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疫情后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為什么感覺身邊人都沒有一點危機感?本文從理論上梳理了經濟危機是怎么發生的，并結合現實情況進行了簡要的分析。時間線會拉回到08年的次貸危機，以及七年后的供給側改革。
經濟危機到來時，消滅過剩生產力的操作其實就是“浪費”。不論是海外傾銷還是去產能，抑或發動戰爭，都是對生產資源的"浪費"。用“浪費”來解決經濟問題不合理，思路就轉向以刺激有效需求為綱。凱恩斯主義解決消費能力不足的辦法就是借錢給這些人，這樣生產和消費剛好達成平衡狀態。
但是，借來的錢是要還的!
一旦還債周期到來，人們就必須壓縮消費，于是消費與生產再次失衡。
所以信貸寬松不解決根本矛盾，只能暫時緩解生產與消費不平衡的問題，還同時創造了“債務周期”。疫情后各國債務再上一層樓，直接償還已無可能，債務貨幣化是最后的解決路徑。簡單說就是超發貨幣稀釋債務。但是信用貨幣的發行是通過政府企業居民背負債務來實現的，用更大的債務來解決眼前的債務。那么累積到未來的債務怎么辦呢?能否一直無限循環下去?
工業革命之前，人們生活所需皆來源于人和牲畜的“肌肉做功”，能源轉化來自于食物中的化學能。
由于地表食物總量有限，食物化學能→肌肉做功的轉化效率又極低，所以人類社會的經濟總量一直沒有什么變化，故而稱為存量時代——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發展周期以殘酷的馬爾薩斯陷阱為分界。
工業革命之后，人類迎來增量時代——地球億萬年來所儲存的地底能源得以釋放，人類結束了存量爭奪進而轉向追求集體增長。
看到了增長，人們便“相信”增長，于是“信用”就產生了。
老王相信自己未來收入會越來越高，便敢于向銀行借貸，銀行也相信老王會賺到更多的錢，便愿意借貸給老王。有了信貸，也就有了債務周期。
資本主義的發展可粗略分為兩個階段：商品化時代和金融化時代——以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為臨界。
在商品化時代，財富來源于生產。
在金融化時代，財富來源于資本控制下的財富流動。
作何理解?
在商品化時代，誰控制了機器、工廠、土地等生產資料，誰就能賺到大錢。
金融化時代要簡單很多，誰有錢誰就能賺到更多錢。
全球化令資金“水往低處流”——資本流入人權底線更低、環保要求更差、人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通過控制全球的生產和商品流動創造更高的利潤。
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相對于封建社會“按種姓分配”要進步得多，但bug也很明顯，因為資本家過多占有社會財富是造成生產與消費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道理很好講，假設：酒廠生產了100瓶酒，每瓶售價100。酒廠的營業額是10000。廠長向工人支付工資2000，向生產原材料的農民支付采購成本3000，剩下利潤5000。
所有的工人+農民的消費能力只有5000，所以能消費50瓶酒。廠長有5000的消費能力，但肚量有限只能喝掉10瓶酒，那么就有40瓶酒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就是過剩產能，就要減少投資，裁員，減產…… 工人和農民的收入進一步減少，消費能力也隨之下降，于是陷入通縮的惡性循環。
當生產過剩與需求不足同時存在，經濟危機就發生了。
解決危機的邏輯就是：消滅過剩生產力或者擴大有效需求。
消滅過剩生產力的操作用兩個字就可以形容——浪費。不論是海外傾銷還是去產能，抑或發動戰爭，都是對生產資源的浪費。
用“浪費”來解決經濟問題怎么看都不合理，于是思路轉向以刺激有效需求為綱。凱恩斯主義解決上述例子中問題的方式是借4000給工人和農民，這樣他們就能消費掉全部的90瓶酒了，再加上資本家消費的10瓶，生產和消費剛好達成平衡狀態。
但借來的錢是要還的!
一旦工人和農民的還債周期到來，他們就必須壓縮消費，于是消費與生產再次失衡。
所以信貸寬松不解決根本矛盾，只能緩解生產與消費不平衡的問題，還同時創造了“債務周期”。
經濟危機在商品化時代表現為生產危機，在金融化時代表現為債務危機。各國決策者的注意力都聚焦到如何解決債務問題上。
疫情后各國債務再上一層樓，直接償還已無可能，債務貨幣化是最后的解決路徑。
簡單說就是超發貨幣稀釋債務。
但是信用貨幣的發行是通過各部門(政府、企業、居民)負債來實現的，這就等于用更大的債務來解決眼前的債務。那么累積到未來的債務怎么辦呢?能否一直無限循環下去?
貨幣能否繼續超發，債務能否循環累積，有兩個基本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個是匯率問題。
貨幣超發→ 貨幣貶值→ 資本流出→匯率崩潰……由于貨幣信用即是國家信用，所以匯率崩潰通常會導致政治危機，加劇資本外流，造成惡性循環。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全球同時寬松”，作為世界央行的美聯儲的行動尤為關鍵。事實上，美國利用其美元霸權的優勢，多次通過美元的擴展和收縮周期將其國內的債務問題輸出到全世界，70-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的東亞債務危機都與此有關。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聯儲帶領全球開啟QE之路，進行貨幣擴張，2014年之后則開始縮表引導美元回流，俄羅斯、土耳其、阿根廷……新興國家紛紛遭遇匯率危機。
第二個是貨幣傳導機制的問題。
上圖是較為理想的貨幣傳導途徑，超發貨幣通過金融部門最終流通到了消費領域并刺激生產部門的增長。
但現實的阻礙在于金融化。與金融化相伴相生的是“產業空心化”和“資金脫實向虛”。
過度金融化會造成貨幣在金融領域空轉
無法向下流通到勞動力密集的產業
無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人們的收入水平就得不到提高
無法提高消費（內循環不通）
生產部門利潤減少
工廠減產、裁員
就業進一步減少、消費進一步減少…… 惡性循環。
居民消費是經濟問題得以解決的最后一道防線，經濟結構改革也需要消費做依托，有消費才有生產，而生產才是經濟的本質。
然而居民消費卻始終在貨幣流動金字塔的最下層，也就是說“寬松”之前需要完成經濟結構改革才能實現貨幣的良性傳導。
可惜的是，我們錯過了兩次經濟結構改革的機會。
第一次是2008年，彼時金融危機美元寬松，大量熱錢流入，本幣匯率看漲，當時是決策者進行全球投資收購的良機，不僅成本低還能快速縮短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可當時央行跟著寬松，取消地方債限制，然后就接連發生了房價翻倍的故事。
第二次是2015年，當時決策者在面臨經濟失速的問題時，應考慮到經濟結構改革的問題，卻輕信了“中國居民儲蓄率高”而再度選擇“信貸寬松”，把房地產變為印鈔機，把居民當做最后借款人，甚至慫恿掏出“6個錢包“來購房。這一輪操作的后果非常嚴重，不僅讓房價飛漲制造出了危險重重的樓市泡沫威脅銀行系統，還讓居民背上巨大債務進而限制了消費，更制造出了龐大的金融+地產利益集團，阻礙貨幣正常流通與經濟結構轉型。
以上，積極財政所推動的“需求端刺激”需要先解決貨幣傳導的問題，而“金融化”是攔路虎。
在前文所講述的例子中，假設工人工資是4000，農民采購金是5000，廠長利潤是1000，不就剛好能夠消費掉100瓶酒了么?為什么不能這么做呢?
為什么大家都認為換個總統上臺并不能解決美國”空心化“的問題呢?
其實兩個問題的答案是一樣的!
只有掌握政治權力，才有資格制定財富分配的規則。但是提出權力要求的階級又必須掌握絕對主導社會的力量，其要求才會得到回應。
資產階級掌握了工業化的成果，所以國王必須向其讓渡權力。時至今日，工業這一創造財富的能力仍在資產階級手中，所以我們無法脫離現有的、既定的權力框架去討論分配問題。
分配問題不是短期能解決的，而債務問題卻是眼前的，從決策者的角度看，制造通脹以貶值債務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網友談
房地產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在實體工業鏈中所占比重過大，擠壓了其他產業發展。另一個是依托在房地產業上的金融產業中用于投機的金融泡沫太大，例如次貸、杠桿這些。
08年造成房地產的產業鏈比重過大，從而推動了15年的供給側改革，也因此誕生了金融產業方面各種新的問題。
發展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本是好事兒，但要防止本末倒置。
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隨著社會發展，出現問題，提出設計，解決問題，出現新的問題，再提出設計再解決。
關鍵時刻能夠及時調控，比如這次的螞蟻暫停上市，讓民眾看到決策層的決心和監管層面的力度。
就業的問題是目前籠罩在后疫情時期的烏云，雖然暫時很多人感覺不到，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負面的效應會逐漸顯現，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決心。讓民眾幼有所養，老有所依。
轉載自：公眾號“社長有點野”
編輯：原人大經濟論壇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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