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12月11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2021年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要整體推進改革開放，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夯實農業基礎，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要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系統評估和總結，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做好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要抓好各種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范。
其中，“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表述，十分精煉的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制度優勢，同時也是中國制度的底線，那就是：既充分發揮資本在推動生產力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又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是中國制度的核心優勢之一，需要長期堅持。
長期以來，有人習慣于把改革開放簡單稱為“市場化改革”，認為改革開放成功得益于市場作用越來越大、政府作用越來越小。因此，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時，總是有人片面強調前半句，而忽略后半句。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定語。就是要堅持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
亞當·斯密(1723-1790)生活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時代，他在《國富論》中痛斥資本家通過操縱和賄賂政客來剝削工人，呼吁結束這種官商勾結，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可見，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對政府干預，而是反對那種“同資產階級勾結起來壓迫工人的腐敗政府”，這一點同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資本論》第24章以“所謂原始積累”為題，譴責資產階級政府“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把工人剛剛爭奪到的結社權剝奪掉”，“使領工資的工人陷入……奴隸般的依賴狀態”。
以資本為中心的自由市場經濟導致經濟和社會全面危機。為利潤而生產、為追逐資本增殖而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這種生產方式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但也是造成周期性危機，是對人、對自然、對社會造成巨大破壞的根源。《資本論》第三卷解釋了資本主義為什么會周期性發生經濟危機、從而最終將走向崩潰。其理論依據是“利潤率下降規律”。《資本論》將其表述為：“在剩余價值率不變或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利潤率會逐漸下降。”從一般利潤率下降的規律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周期理論，正是由于資本對利潤的追逐，推動著生產規模越來越大;但同時，由于財富中的大部分被資本家所獲得，勞動者的購買力相對于不斷擴大的企業產能實際上是趨于下降，于是，生產出的東西賣不出去，資本周轉中斷，企業只能被迫閑置生產力，于是經濟危機就發生了。
所以，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開始，對其的批判就一直存在，其中最為影響深遠的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追逐利潤為主導的生產方式，最終將導致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的尖銳對立，從而使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擴大和集結，最終資本主義將培養自己的掘墓人。
然而，歷史并沒有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前進，社會主義是首先在蘇聯、中國等東方落后國家實現的。然而，由于這些國家并不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充分暴露的情況下建立的，所以就面臨著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如何對待資本、如何對待市場？這是馬克思并沒有回答的問題，也是西方國家沒有條件回答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條不同于蘇聯、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資本和市場，又利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約束資本和市場，讓資本和市場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這種模式，既不同于蘇聯的消滅市場，也不同于西方國家讓資本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而是從人類歷史在當前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出發，既充分發揮市場和資本的作用，又把這匹烈馬帶上轡頭，不允許市場的作用無限膨脹，不允許資本對社會的支配權力無限擴大。
既利用市場和資本，又約束市場和資本，這一思想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傳統中國，盡管商品經濟還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國家通過直接的經營行為影響市場供求，達到特定目標的做法早已有之。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即是通過國家干預重要物質的生產，和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戰，達到屈人之兵的效果。西漢武帝把當時最重要的鹽、鐵兩產全面收歸國家，用于支持戰爭開支、提高國家財力、抑制地方割據。
實際上，這個問題的本質就是，如何處理國家和民間大資本的關系。近代以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既要發展資本主義，但又要節制資本。孫中山經濟思想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節制資本”，他早年游歷歐洲，親眼目睹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造成的大資本壟斷、兩極分化和社會危機，故而提出三民主義的主張，主張“大資本、大土地國有”、“土地漲價歸公”。實際上，孫中山晚年已經成為社會主義者，他認為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在既利用市場、又約束市場這方面，做法是一致的，只不過隨著發展階段不同，程度和表現形式有所差別。
改革開放前，人們往往更多注意到，毛澤東強調中國要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面，但是往往忽略，毛澤東首先是強調要承認和利用資本主義因素，同時又要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約束和限制其負面作用，讓其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些思想生動體現在他關于資本主義的兩句話上，一段是1956年12月說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一段是1974年在長沙同周恩來徹夜長談時所說：要研究列寧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在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反對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超越歷史階段消滅商品交換、私營經濟和價值規律。同時，毛澤東又強調，不能無原則地全盤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體系和價值觀。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既強調大膽引入市場機制，又強調要節制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地走了邪路了。”1990年4月在會見外賓時，鄧小平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在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能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私營部門也迅速發展起來，并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如何看待中國的私有制經濟，有兩種不全面的看法。一種是夸大私營部門的作用，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因為告別了公有制、引入了私有制，并以此來指導當前的改革;而另一種則是把當前市場經濟存在的假冒偽劣、市場秩序混亂、收入差距擴大等歸因于私營經濟的發展。這兩種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不全面。
今天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同舊中國的私營經濟、西方國家的私營經濟有著顯著的區別。這種區別的核心就是，中國的私營部門是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的私營經濟，從而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組成部分。
中國的私營經濟在政治上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其同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的根本不同。盡管私營企業黨組織并不如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政治領導核心作用那樣突出，但是畢竟可以保障黨的思想理論和路線影響企業。甚至有一大批有著黨政部門和國有企業從業經歷的民營企業家，在黨的建設方面也很規范和重視，把黨的政治和組織優勢轉化為規范企業管理、企業的競爭力。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和私營資本之間是一種新型的關系，在資本和權力之間有一道防火墻。不同于西方國家，大型壟斷資本可以直接影響和操縱政權，中國的制度不允許資本影響政權，盡管目前也確實存在著資本和權力進行交易的狀況，但是這種做法在中國是不合法的，也是不符合黨的紀律的。
2016年3月，習近平同志將其概括為“親”、“清”二字概括的新型政商關系，“親”就是黨政部門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幫助企業發展，搞好服務;“清”就是劃清資本和權力的界限，遵紀守法辦企業，不能通過權錢交易介入政治權力。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可以避免形成資本“贏者通吃”。
當然，上述這些優勢要在制度上予以規范和定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既需要中國共產黨堅持自己的宗旨，也需要民族資本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那就是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民族利益、堅持社會責任，不做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損害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能夠始終堅持這些，那么中國的民營經濟和社會主義就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民營經濟突破了這些底線，那么也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產生了沖突。這是長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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