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出來的真相
——評一篇演講
武 兵
近日,從中國經濟周刊(經濟網 | www.ceweekly.cn)看到一篇報道,說的是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1月18日在第十四屆亞洲金融論壇上發表的主旨演講。他在演講中著重“澄清”一個問題,即“國際社會對中國存在著一些負面的輿論”。他說:“20多年前的一種說法是,中國并非市場經濟,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而近些年的指責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最主要的依據是,中國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部門,國家產業政策扭曲了市場關系。這顯然是一個極大的誤解。需要澄清。”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國際社會先后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兩種誤解,一種是前些年國際社會誤認為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而是計劃經濟國家。另一種,就是近幾年,因為國有經濟部門的“強大”,又誤認為中國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關于第一種“誤解”,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在國際上,一般指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即是資本主義國家,而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即是社會主義國家。郭書記要打消國際社會的這個“誤解”,自然是解釋中國已不是計劃經濟,而是市場經濟。
關于第二種“誤解”,中國是不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問題。百度詞條的解釋是: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密切結合的資本主義,即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郭書記對這個問題,沒有直接回答。但對于國有經濟是否“強大”,郭書記講了五點事實與真相,試圖“澄清”這些“誤解”。第一,中國的民營經濟目前占到全部經濟的60%。第二,中國的產業政策總體上與市場導向改革保持一致。第三,國有企業總體上從政府得到的是負補貼。第四,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財務完全獨立。第五,中國產品競爭力較強并非由于勞工權益受損。
郭書記的這個演講,目的是消除國際社會對我國的“誤解”,但也暴露了另一個問題,即間接地承認我國的改革開放搞了私有化,國有經濟的“強大”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不存在。
本來我國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同時規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主體,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憲法上的這個規定,至今并沒有改變,仍應堅持貫徹執行。
曾記得,早在十年前,時任中共中央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在2011年3月10日十一屆四次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鄭重地提出“五個不搞”,即“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他說:“在涉及國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動搖。動搖了,不僅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無從談起,已經取得的發展成果也會失去,甚至國家可能陷入內亂的深淵。”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還把這個“五個不搞”稱之為“當代中國的政治宣言”。
郭書記作為手握金融大權的省部級高官,在這個公開場合的演講中,等于承認了我國搞了私有化。郭書記是這樣說的:“上世紀70年代末啟動改革前,中國幾乎沒有什么非公有經濟。”而現在,“中國的民營經濟目前占到全部經濟的60%。”“如果存在著所謂的國家壟斷和國有保護,這種情況怎么可能發生呢?”
這就是說,改開前,我國已經消滅了私有制經濟,是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而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從改開前的全部經濟是公有制而轉變為私有制經濟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郭書記所講的民營經濟占到60%的比例,是不夠的,他沒有把國有經濟中具有很大比例的私人資本、國外資本的股份計算在私有經濟的比例內,例如我國的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業,鐵路、石油、鋼鐵、煤炭、水電、交通運輸、機器制造、教育、醫療、建筑等諸多國有企業,大多都有私人資本和外資加入,并且許多國企——例如四大商業銀行,私人資本和外資所占股比,已經超過20%,甚至更高。除此之外,還不包括外國資本在華開辦的獨資企業(國家權力部門早就說過,凡是在中國開辦的企業,不管是中資還是外資,都算中國企業)。如果把這幾部分私人資本和外資加進來計算,我國私有制經濟所占比例,就不是60%而是70%、80%,或更高,而國有經濟的比例,則不到20%,或更少。這樣的結果,哪還有國家對國有經濟的“保護”?哪還有國有經濟的“強大”?這樣少得可憐的國有經濟的比例,甚至沒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的比例高。例如,據世界銀行2016年9月統計,二戰后,到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國有企業所占生產總值比重均超過10%以上,占西方各國總資本的份額超過35%。一些國家國有經濟比重甚至大大超過這個比例,如挪威(72%)、瑞典(68%)、芬蘭(56%)、盧森堡(54%)、冰島(52%)、法國(31%),奧地利國有企業比例最高,甚至控制了95%以上的基礎工業,全國有70%的人口在國企工作。誠然,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國有經濟仍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性質,國有企業的工人仍然是為資產階級創造剩余價值的雇傭勞動者。
以上事實說明:我國經濟私有化的形成,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吳邦國委員長提出的所謂“五個不搞”中的“不搞私有化”已經成為泡影和笑柄。
郭書記在演講中,除了介紹我國私有經濟已成為經濟主體的事實外,還介紹了私有經濟取代國有經濟主體地位的成因。他“實話實說”地告訴對我國質疑的國際社會:“國有企業總體上從政府得到的是負補貼。平均而言,國有企業的稅負大約是民營企業的2倍。國有企業實際上還承擔更廣泛的社會責任。私有工廠和外資公司長期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稅費優惠。各級政府安排國企相關預算,主要用于分流安置富余職工、補助職工社會保障和公共事業支出。”另外,他還特別指出“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財務完全獨立的”,“不可能向國有企業輸送利益”,或“提供補助”。
郭書記的這番話,還是有良心的話,還是尊重事實的話。他的話,說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中國的“國有企業”為什么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為什么一步一步地在減少、萎縮到經濟基礎的非主體地位?郭書記給出非常明確的答案,根本原因不是國有企業干的不好,也不是公有制經濟的制度不好,而是經濟私有化、市場化、改變經濟制度的需要。所以,國有經濟不僅沒有得到國家的照顧和扶持,相反,國家對它是“只要馬兒跑,不給馬兒吃草”。國有企業成了“后娘養的”。
郭書記的演講暴露出,國家對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國有企業如此的厚此薄彼,如此的不平等、不公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國家對私企和外企格外偏愛,格外吃小灶,格外大力扶持,而對國有企業,則負補貼和高征稅,百般盤剝和打壓,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國有企業怎么能競爭過私企和外企呢?從郭書記的演講中,我們解開了一個謎團,看清了一個真相:國家政策不是要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而是有意要把國有經濟搞小,甚至整垮、搞掉,由此而實現所謂的“改制”——改公有制為私有制。
私有化是離不開市場化的。一個是主體,一個是主導。郭書記的演講,努力“澄清”我國已是市場經濟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搞的市場經濟,沒有本質的區別。所以,他強調中國的“產業政策總體上與市場導向改革保持一致”。他在談到中國對外開放市場的顯著成果時,稱中國已是“萬國品牌博覽園”,可見外國的商品和資本,已遍布國中,并來者不拒,樂此不疲。
郭書記的演講還有意提示國際社會,中國的金融業是“世界上贏利能力最強”的,也是“獨立”的,“中國銀行的股東早已多元化”。言外之意,中國的金融業,可是一個大蛋糕,可以賺大錢的,快來投資吧,機會難得,不可錯過。有報道說,在我國敞開國門、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感召下,已有外國的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業巨頭,紛紛進入我國市場。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經濟私有化,勢必導致資本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導致勞資矛盾和階級斗爭。對此,郭書記針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勞動者人權方面的“誤解”,也做了解釋。
他說:“中國產品競爭力較強并非由于勞工權益受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和農民都是國家主人。憲法和法律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職工群眾被授予了民主管理企業、參加工會活動的權利。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很少有國家可以比擬的。”“過去10年,中國工人收入快速增長,其中農民工收入水平提高近2倍。”對于勞資矛盾,他說:“我們認為,罷工游行不是解決雇員與雇主爭議的有效辦法。通過相互協商和多方監督,可以更好地實現互利共贏,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財富和福利與經濟發展同步提升。”
郭書記在這個問題上引用了憲法來作證。人們要問:
在私有制為主體的國家,還算“社會主義國家”嗎?
在存在資本剝削和壓迫的社會里,工人和農民還是“國家主人”嗎?
在改開以來我國的企業里,無論公有還是私有,工人群眾還有“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力嗎?
公有制變為私有制,“人民的根本利益”還有“保障”嗎?
在兩極分化名列世界前茅的境況中,工人階級的收入還能“快速增長”嗎?
在私營企業里,工人與資本家能“實現互利共贏”嗎?
說“罷工游行不是有效辦法”,難道“協商”和“監督”就能解決勞資矛盾嗎?如果能解決,為什么“群體事件”每年都有增無減?為什么“上訪大軍”成為各級領導都不愿意看的“一道風景線”?
不要忘了,不消滅私有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就不可避免。正如毛主席所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剝削,哪里就有斗爭”。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單靠“協商”和“監督”是解決不了這個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的。
郭書記這篇演講,最大的看點,是他作為政府官員所具有的權威,用事實和數據,證實了我國私有化已經形成,私有制經濟已成為主體。
其實,中國人民并非是不懂政治、不了解國情的愚民,40多年的制度變遷,如民謠所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個變遷,就發生在他們的身上和身邊,并且直接關系到他們生死攸關的利益得失。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幾億農民分田單干,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為了養家糊口,拿著低微的工資,在全國各個城市中艱難地打拼,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什么是公有制與私有制?什么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孰是孰非,孰好孰壞,他們身在其中,能沒有感受嗎?能不清楚嗎?!
從經濟私有化的改革開放伊始,就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和抵制,許多堅定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就紛紛發出呼吁,反對私有化的聲音此起彼伏,遍布國中。
給高層寫信——號稱“萬言書”,是反對私有化的一種斗爭形式,幾十年來從沒有間斷過。參加寫信簽名的,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各行各業的廣大群眾,也有各級領導干部,僅省部級、軍級以上的高級領導干部就有數十人,如鄧力群、魏巍、馬賓、鄭天翔、李爾重、李成瑞、林伯野、武光等。
著名軍旅作家魏巍同志不僅簽名,而且還寫了不少評論文章。2004年他在《評當前的私有化浪潮》一文中就尖銳地指出:“二十余年來,在中國社會主義大地上,在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中,有一種本來日漸衰落的舊東西,卻忽然像著了魔似的萌動起來。它初為涓涓細流,不為人所覺察,漸漸由小而大,由微而著,于不經意間忽然成為影響中國人民命運的奔騰巨流,以其無所不至的生命力浸潤著、腐蝕著、改變著一切。它毫不留情地吞食著、毀滅著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和人間的感情,同時卻使一切腐敗不堪、丑陋不堪的邪惡勢力瘋狂滋長。如果要問這個怪物的名字,它的名字就叫‘私有化’!”
夏明翰烈士的女兒夏蕓2014年1月12日,在夏明翰烈士塑像揭幕式上,怒斥私有化分子:“打著改革旗號,行中飽私囊之實,出賣了父親和無數革命先烈為之犧牲的‘真主義’,這種人才是當今的大老虎,是共產黨的叛徒,禽獸不如。出賣社會主義事業,大搞私有制的人,應該千刀萬剮。”
兩彈一星功臣錢學森的警告,更是振聾發聵:“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然而,私有化的腳步,并沒有停止,在人民群眾的反對聲中,依舊頑固地堅持在“路上”。
國務院某位高官還在發號召,說什么“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要“逆水行舟”,“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要敢于“排雷”和清除“荊棘”,“推動民營資本順利有效地進入金融、能源、鐵路等領域,并對社會領域的相關改革進行推進。”
好了。不想在寫下去了。看來,要消滅私有制,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確是任重而道遠,須要繼續革命,永不止步!
附:郭樹清演講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同事們、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很榮幸參加亞洲金融論壇并作主旨演講。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亞洲則有可能重回幾百年前所具有的文明引領地位。中國明確提出,到2050年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到2035年的目標意味著: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人均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生態環境根本好轉;人的全面發展取得更多實質性進展。
如果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現代化,簡單重復歐美日的道路,那對世界將會是巨大的災難。資源過度開發和環境日益脆弱已經發出許多警告。最近20年,世界多地傳染病頻發與人類活動規模擴大很可能不無關系。在新冠肺炎尚未完全控制之際,要是再有新的流行病來襲,世界各國的應對能力很難想象。
實現更可持續發展是唯一正確選擇。2020年,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近年來,中國綠色發展已取得積極成效。當前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約占全球總量的30%。過去8年,單位GDP能耗下降了約25%。
要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發展。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得益于調動起億萬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資本、勞動力、土地等傳統要素投入強度下降的情況下,必須將創新作為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動力。為此一定要深化科技、教育和財政金融改革,培養激勵更強大的人才隊伍。進一步弘揚企業家精神、科學家精神和精細工匠精神。金融體系應當能夠更好地支持創業投資、風險投資、重要工程項目和基礎科學研發。
要努力實現更加公平更為安全的發展。過去幾十年,已經有無數的工人、農民成長為優秀的企業家和專業技術人員,今后應當有更多的普通公民可以成為世界一流專門家。中國的教育普及水平已有很大提升,目前新就業人口平均已具備大專背景。在勞動力全國流動的條件下,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也開始加快速度。必須長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同等重視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堅持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防范和化解各種風險,筑牢國家安全屏障,堅決維護法律秩序和主權尊嚴。
要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中國城鄉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邁出實質性步伐。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持續擴大,由2010年的1億多人增加到現在的4億多人。中國如期完成了脫貧攻堅目標任務,近1億人口擺脫絕對貧困。在堅持市場決定要素報酬的前提下,我們將加快三次分配改革,進一步優化收入分配結構。
同時,我們清醒看到,中國的發展還很不均衡,前進的道路上還有許多困難險阻。去年以來,發達經濟體實施超寬松貨幣財政政策,國際金融市場嚴重背離實體經濟,通脹和資產泡沫令人擔憂。我們愿與各國一道,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積極應對疫情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
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都對世界形成積極影響。最近10年里,中國對世界增長實質貢獻平均達到30%左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國際社會也存在著一些負面的輿論。
20多年前的一種說法是,中國并非市場經濟,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而近些年的指責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最主要的依據是,中國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部門,國家產業政策扭曲了市場關系。這顯然是一個極大的誤解。需要澄清以下五點。
第一,中國的民營經濟目前占到全部經濟的60%。上世紀70年代末啟動改革前,中國幾乎沒有什么非公有經濟。如果存在著所謂的國家壟斷和國有保護,這種情況怎么可能發生呢?
第二,中國的產業政策總體上與市場導向改革保持一致。70年代末,鼓勵在國內發展輕工業,同時也迅速放開消費品進口,從電視機、洗衣機到小汽車、大卡車,中國成為“萬國品牌博覽園”。80年代后期開始,主要的政策目的是防止過度競爭導致的重復建設。最近10年來,淘汰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高負債的企業。正是由于有公開、公平和充分競爭,中國才成為產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
第三,國有企業總體上從政府得到的是負補貼。平均而言,國有企業的稅負大約是民營企業的2倍。國有企業實際上還承擔更廣泛的社會責任。私有工廠和外資公司長期高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稅費優惠。各級政府安排國企相關預算,主要用于分流安置富余職工、補助職工社會保障和公共事業支出。
第四,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財務完全獨立。中國的銀行體系在世界上贏利能力最強,如果其長期向企業提供補助,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信貸市場競爭十分激烈,而且銀行的股東早已多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國有股份占比較大的銀行,也不可能向國有企業輸送利益。
第五,中國產品競爭力較強并非由于勞工權益受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和農民都是國家主人。憲法和法律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職工群眾被授予了民主管理企業、參加工會活動的權利。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很少有國家可以比擬的。過去10年,中國工人收入快速增長,其中農民工收入水平提高近2倍。我們認為,罷工游行不是解決雇員與雇主爭議的有效辦法。通過相互協商和多方監督,可以更好地實現互利共贏,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財富和福利與經濟發展同步提升。
改革開放四十年,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不僅僅是中國的香港,更是亞洲的香港,世界的香港。在亞洲和中國發展的新階段上,香港必將重新煥發巨大生機和活力。
香港在中國經濟“雙循環”新格局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香港是中國經濟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獨特的交集和節點。中外雙向的貿易、投資、金融、法律、旅游、文化事務,香港既是交匯區,又是中轉站,在許多方面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橋梁和紐帶。必須進一步加強與內地的互聯互通,互補互助。
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在區域、國家和全球范圍內,進一步深化多層次的經貿和金融合作。我們將不斷提高內地對港資機構開放的范圍和層級,積極拓展其在大灣區內的發展空間。大灣區必將成為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帶頭者和示范地。
香港在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與北京、上海一道,布局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和區域性創新高地。2019年,香港被國際清算銀行(BIS)選定為首批三個創新中心之一。深圳已被評價為中國的硅谷。香港與深圳互為鄰里、相互依托,可以在數字經濟、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實現合作共贏。
香港在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過程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強大和富有韌性的經濟必然會有強大和富有韌性的貨幣。人民幣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新興國際貨幣。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可以開辦更多種類、更大規模的人民幣金融業務,吸引全球各地客戶,接納更大數額的人民幣資金。依托其“離岸金融中心”地位,更好地參與國家更高水平的全面雙向開放,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優化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等安排,在合作共贏中促進兩地金融做大做強。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正在迎來新的世紀機遇。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兩個基本國策都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結束了國際上一些人歡迎的“美麗風景線”。這項舉措有力地打擊了反華勢力和分裂分子的圖謀,為香港回歸社會安定,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當前國際國內正在發生的重大改變,都將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成長帶來更多有利條件。我們堅信,未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必將會更加繁榮更加穩固。
女士們,先生們,新冠疫情的陰霾終會散去,我們愿與各國攜手,共享全球化發展的機遇與成果。
預祝本屆亞洲金融論壇圓滿成功!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中國金融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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