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社會帶來嚴重沖擊。
財政支出快速增長，經濟停滯，不僅影響了存量債務的正常還本付息，也對債務增量形成壓力。
如無法盡早有效應對，可能形成全球范圍廣泛的債務危機，對各國經濟社會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文 | 周密 商務部研究院美大所副所長
編輯 | 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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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源重新配置的產物
本質上，債務關系是時間與空間資源重新配置的產物。借債行為本身是資源處置權利的臨時性轉讓。
一般來講，債務的形成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在縱向時間軸上的預支未來的財富或收入，用以滿足當前的消費或投資需求，即所謂的“寅吃卯糧”。
一種是在橫向空間軸上的金融資源流動，資本從較為充裕的地區或行業領域流向相對稀缺的地區或行業領域。債務人通過借債增強自身發展，債權人則期待通過放債獲得穩定現金流。
按照債權債務關系中主體的性質，可以由政府、企業、個人、金融機構、國際組織等等組成復雜的網絡關系。盡管可以把債務大致分為公共債務和私營部門債務兩類，各方在確定相關統計邊界時卻難以完全一致。
以反映政府借債意愿的“公共債務”為例，有狹義、廣義和最廣義三個層面。狹義的公共債務為中央政府的借債;廣義的公共債務指的是廣義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預算外單位和社會保障基金)的借債;而最廣義的公共債務更在廣義政府的借債基礎上，進一步將公共非金融公司和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公共金融公司，以及公共擔保債務(公共部門有義務償還的債務)和外部公共債務包含了進來。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的債務在變身為金融市場的交易產品后，又會通過全球金融網絡將更多的主體包絡進來，分拆變幻、螺旋迭代，使得債權債務關系變得異常復雜。一旦跨國債務出現償還或支付困難，在不同法律和規范約束下處理的難度可想而知。
顯然，借債是要支付成本的。債務人不僅需要還本，還要支付資金占用的成本——利息。債務的可持續對債權債務雙方都有要求。理性的債務人要考慮如何使得付出利息成本借來的資金產生比利息更多的價值(比如投資于效益更好的領域)，理性的債權人則要綜合考慮出借資金的成本和風險，對高風險的債務人要求其支付更高的利息。
如果上述循環無法延續，就會形成債務違約。大規模、大面積的債務違約，則可能造成債務危機，不僅造成債務人信用評級下降、破產，還會帶來債權人的資金流斷裂和出借資金能力、意愿的明顯下降。
由于資金實力占優、在風險管理和控制上經驗更為豐富，加之具有眾多的風險轉移和化解渠道，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危機相對較少(歐債危機是其中為數不多的危機之一)。迄今為止，債務危機的爆發主要發生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據IMF統計，1970-2009年期間，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歷了三波廣泛的債務積累，均以債務危機的爆發并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沖擊、停滯乃至后退而落幕。
20世紀70年代，低實際利率和快速發展的銀團貸款市場提供了資金，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國家大量舉債并在80年代初引發金融危機，阿根廷等國家隨后幾十年在國際市場融資困難、經濟下滑。
20世紀最后10年，金融和資本市場自由化快速推進，東亞、太平洋、歐洲和中亞地區政府得以大量借入外幣債務，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投資者情緒惡化和經濟衰退。
21世紀前10年，歐洲和中亞從總部位于歐盟的大型銀行融資，但在美國次貸危機的沖擊下無法繼續融資，經濟陷入衰退。
2 陰影，早已出現在地平線上
其實，債務危機一直沒有離我們遠去，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的爆發僅僅導致債務上升的短暫停滯。2010年，新一輪的債務積累以遠超歷史的規模和速度快速增加，私營部門借債的增長尤為迅猛。2014至2015年國際市場價格暴跌后，大宗商品出口國出現公共部門債務明顯增長的情況。
IMF和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2010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上升了60個百分點，2019年債務占GDP比重超過170%。
相比而言，1970年以來的前三次債務危機中，債務規模占GDP的比重均在100%左右。而且，與2010年相比，80%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18年的債務總額都要更高。不包括中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19年債務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平均占比為108%。
與前面幾輪債務危機相似，2010年以來的債務積累增加也發生在全球利率整體處于低水平的階段，較低的借債成本刺激了借債需求。國際市場可供借貸的金融資本供給充沛，甚至導致債權人通過放松借債約束條件相互競爭。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后，市場的逐步復蘇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債權人和債務人對未來償還債務的信心，擴大了債務增長的空間。
但是，此輪的債務積累也有一些新特點：
比如，2010年以來，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債務占GDP比重的年均增幅將近7個百分點，遠超歷史。
再如，此次債務規模的上升是全球性的，而此前的債務危機都發生在區域之內。
又如，債務規模的快速增長廣泛擴展到非金融體系，私營部門借債占比迅速超過公共債務，使得債務影響更加廣泛，牽一發而動全身。
3 “灰犀牛”奮蹄奔來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發和廣泛傳播給全球經濟出了一道難題，各國政府則首當其沖，面臨大考。除了公共衛生防疫措施外，如何利用金融資源減緩疫情沖擊、止損乃至復蘇經濟，成為各國政府的重要工作。
據IMF統計，截至2020年9月11日，新冠肺炎疫情和相關封鎖措施已使各國實施了總額達11.7萬億美元(約合77.6萬億元人民幣)規模空前的財政措施，接近全球GDP的12%。這些財政舉措的資金來源無非包括政府現有“儲蓄”，以未來收入為抵押從本國居民處借債，以及從非本國居民的國家或投資者處借債三條路徑。
但是，在多數經濟體國內經濟大幅受挫、居民收入減少，而且全球范圍內資金需求快速增加的情勢下，三條路徑的資金供應規模都較為有限。各國政府的財政舉措中，一半是增加支出或放棄收入(包括臨時性減稅)，另一半是流動性支持，包括貸款、擔保和公共部門注資等。
各國政府對于疫情沖擊的快速、強力響應不僅挽救了生命，為弱勢群體和企業提供了支持，還減輕了經濟活動受到的影響。然而，這場危機對全球范圍內的政府財政已經產生并將繼續產生持續性的損害。
據IMF測算，各國政府2020年的財政赤字占GDP比率平均將上升9個百分點，而全球公共債務規模預計將接近GDP的100%，創歷史新高，主要經濟體的公共債務壓力都顯著上升。
以二十國集團為例，發達經濟體中，政府提供的流動性支持占GDP的比重從高到低分別為意大利(33.0%)、日本(23.7%)、英國(16.6%)、西班牙(14.2%)、韓國(10.3%)、歐盟(6.9%)、加拿大(4.3%)、美國(2.5%)和澳大利亞(1.8%);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從高到低分別為土耳其(13.0%)、巴西(6.3%)、印度(5.2%)、南非(4.3%)、阿根廷(2.1%)、中國(1.3%)、印尼(1.2%)、俄羅斯(1.0%)、沙特(0.9%)和墨西哥(0.5%)。
在經濟活動穩步反彈、利率穩定維持低位的基線假設下，全球(除中國和美國)平均公共債務比率預計將在2021年穩定下來。但各國還需開展更多工作，以應對日益嚴重的貧困、失業和不平等問題，同時推動經濟復蘇。
美國自2020年3月27日開始實行應對疫情的《冠狀病毒支持、緩解和經濟安全(CARES)法案》，通過總額超過2萬億美元(約合13.1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支持，減少受影響的個人、企業因疫情受到的損害。CARES法案使得美國政府的債務出現快速增長。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11月30日，美國政府的債務總計約27萬億美元(約合176.8萬億元人民幣)，比3月時的債務增長了4萬億美元(約合26.2萬億元人民幣)。
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范圍債務壓力的嚴峻性還表現為，私營部門債務存量處于歷史高位。疫情產生的經濟活動停滯，很可能導致大量企業破產，從而使得復雜的跨國債務網絡出現破損，造成跨部門的廣泛沖擊，破壞經濟復蘇的能力。
在各國政府、私營部門都面臨償債困難的局面下，跨國的資源調配和債務處置空間也被大大壓縮。一旦全球性債務危機出現，解決問題的進程將會相當漫長和困難，不僅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將顯著上升、引發貨幣的競爭性貶值，而且將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沖擊，造成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損傷，破壞國際貿易網絡。
4 如何減少連帶傷害？
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是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重要保障。IMF基于跨國數據和40萬家企業樣本的實證估計表明，在高度不確定的時期，公共投資可以對GDP增長和就業產生巨大影響。
對于發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財政乘數將在兩年后達到超過2的峰值。在這些經濟體中，公共投資增加GDP的1%將直接創造700萬個就業機會。如果考慮對宏觀經濟的間接影響，其將總共創造2000萬至3300萬個就業機會。
【注：財政乘數，一般指財政支出乘數、稅收乘數、平衡預算乘數的統稱，用于解釋政府支出和稅收的變動對GDP增加或減少的影響。】
一方面要發揮借債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盡量減少過高債務的負面影響，各方需要在債務籌劃上更為審慎和協同。
對于債務國而言，防范債務危機先要依靠自身的能力提升和管理優化，合理處理存量債務和增量債務之間的關系：
首先，新的借款應根據財務狀況謹慎確定，在赤字管理上設定紅線，保持公共債務的可持續。
其次，合理評估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伴隨疫情形勢的改善及時調整債務管理目標基線，以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全面考慮借債的收益，并與債務存量的成本進行比較。做好平衡，增加生產性基礎設施支出的相關債務。
再次，各國應在中期債務管理范圍內增強對債務信息的準確把握，應盡量做到最廣義公共債務統計，包括公共擔保債務。
而解決全球債務危機的風險和壓力則遠遠超過了一國的能力范圍，需要以更多的國際協調減少債務過快、不可逆的擴張，為債務壓力的緩解贏得時間。除了在債務的管理、規范方面加強國際協同外，發展也是解決現有問題的重要出路。疫情加快了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型。低碳、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和積極推動。新技術創造的發展空間有可能在現有的資源要素條件下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提高經濟體的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
全球供應鏈的重構加速，圍繞消費市場和需求的調整，適應國際經貿協定的新環境，經濟復蘇所帶來的動能有助于為私營部門增加活力，通過資金周轉的加速使得償債變得更為可能。
在全球化的新時代，以鄰為壑的發展策略只能為本國創造臨時的溫室，只有與國際經貿網絡中的伙伴采取積極協同合作的發展模式，才可能把市場的蛋糕越做越大。作為資源跨越時間、空間調配的產物，債務勢必將持續伴隨人類社會的發展。
全球各國各類債務占GDP的比重會觸頂下降還是高位徘徊甚至再向上突破?
是否會演變成為危機，進而對經濟社會造成廣泛而深刻的負面影響？
金融市場開放和創新是否能夠成為識別、預警、處置和中斷債務危機的利器，或者反過來成為債務危機的助推器?
大概這些問題還需要時間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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