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入由美國及其美元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深水區。美國已經開始實施針對中國的“屠龍戰略”(詳見美國威廉.恩道爾的《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戰略》一書)。這里到處是冰山、暗礁與漩渦。中國的經濟巨輪是否可能在未來不斷變幻的不測風云中觸礁、擱淺和沉沒，甚至像前蘇聯一樣突然解體?當“頂層設計”成為時髦的話題之際，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經濟的頂層在哪里?中國經濟頂層的核心內容是什么?誰在控制中國經濟的頂層?中國經濟頂層控制權是否已經旁落到海外政治經濟勢力的手中?中國是否正在淪為國際金融殖民地?以美國為首的軍政集團把全球圍剿重點指向亞太，是否在配合著中國經濟頂層控制權的最后爭奪?中國軍隊的后方糧草大營是否已被美國控制?這是事關中國經濟社會全局的重大現實問題。
一、 市場經濟制度中的“頂層權力”及其內部關系
市場經濟制度的頂層權力不同于計劃經濟制度的頂層權力。計劃經濟的頂層權力存在于使用價值領域，而市場經濟的頂層權力存在于價值領域。
經濟頂層權力體系的互動結構示意圖如下：
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其經濟的頂層權力都是由“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組成。這三大權力之間相互聯系而形成一個相互影響的權力體系，決定著市場體系的廣度、深度和功能，主導著經濟體系的運行和全社會財富的分配。如果沒有頂層權力概念或者不了解頂層權力之間的互動關系，就不可能了解貨幣、外匯、資本市場、產業資本、政府財政、對外經濟等彼此之間復雜的關聯關系;如果沒有站在市場經濟“頂層權力體系”這一制高點進行觀察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系統的、具有前瞻性的宏觀經濟政策。
基礎貨幣發行對匯率和資產價格有一系列復雜的影響;同時，匯率走勢決定著海外熱錢的出入、基礎貨幣的松緊、產業資本的興衰、資本市場的起伏;此外，通過擴張或緊縮股票債券的規模可以影響基礎貨幣發行和匯率趨勢。所謂“量化寬松”或“定向緊縮”也是通過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來完成的。
貨幣發行權屬于國家主權。貨幣發行的目的究竟是為本國企業和居民服務還是為外國政府、外國企業和外國公民服務，由此，可以判定這個國家究竟屬于經濟獨立的主權國家性質還是屬于經濟附庸的殖民地國家性質。
匯率定價權也是屬于國家主權。一國的匯率政策究竟是服務于本國資本和產業還是服務于外國資本和產業，以及匯率定價的主導權究竟是由本國政府掌控還是由外國政府或外國國會控制，由此，可以判定該國是屬于經濟自主國家還是外國金融殖民地。
資產定價權主要指股票、債券、利率和本國主要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如果某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權和匯率定價權被外國政府組織和國外央行所控制，那么，該國的資產定價權必然由海外跨國經濟金融集團所控制。
如果外國政府和外國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國經濟金融集團控制著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那么，這也意味著這個國家政府和企業已經喪失了本國國民財富的分配權、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和宏觀經濟的調控權。
喪權必然辱國。這種國家徒有主權國家之名，而無主權國家之實。外國政府和經濟金融集團對該國的經濟金融政策擁有強大的話語權，對該國核心金融管理部門的領導人之任命具有重大影響力。這種國家往往不停地進行宏觀調控，但又表現為進退維谷、調控失效、越調越亂、失控失序的混亂狀態。這類國家在經濟、軍事和外交領域傾向于軟弱，一般不會強硬，因為不敢強硬，否則，必然后院起火，經濟金融與社會分配領域會突然冒出一系列問題，讓國家管理者顧此失彼、焦頭爛額。
中國是否屬于這一類國家，這需要深入地分析。
二、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之一：美國政府控制下的匯率定價權
當中國由計劃經濟制度轉變為市場經濟制度之后，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也由原來的生產計劃權、物資調配權和物價核定權轉變為：基礎貨幣發行權、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和人民幣資產定價權。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計委主宰著中國經濟的命運，那么，在市場經濟時期，則由中國央行即人民銀行決定著中國經濟的興衰成敗。如果美國操縱了中國央行的貨幣供應量和匯率波動趨勢，那么，事實上則是由美國決定著中國經濟的命運。如果承認中國目前實行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那么，就可以在理論邏輯上找到以下問題的答案：是哪個經濟管理部門的失誤導致中國經濟陷入當前的困境?答案應該是中國央行，是中國央行近十年來錯誤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困境，是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被美國和美元剝奪的結果。
對于任何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經濟“頂層權力”一定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比如，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美元強弱走勢、美元利率與美股走勢，難道可以由中國、日本或歐盟來擺布嗎?顯然不可能。美國完全根據自身經濟發展和金融資本套利的需要，制定美國的貨幣政策并操縱美元的匯率走勢，但是，美國拒絕任何國家對其貨幣與匯率政策的指責。即使是在美國駐軍控制之下的日本，其經濟頂層權力也不受美國掌控。在美國推出量化寬松政策之后，日本迅速推出“超常量化寬松政策”，使日元快速大幅貶值，同時推高股票市值，防止日本國內財富遭到垃圾美元的洗劫。反觀中國，則是一副完全相反的圖景。
從2005年7月啟動匯率改革的那一刻開始，美國政府和國會就牢牢掌握著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所謂“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演變為由美國政府和國會及其背后的國際資本所掌控的可預期的、持續升值的匯率制度。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壓力決定著人民幣的價格走勢和升值節奏。人民幣兌美元由“匯改”前的8.11人民幣兌1美元，升值到目前的6.20人民幣兌1美元。在人民幣持續的可預期的升值過程中，美聯儲打開了垃圾美元的閘門，中國外匯儲備由2004年底的6099億美元快速上升到目前的3.4萬億美元，增長5倍以上。
人民幣持續升值吸引了大量熱錢涌入中國，造成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稀釋了人民幣儲蓄者的國內購買力，形成了通貨膨脹的隱患;大量美元資本涌入中國兌換為人民幣，形成高收益的人民幣資產，并享受著人民幣升值的財富盛宴;與此同時，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美國國債和“兩房債券”等低收益資產，形成收益倒掛和財富流失。
人民幣升值的產業后果是嚴重削弱了國內實體經濟的競爭力，同時增強了在華跨國產業集團的競爭力。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在華的跨國產業集團降低進口零配件的成本，提高其產品的在華競爭力，最終抑制中國本土產業的發展;同時，人民幣升值造成大批出口導向型實體企業破產倒閉，形成銀行壞賬。在國內市場，制造業企業面臨著跨國公司進口配件的成本優勢壓力;在國際市場，制造業企業面臨著人民幣升值所形成的價格壓力。最后，國內資本開始從實體經濟領域撤離而進入房地產等投機領域，逐步形成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在實體經濟的利稅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不可持續的賣地收入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同時，基于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開始高速運轉并大量舉債融資。政府官員的任期制、政績考核制和工程項目的灰色利益鏈，刺激著各地政府融資平臺發債的瘋狂。只要本屆官員資金到手，哪怕下屆政府洪水滔天。這是各地官員的普遍心態。社會資源配置出現嚴重失衡，經濟金融危機隨時可能爆發。
中國宏觀經濟步入進退維谷的困境正是始于匯率改革。盡管中國前方將士守住了軍事上的國防大門，但后方的金融經濟精英們卻以“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迎接經濟全球化”、“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名義，向國際金融強盜打開了搬運中國財富的大門。美國政府和國會以難以自圓其說的貿易赤字理由逼迫人民幣持續升值，而中國經濟管理部門并沒有在外資、外貿、外匯、產業結構和財稅政策等方面打出一套組合拳來奪回人民幣匯率定價權，而是把人民幣升值作為美國政要訪華和中美戰略對話的見面禮，把作為國家主權重要內容的貨幣定價權用于外交領域的交易。美國舞著一頂匯率操縱國的帽子就嚇趴了一群中國金融門戶的守衛者。美國操縱著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并利用人民幣匯率定價權的指揮棒功能，配合美元熱錢的流入或流出，直接影響著中國貨幣供應量、利率水平、股票指數和其他資產價格。
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一國的貨幣貶值意味著該國經濟擴張;一國貨幣升值意味著該國經濟緊縮。美國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步步緊逼而對日本政府大幅貶值日元卻網開一面，體現了美國看待對手與友邦的雙重標準：即，一方面通過逼迫人民幣升值來達到緊縮中國經濟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則通過放任日元貶值來支持日本的經濟擴張，以此來彌補鼓動日本挑釁中國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目前人民幣匯率的大踏步升值也意味著中國經濟在大踏步地邁向緊縮的死亡之谷。
不過，具有緊縮性質的人民幣升值政策與城鎮化的擴張刺激政策之組合，可以看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牛頭不對馬嘴的搭配。這說明中國經濟政策的設計者還不了解人民幣匯率定價權的內涵、功能以及喪失這一權力的后果。
匯率不是經濟金融領域的常規武器，而是足以摧毀一個國家的核武器。這是美國政府和國會緊盯中國人民幣匯率、不斷施加升值壓力的根本原因。“美國不斷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向中國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此舉不只是要削弱中國的出口能力、破壞中國經濟安全，更是要讓人民幣最終成為全球流通貨幣，致使中國完全開放資本市場，為華爾街巨鱷與其他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掃除障礙”(詳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評介威廉.恩道爾新作》，作者張方遠，臺灣《海峽評論》2013-5-1，第269期)。遺憾的是，中國金融界和理論界在“匯改”之初甚至直至現在，尚未認識到匯率定價權屬于國家主權、屬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核按鈕，尚未意識到中國宏觀經濟的困境起因于匯率定價權的喪失。
四、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之三：海外資本及其輿論平臺控制下的資產定價權
中國各金融監管部門尚未形成中國經濟“頂層權力體系”的概念與認識，更沒有意識到喪失經濟“頂層權力”所產生的危險性。因此，他們往往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拿著國家經濟的頂層權力和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以換取部門政績、個人利益和華爾街的胸章與掌聲。
俄羅斯在加入WTO之后明確規定，外國機構不得參股或控股俄羅斯銀行股權，外國銀行不得在俄羅斯設立機構，其他金融機構也不得伸手。俄羅斯以其成熟、清醒的對外經濟政策，把國際金融資本的章魚觸爪擋在了國門之外，確保俄羅斯經濟金融肌體內部免遭國際金融病毒的攻擊，布防于未然，以維護大國經濟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而中國則完全相反，海外資本和海外機構遍布銀行、保險(放心保)、證券、期貨、基金、信托、租賃、擔保、審計評估、信用評級等各個領域。在中國經濟的頂層，海外金融勢力控制著中國經濟的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在中國經濟的基層，海外金融力量滲透或控制金融機構、金融渠道、輿論平臺和重要客戶，從而形成了上呼下應的格局。
在主權國家的“經濟頂層權力”中，匯率定價權、資產定價權和貨幣發行權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雙向的、多維的傳導作用和制衡關系。只要美國控制了人民幣匯率趨勢、只要美元主導了央行基礎貨幣的供應量及其基礎貨幣的流向結構，只要美元擁有了進入中國股市、債市、資金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市場的渠道，也就是說，只要具備上述三大條件，那么，美元資本事實上就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人民幣資產的定價權，控制著各類人民幣資產的價格趨勢和波動程度。
廣義的人民幣資產價格包括股票價格、債券價格、資金價格(即銀行利率和民間利率)、房地產價格以及其它資產價格。
利率是資金的價格，是影響企業生產成本和各類生產要素價格的重要因素，也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大量美元熱錢的沖擊之下，利率杠桿的功能被外資扭曲了。這是因為，面對熱錢大量涌入造成基礎貨幣過渡投放和通貨膨脹壓力，如果提高利率來抑制通脹則會誘引熱錢進一步涌入，因此，央行只好一方面維持利率穩定、形成負利率、犧牲國內儲戶利益，另一方面只能選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回籠資金，收緊流動資金貸款規模，從而導致國內好企業和差企業都難以發展。事實上，每一次宏觀經濟緊縮都成為外資在華攻城略地的戰略機遇期。這是國內中小企業難以發展的金融根源。但是，經濟的邏輯并沒有到此結束。央行放棄利率工具而選擇存準率工具之后，商業銀行貸款規模減少，直接導致民間利率飆升，又給海外熱錢提供了更高的套利空間，從而進一步吸引熱錢的涌入。近十年來宏觀調控政策持續累積的結果是：熱錢持續涌入、存準率維持高位、民間利率飆升、實體型企業微利或破產、股市持續低迷、IPO停止、房地產化泡沫難以抑制、整體經濟結構惡化。這就是中國利率定價權喪失之后的宏觀經濟現實。
資本市場股票債券價格是資產價格的主要組成部分。多年來，央行政策與證監會政策之間的持續的惡性互動，嚴重削弱了中國實體經濟的力量，拱手讓出了中國資產定價權。如果把央行和證監會的政策聯系起來看，可以發現，一方面，美元熱錢流入形成基礎貨幣過度投放，為此，央行借助存準率等工具收緊國內商業銀行貸款，進而導致資本市場恐慌和A股價格下跌、IPO被迫停止和資本市場融資功能被廢;一大批優秀企業被迫到境外上市，這些企業上市后的股票債券定價權轉移到外資手中;另一方面，為了阻止指數在底部區域超跌并引起社會不穩定，證監會開始擴大QFII和RQFII的審批額度、組織交易所和券商到國外游說外資到國內抄底，動員國際金融資本把國內投資者手上的證券資產低價買走，最終結果是中國資產廉價賣給了海外投資者，造成財富流失，同時提高了海外資本在國內資本市場的權重和控制力。從央行打壓國內資本市場、證監會吸引外資抄底國內資產方面，央行與證監會之間為提高國際資本收益率和話語權幾乎配合得天衣無縫。
從另一角度看，央行政策和證監會政策之間又存在明顯的矛盾與沖突。比如，央行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剛剛走到中國大門口，走到香港，還沒有漂洋過海，就被證監會推出的RQFII請回國內救市，用于支撐A股指數。人民幣才走到門口又回來了。區別在于，從境外回來的人民幣已經是受控于外國投資者的人民幣。
證監會與商務部一樣醉心于招引外資入市，這與央行的政策取向也是矛盾的。在熱錢持續涌入中國的情況下，證監會通過擴大QFII額度吸引來的美元無疑增加了央行外匯儲備的壓力。QFII美元進入中國換成人民幣，央行馬上要發行央票或提高存準率來緊縮國內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抽取實體經濟的流動資金，使得實體經濟的經營環境更加惡化。這又進一步導致資本市場下跌，并進一步迫使證監會繼續擴大吸引國際資本入市救市的力度，最終形成惡性循環、不斷提高海外資本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控制力和話語權。
中國資本市場的建設者和監管者還沒有經濟“頂層權力”的概念，也不清楚中國資產定價權喪失之后可能產生的后果。他們沒有從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三者關系的角度和高度進行資本市場體系的設計和建設，而是單純地追求資本市場自身的擴張，以此樹立形象、體現政績。把資本市場建設當做形象工程建設和金融大躍進是極其危險的。盲目擴大QFII、RQFII投資額度和做空額度，片面發展股指期貨、國債期貨和融券做空制度，盲目提高外資在證券、基金、期貨等機構的數量和參股控股比例，放任外資機構的輿論平臺操縱國內資本市場的話語權，放松資本項目的管制，這一切加劇了中國資本市場定價權的喪失。
當國內機構投資者不再指望央行的貨幣政策而是指望美聯儲繼續維持寬松的垃圾美元政策的時候，當國內散戶投資者不再指望國內基金和券商引領投資方向而是指望美林、摩根和MSCI之類國際指數編制公司的時候，當外資金融機構的研究報告和信息發布平臺可以左右國內股票債券價格走勢的時候，當證監會發言人開始用QFII抄底來說明股市見底的時候，作為中國經濟“頂層權力”的資本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已經掌控在海外資本力量的手中。
五、結束語
從“經濟頂層權力”的角度可以找出中國經濟諸多重大問題的癥結，而解決這些重大問題，也要從重新掌控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開始。要實現“中國夢”，必須重新奪回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使得基礎貨幣發行權、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和人民幣資產定價權服務于中國的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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