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愛外企的根子在恨國企

　　左大培：愛外企的根子在恨國企

　　(2021年2月16日)

　　本文所說的“愛外企的根子在恨國企”，講的不是個人感情上的因果關系。當今的外企幾乎百分之百是私營企業。一個在思想感情上就恨國企的人，喜愛私營企業是順理成章的，愛外企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過，本文所說的“愛外企的根子在恨國企”，不是這樣簡單的思想感情上的關系。本文所要說的，是政策取向與客觀形勢之間的互動造成的經濟政策上的因果關系，它使反國企的政策必定會導致偏愛外國的私營企業。

　　先要說明，這里說的“國企”已經不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而是除了人們傳統上說的“國企”之外，還包括一切使用國有的股權資金的企業。

　　在中國，政策取向與客觀形勢之間的互動造成了這樣一種因果關系：恨國企的經濟政策最終導致不得不熱烈歡迎外企進入中國。

　　這中間的邏輯鏈條是：最近這些年中國的宏觀總需求明顯小于充分就業產出，一直需要大幅增加實物投資以擴大宏觀總需求;而明顯的經常賬戶順差表明中國是資金凈流出國，本國國內有足夠的剩余資金可以用于在國內投資，本來不需要進入的外企帶來國外的資金用于國內投資;但是由于國內私營部門固有的弱點，國內剩余資金中能夠用于實物投資的股權投資資金總是明顯不足;而市場經濟中私營企業的實物投資，必須要有足夠部分的資金來源于私人的股權投資;本來可以用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投資將國內多余的債權資金變為足夠的實際投資，但是由于反國企的政策基本上禁止了對企業的國有股權投資，使國內剩余資金無法化為擴大總需求所必需的用于實物投資的股權投資，最后就只好求助于進入國內的外企來投入股權資金以擴大實物投資。

　　最近幾年，這種為擴大國內實物投資而熱心討好外企的傾向特別明顯，而且它在表面上似乎是為客觀經濟形勢所迫而不得不去“愛”外企。2020年12月3日彭博社報道說：2020年創紀錄的2120億美元外國資金涌入中國債券和股票市場，中國監管機構還采取了取消外資機構投資額度限制等措施。這些舉動被華盛頓注意到了。那一周，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警告稱，中國金融開放是“精心策劃的戰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獲得外國投資，利用它們來支撐國內經濟。我也有同樣的猜測，認為這樣歡迎外資的理由是以外國投資來增加國內資金，以此擴大國內的實物投資并由此擴大中國國內的總需求。

　　表面上看，這樣熱衷于獲得外國投資是迫于實際形勢而不得已。近些年來，中國一直沒有擺脫總需求不足的蕭條，2018年以來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又增大了總需求的不足，再加上2020年碰上了新冠疫情的沖擊，經濟上確實需要擴大總需求以穩定就業。而要擴大總需求，除了應穩定并增加消費需求之外，增加實物投資需求也不可少。外國投資特別是外企投資一般都會增加對國內產品的總需求，引入外企投資看起來至少是緩解當前的宏觀經濟困難的一個辦法。

　　而在實際上，這種想法是誤入歧途，完全不知道中國宏觀上的對外經濟關系。自1993年以來，中國就一直有著明顯的經常項目順差，這意味著中國整體上對外是一個資金不斷凈流出的國家。就是在2008年和2010年那樣的宏觀經濟過熱造成通貨膨脹的年份，國內投資需求已經過大，也仍然沒有改變經常項目順差造成明顯的資金凈流出這種格局。這意味著中國國內一定存在著足夠的過剩資金，可以也應當僅僅依靠國內的資金來源創造足夠的實物投資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根本就不需要求助于外企帶來的投資擴大國內總需求。

　　但是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性的問題：既然國內有足夠的資金，政府每到經濟蕭條嚴重時還總是大力擴大財政支出并擴張信貸以鼓勵企業借款投資，為什么還是時常國內總需求明顯不足，為什么現在總需求還小于充分就業產出?

　　其實按照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總需求不足在政府支出不夠大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正常情況。但是中國經濟的問題并不限于凱恩斯所說的那些。也就是說，即便我們將政府采購擴大到了按凱恩斯標準說已經足夠大的程度，中國仍然會由于私營企業投資不足而使總需求小于充分就業水平。

　　恰恰在積極擴大政府采購時，才能清楚地看出國內私營企業實物投資不足的痼疾。其實有意識地擴張政府采購已經有二十多年，但是這種擴張的局限性也已經暴露得很清楚。由中央政府實行的擴張性政府采購，其投資方向早已被概括為“鐵、公、基”，即僅僅將政府投入的資金用于建設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而原則上不投資于盈利性的企業。這樣的投資，一方面使中國的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過于超前，造成了優良的基礎設施相比許多還相對落后的制造業產業已經發展過度，造成了新的發展不平衡;另一方面，這樣巨額的政府采購基本上不要求政府直接收費以回收投資資金，這又在長期中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制約政府采購無法長期在高水平上持續。而這樣規模的政府采購，并不足以使中國國內的總需求達到充分就業水平。

　　這就凸顯出根本的問題所在：為什么即便在這樣高水平的政府采購之下，中國私營企業還不能進行足夠的實物投資。其實執掌政策的人也明白私營企業投資不足這個毛病，他們幾年來極力對企業搞減稅降費，理由就是要鼓勵企業增加投資。某些掌權的人還親自跑到銀行去坐鎮逼銀行向中小企業放貸，更是明擺著要以此增大私營企業的實物投資。可是不管他們怎么折騰，私營企業的實物投資就是不能達到宏觀經濟需要的水平。

　　其實，逼銀行放貸以增大私營企業投資的做法，本身就是不明白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我在《解釋資本雇傭勞動》一書中已經說明，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中，創辦和經營企業都必須投入一定數額的企業自有資金，如果這種資金不來自企業經營者自己，它就必須來自股東的投資。這種資金在金融上被稱為“風險資本”，企業的固定資產通常都來自這種風險資本的投資。企業的實物投資要有這樣大的部分來自股權性的“風險資本”，是因為過多地靠債務籌資的企業會有許多經濟上的扭曲行為，這些行為會危及企業債權人資金的回收，因而潛在的債權人們會自動地限制借給企業的債務資金，以免企業債務占其資產總額的比例過高危及債權人資金的回收。這樣的私營部門融資行為嚴格地限制了市場經濟中私營企業能夠借到的債務，使它不能超過企業的風險資本的一定比例。這樣，企業自有的股權資金等風險資本過少，就使借給企業的債務資金被限制在過低的水平。特別是在形成固定資產的企業實物投資上，就尤其是如此。這樣，企業的實物投資不足，根源不在借給企業的債太少，而在私營企業自有的股權資金等“風險資本”太少。

　　明白這個道理的少數官員也想大幅增加國內私營企業的股權資金，他們能夠想得出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上市公司在股市上的融資。但是多年來這種做法一直收效甚微。中國股民對股市的投資多半限于買賣已上市流通的股票賺取漲價收益，很少將資金真正用于幫上市公司進行實物投資，在真正增加企業自有的風險資本上貢獻甚微。而且這里最大的問題在于，其實私營企業的風險資本不能主要靠股票上市買賣來籌集。

　　在真正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中，在交易所賣出股票只能是企業籌措其風險資本的最后一步，它不可能是企業籌集其風險資本的基礎性主要步驟。私有制市場經濟中的企業自有的風險資本，除了來自創辦和經營企業的經營者本人以外，首先來自于合伙企業中的非經營者合伙人，主要的來自股票尚未上市的那些股份公司的股東。這樣的合伙人和股東通常都與企業經營者熟識甚至有各類相互信任的親密關系，通過這樣的私人關系他們提供了私有制市場經濟中企業風險資本的主要部分。就是那些股票在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在其股票上市之前的初創時期，其風險資本也都是這樣籌集的。

　　中國的最大問題，就在于企業通過合伙人和股票未上市公司的股東籌集的風險資本太少。這并不是最近幾十年才有的新問題，而是近代幾百年里中國經濟一直就有的老毛病，它甚至是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上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老毛病的根源恐怕要從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上去找，這種文化傳統造成了經商者的奸猾和外人對企業經營者缺乏私人的信任，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方面的事例。這樣的文化傳統絕非短時間中可以改變，而最近幾十年發展的市場經濟，更是使這個害人的文化傳統惡性發展。在一個企業經營者慣于用種種卑劣手段侵吞公有財產的環境中，怎么能設想私營企業的經營者不去侵占合伙人或股東的權益，又怎么能指望資金的所有者信任私營企業經營者而把自己的資金投入其企業做風險資本。

　　必須強調的是，企業通過合伙人和股票未上市公司的股東籌集的風險資本太少，并不是由于缺乏私人所有的資金，而是因為這些私人所有的資金大都變成了各種各樣的債權資金，特別是變成了銀行的儲蓄存款。私人寧肯將自己的剩余資金存在銀行而不愿投入私營企業作股權投資，一方面是由于值得人們信任的經營企業的真正企業家太少，更是由于前邊剛剛說到的，在國內的私營部門中流行著一種亞文化，其特征就是私人之間的無誠信和相互不信任。這就造成了最近二十年中國悖論式的局面：一方面是國內有過多的過剩資金甚至不得不流出到國外，另一方面是宏觀經濟形勢需要擴大企業以股權資金作的實物投資，而國內的過剩資金就是不愿化作投入企業的股權資金。

　　還能夠想出的破解這個悖論的補救之道就是：通過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將國內私人所有的只愿作債權資金的多余資金變為足夠的實物投資，這樣來一舉兩得地解決上述那個荒唐悖論式的困境：一方面是需要資金來擴大國內的實物投資，另一方面又是有多余的過剩資金不能流入企業甚至流向國外。

　　所謂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就是由財政部或國資委等政府部門提供資金，用于為企業或科研單位購置機器設備等實物資產或研發支出;這樣為企業或科研單位支出的國有資金算作國家持有的相應企業或科研單位的股權，這樣形成的國有股權則由國資委監管的國有資產運營機構持有并進行經營;財政部提供的資金來自財政部發行的專項國債，以財政部特別收繳的國有股權盈利還本付息;國資委提供的資金則由國資委發行的債券籌措，以國資委特別收繳的國有股權盈利還本付息。

　　這種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并不是什么新創造，而是老一代開國元勛們在建國初期就成功使用過的政策工具。那時候為了配合國家建設的五年計劃，專門發行了國家建設公債以籌措國家工業化的建設資金。這些由私人踴躍購買的公債所募集的資金，被國家用于經濟建設，最終化作了投入企業的實物投資，形成了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權的物質基礎。而這些公債到20世紀70年代就由國家全部還本付息還清，為我國建成獨立自主的完整工業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開始實行轉向市場經濟的經濟改革之后，本來應當重新大規模實施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以便一方面壯大本土的現代制造業產業和企業，另一方面在有需要的時候順暢地增加實物投資以擴大國內的宏觀總需求。可是，四十年前彌漫于國內的反公有制、反國企思潮，徹底封殺了使用這一有效政策工具的可能性。當時流行于經濟政策界的一個規矩就是不再新建國有企業，政府部門也不再向國有企業投入資金，國有企業經營所需資金靠銀行貸款解決。在這樣一種反國企的政策下，根本就不可能實行任何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這樣的反國企政策一直實行了將近四十年。

　　在現行的經濟體制下，為這樣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發行的債務在資金來源上不會有大問題。從近年發行公債甚至企業債券的經驗看，財政部和國資委為這樣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而對私人發行的債券，只要所定利率適當，會在國內有很好的銷路;也應當允許國內的商業銀行購入一定數量的財政部和國資委為國有股權實物投資而發行的債券，以此作為商業銀行持有資產的一部分，這會將私人的銀行儲蓄存款資金直接導向國有股權實物投資;最后，還應當讓中央銀行購入一定數量的財政部和國資委為國有股權實物投資而發行的債券，使它像中央銀行購入的一般公債一樣，在宏觀經濟調節和實施貨幣政策上發揮積極作用。

　　如果在四十年前就開始按中國產業發展的需要有計劃地大規模實行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肩負戰略性產業發展重任的中國企業會有充裕得多的資金，許多企業根本就不會尋求與外企合資以獲得需要的資金投入，中國的國有企業和有國有資金投入的企業會比現在強大得多;更重要的是，長期苦于缺乏資金投入的芯片制造業、燃油汽車制造業、民用飛機制造業、有機化學工業的發展會比現在好得多。以這樣籌資的企業占領產品市場從而抓住投資機會，加上適當從嚴的限制外企外資流入的政策措施，就會有力地遏止外企的進入，使占據中國投資機會的外企比現在少得多。

　　這樣系統地圍繞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而實行的配套政策，最終會大大減少進入國內的外企和外資數量，而且會由于外資流入的減少適當降低官方的外匯儲備，在中央銀行的資產方以大量持有財政部和國資委的專項債券取代減少的外國資產形式的外匯儲備;國內的過剩資金會顯著減少，資金向外流出的動力會降低，從而資金由私人部門的向外流出會顯著減少。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的現代制造業和民族產業都會比現在發展的好得多，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還會強勁得多。由于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匯儲備是由官方渠道流出的資金，外匯儲備的減少和私人部門資金流出的減少都減少了國內資金的對外流出。而外企和外資流入的減少則減少了外部資金的對內流入。國內資金的對外流出和外部資金的對內流入都減少，就意味著那種扭曲性的無效率國內外資金對流小得多。

　　這樣的結果正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因此，在四十年前就應當開始按產業發展的需要有計劃地大規模實行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在28年前就開始了長期持續地資金凈外流以后，更是應當堅決地大規模實行這項政策。

　　顯然，正是出于不發展國企甚至要消滅國企的基本理念，才拒不實行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甚至根本就不許向這方面想、往這方面談。由于反國企的政策基本上禁止了對企業的國有股權投資，才出現了前邊說到的那種經濟政策上的因果鏈條：不愿直接作股權投資的巨額國內剩余資金無法化為擴大總需求所必需的用于實物投資的股權投資，一方面剩余的國內資金只好流向金融投機倒賣房產制造房地產泡沫，甚至通過官方的外匯儲備和私人部門的對外投資流向國外，另一方面對國內產出的總需求仍然小于充分就業產出，需要擴大國內的實物投資以增加對國內產出的總需求;缺乏充足的股權資金的本土企業無法吸入足夠的債務資金，因此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達到充分就業所必需的企業實物投資;即便政府以公共資金對非盈利的資產進行了巨額實物投資，造成了基礎設施相對制造業發展過度的不平衡和難以持續的財政赤字，仍然難以將國內總需求擴張到充分就業需要的水平。陷入這個無可奈何的境地之后，指望外企進入國內帶入股權資金以擴大實物投資，就成了一個似乎不錯的出路。而這樣不得不求助于外企，卻是由不許實行大規模的國有股權投資造成的。因此才可以說，正是反國企的政策導致了不能不愛外企的客觀形勢。

　　這種愛外企反國企的做法使本土企業發展無力，在多數高端制造業中仍然受外企壓制。擺脫當前困難的正確出路就是回到大力發展國企擠壓外企的基點上來，有計劃地大規模實行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實物投資。目前芯片制造、大飛機制造等頂尖制造業的發展，正需要大規模投入巨額的股權資金，甚至本土燃油汽車制造業和有機化學產品制造業的鞏固和壯大也都急需補充大筆股權資金，特別是突破那些妨礙高端制造業發展的瓶頸所需要的高精尖機器設備的研制，更是需要投入充足的國有資金。在這些地方，根本就不能指靠外企，需要的是國有股權實物投資。過去反國企愛外企的政策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許多資源，但是亡羊補牢，尤為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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