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新時代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思考

　　(劉明國)

一、誤入歧途且深陷困境的財政貨幣政策

　　改革開放三十年，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1985年我國就出現了糧食供給過剩，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沿海地區加大了改革開放的力度，1995年我國輕工業產品就出現了過剩，中國經濟由短缺型轉向了相對過剩型;與之相隨的，是貨幣的高速增發，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物價上漲;1996年中國經濟“軟著陸”，自此，中國經濟開啟了漫長的以內需不足為基本特征的經濟歷程。

　　受西方帝國-殖民地主義經濟學的影響，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相繼在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雙重誤導下走向了歧途。

　　首當其沖的，是國家發展目標的異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國富民目標(或者強國富民的國家治理目標)，被莫名其妙的GDP指標給替代了。甚至于鄧小平提出的“發展就是硬道理”，也被人別有用心地解釋為“發展就是不斷做大蛋糕”(“做大蛋糕論”)。然而，“中興事件”“華為事件”把“做大蛋糕論”的偽裝摔得粉碎。以至于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實踐反復告訴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習近平2018年5月28日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

　　不僅如此，“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而老百姓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日子越來越苦”“買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孩子”的事情出來了，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成為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另一個伴生品。以至于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習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黨的十九大報告)，“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講話)。

　　其次，是GDP發展導向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的“倒逼”。在中國內需不足的基本經濟特征下，要讓我國的GDP繼續增長，寅吃卯糧的凱恩斯主義“三駕馬車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鼓勵消費、鼓勵投資、鼓勵出口，就成了我國一段時期的財政貨幣政策的總體傾向，簡而言之，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長期實行這種寅吃卯糧的貨幣財政政策，政府債臺高舉、貨幣超發，就是必然。

　　現在問題來了：政府負的債務，要不要還呢?錢又從哪里來呢?財政部門的官員說，“央行應該多放點水，要不然，經濟這個塘子就要干了”。央行的官員說，“財政應該采取更加積極的政策，以保經濟增長(實為GDP增長)”。財政部門的官員抱怨，“你沒有看到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嗎?”央行的官員也抱怨說，“你難道沒有看到M2/GDP持續攀高、而且大于2了嗎?”總之，財政部門和央行兩家各有道理、也各有苦衷，但是，兩家都不敢說，“不要再拿狗屎GDP來約束我們行不行啊?”

　　大領導說，現在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新時代了，我們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要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吔，啥意思呢?“大師們”不是諄諄教導我們說，“經濟學早已非常完美了，我們只需把經濟學大廈中的某一朵窗花雕刻得更美一點就不錯了嗎”、“經濟學家只關心解釋世界，至于如何治國那是工程師們的事情嗎”、“燈塔國的光輝高萬丈嗎”?大領導說話，比較含蓄、委婉。翻譯一下，說的直白一點，就是“狗屎GDP”等跨國壟斷資本家刻意為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編織的帝國-殖民地主義經濟學該滾一邊去了，燈塔國的燈早熄火了(5千多萬人失業，新冠死亡超50萬人，一會兒是“我不能呼吸”、一會兒是黑人命貴、一會兒是群體性免疫.....)，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意味著“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新的理念、新的理論和新發展格局了，除了所有制這個根本性問題以外，核心的就是財政貨幣政策了。那有些問題就需要梳理梳理、說道說道了。

　　在內需不足、外需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在新冠疫情下的進一步發酵惡化，還要經濟增長，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大領導早就說過，不要再以GDP論英雄了，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發展目標、要以人民為中心、要強國富民、要調結構補短板，可洋奴們就是不聽啊，一些地方官僚仍然熱衷于如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仍然是在大肆的寅吃卯糧、拆了東墻補西墻、大興土木、瞎折騰，美名其曰“發展經濟”。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政績觀是該糾正了，組織部門讓人民去給地方主官在網絡上無記名投票考核如何?

　　還是回到財政貨幣政策上來。官僚主義的量化管理模式是該廢除了。所有的數據，都是可以造出來的。在狗屎GDP發展導向下，政府除了借錢投資搞修造、除了大規模補貼出口，經濟怎么可能增長呢?在政府如此這般都仍然搞不定的情況下，央行就必須出場了——放松銀根、或者是放松信貸政策，鼓勵私人家庭借錢消費(美名其曰“按揭”)、鼓勵企業貸款投資新項目、擴產能。

　　問題是，在市場需求不振(尤其是內需不振)的情況下，擴張的產能生產的產品又賣給誰呢?好了，凱恩斯主義的三架馬車理論告訴我們——出口、出口、出口!米帝國主義一方面干著印紙換財富的強盜勾當，一方面得了便宜還賣乖，居然指責中國勞動人民搶了他們的就業崗位。這讓人到哪里說理去?

　　問題是，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出口企業換回的外匯，還得換人民幣才能在國內使用，那央行不是又在超發貨幣嗎、這究竟是在為誰印鈔?不是說要穩定人民幣價值嗎?這是央行備受愛國人士質疑的!但是央行也很無辜啊——出口政策和無條件換匯政策，又不是我制定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神奇的現象——什么貿易戰，什么南海對峙，不管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中米之間斗得多么的如火如荼，中國和米國之間的遠洋貨輪依然在大洋上頻繁地來來往往。怪不得有人歡呼——GDP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GDP又增加了多少、為世界經濟發展又貢獻了多少多少!大領導講，我們要注重發展的收益問題，洋奴們就是充耳不聞、我行我素。

　　說一千道一萬，不廢除GDP發展導向，不拋棄跨國壟斷資本刻意為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編織的帝國-殖民地主義經濟學，中國就不可能實現獨立富強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加強黨在新時代財政金融領域的領導在組織路線上的關鍵問題——是洋奴呢，還是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愛國主義武裝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這大抵是中央強調干部選拔要突出強調政治標準的應有之義。

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新時代財政貨幣政策要有破有立

　　現在國內學術界對我國財政貨幣問題，基本上已經是各執一端、或者不置可否、不知所措了。但有一個基本的事實，不管是持什么觀點的(公癡等五縱成員除外)都得承認，就是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財政貨幣政策玩不下去了，再玩下去就只有萬丈深淵了。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一再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回到強國富民、共享協調的高質量發展道路上來。

　　第一，為誰生產？生產什么？

　　我們現在的生產能力還不夠大嗎?答案顯然，不是!只要我們拋棄了狗屎GDP這個發展導向，我國的財政金融應該如何立足于何處發力，就很清楚了——補短板、去除過剩產能、回到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上來。也就是說，我們生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中國人民的需要，出口生產只是輔助、只是為了換回我們必須要進口的物資。不能再無條件收儲不斷在紙化的米元等外國貨幣了，央行必須端正自己的位置，為我黨領導下的政府和我國人民印鈔的立場上來。

　　那我國經濟的短板在哪里呢?一是高科技，現在已經在逐漸地趕上來了。二是糧食生產，仍未見顯著好轉。三是就業、關鍵在農村。中國是人口大國，隨著產業升級換代和農村經濟的持續弱化，城市就業壓力越來越大，除了通過扭轉農業比較收益低這一核心原因外，別無它法——把補貼出口的錢來補貼糧食生產、恢復供銷合作社在農產品供銷中的支柱地位，看看能不能有所好轉呢。第二、三問題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這要求必須要拋棄跨國壟斷資本刻意為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編織的帝國-殖民地主義理論——片面的、西化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理論。切實用馬克思主義的可持續發展理論來指導我們的經濟發展。

　　第二，政府的錢要用在何處？錢又從哪里來？

　　社會經濟要發展，政府就需要用錢。關鍵是，政府的錢要用在何處，錢又從哪里來。常識告訴我們，錢要用在刀刃上——發展高科技、解除洋人套在我們脖子上的技術牢籠，保障我國能源、糧食等戰略性資源的供給，保障民生——為人民提供就業、教育和醫療以及住房保障，以及必不可少的國防建設。那些花里胡哨的形象工程、超前消費的所謂建設、毫無盈利能力的所謂投資，是該叫停了!這要求必須要取消縣市兩級的獨立預算權能，之前財政體制改革所增加的預算審核制度必須要進一步強化深化，什么形形色色的為地方政府融資的平臺公司是該終止其一切融資功能了。任由地方官僚們打著增加GDP的旗號鋪張浪費，再多的錢也是不夠用的。

　　那錢又從哪里來呢?除了依靠稅收之外，就是依靠我國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在特殊情況下，若前兩項收入都不足支付上述開支，那就只有央行為財政印鈔了。這是財政面臨債務危機時的唯一做法，否則就只有政府失信。事實上，諸多地方政府早已透支政府信用多年了，一方面強令不能拖欠民工工資，但就是不給施工企業工程款。這是什么邏輯?!(難道上級部門不知道地方實情?地方政府欺下瞞上?)但是，地方政府早已是債臺高筑，有些縣市一年的稅收還不夠每年債務的利息，你又讓他們如何不失信呢?還要繼續讓他們要保持GDP的繼續增長(注意：GDP本是增量，而GDP的增長是增量基礎上再增量)，這不是要讓死人復活、難為地方官員么?全世界都知道狗屎GDP的危害，可有些洋奴們就是死抱著不放，真不知其究竟是智商有問題還是立場有問題。

　　第三，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怎么辦？

　　現在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究竟是多大，早已成為秘密了。地方政府不敢講實情，上級部門不想聽實情。要不然，多年的政績豈不付之東流了?這里面又有多少貓膩?但還是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予以推斷的。我國現有縣級政府2876個、地級政府334個、省級政府34個(不算兩個特別行政區是32個)。按照每個縣級政府負債200億、地級政府負債2000億、省級政府負債2萬億計算，即57.52萬億+66.8萬億+64萬億=188.32萬億(這與有人推斷其規模在200萬億左右大體相當)。債務年利息，按照較低水平的6%算，一年就是11.3萬億。連本付息，若10年還清，一共需要支付301萬億，每年需要支付30萬億。而我國一年的財政收入(還包括賣地的收入)才多少呢?2020年估計約18萬億。這還要不要人活了?金融資本也不能那么貪得無厭嘛，少賺點行不呢?現在畢竟是國家困難時期嘛，不說帶動后富，也要講講政治嘛。

　　但是，祈求資本家的憐憫和同情、甚至良心發現，是不靠譜的!君不見，李大人潘大人等早已人去樓空，一不滿意，還反目成仇。什么東西!

　　第四，人民幣會崩盤嗎？如何穩定人民幣價值？

　　求人不如求自己。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以來這一百年間，什么風浪沒有見過，什么樣的苦難沒有經歷過，照樣挺過來了，照樣帶領中華兒女從苦難走向輝煌。當前遇到的這一點考驗算什么?!何況中國共產黨現在還是執政黨，有強大的人民軍隊，有堅實而雄厚的工業生產能力，還有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身邊的14億中華兒女。哦，不要忘了，我們還有印鈔權，也就是征收鑄幣稅的權力!這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兒女們歷經千難萬苦才能獲得的政權的支柱之一。人民銀行從誕生那一天開始，為我黨領導下的政府印鈔就是它的天職。什么央行要獨立，扯犢子去，要搞國中之國哪?

　　我們不能端著金碗要飯吃。禁止央行為政府印鈔的《人民銀行法》是該及時修訂了，現在畢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了嘛，特事需要特辦。至于什么央行獨立是為了穩定貨幣價值的需要，純粹是睜眼說瞎話，看看中國現在的房價之高，看看現在中國M2之大!

　　有人會擔心，這不是什么財政赤字貨幣化么，那不是通脹么。如果我們仍然采取舊時代改革開放的以利潤最大化市場導向來投放資金，那肯定是通貨膨脹帶動物價螺旋式騰飛了。反過來講，如果物價是穩定的，那么貨幣價值豈不就是穩定的，何來什么人民幣的崩盤?要管控物價，這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么，管控物價不正是共同富裕、保障民生所需要的么?當然，商品適度的價格上漲也是應該允許的，但是要反暴利。黨中央的調節過高收入、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大抵是這個意思。

　　需要注意的是，在“立”——央行為中國政府印鈔——的同時，也還需要“破”——收回讓渡給商業銀行的鑄幣稅權，也就是說，要將以前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投放貨幣的體制轉化為主要通過財政機制精準投放貨幣體制(市場機制投放貨幣在經濟衰退情況下為輔)。這一立一破是相互支撐的有機組合的現代財政金融制度。很多人或許不明白其中之道。

　　商業銀行為什么“躺著就能賺錢”，為什么“利潤高得都不好意思說”(在實體經濟平均利潤率不足10%的世界經濟危機下，有的商業銀行的資本利潤率居然高達百分之幾百!對，你沒有看錯，就是百分之幾百)?商業銀行通過所謂的存款準備金制度，采用所謂的貨幣創造機制，在消無聲息中攫取了我國政府的鑄幣稅權，這就是林大師等鼓吹商業銀行私有化背后的故事。新自由主義芝加哥男孩們禍國殃民不淺!

　　當然了，只要拋棄了狗屎GDP這個發展導向，精打細算、把錢用在刀刃上，財政部門就不會陷入凱恩斯困境了。至于說如何管控物價，我國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可以借鑒，就不需鄙人多言了。更何況，在經濟衰退下，商業銀行多少“創造的貨幣”會因為呆壞賬、因為償付本息而煙消云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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