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的國際金融理論是馬克思金融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由國際價值、世界貨幣和匯兌率等理論構成。馬克思認為，在各國之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呈現出“階梯式”格局，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應是多元的，匯兌率的變化受到國與國之間的支付差額、貨幣幣值變動、利率水平差異、對外投資和體制機制等因素影響。馬克思的國際金融理論對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等實踐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主要表現在以國際價值論為指導推進中國產業向國際高端擴展、以世界貨幣論為指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匯率理論為指導推進人民幣匯率至穩定。
馬克思的國際金融理論是馬克思金融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由國際價值理論、世界貨幣理論和匯兌率理論等內容構成。這些理論既深刻揭示了當時國際經濟運行中的金融機理，也揭示了國際金融發展和金融運作中的重要理論和主要機制，為國際經濟學、國際金融學等學科的發展奠立重要的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國際金融理論對我們深刻認識和把握國際金融的實質、運行規律和操作路徑，對中國加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政策選擇和戰略重心選擇等均具有指導意義。
馬克思的國際金融理論集中闡發于《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和第二十章、《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五章，同時，在《資本論》的其他章節、《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至四十九卷和《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等論著中也有許多分述，內涵豐富深刻，涉及面廣泛，有著一系列經典之論。恩格斯是馬克思的親密戰友和革命同伴，對馬克思的國際金融理論也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本文中，筆者就粗淺研讀略談點滴認識，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國際價值論
國際上的各種經濟活動(貿易、投資、金融等)形式多樣、內在機制不同、價格表現各異，如何運用最基礎的經濟理論予以闡釋并揭示它們的內在機理，是經濟學家必須破解的難題。15世紀以后，尤其是18世紀至19世紀，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英國古典經濟學等曾以國際貿易為主要對象展開了一系列探討，提出了貿易差額論(代表人物托馬斯·孟)、自然秩序論(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絕對優勢論(代表人物亞當·斯密)、比較利益論(代表人物大衛·李嘉圖)、保護貿易論(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相互需求論(代表人物約翰·穆勒)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和有益之論。但這些認識大多從國際經濟活動的表層現象展開分析，缺乏與勞動價值論的內在連接，由此，難以從根本上確立國際經濟活動的價值基礎。馬克思將勞動價值論貫徹到國際經濟領域，創立了國際價值理論。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闡釋了勞動創造價值的內涵。他認為，抽象勞動創造價值，是一般人類勞動凝結為價值的過程，它反映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即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馬克思指出，商品“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就價值量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量”。價值量直接涉及商品生產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對他們而言價值量大小有著決定性意義。
馬克思認為，商品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界定涉及有機關聯的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在生產同種商品的過程中，一國中不同企業的生產條件(包括生產條件的質量、規模、流程、結構和組織等，下同)差異甚大，不同國家間各家企業的生產條件差異更大，因此，在市場經濟中如何確定“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同時，確定“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有何意義(例如，對價值量的影響)，成為市場機制中必須解決的問題。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無論對一國來說還是對不同國家來說，在同一產業部門內各家企業的勞動者熟練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不僅將引致耗費相同的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量不同，而且可能引致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即質量)的差異，由此，如何克服勞動熟練程度不同的差異，是市場機制中必須破解的難題。三是“社會平均的勞動強度”。無論對一國來說還是對不同國家來說，在同一產業部門內各家企業的勞動者勞動強度各不相同，它既可能引致耗費相同的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量不同，也可能引致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創造的使用價值數量差別，由此，克服勞動強度的差異也是市場機制中必須破解的難題。四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制造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無論在一國內還是在不同國家，同一產業部門的各家企業所制造的同種使用價值，在性能、規格、款式、便捷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多細微的差別，這些差別是由具體勞動引致的，但也反映著耗費的抽象勞動數量的差別。五是“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由于“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由此，可能引致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那么一個人越懶，越不熟練，他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費的時間越多”，由此，市場機制必須能夠界定生產單位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
國際貿易從地理和主權角度看是兩國(或兩國以上)之間的商品交易活動，這決定了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空間必然將突破了一國的界限。馬克思將勞動價值論貫徹到國際經濟領域，創立了國際價值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勞動強度的國際化。馬克思指出：“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中等的勞動強度，在這個強度以下的勞動，在生產一種商品時所耗費的時間要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質量的勞動。在一個國家內，只有超過國民平均水平的強度，才會改變單純按勞動的持續時間進行的價值計量。在以各個國家作為組成部分的世界市場上，情形就不同了。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強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從而表現為更多的貨幣”。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勞動強度并不直接以人們生理學上意義的耗費計量，通常與生產效率的高低相連接，因此，“價值規律在其國際范圍的應用，還會由于下述情況而發生更大的變化：只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馬克思關于勞動強度的這些論述，在原理上也適用于世界市場上的“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
第二，國際價值的形成。在世界市場上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現有生產條件不同、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平均的勞動強度不同，由此，生產同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的規律在世界市場上的貫徹，客觀上要求有著同一標準，將這些價值差異轉化為價格差異，由此，國際價值自然形成。對此，馬克思指出：“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越高，就越超出國際水平。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著不同的國際價值，從而表現為不同的價格，即表現為按各自的國際價值而不同的貨幣額。所以，貨幣的相對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發達的國家里，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太發達的國家里要小”。換句換說，同種商品的價值(從而價格)，在生產率較高的國家要低于生產率較低的國家。“產業資本家總是面對著世界市場，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價格不僅同國內的市場價格相比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場價格相比較，同時必須經常這樣做”，因此，他們通常有著國際眼光，必然從可介入世界市場中選擇自己產品的銷售之地，為自己的產品找到一個最滿意的銷售價格。這從實踐角度推進了國際價值的形成。
第三，發達國家的利潤率較高。在階梯式國際價值格局中，發達國家的企業將商品賣到發展中國家可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對此，馬克思的解釋是，“投在對外貿易上的資本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首先因為這里是和生產條件較為不利的其他國家所生產的商品進行競爭，所以，比較發達的國家高于商品的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雖然比它的競爭國賣得便宜。在這里，只要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勞動在這里作為比重較高的勞動來實現，利潤率就會提高，因為這種勞動沒有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支付報酬，卻被作為質量較高的勞動來出售。對有商品輸入和輸出的國家來說，同樣的情況也都可能發生;就是說，這種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對象化勞動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更便宜。這好比一個工廠主采用了一種尚未普遍采取的新發明，他賣得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出售，就是說，他把他所使用的勞動的特別高的生產力作為剩余勞動來使用。因此，他實現了一個超額利潤”。
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與其勞動價值論一脈相承。從理論上說，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定律在空間上擴展開來，本來可以比較容易地得出國際市場(或世界市場，下同)中的同一價值理論(這要比凱恩斯【Keynes，1923】提出的“利率平價”早56年，比貨幣主義創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53】提出的“一價定律”早86年)，但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卻強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表現為“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因此，并無國際市場同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就不存在同一的價值量。其中視角的根本差別，不在于生產條件、勞動熟練程度和強度等的差異(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已經包含了對這些差異的均等化機制)，而在于國家的主權機制限制了這些差異通過市場機制的均等化。換句話說，價格(包括商品價格、工資、利率、地租和匯率等)機制直接關系著一國的經濟利益和一國內各個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因此，每個國家都必然從本國經濟發展、產業進步、市場供求、居民生活水平等角度充分考慮運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甚至軍事手段等來保護本國經濟的獨立性，由此，也就限制了各國之間(從而國際市場)形成同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的定律，即把這一定律限定在了一國范圍內。另一方面，從地理角度看，當今世界并不存在離開各個國家版圖范圍的一個公共空間內的國際商品交易市場，所謂的國際市場均為主權國家范圍內的商品交易市場，由此，一國商品進入另一國的交易市場，需要遵守商品輸入國的法律規定和財稅規定(包括關稅、財務制度等)，這在客觀上要求輸入的商品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應按照輸入國的標準重新界定，這決定了經濟較發達國家的商品輸出到經濟較不發達國家以后，前者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將折算為數量較大的后者;同理，一國較先進的產業部門所生產的商品在輸出到該產業部門較落后的國家時，也將發生價值量在折算中增大的現象。在現實中，這種價值量折算中的增大時常用“高附加值”予以表述。
在國際價值理論基礎上，馬克思展開了他的世界貨幣理論和匯兌率理論的分析。
二、建立在貨幣理論基礎上的世界貨幣論
貨幣是商品交易的媒介。有商品交易就有貨幣，由此，有國際貿易也就有與它相對應的交易媒介——世界貨幣(或國際貨幣，下同)。馬克思說道，“只有對外貿易，只有市場發展為世界市場，才使貨幣發展為世界貨幣”。與國內貨幣相比，世界貨幣并非是貨幣功能在國際空間范圍的簡單擴展。馬克思指出，“作為世界貨幣，一國貨幣就拋棄了它的地方性;一國貨幣可以用另一國的貨幣來表現，因此，所有的貨幣都還原為它們的金或銀的含量;同時，金和銀這兩種商品作為世界貨幣來流通時，又要歸結為它們相互之間的不斷變動的價值比率”。顯然，世界貨幣是在國際經濟交易中使用的貨幣，它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以貴金屬為信用基礎。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貴金屬(金或銀，下同)是信用貨幣的基礎，信用貨幣發行必須有充分的貴金屬準備。但“貨幣一越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了在這一領域內獲得的價格標準、鑄幣、輔幣和價值符號等地方形式，又恢復原來的貴金屬塊的形式”。因此，在國際領域，貨幣脫去了它的國別特色，恢復到了它的本來面目，“貨幣的存在方式與貨幣的概念相適合了”。
第二，貨幣的多元性。馬克思指出，“在國內流通領域內，只能有一種商品充當價值尺度，從而充當貨幣。在世界市場上，占統治地位的是雙重價值尺度，即金和銀”。從歷史現象上看，雙重價值尺度的形成主要是由當時的主要發達國家在實施貨幣本位制中選擇的載體不同所致，英國選擇的是金本位，歐洲大陸的許多國家選擇的是銀本位，還有一些國家選擇的復本位，即金和銀均為本位貨幣。但從更深層的機理上看，這種雙重價值尺度或多元貨幣格局的形成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即它給予介入國際市場的各方參與者以充分的貨幣選擇權，由此，迫使世界貨幣的穩值，便利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交易和市場發展，維護市場參與者的利益。
第三，支付手段成為貨幣的主要職能。在一國的商品交易中，流通手段是貨幣的基礎性職能，貨幣的其他職能是建立在這一職能之上的。但在世界市場中，情形發生了變化。馬克思指出，“世界貨幣作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購買手段和一般財富的絕對社會化身執行職能。它的最主要職能，是作為支付手段平衡國際貿易差額……金銀充當國際購買手段，主要是在各國間通常的物質變換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壞的時候。最后，它們充當財富的絕對社會化身是在這樣的場合：不是要買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財富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同時，商品市場的行情或者要達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許這種轉移以商品形式實現”。顯然，在世界市場中，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和社會財富的職能發揮不是一種常態現象。
世界貨幣的職能形成和發揮以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運行為前提。在近代史中，國際貿易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快速發展而高歌猛進。馬克思認為，由產業資本的本性所決定，國際貿易“是大機器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他指出，“產業資本不論是作為貨幣資本還是作為商品資本的循環，是和各種極其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只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時是商品生產。不論商品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生產的產品，還是農民的產品(中國人，印度的佃農)，還是公社的產品(荷屬東印度)，還是國家生產的產品(如在俄羅斯歷史早期出現的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國家生產)，還是半開化的狩獵民族的產品等等，它們都作為商品和貨幣，同表現產業資本的貨幣和商品相對立，既進入產業資本的循環，在剩余價值作為收入花掉時，也進入商品資本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循環，也就是說，進入商品資本的兩個流通部門。作為它們來源的生產過程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它們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執行職能，作為商品進入產業資本的循環和商品資本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流通。因此，商品來源的全面性，市場作為世界市場而存在，是產業資本流通過程的特點。以上就外國商品而言的，也同樣適用于外國貨幣。正像商品資本對外國貨幣只是執行商品職能一樣，外國貨幣對商品資本也只是執行貨幣職能;在這里，貨幣是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隨著資本的觸角伸向世界各個角落，商品交易遍布全球，世界貨幣的職能也就得到了發揮和擴展。可以說，一切影響世界市場拓展的因素，也都有著影響世界貨幣功能擴展的作用。這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交通通訊。在國際貿易中信息和商品流通時間是影響效率和風險的重要變量。馬克思指出，“縮短流通時間的主要方法是改進交通。近50年來，交通方面已經發生了革命，只有18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才能與這一革命相比。在陸地上，碎石路已經被鐵路排擠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緩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經被快捷的定期的輪船航線排擠到次要地位。并且整個地球布滿了電報線。蘇伊士運河才真正開辟了通往東亞和澳洲的輪船交通。1847年，運往東亞的商品的流通時間，至少還需要12個月，現在已經減少到12個星期左右……全世界貿易的周轉時間，都已經按相同的程度縮短，參加世界貿易的資本的活動能力，已經增加到兩倍或三倍多”。恩格斯對此補充道，“由于交通工具的驚人發展，——遠洋輪船、鐵路、電報、蘇伊士運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場。除了以前壟斷工業的英國，現在又出現了一系列的同它競爭的工業國家;歐洲的過剩資本，在世界各地開辟了無限廣闊和多種多樣的投資領域，所以資本比以前分散的更加廣泛，并且地方性的過度投機也比較容易克服了”。
第二，國際信用體系。國際貿易客觀上要求有著國際信用體系與其相適應。馬克思說道，“貨幣經營業，即經營貨幣商品的商業，首先是從國際交易中發展起來的。自從各國有不同的鑄幣以來，在外國辦貨的商人，就得把本國鑄幣換成當地鑄幣和把當地鑄幣換成本國鑄幣;或者把不同的鑄幣同作為世界貨幣的、未鑄幣的純銀或純金相交換。由此就產生了兌換業，它應被看作是近代貨幣經營業的自然發生的基礎之一。匯兌銀行就是從兌換業發展而來的。在匯兌銀行中，銀(或金)與通用的鑄幣不同，是作為世界貨幣——而現在是作為銀行貨幣或商業貨幣——執行職能的”。“隨著商業和只是著眼于流通而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信用制度的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和發展。大體說來，貨幣在這里只是充當支付手段，也就是說，商品不是為了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了取得定期支付的憑據而賣”。這種現象在國際貿易中更是常見。它意味著國際貿易的有效展開，離不開國際信用體系的支持。在實踐的操作中，國際信用體系實際上有三個主要機制，既推進了生產的擴大，又推進了國際貿易的擴展。
其一，商業信用。馬克思說道，“我們首先分析商業信用，即從事再生產的資本家相互提供的信用。這是信用制度的基礎。它的代表是匯票，是一種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債券，是一種延期支付的證書。每一個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如果這些匯票通過背書而在商人自己中間再作為支付手段來流通，由一個人轉到另一個人，中間沒有貼現，那就不過是債權由A到B的轉移，而這絕對不會影響整個的聯系。這里發生的只是人的變換。即使在這種場合，沒有貨幣的介入，也照樣可以進行結算”。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信用的數量和生產的價值量一起增長，信用的期限也會隨著市場距離的增加而延長。在這里是相互影響的。生產過程的發展促使信用擴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業活動的增長”。“就像生產者和商人的這種相互預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礎一樣，這種預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據，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貨幣如銀行券等等的基礎。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貨幣)為基礎，而是以票據流通為基礎”。
其二，銀行信用。銀行信用是由銀行提供的信用，它的突出特點是存款和貸款的連接機制。“銀行家把借貸貨幣資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與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相對立，不是單個的貸出者，而是作為所有貸出者的代表的銀行家。銀行家成了貨幣資本的總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們為整個商業界而借款，他們也把借入者集中起來，與所有貸出者相對立。銀行一方面代表貨幣資本的集中，貸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在馬克思所處年代的實踐中，銀行資金貸放“是通過票據的貼現——使票據在到期以前轉化成貨幣——來進行的，是通過不同形式的貸款，即以個人信用為基礎的直接貸款，以有息證券、國債券、各種股票作抵押的貸款，特別是以提單、棧單及其他各種證明商品所有權的憑證作抵押的貸款來進行的，是通過存款透支等來進行的”。銀行通過貼現機制支持著商業信用的發展。馬克思說道，“銀行家資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這種所謂的有息證券上。這本身是準備資本即不在實際銀行業務上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一部分。這些證券的最大部分，是匯票，即產業資本家或商人的支付憑據。對貨幣貸放者來說，這種匯票是有息證券;就是說，在他購買匯票時，會扣除匯票到期以前的利息。這就是所謂的貼現”。將貼現與匯票相連接，可以看出，“開出匯票是把商品轉化為一種形式的信用貨幣，而匯票貼現只是把這種信用貨幣轉化為另一種信用貨幣即銀行券”。
其三，以貴金屬為載體的貯藏貨幣。馬克思說道，“作為國際支付準備金而集中的貯藏貨幣的運動，就它本身來說，與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的運動無關。我曾經根據貨幣的性質闡明了貯藏貨幣的各種職能：它作為支付手段(國內已經到期的支付)的準備金的職能;作為流通手段的準備金的職能;最后，作為世界貨幣的準備金的職能”。在國際貿易中，以貴金屬為代表的貯藏貨幣成為進行國際差額結算的最后支付工具，由此，此類貯藏貨幣的準備數量意味著國際支付能力的強弱從而國際信用能力的高低。這在經濟危機期間表現得尤為突出，內在機理是，“在危機中，信用主義會突然轉變為貨幣主義”，由此引致了貿易差額與支付差額的區別。“支付差額和貿易差額的區別在于：支付差額是一個必須在一定時間內結清的貿易差額。危機所做的，是把支付差額和貿易差額之間的差別壓縮在一個短時間內;而在危機已經發生，因而支付期限已到的國家，又會有某些情況發展起來，這些情況本身會引起結算時期的這種縮短。首先是輸出貴金屬;然后拋售委托銷售的商品;輸出商品，以便拋售這些商品，或憑這些商品在國內取得貸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廢止信用，使有價證券跌價，拋售外國有價證券，吸收外國資本投到這些已經貶值的有價證券上，最后是宣告破產，以抵償大量債權。這時，還往往要把金屬輸到已經爆發危機的國家，因為向那里發出的匯票是沒有保證的，因此最安全的辦法是用金屬支付”。顯然，貴金屬貯備是國際信用體系的基礎性支撐機制。
第三，金融借貸和金融投資。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上的資金借貸、直接投資、證券投資等也快速發展，由此，推進了國際上的產業發展、貿易擴展。馬克思指出，“國際信用制度常常隱藏著這個或那個國家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沒落的威尼斯以巨額貨幣貸給荷蘭，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徑就成為荷蘭資本財富的這種隱蔽的基礎。荷蘭和英國的關系也是這樣。在18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已經遠遠落后了，荷蘭已不再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工商業國家。因此，荷蘭在1701-1776年時期的主要營業之一就是貸放巨額資本，特別是貸給它的強大競爭者英國。現在英國和美國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今天出現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的兒童血液”。這種國際借貸加快了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的產業發展步伐，也增強了它們進入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
第四，競爭與壟斷。競爭與壟斷是市場發展中的相生相克的伴生物。在國內市場中，競爭引致壟斷，壟斷加劇競爭。這一現象在國際市場中也存在，所不同的是，它加入了國家主權的機制，同時，競爭對手的實力也更加強大，即出現強強之間的國際競爭。馬克思從原料生產(包括價格)的變化描述了競爭與壟斷的內在聯系。他指出，“如果由于這些原料價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需求的減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當地生產的擴大，又使人們從遙遠的一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產地區去取得供給，而這兩方面加在一起使原料的供給超過需求(而且是在原來的高價下超過需求)，以致這種高價現在發生暴跌，那么，由此產生的結果，要從各種不同角度來考察。原料價格的突然暴跌，會阻礙原料的再生產;因此，生產條件最有利的原出產國，會恢復它的壟斷地位;這也許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恢復，但畢竟是恢復。當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產會按擴大的規模進行，特別是在對這種生產或多或少占有壟斷地位的國家”。19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快速推進，世界市場中的壟斷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1883年5月22日，恩格斯在寫給奧古斯都·倍倍爾的信中說道，“現在，當美國、法國和德國開始打破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并由此像1847年以前那樣又開始更迅速地出現生產過剩時，又產生了為期五年的中間危機”。第五，關稅。在國際貿易中，關稅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它一方面保護了經濟落后國家(或國際競爭中的弱勢國家)的民族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世界市場的擴展。馬克思指出，“廢除或減輕原料關稅，對工業具有很大的意義。因此，讓原料盡可能自由輸入，已經成了發展得更合理的保護關稅制度的重要原則。這一點和廢除谷物關稅一樣，是英國自由貿易派的主要目標，他們也特別關心廢除棉花關稅”。一個重要成因是，“由封建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以及各國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的相應的工業戰爭，都取決于資本的加速發展，這種發展并不是沿著所謂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強制的手段來達到的。是讓國民資本逐漸地、緩慢地轉化為產業資本呢，還是通過以保護關稅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農民和手工業者征收賦稅，通過加快剝奪獨立的直接生產者，通過強制地加快資本的積累和積聚，總之，通過加快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來從時間上加快這種轉化，那是有巨大差別的。這同時還會在自然國民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的和產業方式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別”。
三、建立在國際價值論基礎上的匯兌率理論
受各國各自的主權機制制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的規律在一國范圍內展開，這意味著各國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內涵在現有正常生產條件、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等方面存在著差別，由此，決定了各國之間的價值量在內涵上存在著差異，與此對應，貨幣含金量、價格的價值內含量等也存在差異。在國際貿易中，價格的價值內含量差別、貨幣含金量的差別就將轉化為交易雙方的貨幣比率的差別，以匯率方式顯示出來。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中強調的“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就表現為匯率的階梯。在貴金屬貨幣時代，這種匯率階梯以黃金等貴金屬的匯兌比率形式表現出來，因此，有了匯兌率理論以揭示和解釋其中的內在機理。
在國際價值理論基礎上，馬克思的匯兌率理論著重分析了匯兌率變動的成因，推進了匯率決定理論的發展。它主要包含六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貴金屬用于支付差額。馬克思指出，“不管造成這種差額的是什么原因——純粹商業的原因，國外投資，或國家在戰爭等等場合所做支出，只要由此會引起對外的現金支付”，就會引致外匯率的變化。對此，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匯兌率是貨幣金屬的國際運動的晴雨計。如果英國對德國的支付多于德國對英國的支付，馬克的價格，以英鎊表示，就會在倫敦上漲;英鎊的價格，以馬克表示，就會在漢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國多于德國的這個支付義務，比如說，不能由德國在英國的超額購買來恢復平衡，向德國簽發的馬克匯票的英鎊價格，就必然會上漲到這樣一點，那時不是用匯票來支付，而是由英國向德國輸出金屬——金幣或金塊——來支付就變得合算了。這就是典型的過程”。
第二，一國貨幣貶值。馬克思說，“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紙幣都一樣。在這里匯兌率的變化純粹是名義上的。如果現在1鎊只代表從前代表的貨幣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會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由此，英法兩國間的外匯率就發生了變化。貨幣貶值在商品交易市場中表現為物價的上漲，鑒于此，可用物價上漲率指標予以度量。
第三，金銀兩種貴金屬的價值變動。馬克思說：“如果一國用銀，一國用金作貨幣，那么，在談到這兩國之間的匯兌率時，這種匯兌率就取決于這兩種金屬價值的相對變動，因為這種變動顯然影響這兩種金屬的平價。例如1850年的匯兌率就是這樣：它對英國來說是不利的，雖然那時英國的輸出大大增加了。不過當時并沒有發生金的外流。這是銀價值和金價值相比突然提高的結果”。
第四，利息率的變動。馬克思指出,“利息率會影響匯兌率，匯兌率也會影響利息率，但匯兌率變動時，利息率可以不變，利息率變動時，匯兌率也可以不變”，因此，利率與匯率之間的變動走勢依具體條件和因果路徑的不同而不同。他一方面說道,“當英國貨幣大量過剩，利息率低落，有價證券的價格提高時，不利的匯兌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發生”。另一方面，他也說道,“貴金屬可以在生產縮減的同時大量流入。危機過去以后的那個時期的情況，就總是這樣。在下一階段，貴金屬也可以從主要生產貴金屬的國家流入;其他商品的輸入，在這個時期通常由輸出來平衡。在這兩個階段內，利息率是低的，并且只是慢慢地提高……這種低利息率，沒有‘各種商品的大量儲存’的任何影響，也到處可以得到說明。而這種影響又是怎樣發生的呢?例如，棉花的價格低廉，使紡紗業者等等有可能獲得高利潤。可是利息率為什么低呢?當然不是因為借入的資本能夠獲得的利潤高。而只是因為在當時情況下，對借貸資本的需求沒有按這個利潤增長的比例增長;就是說，只是因為借貸資本具有不同于產業資本的運動”。在修訂《資本論》第三卷的過程中，恩格斯補充道，“影響匯兌率的是利息率，特別是與相互的匯兌率有關的那兩個國家之間的現行利息率的比例……資本的過剩，首先是各種商品(包括貴金屬在內)的過剩，也對利息率的決定影響……這個資本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向另一個國家的轉移，就必然會在兩國按相反的方向改變利息率，而這樣一來，下一步也就改變兩國之間的匯兌率”。
第五，對外投資。馬克思指出，“不言而喻，為了在印度建筑鐵路而投入的上千萬鎊，不管是用貴金屬還是用鐵軌輸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資本從一國向另一國轉移的不同形式;而且，這樣一種轉移不會進入普通的商業計算，對于這種轉移，輸出國除了期待以后每年由這些鐵路的營業進款中得到收入外，不會期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收入。如果這種輸出是以貴金屬的形式進行的，那就雖然不是在一切情況下，至少在以前所說的情況下，一定會直接影響貴金屬輸出國的貨幣市場，從而影響其利息率，因為這是貴金屬，而貴金屬直接是借貸的貨幣資本，是整個貨幣制度的基礎。它也會直接影響匯兌率。貴金屬被輸出，只是因為倫敦貨幣市場上供給的、例如對印度簽發的匯票不能滿足對這種額外匯款的需求，并且只是以此為限。這就是說，對向印度簽發的匯票的需求超過供給，匯兌率因此暫時變得對英國不利，這并不是因為英國對印度負有債務，而是因為它要把異常大的金額輸送到印度去。如果這樣向印度輸出貴金屬的現象持續下去，就會使印度對英國商品的需求增加，因為它間接增加印度對歐洲商品的消費能力。如果資本是用鐵軌等等形式輸出，就不會對匯兌率發生任何影響，因為印度用不著對此付款。由于同一原因，它也不應該對貨幣市場發生影響”。
第六，體制變化。針對當時(尤其是1844年銀行法實施以后)的英格蘭銀行與英國其他銀行之間的業務體制狀況，馬克思指出，“撇開通貨理論不說，把銀行劃分為兩個部以及強制規定蘇格蘭和愛爾蘭各銀行必須為超過定額所發行的銀行券保持金準備，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這樣就使一國的金屬貯藏分散，削弱了它糾正不利的匯兌率的能力”，這不利于平抑匯兌率的變動。“事實是，1844年的法令才第一次在1857年使蘇格蘭各銀行發生了一次擠兌的風潮。新的銀行立法也沒有把金向國外的流出和在國內的流出加以區別，雖然二者的作用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市場利息率不斷發生激烈的變動”。
進入20世紀以后，信用貨幣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貨幣，尤其是，1971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更是使得國際貨幣脫離了曾賴以支撐的黃金基礎，由此，各國之間的貨幣比率成為各國信用貨幣之間的比率。另一方面，隨著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國際投資等經濟關系的復雜化，匯率決定機制也更加復雜。盡管如此，馬克思所揭示的匯兌率決定理論依然沒有過時，其中國際價值變動、物價變動、利率變動、體制機制因素等依然是決定匯率水平和匯率走勢的基礎性變量。
四、馬克思國際金融理論的實踐價值
100多年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經濟金融的發展格局、內容、趨勢等已發生很大的變化，但馬克思有關國際金融的基本理論依然沒有過時，不論對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等實踐的推進，還是對研討和把握國際市場交易價格形成機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重心和國際匯率變動趨勢，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以國際價值論為指導推進中國產業向國際高端擴展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經濟工作的主基調。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此后，從安排2016年經濟工作開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政策抓手。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國際經濟形勢，“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中國經濟而言，供給側的短板，既存在于國內經濟結構中，也存在于對外經濟結構中。補足這些短板，成為中國“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一段時間內推動經濟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所在。
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不僅建立了全球門類最為齊全的工業體系，而且在諸多科技領域中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一些方面甚至已處于并跑或領跑的地位。但也應清醒地看到，我們在各主要經濟部門中運用現代科技成果而取得的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發優勢的紅利，然而，發達國家是不可能將它們第一流的關鍵性核心技術出售(或以技術合作等路徑)給其他國家以培養在國際高端市場的競爭對手的。由此，要得到這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性核心技術必須靠中國自己的開發創新。我國面對的“卡脖子”關鍵性核心技術僅在電子信息技術領域就至少包括芯片制造(尤其是EUV光刻機)、真空蒸鍍機、航空發動機安放艙室、新能源汽車燃料電池內部電極和關鍵制造材料、智能操作系統、高速光芯片和電芯片、航天航空設計軟件、高性能顯示器ITO靶材。其中，僅芯片一項2019年的進口額就高達3040美元，占當年進口總額20768.9億美元的14.63%，是中國的第一大進口品。在由美國挑起的中美經濟沖突中，這些“卡脖子”的關鍵性核心技術正在成為美國霸凌的重要工具。因此，期望美國(或他國)將這些關鍵性核心技術賣給中國，是不切實際的。正確的選擇是，加快這些關鍵性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縮小乃至消除我們與發達國家在這些方面的差距，提高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打破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這些方面的壟斷。2020年9月11日，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推動國內大循環，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水平，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科技創新是關鍵。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也需要科技實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從一國范圍看，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各個構成要素中，“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具有決定性意義，“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是圍繞這一生產條件而展開的，同時，它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生產力基礎。生產條件主要由勞動對象、勞動手段和組織管理等要素有機組成。當今高新技術既體現在勞動對象(如新材料、信息技術開發和生物技術等)上，也體現在勞動手段(如高新技術設備、生產信息技術產品的尖端設備等)上，還體現在組織管理(如新工藝、產業鏈組織模式、新的管理模式等)上，因此，具有綜合性、復合性和集成性等特征。依靠這種生產條件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在使用價值上具有綜合性、復合性和便捷高效等特點，不僅能夠在較高程度上滿足消費者的多方面需求，有著很強的市場競爭力和發展潛力，而且生產這些產品的勞動力也被認定為高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在價值創造中發揮著“自乘的或比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的功能。這在市場中就表現為產品銷售價格在“成本+正常利潤”之外的高附加值。附加價值是相關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新增加的價值:從財務角度看，它是從企業的銷售額中扣除各項成本后的余額,高附加值是超過產業平均水平的附加值：從市場營銷角度看，形成產品高附加值的因素有許多，包括產品質量保證程度較高、產品信譽(如品牌效應、大企業、進口國等)程度較高、產品的歷史文化價值(如收藏價值)較高和售后服務便利程度較高等。但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它們在使用價值上高于同類產品，其成因在于生產它們的“生產條件”以及“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高附加值產品并非因產品供不應求引致價格高于價值(從而廠家可暫時地獲得超額利潤)的產品。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它通常是與高新技術、品牌效應和文化價值等相聯結的產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就是補足我國在這些高附加值產品方面的短板，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國際經濟中，由于同一產業中各國的正常的生產條件、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差別甚大，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單位商品價值量在國際市場中呈現出“階梯式”排列。正常生產條件較高、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較高的國家，其單位商品價值量中含金量較高，與那些正常生產條件較低、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較低的國家的同類產品相比，在價值量折算中有著乘數(或多倍)效應，通過市場機制(包括市場競爭)，表現為具有高附加值。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運用現代高新技術所生產的高端產品，較多地選擇了一個產業鏈上的多國合作生產的國際分工模式，由此，位處產業鏈低端的國家獲得了國際訂單，有利于緩解就業壓力、促進經濟發展，位處產業鏈高端的國家，通過將各種技術、零部件集成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獲得高附加值的收益。這在產業鏈的運行中表現為，低端國家的廠家獲得加工費(員工工薪+稅收+一定程度的利潤等)，高端國家的廠商獲得高額利潤(其中包含超額利潤)。改革開放40多年來，通過三來一補、補償貿易等方式，中國經濟介入了全球產業鏈分工之中，從外圍進入低端再進入中端，但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尤其是關鍵性核心技術)依然為美國等發達國家所掌控。在這種格局下，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只能長期處于“跟跑”甚至“陪跑”的境地。2018年以后，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正是看到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這一短板，試圖運用產業鏈中的高端科技，抑制中國相關產業的趕超發展。顯然，中國要進入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高端環節，要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要獲得較高的國際價值，必須“獨立自主為主”地展開關鍵性核心技術的研發，在此基礎上，推進中國產品從“制造”到“創造”的轉變。鑒于此，面對美國在關鍵性核心技術方面的封鎖，中國的應對之策需要把握好兩個要點：
第一，加快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性核心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關鍵性核心技術的研發，既需要深化基礎理論的研究，又需要拓展商業化運用研究，為此，一方面應加大對科研院所的財政投入力度，激勵相關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另一方面，應發揮企業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的主力軍作用，運用稅收、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機制，激勵相關企業和人員投身于“十年磨一劍”的久久為功之中。鑒于相當多高新技術最初來源于某種靈感，所以，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性核心技術過程中要特別關注“種子”的培育，發揮天使基金的作用。
第二，形成沙盒監管機制，容許犯錯和糾錯。2015年3月，英國金融監管部門提出了“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理念，強調對被監管者而言，“沙盒”是一個金融科技機構測試各種金融產品、金融服務、商業模式和營銷方式等創新的安全空間，它們的相關活動在遇到風險問題時，并不會立即受到監管規則的約束。關鍵性核心技術的研發是一個需要持續探索試錯且歷時長久的過程，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也需要有足夠的耐心，還需要建立充分的容錯、糾錯和淘汰的機制，否則，很容易發生前功盡棄的情形，或傷及科研人員積極性使得后期研發難以為繼的情形。
（二）以世界貨幣論為指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進一步動搖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獨霸地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日漸高漲。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要建立超主權貨幣以替代美元，有人提出重返金本位以拋棄美元，也有人提出通過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以人民幣替代美元，還有人提出了其他的設想。這些設想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主張用一種貨幣取代美元，但不改變國際貨幣體系中“一幣獨霸”的格局。
馬克思的世界貨幣理論強調，在世界市場中應同時存在多元貨幣體系。這實際上是市場經濟中賦予市場參與者多元選擇權在國際貨幣領域中的延伸，也是促使供給者之間展開市場競爭的基本要義。在市場經濟中，如果一種商品只有一個供給者且這種商品缺乏替代品，則商品供給者就將處于壟斷地位，需求者只能處于無選擇境地。在國際市場中，如果只有一種貨幣，那么，眾多國家就失去了世界貨幣的選擇權。
從國際貨幣體系的演化歷史看，遠的不說，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1盎司黃金與35美元之間的兌換機制。在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前，對任何使用美元的國家來說，都有著美元和黃金這兩種國際貨幣的選擇權。如果美元幣值不穩，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眾多國家就將選擇持有黃金。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元的幣值進入貶值區間，雖然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之間展開了多次協調并干預匯率市場價格走勢，但依然難以改變美元持續貶值的趨勢，除美國之外的世界其他國家只得持續將美元兌換成黃金來維護自己的利益。1948-1971年間，美國的黃金儲備從2.2萬噸減少到8100多噸，這不僅動搖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也動搖了黃金等貴金屬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迫使美國單方面放棄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機制。1976年1月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舉行了第5次會議(史稱“牙買加會議”)，就匯率制度安排、黃金問題、擴大基金貸款額度、增加會員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等問題展開了研討，其中匯率制度安排、黃金問題引發了與會國之間的激烈爭議。在最后達成的協議中，與國際貨幣體系變化有關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浮動匯率合法化，即會員國可以自由選擇浮動匯率制度、固定匯率制度或其他形式的匯率制度，同時，會員國的匯率政策應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督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商。二是黃金非貨幣化，即廢除黃金條款，取消黃金的官價，各會員國的中央銀行可按市價自由展開黃金交易，同時，取消會員國相互間、會員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間必須以黃金來清算債權債務的義務。另一方面，逐步處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持有的黃金余額，其中1/6(約2500萬盎司)的黃金按照市價出售，市價高于官價(每盎司42.22美元)的部分將用作援助發展中國家的資金。三是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國際儲備地位，即通過修訂特別提款權的有關條款，使其逐步取代黃金和美元而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儲備貨幣。牙買加會議標志著布雷頓森林會議所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徹底瓦解，國際貨幣體系進入到美元“一幣獨霸”的時代。
牙買加會議以后，國際貨幣體系形式上依然是一個多元貨幣體系，除美元之外，還有英鎊、法國法郎、德國馬克、瑞士法郎等幣種可供國際市場的參與國選擇。但實際上，多元貨幣為虛，美元“一幣獨霸”為實。從國際貨幣功能看，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后，美元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中已經發揮了計價貨幣、交易貨幣、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等功能，且占有的份額高達70%左右。在這種條件下，美國并不愿意讓美元退居與其他各種國際貨幣平起平坐的地位，而那些非國際貨幣的國家為路徑依賴機制和國際經濟交往的便利性所決定，也難以放棄美元而使用其他國際貨幣。從國際貨幣的規模看，除了美元已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據主導地位外，美國的經濟體量和經濟實力是英、法、德等國所不可比擬的。要適應國際經濟交往持續擴大的大趨勢，向國際市場供給足夠數量的國際貨幣，且承擔國際貨幣的穩值義務，是英、法、德等國難以擔負的，只能依賴美國。從對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力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名義上是一個多邊組織且它的總裁通常由歐洲推薦，但它的各項重大事務(包括各項制度)必須有85%以上的投票權方能通過，由于美國擁有決定性的投票權(美國擁有的投票權比例雖然幾經調整，但2016年以后依然占據17.69%)，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際上成為美國操控的國際金融機構。同時，美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大股東。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整了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的各種貨幣權重，其中，美元為41.73%,歐元為30.93%，人民幣為10.92%，日元為8.33%，英鎊為8.09%。最后，從各種國際貨幣的走勢看，幾十年來，一般動態是美元的匯價變動之后，英鎊、法國法郎、德國馬克、瑞士法郎等國際貨幣才隨之調整變動，鮮有其他國際貨幣的匯價變動后，美元跟隨調整的實例。因此，美元是其他各種國際貨幣變動的中樞。2020年8月4日，黃金的國際市場價格突破了2000美元/盎司。如果按照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定35美元/盎司黃金，則意味著如今1美元的含金量已不足1971年之前的2美分。近50年來，美元的含金量大幅下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獲得了巨額的鑄幣稅，但世界各國和地區對此依然無可奈何地接受。
自14世紀之后，運用軍事手段占領他國領土、建立殖民地成為早期帝國主義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慣用方略。但二戰以后，隨著各個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帝國主義國家逐步認識到了占領他國領土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得經濟資源，而這些經濟資源在通常條件下是可以運用國際貨幣購買的。幾百年間在殖民地發生的眾多強力抗爭、流血事件，令宗主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與此相比，運用國際貨幣購買這些經濟資源既是一條非暴力之路，又是一條易于為各方接受之路，由此，維護本國貨幣的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就成為這些國家的一個核心利益所在。1998年歐元問世之后，美元的“一幣獨霸”地位受到嚴峻挑戰，美元與歐元之間的貨幣戰爭以經濟、外交、政治乃至軍事等各種方式持續展開，迄今未見休戰。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要與建立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的取向相一致。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逐步推進的實踐進程。所謂逐步推進，就是要以中國經濟實力為基礎，適應國際經濟政治等的變化，一步一步扎實地展開。以美國為借鑒，美國的GDP規模在1890年左右就已位居全球第一(英國退居第三)，但美元成為國際核心貨幣還是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1918年的全球性流感突襲和1930年之后的全球經濟危機洗禮，歷時50多年。所謂實踐進程，就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應以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中發揮計價貨幣、交易貨幣、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比重提高而界定。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建立多元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并非以人民幣取代美元的“一幣獨霸”地位。
2009年以后，中國人民銀行以尊重市場選擇為基礎、以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和自由化為重點，通過建立健全便利人民幣跨境和國際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礎設施，積極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邁上了新臺階。2020年8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中披露，2019年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為19.67萬億元，同比增長24.1%，收付金額再創歷史新高，人民幣穩居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已有70多個央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85%的國內外貿企業選擇將人民幣作為跨境結算主要幣種，跨境人民幣客戶已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已與俄羅斯、越南等9國簽訂了雙邊本幣結算協議，與印尼、土耳其等23國簽訂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中國已與新加坡、泰國等9國的貨幣實現了直接交易，與柬埔寨等3個國家的貨幣實現了區域交易。不難看出，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踐方興未艾。
（三）以匯率理論為指導推進人民幣匯率穩定
2005年7月21日，中國邁出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關鍵一步，放棄了此前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同時標志著人民幣邁開了進入國際貨幣體系的決定性步伐。
兩國之間(從而相關各國之間，下同)的匯率由何決定，是匯率理論研討的重心。馬克思認為，匯率最終取決于兩國之間的國際價值的差異程度。在“階梯式”國際價值中，處于階梯上位國家的貨幣內涵中價值量較大，處于階梯下位國家的貨幣內涵中價值量較小，因而，在匯率中表現為前者多倍于后者。這實際上指明了，兩國之間的匯率水平在本源上是由兩國的經濟實力決定的。從人民幣與美元的匯價看，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中美經濟實力的差距縮小，人民幣與美元的匯價在長期趨勢上將表現為人民幣升值而美元貶值。這在匯市價格走勢中表現為2005年以后，人民幣匯價近乎單邊上行，人民幣兌美元的年平均價從2005年的819.17元=100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614.28元=100美元。但另一方面，匯率走勢也受到利率、物價、對外投資、體制機制等因素的影響。在開放型經濟中，兩國的利率差異將引致資金從利率低的國家向利率高的國家流動，這種資金流向、流量和流速的變化，通過匯市的供求格局調整，對匯價變動有著重要影響。2015年以后，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同時，中國加大了對外投資的力度，外匯儲備數額從2014年的38430.18億美元減少到2016年的30105.17億美元，由此，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呈現出小幅貶值的走勢，到2018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年平均價變動為661.74元=100美元，較2014年下降了7.72%。
人民幣匯價的下跌(尤其是在2015-2016年間)引起監管部門的關注，同時，也激起了學術界的熱烈研討。一些人主張維護人民幣匯價穩定，動用國家外匯儲備積極干預匯市價格走勢;另一些人則強調外匯儲備規模的穩定是維護人民幣匯市價格的基礎性條件，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匯市價格走勢將削弱這一基礎，引致人民幣匯價進一步貶值，主張積極采取措施穩住外匯儲備規模。從實踐效果看，后一種意見的實施推進了2016年下半年以后的人民幣匯價穩定。
雖然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已脫離了貴金屬的基礎，是信用貨幣為載體的匯價體系，但和貴金屬儲備數額對匯價的影響相比，外匯儲備規模對人民幣匯價穩定的內在機制與之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在貴金屬時代，一國擁有的黃金儲備是支持該國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的貨幣基礎。黃金儲備的增加，不僅標示著該國的經濟實力增強，而且標示著該國的國際支付能力的提高。因此，馬克思在研究匯兌率中特別重視貴金屬的流出、流入情形和國際支付能力的問題。對人民幣并非國際核心貨幣的中國來說，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直接標示著中國對外支付能力的高低。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曾長期拖欠債務，給對應的債權方造成了非預期經濟損失，這更是使得國際經濟活動中資金供給方(或貨物供給方)關注中國的國際支付能力變化。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國家經濟實力處于上行增強走勢，外匯儲備規模的驟減也將引致國際市場的參與者對中國國際支付能力的擔憂，從而影響人民幣匯價的走勢。2015-2016年間，人民幣匯率貶值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突然陡峭式縮減直接相關。
人民幣匯價穩定是指，在與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國際貨幣的價格對比中，人民幣的匯價處于穩值狀態。維護外匯儲備規模的穩定是維護人民幣匯價穩定的一個重要機制，同時，又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基礎，這實際上使得外匯儲備規模陷入一個兩難選擇的境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客觀上要求人民幣幣值穩定，或幣值有著上行可能。一個簡單的道理在于，如果人民幣的幣值趨于下降，那么，中國的交易對手方寧愿選擇其他幣種(如美元、歐元等)而不選擇人民幣作為支付貨幣;如果人民幣與美元、歐元等匯價保持基本不變，那么，鑒于人民幣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的使用空間比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相對較小，交易對手方使用的自由程度較低，它們也不愿意接受人民幣，由此，努力維護人民幣匯價穩定(包括人民幣匯價下行的程度應低于歐元、日元等)實際上成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條件。但面對外匯儲備中的各種外幣與人民幣的相對價格有著下行趨勢，要維護人民幣匯價穩定就要穩定外匯儲備規模以保障人民幣有著足夠的兌付能力，進而就要付出巨額的外匯儲備成本，并且，外匯儲備規模越大也就意味著按照人民幣計算的外匯儲備成本越高。如果要通過縮減外匯儲備規模來降低外匯儲備成本，則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目標又將面臨挑戰。有效權衡和選擇人民幣匯價穩定與外匯儲備成本之間的利弊關系，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是長久之事。即便在短期操作中這也并非容易之事，同時還要取決于國際匯價變動中的契機把握。
借助“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將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資產基礎逐漸從外匯儲備為主轉向中國在海外的投資資產為主，是破解上述兩難選擇的一條可選擇之路。在發達國家的資金輸出歷史中，借貸資金輸出曾是19世紀資金輸出的主要方式，但進入20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生產資金輸出逐步成為資金輸出的主要方式。這一方面是因為與借貸資金輸出相比，生產資金具有更高的穩定性、靈活性和收益性，容易與資金輸入國之間形成同舟共濟的利益共同體，因此，是一種較容易被資金輸入國所接受的一種國際合作方式。另一方面，是因為通過生產資金輸出更有利于落實貨幣機制的安排。一個可供借鑒的實例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企業向東南亞乃至歐洲等國進行了一系列生產性資金的投資，建立了諸多以日元為結算貨幣的項目(公司)，大大支持了日元的國際化進程，同時，在日元的升值中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時至今日，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各種功能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得益于日本企業前期和持續的生產資金投資項目運作。眾所周知，貸款或借貸資本通常有著較明確的還本付息期限，受此制約，投資項目的規模、期限和產出能力等都受到明顯的約束，一國內是如此，國際上亦是如此。從財務機制角度看，在運用借貸資金展開項目投資的條件下，如果借貸資金所界定的幣種在借貸期內升值，則借貸資金輸入國償還借貸本金的債務數額就將上升;但如果選擇的是生產資金輸入(或資本投入)，則不論生產資金(或投資的資本)是用何種貨幣界定，它的升值都不直接影響到資金輸入國的債務負擔變化。在“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推進中，曾發生一些國家因擔心債務負擔過重而對項目選擇逡巡不前，致使“一帶一路”建設進程受阻的情形。與此相比，選擇資本性資金投入在多數場合易于為對方所接受，可能削弱受阻的程度。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持續貿易逆差的背景下，美國逐步成為凈債務國且國際債務數額快速增加。從國際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看，美國已喪失對外投資的能力。但美國借助美元占據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地位，不僅沒有放慢對外投資的步伐，而且加快了從債權性投資向股權性投資的轉換步伐。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對外投資結構中股權性投資占比從不足50%上升到了60%以上。一個主要成因在于，資金輸出數量多少意味著一國在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中的能力高低。在借貸資金輸出的條件下，隨著借貸資金輸出的增加，資金輸出國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有著增強的趨勢，但隨著借貸資金的到期本息償付，資金輸出國對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又有著逐步減弱的趨勢。在資本性資金輸出的條件下，由于股權通常并無償還本金的期限，它與資本性資金輸入國的資本合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如公司股本)，共同承擔經營運作風險，共享收益分配，長期發揮著資源配置作用，因此，對資本性資金輸出國而言，股權性資本的數額及其在輸出資金總額中的占比高低，標示著它對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的穩定程度和增長程度。中國是最大的凈債權國，有著充足的外匯儲備，在對外投資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更應重視發揮資本性資金在配置全球經濟資源方面的長期效應。有人擔心，股權性投資可能在被投資國的政局動蕩中遭受嚴重損失，并舉出了許多案例予以佐證，但實際上，不論對股權性投資還是對借貸資金輸出而言，政局動蕩都是一個不可小覷的重要風險。對此，破解的關鍵有三點：一是需要理智地認識到，對大多數政局動蕩的國家來說，經濟發展依然是根本，民心思定決定了動蕩時間是有限的;二是可以通過多國(包括被投資國)聯合投資的機制強化共同體效應，借此弱化政局動蕩的負面效應;三是可以利用資本(股權)交易的靈活性來弱化政局動蕩的沖擊。從長遠看，在國際經濟運行和發展中，股權投資對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的掌控能力增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既有利于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打下必要的資產基礎，也有利于為推動人民幣匯率穩定機制從外匯儲備向海外資產收益轉換創造條件。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中國財政與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一級教授，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經濟學動態》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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