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20年的疫情改變了全球格局。隨著美國國內權力交接完成，全球疫情進一步擴散，2021年世界形勢將如何演變，中國又如何確立自己的戰略?
趙燕菁教授對中國未來幾年的外部環境作出三個判斷：疫情可能加速美國社會分化;疫情已從戰役規模發展到戰爭規模;疫情改變了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競爭模式，原本對中國不利的拳擊比賽，突然變成對中國有利的體操比賽。一句話，未來誰能成為非疫區、誰獲得本國人民支持、誰內部更穩定，誰就會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勝出。
他認為，“穩定”依然是我國最重要的戰略目標，不要盲目追求經濟絕對速度，而要保持與主要競爭國的相對速度。一方面繼續控制疫情，繼續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安全的國家，在支援世界抗疫的“戰爭特需”中獲益;另一方面要保持經濟一定增速，減少低收益甚至“炫耀性”的公共設施投資，把資源投向發展高科技，同時避免國內社會過度分化，為解決人民的社會保障問題留出空間。
他特別指出，中國內部穩定基礎正在改變，真正新生的支持力量來自過去20年成長起來的、更自信的新生代。但這種支持不會永遠保鮮，只有幫助年輕人解決其進入社會最困難階段所面臨的就業和住房問題，才能形成長期穩定的力量。因此，未來一定要把住房放到更重要的戰略地位上，把全社會住房保障作為固投的旗艦。他認為，中國真正缺少的不是資本，而是政治決心和正確方法——縮小貧富分化是國家真正富強的基礎。一旦新生代住房問題解決，中國就能在這場世界抗疫大戰中不戰而勝。
本文為作者在2020年12月24日中國戰略思想庫2020年第27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稿，由作者授權“文化縱橫”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轉載請在文首注明出處。
新冠大流行背景下的大國競爭主戰場在各自國內
▍判斷
目前，各地“十四五”發展規劃還是基于過去四十年給中國帶來巨大收益的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盡管新冠爆發后，“內循環”的提法浮上臺面，但從部門到地方的計劃并沒有真正為轉變做好準備。第四季度出口意外暴增，特別是拜登當選帶來了重歸全球化的期待，重新動搖了“雙循環”孰重孰輕的爭論。“內循環”還是“外循環”之所以選擇兩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對于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對全球政治和經濟生態的沖擊到底有多大，一時難以看清。目前只能基于假設性判斷，來分析未來可能競爭態勢，從而為基于內循環的做好準備：
第一個大判斷：
此次疫情打斷了美國去虛擬化進程。美國為了應對疫情釋放出海量貨幣，使得美國必須依賴貨幣輸出，對稱的結果必然是國內市場的流失，制造業回歸無望，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巨大的債務，特別是國內利益分化，使得“十四五”這個時間段內，美國無力發動大規模外部戰爭。
第二個大判斷：
疫情已經從戰役規模發展到戰爭規模。如果其他主要國家疫情不能在一到兩年內得到控制，世界大國的地位在疫后很可能會劇烈重組。王湘穗在疫情初期提出“世界大戰”，可能成為現實。疫區和非疫區將決定誰是這場戰爭的“戰敗國”和“戰勝國”，世界各大國的地位很可能重新排序。
第三個大判斷：
疫情改變了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的競爭模式。歷史表明，大國競爭很難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競爭并非只有“物競”一種模式，“天擇”也可以淘汰不能應對危機的一方。新冠大流行讓中美面對同樣的考卷，疫情將中美可能的直接沖突，轉變為各自與新冠的對決。盡管美國想通過追責中國，將這種間接對決還原為中美直接對決，但大流行在美國失控，癱瘓了美國選擇直接對決的能力。原本在中美之間對中國不利的“拳擊”比賽，突然轉變為對中國有利的“體操”比賽。
以上判斷的前提是新冠大流行在有了疫苗之后仍然無法控制。讓我們先假設這幾個判斷是對的，那么無論美國誰當總統，中國都可以避開與美國在對自己不利的“客場”對決。在未來的“戰爭”中，只要能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主場占優的中國就能開始獲得戰爭的主動權——“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勝出，成為新比賽的規則。在未來“十四五”，各國比拼的將會是：
▍影響
2020年對未來幾年最大的影響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貨幣超級寬松。即使未來新冠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也會對全球經濟產生持久影響。如果發達國家采用直接向民眾補貼現金的救助辦法，在開工不足的情況下，貨幣就會轉變為逆差，從非疫區的進口會創造額外的“疫情特需”。鑒于中國是少數恢復生產的非疫區國家之一，明年外需增加很可能超出往年的規模。
如果發達國家采用購買金融資產的方式創造貨幣，就會出現資本過剩，相對地，越發稀缺的資產價格就會飆升。如果堅持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不隨之寬松，外幣計價的中國資產就會非常便宜。外資將大舉涌入收購中國資產。如果人民幣隨美元一起寬松，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上升。結果就是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社會出現大規模動蕩，這一后果已經在過去一年的發達國家街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如果中國采用浮動匯率，人民就可能面臨快速升值壓力，“疫情特需”帶來的出口效應就會大打折扣。
合理的對策是：
1.開放一般貿易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鎖定美元匯率，為出口創造條件；
2.嚴控資本FDI，防止廉價資本通過股市或FDI抄底中國資產。
中國獲得的外匯，不要繼續購買發在國家國債等金融資產，而是要抄底廉價資源、優良資產，特別是技術和人才。人民幣要做好轉變為浮動匯率的準備，一旦外幣失去信用，要能夠用本幣開展外貿結算。貨幣是未來幾年最大的變量，只要人民幣能保持正的利率，就有可能成為全球實體經濟的安全島。這就要求中國在成為儲備貨幣之前，不能開放資本市場和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
▍對策
在新的競爭格局下，還是要將穩定置于發展之上。不要追求經濟的絕對速度，而是要保持與主要競爭對手國的相對速度。即使絕對速度減緩，但只要比對手更快一點，也是可以接受的發展目標。速度服從穩定。在這場全球社會治理能力的大考中，能得到人民支持的國家，將會在這場全球戰爭中勝出。
第一，要確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國家治理能力首先體現在疫情的控制上。中國要不惜代價，利用體制上和科技上(疫苗)的所有工具，保住2020年抗疫勝利的偉大成果。只要中國繼續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最安全的地方，中國就可能在支援世界抵抗新冠的戰爭里從“戰爭特需”中獲得最大的收益。確保中國非疫區狀態是社會穩定、經濟增長、國際競爭的基礎。中國明年的關鍵就是控制疫情，越是控制住疫情，對中國越有利。疫情決定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相對速度。
第二，要確保社會階層不會分化。
貨幣寬松的一個副產品，就是社會階層貧富差距的加大。美國此次大選的亂局，根源就在于其全球化的角色使得美國資本與勞動兩極化——資本的財富份額急劇增加，勞動的收入比例則迅速下降。可以預見，為應對新冠而猛烈擴張的貨幣，將會進一步分化美國社會。不論美國哪個黨派上臺，社會階層的分裂在短期內都難以彌合。如果這種社會利益極化發展為空間利益極化，美國國內的政治振蕩就有可能在大選后繼續甚至加劇。
中國如果抑制貨幣寬松的沖動，資產（特別是房地產）價格就會得到控制，社會就可以保持社會穩定，美國的國內矛盾就意味著中國有處理國內問題的空間。
第三，確保經濟保持一定增速。
一定的經濟增速，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政府保持經濟增速的一個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投資公共產品，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固投。但在目前負債率已經很高的情況下，決策者很難下決心繼續大規模固投。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會帶來資產價格飆升，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壓力。能否找到有穩定收益的投資項目，變得至關重要：
1.政府投資。政府固投的問題不是債務多少，而是投什么，是否能找到有穩定收益的投資品。固投的收益決定了固投的上限?，F在的債務問題不在于杠桿太高，而在于沒有穩定的收益。因此，“十四五”期間要把尋找乃至設計投資項目，作為國家一種戰略能力。各級政府——從國務院各部委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發改部門，要將項目策劃(而不是匯總)作為部門工作的重點，要有職業化的項目策劃機構。
2.企業投資。三星對日本半導體趕超的成功經驗，就是不顧市場低潮逆周期投資。如今新冠的大流行也帶給中國類似的機會。逆周期投資需要強悍的融資能力。中國最核心的資本市場，就是房地產。這決定了作為一級市場壟斷者的地方政府必須負擔起企業逆周期重資產的重任。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首先要改變土地融資資助舊城更新的做法，減少對低收益甚至無收益公共設施（特別是音樂廳、體育館、文化中心等“炫耀性”資產）的投資，把土地融資獲得的寶貴的資本逆周期投向高科技企業。合肥近年來教科書般的成功，為地方政府資本支持實體經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樣板。
3.家庭投資。家庭住房是最大無風險潛在需求，家庭重資產升級帶來的剛需，是未來增長最大的機會。國家應當通過“先租后售”、保障房等金融手段，幫助家庭完成包括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的投資，替代基建放緩損失的需求。
4.對外投資。仿效兩次大戰時的美國，向急需中國抗疫支持的國家發放人民幣計價的貸款購買中國物資，在支持世界恢復經濟的同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戰場
按照前面的判斷，未來國家間競爭的主要戰場是在各自國內。拜登政府對外政策很可能恢復到顏·色革命的老路——通過破壞包括中國在內的競爭國家內部穩定，維持美國的相對優勢。未來美國對華政策很可能會從外部極限施壓重新轉變為內部分裂。疆、藏、港、臺、人權、民族等問題可能會沉渣泛起。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會變得更加激烈。中國的對策應當是穩住國內，靜觀美國形勢的進一步劇變。
中國內部穩定基礎是什么?從新冠疫情爆發后急劇分化的中國輿論，可以清晰的看出，支持穩定的力量不來自于跟隨改革開放成長并在其中獲利的這一代人，這些人的經歷(計劃經濟的失敗、蘇聯解體、美國獨霸)，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真正新生的支持力量，來自于中國過去20年成長起來的新生代，他們看到的中國乃至世界和上一輩完全不一樣。他們更自信，不會仰望外部世界。只要這個階層穩了，某些力量就很難在意識形態領域掀起大浪。
但這種支持不會永遠保鮮。香港和臺灣過去十幾年社會氣氛的轉變說明，如果新生代進入社會后最主要的訴求難以滿足，這樣的支持很快就會消退甚至轉向。在年輕人的訴求中最主要的第一是就業，第二是住房。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住房。住房不是簡單的消費，其本質是城市公共服務的平臺。其功能就像公共服務的“插座”，沒有住房，勞動就無法真正接入城市公共服務，也就談不上分享城市財富的增長。如果不能在年輕人進入社會最困難的階段解決住房問題，新生代很快就會從穩定力量變為破壞力量，一旦走到對立面，政府的權威就會下降，社會就會埋下長期動蕩的種子。
因此，“十四五”一定要把住房放到一個更重要的戰略地位。相對投資回報越來越少的“鐵公基”而言，住房的收益穩定且安全。如果選擇合適的金融工具(例如“先租后售”)不僅不會出現大規模爛尾樓和債務違約，還可以稀釋壞賬，帶來二級消費——是少數幾個可以同時大規模拉動投資和內需的方向。
戰略切忌多端寡要，關鍵是選準最重要的突破口。如果說朱镕基時期靠的是高速公路作為固投的旗艦，溫家寶時期靠的是高鐵作為固投的旗艦，現在這個新時期，就應當把全社會住房保障作為固投的旗艦。中國今天的國家財富足夠在短期內把新生代的住房解決好幾遍。
中國真正缺少的不是資本，而是政治決心和正確的方法——縮小貧富分化是國家長治久安、真正強大的基礎。一旦新生代住房問題解決，中國就能夠在這場世界抗疫大戰中不戰而勝。
本文為作者授權發布，標題有所修改，原標題為“新冠大流行背景下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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