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寫于“金龍魚”上市前夕。從“金龍魚”股票發行引發爭議到“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可以看到中國資本市場在“目標-制度-政策”框架體系內已經迷失方向。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是什么?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制度是什么?經濟政策與戰略目標、經濟制度之間存在怎樣的互動與制約關系?有關部門制定的經濟政策是推動戰略目標的實現還是阻礙這一目標的實現?是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還是背叛、破壞基本經濟制度，甚至是基本制度的掘墓人?這些原則性問題不僅值得資本市場政策制定者的思考，而且值得各部門政策制定者尤其是宏觀經濟金融決策者的思考。只有在“目標-制度-政策”框架體系中制定經濟金融政策，才能避免出現顛覆性錯誤。
最近有兩則社會熱點引起了民眾的關注：一是李嘉誠旗下企業在成都通過捂樓盤和曬地皮方式掙了100多億(詳見吳銘《對資本的關照就是對人民群眾的犯罪》);二是外資企業金龍魚即將登陸創業板，按照31.12倍市盈率稀釋10%股份，募集138.7億人民幣資金(詳見《即將上市的金龍魚公司出大事，603噸食用油檢出轉基因卻不標示》一文)，公司總體估值達到1387億元人民幣。如果金龍魚在海外上市，按照海外同類企業8-10倍市盈率計算，公司總體估值大約400-500億人民幣，同樣稀釋10%股份，只能募集資金可能不到40-50億，不可能募集到138.7億人民幣。金龍魚股票在創業板上市之后，二級市場估值可能達到2500-3000億，比海外市場估值高出2000-2500億元人民幣(編者注：12月11日金龍魚收盤市值是3741億，比海外市場估值高出3200多億)。外資搬運中國儲蓄財富的通道開始從房地產市場轉向了資本市場，而且搬運財富的規模更大、效率更高。
無論外資企業高價賣房、賣地還是賣股票，最終結果都一樣，都是把國內企業和居民的儲蓄財富轉化為外資企業的資產和利潤，未來都將消耗國家的外匯儲備而把外資企業的資產和利潤轉移到境外。改革開放以來，外資通過房地產市場渠道從中國搬運了數以萬億計的財富，并形成了國內企業和居民長期的沉重負擔。當房地產行業的景氣進入尾聲，我們是否又要向外資提供新的財富搬運通道，通過金融市場開放、外資企業股票上市流通和套現等方式讓外資搬走更多的中國儲蓄財富和外匯儲備?為了追求上市公司家數、交易量規模和手續費收入，證券交易所是否可以不顧國家整體利益和人民財富安全而競相讓外資控股企業上市?中國應該如何制定新時期的經濟金融政策，以便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民財富，而不是事與愿違地制造新的更大規模的財富流失?資本市場的各項政策是否應該納入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人民幣國際化政策等政策體系中進行統籌考慮?這一切屬于金融管理者必須審慎思考的重大問題。
判斷經濟金融政策的對錯與優劣，不應該基于本位主義的利益得失和部門的政績追求，而需要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體系。這就需要引入“目標-制度-政策”理論分析模型對經濟金融政策進行分析和評價。根據“目標-制度-政策”理論方法，所有經濟金融政策都不能偏離經濟戰略目標;同時，所有經濟金融政策都必須體現基本經濟制度的精神，不可違背特定歷史階段具體經濟制度的原則。有關政府部門的政策制定者不僅需要實現戰略目標的定力，而且需要堅守經濟制度的定力。二者缺一不可。
金龍魚之類的外資企業是否應該在國內資本市場發行股票并上市，必須接受“目標-制度-政策”模型的評估。
“目標-制度-政策”理論模型示意圖
自洋務運動以來，追求和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始終是中國經濟社會的戰略目標，而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是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制度保障。因此，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必須服務于中國實現真正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的制度精神，必須有利于保護和增進國民財富，防止財富流失。
資本市場的制度與政策必須服務于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具體是指：(1)資本市場必須有助于國內資本掌握各個產業的主導權，有助于建立國內經濟大循環，避免產業主導權被外資控制;(2)通過資本市場的金融服務，有助于國內工業裝備部門的快速發展，使其可以為各行各業提供核心裝備、核心技術和核心工業軟件，擺脫外國政府和企業的制約與控制;(3)本國資本控制的工業企業具有良好的國防裝備生產能力，民用工業與國防工業之間具有較強的轉換能力，國防工業實力強大;(4)國內企業可以借助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和并購重組功能，掌控國內外各類原材料采購的控制權和產品銷售的定價權，使得上游原材料控制權和下游產品定價權不受制于外資;(5)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的社會財富以工資、利潤、利息和稅收的形式由國內的勞動者、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擁有，而不是由海外資本所瓜分(如果大量社會財富被海外資本瓜分，那么，就無法實現立足于國內需求和國內市場的經濟大循環目標)。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與政策不得違背上述戰略目標。
金龍魚作為外資企業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與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顯然是相違背的：(1)金龍魚通過高市盈率募集了135億人民幣資金，進一步強化了外資企業在國內食用油領域的主導權和壟斷地位，進一步擠壓國內非轉基因大豆產業和非轉基因食用油產業的發展空間，進一步增強了國內市場對海外轉基因大豆與豆粕的依賴。(2)轉基因大豆及其豆粕不同于傳統天然大豆，轉基因大豆中的有毒蛋白和草甘膦殘留會導致腫瘤生長并破壞人的生殖能力，直接威脅人民健康并造成轉基因的環境污染。(3)金龍魚上市募集了大量資金，把中國人的儲蓄財富轉化為外資控制的企業資產，但這并沒有解決中國關鍵技術、核心零配件、工業基礎軟件等方面的短板，也不能提高中國的國防科技能力。(4)金龍魚在國內上市的市值比在海外市場上市高出2000-2500億元人民幣(編者注：按照最新收盤價已高出3200億元以上)，三年期滿發起人股票解禁之后，一旦金龍魚大股東在國內二級市場拋售股票套取現金，可以合法地把人民幣轉換為美元匯出境外，這將造成國內儲蓄財富和外匯儲備的流失，增加外匯儲備的兌付壓力。一旦發生國際列強主動對華挑起戰爭等事件，外資企業集中拋售股票并擠兌外匯，勢必產生嚴重的兌付危機，引發人民幣的匯率崩盤。外資企業在華上市不是有助于增加中國的財富，而是有利于外資向境外搬運中國的財富，沖擊中國的金融體系。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美國可以允許外國企業上市而中國不可以呢?這是因為美元紙幣是全球儲備貨幣和全球結算貨幣，美元紙幣購買任何國外企業的股份和債券都屬于零成本的占有，但是，中國以美元為主要資產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不是依靠印鈔機印出來的，而是用中國商品、中國資源和中國企業股權即通過“賣血”和“賣身”換來的，外資企業在國內資本市場高價募資、高價減持并換走外匯儲備，本質上是對中國國民財富的血腥掠奪。
根據最新統計，滬深兩市外資戰略投資者持股市值已達到1.35萬億，已有100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是外資戰略投資者。一旦美國對華發動“軍事戰+金融戰+網絡戰”等立體混合戰，這1.35萬市值的外資籌碼是配合股指期貨做空中國的重要砸盤武器。當然，理論上中國可以通過增發貨幣承接1.35萬億外資拋售的股票籌碼來穩定資本市場，但是，外資一旦成功拋售股票獲得1.35萬億人民幣現金，馬上可以要求兌換美元并沖擊國家外匯儲備。如果國家外匯儲備無法承受近2000億美元的集中兌付壓力，那么，這將導致人民幣的匯率崩盤。無論中國股市崩盤還是匯市崩盤，或者二者同時崩盤，即股匯雙殺，都將對中國經濟和國民財富造成難以想象的巨大沖擊。
只有中國證監會和交易所的金融官員真正認識到美國的美元與中國的美元之間存在的根本不同，才能真正理解為什么美國可以允許外資公司在美上市、而中國決不能讓外資企業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市。在人民幣尚未替代美元紙幣而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之前，中國不僅不應該用國內的商品、自然資源和企業股權去換取美元紙幣以增加外匯儲備，而且不應該讓外資企業在國內高價上市、高價減持來消耗國家的外匯儲備。一句話，外匯儲備的有限性，決定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有限性。這是約束中國對外開放的鐵律。這個角度也可以說明：在人民幣尚未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的前提下，目前一系列大力推進資本項目開放的政策措施都是極度危險的，都是違背經濟金融規律的主觀主義冒險行為，都屬于終將釀成重大經濟金融危機的顛覆性錯誤。
中國資本市場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子系統，因此，資本市場的制度與政策必須契合于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之前提，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精神。資本市場的制度與政策必須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不能成為破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爆破點。外資控股的金龍魚在國內資本市場發行并上市，不僅無法體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精神，而且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精神相沖突。
中國資本市場具有數以萬億計的資金動員能力和資本引導能力。日益強大的中國資本市場是服務于本國產業還是服務于外國資本?是增加中國企業和居民的經濟實力還是幫助海外資本洗劫中國數十年的財富積累?是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還是破壞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從長遠的歷史角度看，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同的答案選擇將決定國家和民族的興衰。
2018年6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提高政治能力，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善于從政治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只有從政治上分析問題才能看清本質，只有從政治上解決問題才能抓住根本。”金融雖不創造財富，但金融屬于配置資源、分配財富的經濟統治工具。金融安全直接影響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此，金融部門領導干部更需要提高政治能力和政治站位，制定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政策更加需要講政治。具體而言，一切金融對外開放政策，必須服務于中國實現真正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之制度精神，必須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形成經濟金融政策之間的銜接與平衡，杜絕本位主義和各自為戰，避免金融開放“洋躍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福州大學民建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2020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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