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務勞動到底值不值錢?如果值，那該值多少錢?”這一類的問題在2月份隨著一條#全職太太離婚獲5萬家務補償#的熱搜引發了網友們的激烈討論。事由是北京房山區法院首次審結了一起涉及全職太太的離婚家務補償案件。法院一審判決的結果是，共同財產雙方平均分割;婚后做了全職太太的王女士，因全盤負責照顧孩子和料理家務，額外獲得由另一方給付的家務補償費。
離婚家務勞動經濟補償機制早已寫入了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民法典》中。根據第1088條規定，“夫妻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給予補償。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決。”
所以當這首例判決一出，稱贊方立馬高舉這一制度對促進社會承認家務勞動價值的意義。北京法院網甚至評論道，“法律無法讓你在家庭與事業之間兩者兼得，無法挽回你逝去的歲月卻可為今后的物質生活保駕護航”。可這結婚5年5萬塊的“家務賠償”卻遭到部分民眾的質疑。民眾認為這補償平均下來一天只有27.4元，連一個小時的鐘點工都請不到，不僅感嘆家庭主婦的家務勞動竟是如此“不值錢”。這賠償不僅無法彌補家庭主婦的付出，甚至還有貶低和不尊重她們的勞動價值的嫌疑。于是，質疑方呼吁應提高賠償。但這賠償怎么算，又演變成了另一個爭論不休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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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給多少，現在的討論似乎都落在把承認家務勞動價值和“有償化”家務勞動作為肯定女性家務勞動價值的方法之一。這樣的觀點認為，家務勞動的價值是由于“無酬”才被貶低的，而作為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女性因而也連帶不被尊重。所以似乎我們只要通過報酬的形式——給錢，“無償”的家務勞動就能被“看見”，那么女性的地位也能有所提高。但簡單地把商品化邏輯帶入到再生產領域中，讓市場原則滲透到所有的社會關系中，真的是在為遭剝奪權力的女性賦權嗎?還是說，在家務勞動愈趨商品化的過程中，我們掉入了資本主義的圈套，進一步助長了資本從生產領域蔓延至再生產領域的滋長?
01
“有償化”下的階級不平等
哈維在他《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中曾指出，如果試圖把市場力量引入社會再生產領域來解放婦女，是走錯了方向。因為這樣，無論是在生產領域還是再生產領域，我們都將極度依賴資本和市場;不論是個人生存還是家庭生存，都將取決于我們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于是，在買賣的邏輯下，不管是家務的照料還是孩子的生育與管教都會演變成有產者的特權。誠然，就連離婚家務勞動經濟補償機制能起到的“公平作用”，王女士能拿到5萬塊，也是建立在這么一個有產家庭中，有足夠的財產可供再分配。換作在一個無產家庭中，這所謂的補償機制恐怖就難以產生效用。可見，這所謂的“公平”的限用范圍十分之窄。
當有產者的女性的家務勞動價值能得到認可，能夠擺脫家務勞動甚至生育的束縛時，是依托以低收入的底層女性(如外來務工女性和城市底層女性)一方面承托自家內的無償家務勞動和另一方面參與市場內的有償家務勞動為基礎。把家務勞動“有償化”或“商品化”實際上并不是解放女性，反而是將剝削與壓迫進行層層轉嫁，加劇了女性間和家庭間的階級間的不平等，“家庭與市場、公共與私人之間體現出來的性別界限，愈加表現為階級間的界限”。
家務勞動，顯然不是“錢”能解決的問題。
02
壓迫的根源：“家庭的私人化”
造成女性處于結構性不利地位的根源不在于家務勞動“給不給錢”或“給多少”，而在于“家庭的私人化”或“再生產勞動的私人化”。這里的“家庭私人化”是指“與再生產有關的勞動——特別是生育、養育、照料等工作——被視為家庭私人的事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公私領域(或生產和再生產領域)處于相互分離且相互對抗的狀態。通過公私領域的嚴格劃分，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把勞動力的再生產劃入私領域，采取“看不見”的態度和做法，盡數將再生產勞動私人化、家庭化，從而減少它的生產成本。當家庭內的傳統性別秩序沒得到徹底改變前，再生產勞動的私人化就約等同于再生產勞動的女性化。這引起了連鎖的反應：再生產勞動的女性化使女性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家務勞動上，因而擠占掉能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時間;在個人社會勞動價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女性能收到的勞動報酬是由其勞動時間所決定的，所以在勞動時間縮減的情況下，不管是單身還是婚育的狀態，女工都淪為了資本好用但廉價的二等工人。90年代中期，在全面開啟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勞動力優化組合”(減員增效)和剝離“企業辦企業”混合雙打，女工首當其沖。據統計，當時下崗的女工占到下崗工人的60%。部分下崗女工不得不回歸家庭，或轉為零散工，幫補家計。
誠如宋少鵬所說，“當資本偏愛臨時性的農村‘打工妹’時，城市里的女大學生正在遭受就業歧視，職場里的女白領正面臨著生育和職業的兩難選擇，農村留守婦女面臨著家庭成員分離后獨自承擔繁重的農田生產和家庭照料責任，農村留守兒童因得不到父母的監護又無法得到國家/社會的福利支持，生存環境日益惡劣，不同社會階層的婦女面臨著的實際上是同一個社會結構的壓迫”，而這個結構性的壓迫就是在市場原則下公私領域分離的社會結構使得再生產勞動家庭化和再生產勞動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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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父親/丈夫回歸家庭和國家提供社會福利：此路不通
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下，“家庭早不是父權制生產方式霸權統治的場所，而是階級、性別、種族間互相作用的社會場所”。除了受父權制下社會性別秩序的影響外，家務勞動的分工還受到家庭內各成員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和所取得的收入所影響。設想在一個異性戀家庭內部，夫妻雙方本應共同承擔家務。但如果面對家務勞動時間無論在哪一方身上的延長實際上都會增加其失去賺取高工資的機會時，加上父權制的性別秩序的共同影響，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就不得不延長來縮短男性的家務勞動時間，好讓男性增加在市場上的勞動時間以獲取更高的工資收入，來維持整個家庭的正常運作。這也是為什么盡管對父親/丈夫回歸家庭和共同參與家務勞動的呼聲逐漸增大，但在現實中卻寸步難行的原因。要對方參與家務勞動，還是要對方給錢?在這里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家庭的私人化”注定讓兩性在家務勞動上的斗爭演繹為零和游戲，而這種矛盾在本就缺乏資本的工人家庭中尤為突出。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經濟不僅強化著工人對資本的隸屬關系，甚至還強化了工人家庭的再生產勞動對資本的隸屬關系。不僅勞動時間，就連家務勞動時間都為資本所掌控和分配。在這對資本的隸屬關系中，淪為次級勞動力的女性，更被迫加強自身對父權家庭的依賴以求生存。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是對女性剝削和壓迫的共謀。
可見，女性的解放實在是難以通過家務勞動在市場上或在家庭內的重新分配來實現。那么另一個呼聲亦很高的，由國家通過社會福利供給，將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措施又如何呢?如果說丈夫/父親難以回歸家庭，那由國家作為抽象的“丈夫”/“父親”來補位，提供育兒托兒等服務，是否可以緩解女性的壓力呢?不否認，國家通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來分擔再生產勞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家務勞動對女性的束縛。但我們卻忘了自新自由主義以來，國家和資本的關系早密不可分，“福利國家的制度變遷從屬于資本積累體制的演變”。90年代，美國福利制度取消未成年子女扶助計劃，鼓吹依賴國家救濟是不道德的行為。面對公共服務的縮減，媽媽們不得不提高家務勞動的時間來維持家庭再生產，于是不僅越來越多的單身媽媽走入了低收入的臨時就業崗位，成為次級勞工;雙薪家庭也掀起了媽媽回家的浪潮，但當男性工人收入不穩定時，她們也會再次成為次級勞動力進入市場。這樣一來，一批能被資本以低廉價格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產業后備軍就形成了。同樣在90年代中期，當我們全面接受市場原則時，公私領域的結構就是由國家主導人為制造出來的，為的就是加速資本的積累和增殖。“如果說，經濟三十年高速發展來自于所謂的廉價勞動力，那么，這種廉價是以廣大婦女的低廉勞動和無償的(家務)勞動為代價的。”要讓資本家主動割肉讓利?難于上青天。特別是后疫情時代的今天，面對全球經濟不明朗，國家有多少的剩余會計劃投放給育兒、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呢?最后恐怕跟呼喚丈夫/父親回家一樣，雷聲大、雨點少。
圖：《鄧小平年鑒》，國家有意識將再生產有關責任轉移給家庭
如果說我們曾妄圖通過家務勞動在家庭中或在市場上的重新分配，或依靠國家力量來抵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經濟的剝削來實現女性的解放，那現在的我們該清楚知道那并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我們須看到，家務勞動的問題實質上是在全面接受市場原則下，公私領域分離的社會結構對女性的剝削與壓迫。
既然找回了方向，我們的路線，理應重新規劃。/
參考閱讀：
[1] 李怡樂. (2017). 家務勞動社會化形式的演變與資本積累.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3.
[2] 宋少鵬. (2012). 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和婦女——為什么中國需要重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批判. 開放時代, 12, 98-112.
[3] 宋少鵬. (2012). 從彰顯到消失: 集體主義時期的家庭勞動 (1949-1966). 江蘇社會科學, 1, 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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