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國有≠全民所有制，用通俗一些的話來說，國有企業指的國家是投資主體，全民所有制企業指的是經營管理權是全民，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國有企業的一種，目前我國僅存的名義上為全民所有制的企業有中國煙草總公司和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后者控股的上海微電子今年還曾經上了熱門新聞，夏天的時候他們老總曾去工信部投訴，因為被華為挖走員工后無法完成項目。
01 運營管理的公有化
當前在國有企業職工勞動關系上的一些糾紛，主要原因還是在于某些政府部門插手國有企業內部事務，企圖把國有企業的老職工當包袱甩掉。這樣一來，大量的國有企業老職工不得不離開國有企業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勞動力商品。生產商品的勞動者本身成為商品，成為勞動力商品，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成熟的標志。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把勞動力作為商品，或者說決不能把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作為勞動力商品。否則，不僅背離了以人為本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而且也破壞了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原則。
這種做法其實意味著，過去及當前的我國國有企業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國有企業，而是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雖然工人，甚至農民，對企業的國有資產擁有名義上的所有權，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只是意識形態上的，并沒有落到實處，傳統國有企業里的工人仍然處于一種被雇傭的地位。有所改變的只是，對工人直接粗暴的壓迫方式被取消了，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但工資依然是很低的。接近政府的工人，比過去接近資本家的工人更多地走上了代理人的位置，甚至直接進入了政府。傳統國有企業的這些特性在改革開放以后明顯地表現了出來，被迫下崗和買斷工齡就充分地表明了工人事實上的被雇傭地位。
另一方面，在改革前一些國有企業在職工退休后，允許其符合條件的子女直接進廠頂替其職位或編制參加工作;在改革后一些國有企業在招錄職工時偏向招錄具有一定背景和關系的人員，都是把國有企業公器私用，破壞了國有企業的公有性質。而各級政府甚至可以不經過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批準而隨意出賣國有企業，也說明這種企業的國有性質甚至還不如西方一些國家的國有企業，因為那些國家的政府要這樣做，還得經過議會批準。
迄今為止的國有企業改革，暴露出傳統國有企業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制企業，這也是在再生產過程中國有企業難以完成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任務，反而使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看到資本主義私有制對傳統國有企業的否定的原因。因此，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任務在于把它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有制國有企業，其中最關鍵的是實行政企分離，明確和落實國有企業的勞動者對于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權，并保證勞動者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權和罷免權。
國有企業運營管理的公有化必須明確以下幾點：
首先，共同所有權是不可分割和轉讓的。因此，必須廢除政府部門隨意處置國有企業資產的權力，并賦予國有企業職工全體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與各級人大中負責國有企業監督管理部門同樣的對于企業所有事項的否決權。
其次，共同所有權的收益是不分配的，只能用于企業的積累或創辦新的國有企業。國家對于這種企業的權力和義務與對于非公有制的企業相同。這樣一來，有關國有企業資產重組或出售國有資產的決議，都必須先經過國有企業勞動者全體大會或勞動者代表大會放棄否決的認可，再經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后，才能實行。
第三，國有企業內擁有共同所有權的勞動者，有按一人一票制罷免企業管理層的權力，國有企業管理層每年都必須經受一次職工信任投票，未通過信任投票的，就地停職。上級部門任命國有企業管理層也必須經過企業職工的信任投票才能生效。
第四，國有資產必須保值增值，如果經營不善就應當撤換其負責人，并視經營不善的情況，追究其負責人一定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嚴肅問責。這樣不僅有助于嚇退無能者，讓有能力的人有機會掌管國有企業，也有助于避免對國有企業軟約束的指責。為了防止所謂政策性虧損，政府部門需要實行市場化經營的國有企業履行某些社會責任時，除非非公經濟單位同等履行，否則政府對相應的國有企業為此付出的成本和犧牲的收益要按照市場價格進行等價補償。
第五，除非職工全體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決議，個別勞動者不被開除。觸犯刑法的勞動者將被自動開除，并失去共同所有權。
第六，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工作應當是履行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合理使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并且要排除資本主義國有企業存在的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不可通過壓低國有企業工人應得的報酬來獲得較高的經營業績，同時在市場化經營中要善于把握特殊的市場行情，在交易活動中，克服非公經濟交易對象的欺詐和鉆營，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
第七，運營管理的公有化，要求遵守最嚴格的勞動紀律，節約成本。馬克思曾經提到，英國一家庸人報紙《旁觀者》1866年5月26日報道，在曼徹斯特金屬絲加工公司實行資本家和工人合伙經營以后，“第一個結果便是材料的浪費突然減少，因為工人理解到，他們沒有理由比對待資本家的財產還更厲害地浪費自己的財產，而除了黃賬以外，材料的浪費大概是工廠虧損的最大原因了”。[1]
在一些主張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人士看來，國有企業就象一根冰棍一樣，如果不賣掉，也會由于經營管理不善而破產。在他們看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的原因就在于產權不明確，不如將產權明確到極少數管理層手里，這樣經營管理就改善了。誠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但是，一方面有恒產者并無恒命，而無恒命者是不可能有恒心的。資本家才不管他死后，會不會洪水滔天。另一方面，即使有恒產者有恒心，此類產權明確的結果，也只是讓極少數人有恒產，而使絕大多數工人永久性地既失去恒產，又失去恒心。難道一個導致絕大多數人無恒心的制度會是一個有效的經濟制度嗎?與之相比，公有化的國有企業才是使大多數人既有恒產又有恒心的制度。
02 積極發揮黨委和職工組織的作用
中國的軍隊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最大差別就在于黨指揮槍，中國共產黨的支部建立在軍隊的基層——連上。中國的國有企業與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的最大差別，也在于中國的國有企業是黨領導下的國有企業，中共的支部建立在國有企業的基層——車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六條規定，“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權自主經營。國有企業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2]前面提到的《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要求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并提出堅持黨的領導。這就意味著加強國有企業的運營管理必須從國有企業內部著眼，從而這就意味著要積極發揮國有企業內部的黨委和職工組織的作用。
鄧小平曾經指出：“農村改革是權力下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要權力下放，下放給企業，下放給基層，同時廣泛調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讓他們參與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決這個問題。”[3]而馬克思主義一個最根本的立場就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4]。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也指出：“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5]因此，國有企業的運營管理也應當作為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來辦，必須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全體職工的作用，發揮好職工組織如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的作用，而不能指望極少數國有企業經理人。
前面還提到，恩格斯曾經指出：“個人經營工業的必然結果是私有制”，前蘇聯大型國有汽車制造廠廠長卡丹尼科夫，在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就開始把企業變成他的私有財產。[6]而在中國的一些國有企業改制中，原國有企業領導人利用其信息的優勢上下其手，迫使其他人包括國有企業的原主管部門降低對該企業的要價和競價，最后以過低甚至是白送的“價格”“買”入本企業的產權，[7]也就是說，先搞垮國有企業，再低價接手國有企業，實現私有化。
如果說，“理論與實踐都證明：效率來自競爭而非私有化本身”[8]，那么強化國有企業管理層內部的競爭，使能者上，庸者下，同時加強全體職工的培訓，使得人人或多數人都有能力競爭管理崗位，使國有企業擺脫對極少數“能人”的依賴，就更能有效地提高國有企業的運營管理效率。而馬克思也早就注意到，英國一家庸人報紙《旁觀者》已經發現：“工人組合可以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廠以及幾乎一切工業形式，這些實驗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狀況，但是它們卻沒有給資本家留下明顯的位置。”[9]這里的資本家指的就是企業的經理層。
西方經濟學認為，公共投資存在著“委托代理”問題。因為公共資金一般是無償使用的，政府受全社會納稅人的委托對其使用，但是缺少嚴格的監督，或者監督成本過大，難免出現“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所以一般來說，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率并不如私人資金。在公司制結構下，私人投資也存在“委托代理”問題，因為經理人使用的資金來自于分散的股東，但是相對來說，公共投資的問題更為突出。[10]然而，“委托代理”問題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對稱，這種不對稱在私有企業里要比在國有企業里突出。
事實上，信息不對稱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細化，盡管信息工具層出不窮，盡管現在強調扁平化組織，但所有者與管理層、管理層與下級員工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只會越來越突出。這是一種馬克思曾描述過的對資本家的“驅逐”和“剝奪”。資本家成為一種多余。由于資本家不僅與他聘用的經理對立，更與工人對立。因此，在資本主義私人企業中的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問題上，資本家是孤立無援的。即便資本家請來監督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很容易與經理人相勾結，正如美國安然公司事件所暴露出來的那樣。
但是，與私人投資中的資本家相比，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可以做得好得多。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與工人不是對立的。如果我們能夠切實地而非口頭地緊緊依靠工人階級，就能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遺憾的是，在國有企業以往的一些改革中，強調下放權力的結果是，權力都下放給了管理層，而幾乎沒有下放給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主人翁——工人。例如，有的廠長，高價購進劣質原料，工人一使用就很清楚;有的廠長，將鬧市區的門面超低價地租給親友經營，眼睛雪亮的工人心知肚明;……但工人沒有拒絕使用劣質原料和彈劾廠長的權力，只能眼看著國有資產的流失和承受國有企業虧損帶給他們的下崗和低收入的痛苦。[11]
因此，要解決私有企業解決不了的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問題，搞好國有企業的運營管理，就必須發揮好國有企業黨委和職工組織的作用。而為了更好地發揮這些作用，國有企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與黨委書記不能或不宜由一人兼任，以避免個人對國有企業有較大的控制權。有人也許會認為，這兩個職位不由一人兼任，會引起互相扯皮，互不負責，降低國有企業的運營效率。但是，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野戰軍里司令員和政委不由一人兼任，照樣打勝仗，而且打的還是大勝仗。軍隊能做到的，國有企業沒有理由做不到。更何況國有企業的經營問題也不會像當年的軍情那樣緊急，完全可以充分討論，不必追求獨斷專行的效率，反而可以避免獨斷專行的弊端。有人也許會認為，政工出身的黨委書記不懂經營，會瞎指揮。但是，既然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自然就不會缺少懂得經營管理的黨委書記，正如當年并不缺少能夠指揮打仗的政委一樣。
(本文摘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第八章“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五節，作者余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部主任)
參考文獻
[1]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腳注。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3]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頁。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
[5]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6] 《黨風廉政建設與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垮臺》，http://hswh.org.cn/minxinsuoxiang/gongchandangren/2013-05-01/4622.html
[7] 參見左大培：《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
[8] 朱柏銘：《公共經濟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頁。
[9]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腳注。
[10] 高培勇等編著：《公共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頁。
[11] 余斌：《企業管理中的信息不對稱與國有企業改革》，《高校理論戰線》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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