國資本外逃不僅僅面臨的是換匯問題，還有洗黑灰洗白問題。以前管控較松的時候大資金主要想離岸，他們通過香港的房地產進行操作，小資金呢就是通過銅鑼灣的鐘表行，這就是為什么銅鑼灣那么多表店、表行。簡略來說他們的具體操作手法就是：今天有人買表，明天就退表，在買表的時候刷的是內地的銀行卡，退款的時候換成港幣匯豐銀行存款，中間大概表店會抽取部分手續費。買樓同樣如此，十幾二十套的買，也類似于這樣操作。如今管控嚴厲了，就通過比特幣操作。
其實，此前我們在對比特幣的縱容，也表現為金融管控方面的漏洞，也就在2012-2018年能有3萬億美元離岸。
我們國家的資本積累率從1949-1978一直維持在10%的增長以上，大躍進時期是40%，基本是不吃不喝搞建設。因此，資本積累率高，其經濟必然表現為高增長。然而，2012年以后我們資本積累率狂降，趨近于零，到了2018年甚至資本積累率是負值。所以GDP怎么不是保8%保6%？如果資本積累率繼續狂降，放任資本大規模外逃，那么我們的經濟增長非常堪憂。
——（盧麒元在一次訪談中談到）
消費能力下降，沒有資本投入，沒有投資增長，那么經濟增長動力何在？那么這些資本外逃的人，以前通過買足球隊，買海外資產，通過香港這樣的“洗盆腳”，到現在通過比特幣，甚至最近比較麻煩的是通過“一帶一路”計劃，其中有黑灰資本是利用借著政策紅利出海。雖然，我們當然要鼓勵開放，要允許中國的國有企業或者私營機構到海外進行投資，但是應該在建立健全的稅政結構之后再允許。
關于征收——“直接稅”的問題：
1、遺產稅：也就是不可轉嫁的稅種，且遺產稅并非是人頭稅。夸張一點比喻：有1塊錢也得交稅，這是不合理的。因此，所有針對資產的增稅，都應該是累進的，有基礎起點的。比如：遺產稅1個億以上為起征點合適嗎？或者10個億？100億以上征一半行不？因此，要明白，遺產稅可以起征點高一點，但不能沒有。
這里再鏈接到“贈與稅”這個問題：例如某個人在得知遺產稅后，死前將所有錢都贈與給了另外一人，那么這時候“遺產稅”與“贈與稅”之間就存在矛盾。或者更高級一點，死前將自己所有資產成立一個信托，那么是不是就能規避了繳納遺產稅？
2、離境稅：就是當某資本要離境，必須聲明這個錢用來干什么？旅游、讀書、投資？海外投資必須留下一部分錢在國內，因為這是在大陸賺的錢。而持有這個錢的人現在拿著錢去某個國家，投資建廠或買住宅，或其他項目，這種行為是被允許的。但是在離境前你得把稅給補上，然而中國差不多是全世界唯一沒有離境稅的國家，雖然外匯管制但離境不征稅。這就導致了資本利用各種方式規避外匯管制，直接攜帶在大陸賺的錢逃離。
例如：前段時間，某富豪在國外溝女被捉到，回來可能他漂亮老婆跟他離婚，結果一查賬戶居然只有6塊錢！因為他所有的錢都做了離岸信托，這些富豪早料定會有這種事發生的一天。所以全把資產轉移，做了離岸信托，也就意味著他的錢早已離境了，他的股權、錢全部是海外資產。即便是他殺人放火犯了法，我們都拿不回來他的一分錢。因此，我們目前沒有離境稅，對人民、社會來說是多么的不負責任。這喜人離岸信托里面的很多資產是否按規交稅，還有的錢是從銀行借的，甚至可能是別人的財產。
3、房產稅：首先，我們要認識到，不要把房產稅看成人頭稅，凡是有房的都會征稅，瘋了？而是，比如住宅起征點為1000平米行不？或根據人均的3倍平均住宅面積以上開始征稅行不？把免征額的起點設立高一點，普通家庭已經與之無關，但是征收對象是蓄意囤積居奇炒房的人。
你想如今有多少人住在10-30平米的房？多炒房的手里累計可能幾千甚至上萬平米？因此，不能因為爭論是否應該征收住10平米的人，而導致不征囤積居奇炒房者的房產稅。不能把房產稅錯誤理解成人頭稅。其房產稅的目的是征收那擁有幾千上萬平米的人的稅！
例如：德國5年征收一次房產稅，但起征點高，所以德國很少有人住500平以上的房子，而且由于德國社會福利制度較高、較完善的情況下，人們趨向于租房。因為，租房者與買房者享受的是同等福利。
4、數據稅：如果數據產生屬于人民，那么就應該收數據稅。例如這次針對螞蟻金服的事件，里面涉及到財產主權的問題，如果這個財產是國家的，那么國家應該如何來處理這個財產的收益呢？如果是我們的，那么國家應該如何轉移支付給我們呢？但這個財產無論如何不是屬于螞蟻金服這個機構的。如果承認財產屬于機構，那就沒有數據說。
例如：在歐盟數據歸屬這個問題基本已經討論清楚了，也就是數據屬于國民財產。人們的數據屬于人們自己，但屬于國家財產的一部分，那么國家有權利代表人民征收數據稅。所以西方開始對谷歌、亞馬遜、蘋果等公司征收數據稅。目前我國在數據稅上仍然進度緩慢，但這個事已經刻不容緩了，螞蟻金服、字節跳動剝離美國部門、特斯拉在中國收取的數據存儲在美國，這些事件都在警示著我們。
那么今后在完成了數字化以后，數據將成為我們資產的主體，資本的載體再也不是磚頭水泥而是數據，那么當數據變成資本的載體后，針對數據的稅收是什么？怎么收？
5、機器人稅：這個話題在我們國家目前還沒有很廣泛的進行論證、討論。國外的討論其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的英國，雖然那時候沒有機器人稅這一說法，但是那時候紡織業被機器取代，其紡織勞動者就組織起來搗毀淘汰他們工作的機器，這也就標志著機器與手工勞動發生了沖突，由資本控制下的機器的確給手工勞動者們帶來了損失。近代由比爾·蓋茨提議征收機器人稅，而后這一爭論就展開了。然后今天我看到一篇被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1年三月接受并公開的一篇論文，來自于美國西北大學Joao Guerreiro與西北大學教授Sergio Rebelo，以及葡萄牙里斯本天主教大學商業與經濟學院Pedro Teles共同完成的。
其論文簡要的說來就是，他們認為應該征收機器人稅（而且建議最初按5.1%開始征收）。因為，自動化技術導致不平等。因此，他們針對機器人征稅的路徑進行研究論證。
論文中他們將勞動者分為兩類：
1、常規勞動者——指工作可以通過一系列機械指令被機器人取代；
2、非常規勞動者——指工作不可被機器人程序取代；
但他們提出：當現在這一代常規勞動者已經無法轉移到非常規崗位時，我們應當對機器人征收稅；而當這些勞動者逐漸退出后，則不應該對機器人征稅。經過他們統計模型得出結論，其機器人稅率，隨著常規勞動者逐漸退出勞動市場而遞減，逐漸從最初十年征收5.1%，到第二個十年2.2%，再到第三個十年0.6%，隨后就不再征收。因為，到那時人已經與機器相互嵌合成一個鏈條，由人發出指令機器人具體運作，沒有工作與機器人無關，或工作不可被機器人程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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