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今天，全球經濟脫實向虛的后果已充分顯現。如何在回歸經濟良性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公平，是各國面對的主要問題。本文認為：只有存在公有產權，才可能發生財產收入的公共分享。
通過提出新的經濟增長理論框架，創設“貨幣部類構成”這一概念，本文深刻分析當前經濟中消費不足、泡沫過多的成因，指出：在虛實二元經濟時代，若由市場機制包辦資金配置，資金必會日甚一日地脫實向虛；而簡單地將資本引向實體經濟也并不能充分解決問題，因為資產使用的效率或者說要素生產率同樣重要。
作者認為，中國有必要發揮好公有制優勢，進一步解決供需兩側平衡問題，關鍵是：(1)明確供給側改革核心——促進結構正確、恰當的投資；(2)建立適應供給側改革的資源配置機制，主題是對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的宏觀戰略投資；(3)明確需求側的真正問題——作為消費來源的收入分配問題。(4)真正落實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方針。
作者創造性地提出兩個建議：第一，設立國家級的民生資產投資與共享基金，把收益用來建立中國版“基本收入保障計劃”，幫扶補助低收入群體；第二，增設一類長期資本便利類新產品，對國家宏觀戰略投資基金體系及國家超級工程定向發行。未來中國應培育和擴大資本融資類產品，擴大社會直接融資比例，補齊國家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的結構性短板，真正促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創造出結構與速度統一的高質量增長新階段。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3期（6月刊），原題為《虛擬經濟的發生原理與中國經濟的避虛向實——中國發展道路的新政治經濟學》，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本文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出發，以當代貨幣符號化、信用化及其引發的虛實二元經濟為考察對象，提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理論框架；再以此理論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成就，并對實現未來幾十年結構與速度相統一的高質量發展進行宏觀戰略層面的討論。
▍資本運動總公式與經濟運行總過程
馬克思的G-W-G’資本總公式代表了企業或經濟運行的總過程，它包含了三段（圖1）：（1）預付貨幣購買生產性資產，如機器設備、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即現代經濟學話語中的生產要素。經此過程，貨幣轉為生產資本。（2）生產資本在生產過程中通過物化形態變為產品，即生產資本轉化為商品資本。（3）商品經由市場銷售過程，轉化為回流的貨幣收入，其中包含一個增加值，即剩余價值。
馬克思強調，生產過程是剩余價值或經濟增加值的關鍵過程。
在社會-宏觀層次，資本總公式解釋了貨幣、生產性資產、生產值這三個核心變量及其相互關系。細而論之，不理解貨幣，便不理解生產性資產；不理解生產性資產，便不理解產值。在微觀，即不理解企業營收；在宏觀，亦即不理解生產總值或經濟發展。
▍貨幣變性與虛實二元經濟
近50年來，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經濟體系發生了結構性的乃至劃時代意義的變形。貨幣變性、金融變異催生了一個以資產（主要是金融資產的制造與交易）為內容的部門，即虛擬資產經濟，其規模與影響如果不說遠遠超越原有的實體產業經濟，至少與后者平分秋色了。這種情況在當代美國已經催生了歷史上未曾見過的新型二元經濟，姑且名之為“虛實二元經濟”。
實體產業經濟和虛擬資產經濟構成了當代美國的二元經濟。實體產業經濟中用生產性資產制造物質產品和服務，形成生產總值，比如常說的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經濟；虛擬資產經濟是形成包括股票、期貨、期權等各類有價證券的金融資產，可名之為“國內證券總值”（Gross Domestic Securities），簡稱為GDS經濟。GDP經濟是實體產業活動，GDS則是虛擬資產運作，二者相對規模是經濟證券化率，標志著國民經濟證券化或虛擬化的程度。
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活動對應兩種不同功能的貨幣。或者說，同樣的貨幣因為被虛實兩類經濟活動使用，履行了不同功能，從而形成了實體經濟中的貨幣與虛擬經濟中的貨幣這兩類貨幣，簡稱為實錢與虛錢。因此，在貨幣量之外，貨幣的結構也很重要，有必要定義貨幣部類構成。貨幣部類構成可用來度量貨幣虛擬化程度。
資產也可分為生產性資產和金融資產兩類。生產性資產如前所述，是實體產業中運行的資產（也稱生產要素、生產資料），記為GDA（Gross Domestic Assets）；金融資產則是金融市場中運行的資產，如前所述可記為GDS。由此可以得到一國的資產部類構成。資產部類構成可用來度量資產虛擬化程度。
由貨幣部類構成與資產部類構成定義可知，兩者之間呈正相關，即
形式上看，這個公式可以說是同義反復，但有必要區分。因為雖然虛錢產生GDS，但二者數量上不同，萬億級的GDS也許只需要千億級的虛錢就可正常交易。
▍虛實二元經濟中的貨幣、資產與增長
經濟形態已變成虛實二元結構，現行主流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仍只是實體產業經濟，自然與實際的宏觀經濟運行脫節了。因此，迫切需要宏觀經濟學的實質性創新。本文拋磚引玉，提出如下命題。
（一）貨幣部類構成與經濟增長率
現行宏觀經濟學認為貨幣擴張通常可提振總需求，提高GDP水平。但在虛實二元經濟中，貨幣量的擴張并不等于實體經濟的貨幣量增加，更重要的是增量貨幣進入虛擬經濟與實體產業經濟的比例，即貨幣部類構成。
可以證明，貨幣部類構成的提高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率的降低。進一步說，增量（即邊際）貨幣部類構成的提高導致短期增長率下降，而累積性貨幣部類構成上升則必然導致長期增長率的下降。這是因為貨幣部類構成的提高等于貨幣總量中虛錢占比更高，實錢占比更低，資產更加虛擬化；而資產虛擬化越嚴重，總資產產出率越低，因為GDP經濟中的資產產出率顯著高于GDS經濟中的資產產出率。這個道理簡單明了：生產性資產（GDA）的運行是生產過程，直接成果就是GDP，而金融資產的直接作用不是GDP，而是證券總值GDS。當然，證券市值的增大會通過財富效應提高消費需求，間接增加GDP，但這個作用有限，與生產性資產對GDP的提升能力不可同日而語。
由上述論證可以推導出：貨幣部類構成與經濟增長率是反向關系。貨幣部類構成越高，資產虛擬化程度越高。作用于GDP生產的資產權重越小，總資產（或要素）的生產率就越低，同量貨幣與資產帶來的經濟增長就越小。
（二）貨幣部類構成與價格水平
菲利普斯曲線是現行宏觀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它強調經濟增長與物價上升有替代關系，也就是說貨幣擴張在促進就業與增長時，也會造成通脹。但在當代虛實二元經濟中，價格有了兩種含義：一是貨物與勞務的價格，即物價，這是通貨膨脹的關注范圍；二是金融資產的價格，即資價，這是資產泡沫研討的范圍。因為同樣的貨幣既注入GDP經濟，作用于增長與物價水平，可能產生物價上漲即通貨膨脹；同時也注入GDS經濟，作用于資產增值與資價水平，可能產生資產泡沫。由此，貨幣與價格水平的關系就復雜化了。
近幾十年的經驗觀察表明，貨幣部類構成的提高與物價負相關，而與資產泡沫正相關。因為在貨幣總量既定的情況下，虛錢占比大了，實錢就少了；而虛錢作用于證券總值和資價，實錢作用于物價，所以虛錢比實錢越多，則資價吸金越多，物價吸金越少；結果自然是資產泡沫頻現，而物價上漲卻很少見。
（三）貨幣部類構成與收入分配
現行宏觀經濟學對收入分配問題鮮有論述。但在研究經濟增長時，俄裔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提出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變化的倒U形理論，即工業化早期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存在，工資被壓低；但隨著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持續增長，剩余勞動力不復存在（以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命名的“劉易斯拐點”），此后工資水平較快上升，由此產生收入不平等程度先升高后下降的現象。這個理論大體上契合了戰后至上世紀80年代之前發達國家的情況，雖然有學者指出個中原因不僅在勞動力供求變化，更有兩大陣營政治、經濟競爭的壓力使然。
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行其道以來，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再次爬升。托馬斯·皮凱蒂的系統實證研究揭示出“r（財產收入增長率）>g（經濟增長率）”這一持續多年的事實。既然財產收入增長快于經濟增長，而經濟收入由財產收入與勞動收入構成，所以“r>g”等價于財產收入增長快于勞動收入的增長。
為什么近40年來會有持續不斷的財產收入快于勞動收入的增長呢？究其原因，還是經濟虛擬化。在GDP經濟中，資本、勞動、人力資本等三種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形成初次收入分配；而在GDS經濟中，參與收入分配的只有資本與人力資本兩類，普通勞動者在整體上是不可能從金融資產交易上獲得收入的，這不僅是由于他們缺少參與“錢生錢”游戲的資金，更由于金融市場的權勢結構，普通人往往成為被金融權勢集團收割的“韭菜”。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貨幣部類構成提高與收入分配平等是反向運動；因為GDS經濟占比越高，財產收入增長超過勞動收入增長的幅度越大；又因為貨幣部類構成越高，則金融資產和GDS經濟占比越高，所以貨幣部類構成提高的結果自然是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
（四）金融市場化與貨幣部類構成
前文說明了貨幣部類構成對于宏觀經濟績效（經濟增長率、價格水平、收入分配）的決定性作用。但是，貨幣部類構成的變化又是被什么力量推動的呢？
經驗觀察表明，自撒切爾-里根以來的40年中，發達國家的貨幣總量擴大至天文量級，遠遠超過了GDP增長的內在需求。與此同時，物價水平代表的通貨膨脹長期穩定，金融創新、資產證券化、金融衍生品則異軍突起，使得金融資產的規模持續超前增長，其與GDP的倍數不斷刷新。貨幣部類構成的提高成了這個經濟時代的長期趨勢。
為什么近40年來的貨幣部類構成出現了長期提高的趨勢呢？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市場化，即市場配置資金的金融運行機制。為什么市場化配置資金會造成貨幣部類構成提高呢？一方面，這是因為虛錢用于金融資產，而金融資產的供給比實體產業資產的供給遠為簡便快捷、低成本。實體產業資產涉及土地、廠房、機器設備、能源材料、人力勞力等。而金融資產的生成無須什么物質投入，往往只是少數聰明腦袋加上電子計算機就行。另一方面，這又是因為對金融資產的需求也比對實體產業資產的需求更強大，也更容易形成。今天，在“金融創新”旗號下出現的種種“金融產品”，尤其是結構復雜的金融衍生品，背后的基礎資產其實既看不見，也說不清，很容易就成了交易所里的合法賭具，挑逗與引誘人性深處賺快錢的欲望。畢竟，與辦實業生錢相比，“錢生錢”的游戲能吸引到的人和錢多得太多了。
總之，若由市場機制包辦資金配置，資金必會日甚一日地脫實向虛。市場化金融體系對虛錢有虹吸效應，即虛擬經濟對貨幣的吸引力遠遠超過乃至碾壓實體產業經濟。所以，金融市場自由化程度越高，則貨幣總量中的虛錢越多，貨幣部類構成相應越高。
概而言之，本節的理論邏輯包括三個環節：（1）市場化金融與貨幣部類構成存在正向因果關系，即金融市場化程度越高，貨幣部類構成越高；（2）貨幣部類構成與宏觀經濟績效存在因果關系，即資產虛擬化程度越高，則GDP增長率越慢，資產（要素）生產率越低，與此同時，通貨膨脹越是被資產泡沫化替代，收入分配越是兩極分化；（3）因為貨幣部類構成與資產部類構成是同質同構的，而資產部類構成直接決定宏觀經濟績效，所以貨幣部類構成間接決定著宏觀經濟績效。
▍實體經濟中的貨幣、資產與增長
即使貨幣擴張面向實體經濟，是否就一定能帶來可持續增長呢？非也。
貨幣進入實體產業形成生產性資產，或多或少會帶來一定的經濟增長。但是，資產使用的效率或者說要素生產率同樣重要，它與生產要素規模共同決定經濟增長的多寡和能否持續。因此，決定貨幣擴張對經濟增長長期效應的關鍵在于：在供給側，如何使貨幣增發形成的生產性資產能夠帶來可接受的要素生產率，從而成為有效資產，而不是過剩或低效的不良資產；在需求側，如何使消費需求與生產供給的增長保持平衡，避免不合理的產能過剩。
在供給側，宏觀上的關鍵是正確把握和理解資產類別。為此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國民經濟的資產大類與合適的資源配置機制。
上表的四類資產中，前兩類資源的主導性配置機制基本上有廣泛共識：企業內的生產資產主要靠市場機制解決；社會公共服務所需要的資產主要由政府埋單，通過公共財政預算安排來配置。目前缺乏研究且缺乏共識的是，對于宏觀層面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Basic Strategy Asset，BSA），應該適用什么樣的資源配置機制？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理解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的特征。在圖3所示BSA的八大特征中，特征①~④決定了市場與公共財政均不適合作為其資源配置機制，特征⑤~⑧決定了非市場的宏觀戰略投資平臺是適合的機制。
在總需求方面，投資需求不可能長期擴大，故重點在消費需求。消費的愿望大家都有，關鍵在于有無購買能力。因此，需求的基本決定因素是收入，離開收入水平談刺激消費，只能是空談。這又關系到勞動收入與財產收入的比例。在貨幣擴張、虛擬經濟優先增長的趨勢下，勞動收入占比隨之持續降低，財產收入占比則持續上升，但富人（財產收入）的消費傾向顯著低于窮人（勞動收入）。因此，財產收入與勞動收入相比越是超前增長，貧富差距越大，則消費增長越是滯后于GDP增長，生產過剩越嚴重。
改善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是提振消費需求、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基礎。難題在于，在財產收入的權重加大且集中于少數人群的背景下，僅僅依靠稅收與轉移支付為主的財政政策進行收入再分配，不可能扭轉貧富兩極分化趨勢。戰后西歐諸國實施高稅收、高福利的福利國家制度，雖收一時之效，但堅持了二三十年就弄得財政赤字累積擴大，尾大不掉，最終將國家拖到破產邊緣。既然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根源是財產收入份額過大和過于集中，解決之道便應是財產分配方式的創新，以及打造一定程度的全民財產。前者要求反壟斷、反操縱，根治金融業的“大而不倒”現象；后者則涉及社會的宏觀產權結構，因為只有存在公有產權，才可能發生財產收入的公共分享。
總之，在貨幣擴張主要流入實體經濟的條件下，能否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取決于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的制度安排，二者都與國家的經濟體制息息相關。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不同的資產類型結構與不同的收入分配結構，故而需要不同的發展戰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這意味著任何一種戰略和制度安排都只具有歷史階段性的正當性，不存在永恒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佳制度。
▍中央銀行與貨幣
既然貨幣部類構成對虛實二元經濟中的宏觀經濟績效具有根本性作用，那么就有必要正確理解貨幣部類構成是如何形成的，這就涉及中央銀行的職能和貨幣發行方式。
（一）虛實二元經濟與央行職能的變化
虛實二元經濟產生的前提是貨幣脫錨，成為信用貨幣，其發行不再受物質條件限制，而取決于貨幣發行的決策機構。即使在標榜央行獨立性的美國，近幾十年貨幣持續超發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背后則是美聯儲作為央行的功能變異。
一是財政貨幣化，即財政赤字由央行埋單。此勢頭由里根時期開啟，雖有多次國會限制赤字的法案，但財政赤字還是越來越大，屢創新高，似無達峰之日。二是財產貨幣化，即央行直接購買股票、股權及企業資產。此現象自2008年金融危機時引起關注，原以為是短期應急之舉，但至今不僅未消，而且似成常態，極端者如日本央行已持有日本股市約40%的股票。三是消費貨幣化，家庭消費乃至收入由政府提供，由央行埋單。此事過去只發生在危機時期，平時僅對少數貧困人口實行。但去年以來，疫情暴發導致美國政府面向廣大人口無償發放貨幣收入，且至今尚未退出，似乎又要以縮小版的形式成為一種新常態。四是國際債務貨幣化，即央行發行貨幣為國家的對外債務（包括貿易赤字）最終埋單。這事在美國發生已是經年累月，依仗的是其“二戰”后如日中天的綜合國力優勢及衍生出的美元國際貨幣地位。但近幾年因美元超發過度，引發國際性貨幣投資者的不安：前有美國內部核心資本悄悄減持美股，后有日本的外匯盈余轉投全球資產，以及近年瑞士超常規對外發行貨幣，轉換成全球資產配置等。
上述種種變化，標志著央行實際上為政府、央企乃至家庭消費承擔了無限責任，成了國民經濟發展后果的最終背書人，貨幣超發因此成為常態，催化著經濟虛擬化的日新月異。
（二）央行貨幣發行方式與貨幣部類構成
金融市場運作的內在趨勢是虛錢比實錢的權重長期提高，而金融市場的資金源頭是央行的貨幣發行，央行的貨幣發行方式因此決定了貨幣部類構成。
央行的貨幣發行方式是通過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表達出來的。央行發行的貨幣是基礎貨幣（下稱“央幣”），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下稱“央表”）上記在負債方；央幣發行方式則指央表上的資產科目及其結構或權重，常用的資產科目有主權類（如黃金、特別提款權）、債權類（如對儲貸機構即商業銀行的應收賬款及債券）、外匯類、股權類（央行對某些經濟主體出資所形成的廣義所有者權益，包括股權、股票以及期限超長的特種債券等）、國債類。
但從本文角度看，以央幣究竟是流向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為依據，區分兩大類別集合才具有分析意義。從這個角度看，與債權類和外匯類科目對應的央幣，在發行后往往流入金融市場，運用方式在總體上遵循市場規律和市場機制，因此商業銀行獲得的央幣與虛錢占比提高直接有關。與超長期特種債券及國債類科目對應的央幣，其流向取決于發債主體的目的：如果其將發債所籌資金主要投放于實體經濟，則提升實錢占比；反之，則相反。至于股權，對貨幣部類構成的影響取決于股權發行者的屬性：如果是市場化金融機構的股權，則其所獲央幣的效果和商業銀行一樣；如果是實體經濟主體的股權，則其獲得的央幣越多，則實錢越多，對貨幣部類構成的平衡力量就越大。
總結起來，央表資產項目中，面向實體經濟主體和定向用于實體經濟項目的股權、國債、特種債券等科目可統稱為“實體導向型資產科目”，這類資產科目的權重與貨幣部類構成有反向關系，即央表實體導向的資產科目占比越高，則貨幣部類構成越低；反之，商行債權及外匯占款等非定向央幣占比越高，則貨幣部類構成越高，貨幣虛擬化程度上升。
▍中國發展道路的新經濟學解釋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形成了有著獨具特色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毛澤東時代（1949~1978年），主題是國家統一、獨立主權、初步工業化，以及相應的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探索；第二階段是鄧小平時代（1979~2012年），主題是改革開放、接軌世界、工業革命，以及相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演進；第三階段是習近平時代（2012年以來），主題是民族復興、人民幸福、高質量發展，以及相應的社會主義3.0版的建構。
自成立之日起，新中國就處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敵視、封鎖和包圍的環境之中。但是，從1952年至1976年，新中國僅僅通過24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堪稱撼動世界格局的偉大成就和建基式的經濟發展，取得了相比于任何現代第三世界國家都極為獨特的成就。雖然“文革”時代發生種種混亂與破壞性后果，但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國家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積累和初具規模的工業化體系，以及成功進入聯合國與中美關系正常化所創造的和平發展機遇期，為鄧小平時代中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
鄧小平時代繼承了毛澤東時代開創的大國地位，果斷地抓住了世界格局變動的戰略機遇，通過與美國正式建交，為新一輪經濟發展確立了國際環境的保障。與此同時，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實現更高質量的生產要素在中國集聚；堅持以發展實體產業經濟為目標，大尺度開放商品和一般服務市場，但堅持并改進對貨幣、金融、土地及其他重要生產要素的國家管控；通過改革促進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激活了千千萬萬普通人創新創業的活力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凝聚了國內外兩種資源，利用了國內外兩種市場，成功實現了中國新一輪波瀾壯闊的工業革命，建成了規模最大、行業最全的中高端現代產業體系。
以政治經濟學視角觀察，與毛澤東時代比較，鄧小平時代的發展道路有工作重心與戰略戰術上的大膽創新，更有國家體制與發展布局等宏觀層面的連續性。這一時期不僅繼承了前一階段全力發展實體產業經濟的定位，在貨幣政策領域也創造出多種帶有中國特色的操作方式，使央行貨幣擴張持續定向投放于實體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短板，形成基礎性戰略性資產。
比如，以附加稅方式形成國家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用征收機場建設費和通信裝機預收費的方式籌措機場與電信發展的長期資金。又如，以分稅制、土地收益傾斜地方以及住房商品化的政策組合，催生了土地財政；而以國開行為代表的開發性金融機構依托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定向注資于區域綜合發展計劃，使土地財政深化為土地金融，引導原來將此類貸款視為畏途的商業銀行相應跟進，從而形成了長達20年的開發區建設、地方基礎設施投資和快速城市化三大世界級現象的發展。這一系列政策安排的結果，是中國制造業史無前例地超常規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級制造業和大基建產業鏈的一流強國，并且同步演化出中國特色的融合中央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發展競爭力和市場體系的企業創新力的三維市場經濟，創造出連續30年GDP平均增速接近10%這一史無前例的中國發展奇跡。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內外環境做出了兩個“從來沒有”的精辟判斷：離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從來沒有現在這么近，面臨的危險從來沒有現在這么嚴重。前一個“從來沒有”指的是鄧小平時代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了世界最大規模的制造業和一流國內市場，為實現中華崛起的百年愿景創造了強大的物質條件。后一個“從來沒有”則指前一時代的發展也遺留下諸多不平衡問題：就國內而言，從信仰缺失、生態惡化、環境污染到道德衰退、社會風氣不正，從資本強橫到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國際方面，世界霸主美國開啟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對手的遏制戰略，最終升級成特朗普任期內的對華貿易-科技-金融-國家安全的綜合戰，一時間似成黑云壓域之勢，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戰。
正是基于對新時代治國理政新環境的清醒判斷，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方面以罕見的果決與勇氣，刮骨療傷，激濁揚清，撥亂反正；另一方面總攬全局，面向未來，規劃兩個百年宏偉藍圖，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其靈魂所在，乃是以民為本，人民利益為中心。對內基本方略為二，一是高質量發展，二是深化體制改革；對外則擁抱世界百年變局，一手抓新型大國關系，一手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的“一帶一路”倡議。積九年之功，堅冰已破，航路已通，中國共產黨領導14億中國人民，正滿懷自信地行進在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大道上。
以政治經濟學視角觀之，新時代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解決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平衡的問題。
其一，明確供給側改革的主題與內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義應是產業結構的全面升級，其結果是產品結構的升級。從馬克思的資本運動總公式可知，要實現世界先進水平的產品結構，必須先有生產性資產的規模與質量的迭代性升級，包括科技、人力及勞動者、生態環境、能源資源四大要素，以及供給量、品質、成本、期限四個維度，其目標是建構高可靠性、高創新度的國家生產性資產體系，支撐與保障產品結構走向并保持世界先進水平。這一過程必定漫長且充滿挑戰，其內涵則是天文量級的投資。唯有足夠量級、長期不斷的明智投資，才可能打造出世界級的前沿產業群。我們拒絕粗放低效的盲目投資，但要擁抱面向創新、推動結構升級的投資。由此，投資具有雙重性：在常說的“三駕馬車”場景中，投資是需求側；而在生產要素結構升級中，投資又成了供給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真正內涵乃是結構正確恰當的投資。
其二，建立與供給側結構性升級相適應的資源配置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準確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從總體上說，經濟體系需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但不同產業領域的生產力條件與戰略地位差異很大，故不同屬性的產業行業需要不同方式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即不同的資源配置機制。在量大面廣的常規競爭性行業，企業是自身產能建設與生產運營的主體，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合適機制；但在基礎性戰略性資產領域，因其內在的八大特征，市場機制趨于失效，而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方式則易于成功。供給側改革討論中多被提及的減稅與企業減負，對廣大市場化企業確實必要，但這并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題；真正的主題是對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的宏觀戰略投資。
其三，明確需求側的真正問題與可行的解決之道。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是討論需求側問題的起點。就投資方面而言，未來應大力推動對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的宏觀戰略投資，進而帶動市場驅動的各類企業投資。出口方面，國際超常購買力早已萎縮，未來中國的發展應轉向民生為本；且2008年以來的調整已將貿易盈余從高峰時的GDP占比8.7%降至2019年的1.2%，故“十四五”規劃明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因此，消費將成為今后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著力點。近年來，國務院通過家電下鄉、乘用車補貼、擴大農保醫保社保乃至小長假等方面的種種措施，大力推動居民消費；中國業已成為超過美國的世界最大消費市場，這些成績來之不易。
但應該明確的是，除了教育、醫療乃至住房這些公共消費問題，消費需求的真正問題是作為消費來源的收入分配問題。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基尼系數衡量）已經超歐趕美，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甚遠。為切實解決這一問題，近年來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正在探索為廣大農民提升收入水平的可持續道路；而在雄安新區試驗的住房新模式，則設計了通過包容性住房新政間接擴大財產收入的共享性。前文已述，虛實二元經濟中財產收入占比升高，是擴大市場固有的收入不平等，導致嚴重收入兩極分化的結構性力量，故應對之道同樣必須從財產收益權配置入手。設立與運營國家級的民生資產投資與共享基金，依托國家信用以多種方式（如國有股權劃撥和發行特種國債）籌集資金，定向投資于具有長期穩定現金流的固定收益類資產，如水電管網、路橋收費權、城市居民區廣場商鋪等，再將這類資產以競爭方式委托給專業管理公司運營，其收益用于分紅；再加上前述宏觀戰略投資形成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產存在跨期收益遞增的特征，其資產收益率會隨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長期上升，因此可以形成長期向好的可分配紅利——這些全民財產帶來的固定收益，如果能夠用于創設中國版的“基本收入保障計劃”，幫扶補助低收入群體，就能在不增加公共財政負擔的情況下實現收入再分配。這種通過財產收入（而不是稅收）的定向共享改良收入分配的模式，可稱為1.5次分配。
其四，真正落實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既定方針。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黨中央久已明確的基本方針，但要真正落實確實不易。這是因為近年來我國金融資產的創設與交易規模經歷了跨越式增長，似已達到覆水難收的臨界點。由于市場金融內生的脫實向虛趨勢，金融資產規模越大，國民經濟虛擬化程度越高，長期發展越沒后勁，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會分裂越嚴重。扭轉之道何在？
前文論及，經濟虛化的關鍵在貨幣部類構成升高，而源頭則在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科目構成。原理上說，央行發行的基準貨幣（央幣）流向商業銀行的權重越高，則貨幣部類構成越高，導致經濟越虛化。歷史地說，改革開放30年里，我國外匯收入劇增，集中收匯自然是基準貨幣面向商業銀行發行；后來因外匯收入下降，央行創設了幾種“信貸便利”，也是面向銀行體系，同樣推動了市場化金融加速發展。近幾年，央行著力扭轉這一趨勢，提出“精準滴灌”的說法，發行定向資金，但杯水車薪，且不易操作。如從本文理論視角觀之，則出路在于戰略上明確央幣發行實行雙軌制，即設立信貸便利與資本便利兩個央幣發行通道。操作上也不復雜，即保持央行現已熟練運行的信貸便利類產品，面向市場金融機構發行；另外增設一類長期資本便利類新產品，例如“長期資本融資便利”，對國家宏觀戰略投資基金體系及國家超級工程定向發行。
由此，央行便有了調控國民經濟宏觀結構的能力，既能調控虛實經濟的比例，也能對沖實體經濟中基礎性戰略性資產供給不足和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內在趨勢。影響所及，央行實為決定宏觀經濟績效和國家長期發展命運的本原力量。因此，央行獨立與貨幣中性說再無歷史正當性；相反，人民本位與黨的領導才是中國央行的陽光大道。
貨幣信用化對當代經濟運行產生了革命性影響，導致人類進入虛實二元經濟時代。在二元經濟中，貨幣發行擺脫了貨幣自身供給側的限制，而貨幣流入市場便有購買、支付、賦值各項功能，因此貨幣有能力形塑國民經濟的性狀。由此，央行擁有了通過控制貨幣總量及其發行方式影響乃至決定宏觀經濟績效與國家長期命運的“魔力”。但是，信用貨幣的擴張彈性究竟帶來何種長期后果，最終取決于如何配置貨幣、貨幣形成什么樣的資產以及資產運行效率。鑒于市場化金融體系的內在趨勢是貨幣部類構成提高和資產結構虛化，基礎性戰略性資產成為結構性短板，這對經濟增長率、要素生產率、資產泡沫化以及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均有根本影響。
因此，為了在貨幣金融領域更好地發揮黨和國家的領導作用，強化與健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發行的產品結構，未來中國應在面向金融市場的信貸融資產品之外，培育與擴大資本融資類產品，從而擴大社會直接融資比例，補齊國家基礎性戰略性資產的結構性短板，真正落實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方針。如此一來，中國將有能力搞好結構性改革，在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做強前沿科技產業與全面產業升級、大規模積累生態資產與修復環境、大幅度改進收入分配多重目標的前提下，同步提升潛在與實際增長率，創造出結構與速度有機統一的高質量增長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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