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決定社會生產的是賬本。這是我說的。
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為利潤而運動。
利潤可以是貨幣，可以是債務，可以是產權，總之，是可以加強對勞動力控制的媒介物。
當資本無利可圖的時候，自然就壓縮投資。于是，交易規模下降，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直到減低到維持有支付能力的人群的有效需求能支持的經濟規模為止。
要讓經濟循環保持在較高的規模，必須有一個工人和資本家以外的有支付能力的第三方，不斷為資本提供貨幣、債務或產權。需要注意的是，這里說到的債務，是有望償還的債務。毫無支付希望的債務，不被認為是利潤。
資本主義早期，在資本沒有擴展到極限的時候，封建領主的金銀、債務和土地產權都可以成為利潤。隨著封建領主的破產，這種第三方不復存在。
資本主義中期，中小資本的貨幣、債務和產權，可能成為大資本的利潤。隨著壟斷時代的來臨，中小資本要么被兼并，要么微利維持。這種第三方不復存在。
早期、中期資本主義工業國，相比封建農業國，在生產力方面有壓倒性優勢。于是，資本主義各國把封建農業國整合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量輸出產品、占據產權、獲得債權。隨著資本主義擴張到全球，這種第三方也不復存在。
上世紀初，由于沒有可以提供支付能力的第三方，資本主義列強撞在一起，撞了一次不夠，撞了兩次。
資本主義國家推行赤字財政刺激經濟，赤字財政最終無非是選擇“滯漲沫崩”中的一種或幾種。
這方面不再贅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小國有企業的債務和產權、中小私企的債務和產權、居民的債務、地方政府的債務、海外出口利潤，先后成為利潤。這些債務和產權為了資本提供了多少利潤，大家可以自己估算一下，還能提供多少債務和利潤，大家也可以自己估算一下。
海外投資獲得的產權和債務是否可以成為利潤，目前看并不確定。
本世紀初以來，國內經濟循環的第三方由地方政府主導。
地方政府貸款或發債搞基礎設施建設，修路、修地鐵、修廣場、修機場、修車站、搞棚戶區改造、搞亮化工程、搞綠化、搞郊野公園、搞第一土司樓、搞巨型關公像、搞第一女神像……拉動一波GDP。
地方政府賣地還債，開發商貸款買地，蓋小區，蓋寫字樓，蓋商鋪，蓋城市綜合體……拉動一波GDP。
開發商買房還債，地方群眾貸款買房。開發商實現利潤，還債，利潤落袋。
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全國所有城市幾乎翻修一遍，舊貌換新顏。城市面積迅速擴張，住房價格扶搖直上。許多地方出現大片的鬼城。粗鋼、水泥、建筑機械產能爆發性增長，除了霧霾，還給自己起了一個”基建狂魔“的諢號。
三類人迅速致富，一類是干工程的，一類是蓋房子的，一類是為政府、開發商、居民提供貸款的。
這個循環的規模，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勞動者債務總量必須大于開發商的債務總量，開發商的債務總量必須大于政府的債務總量。但是，勞動者的收入總水平，必然小于需要他們消費的房產的總價格，其中的差額，就是各層資本的利潤。為了讓這個循環能順利進行，要么有外來的其他財富支付利潤，要么需要政府不斷擴大這種“借債—賣地—賣房”循環的規模。
于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在不斷滾動;開發商的開發的樓盤總量在不斷滾動增加;勞動力有活干;民間債務總量在不斷增加;房價不斷上漲;貨幣總量不斷增加;干工程的、蓋房子的、搞金融的，都發了大財。
突然有一天，地方政府要求嚴控地方債，同時要求嚴格限制給開發商提供貸款了，這個循環就出問題了。
嚴控地方債，地方政府發債搞基建，拉GDP就極度困難。
嚴控開發商貸款，開發商接盤政府的債務極度困難。簡單地說，地方政府地不好賣，債不好還。
由于嚴控地方債，地方政府想借新還舊都不容易。
由于地方政府拉GDP困難，民間收入下降，雖然鼓勵民間買房，甚至取消限購鼓勵中上層勞動者甚至中小資本家買房，但是考慮到收入下降的趨勢，沒有多少銀行敢在勞動者、中小資本家收入下降、失業甚至破產的情況下提供貸款。所以，民間接盤開發商的房子也困難。
原先地方政府用自己的信用給經濟注入貨幣滾雪球，現在這個循環被切斷了。
切斷這個循環的貨幣來源，是不得已的事情：
一方面，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已經到了償還債務產生的利息都困難的地步;
一方面，房價已經高的離譜，既是沉重的負擔，也隨時可能因為樓市暴跌導致債務崩塌;
一方面，從去年以來，豬肉、玉米等農產品的供應就不理想——雖然今年豬肉價格有向下的趨勢，但是玉米和豆粕價格暴漲，對豬肉形成有力的支持。畢竟截至目前，以人類的科技，還沒有培育出僅靠喝西北風就能育肥的豬;
一方面，外匯儲備減去外債余額之后，可供自由支配用于抑制本幣貶值的余額不斷下降，相比之下，廣義貨幣不斷上漲，一旦出現資本外逃的趨勢，有限的余額應對貶值的壓力，完全是杯水車薪。
目前看，這個循環重新獲得貨幣，繼續滾雪球相當困難。即使拋開地方財政壓力、房價壓力和人民幣貶值壓力導致的隱患不說，玉米和豆粕價格回落，也要等到明年秋收前后。在此之前，多少債務人熬不過去?
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一般理想地區。
實際上，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發動機省份的貨幣循環和內陸地區的貨幣循環，都與理想模型有差異。
東南沿海地區的發動機省的第三方，除了地方政府，還有出口貿易。地方政府不能借債開發，開發商不能借債發展，“借債—賣地”的內部資金來源受限以后，民間還有來自海外的貨幣來源，相比內陸，這些地區的勞動者和中小資本接盤房產難度較低。
由于有勞動者和中小資本接盤，賣地相對順利，地方政府還債相對容易。
雖然全球需求總量下降，但是由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血汗工廠停產，這些地區的中小資本因禍得福，獲得的訂單反而超越往年，于是出現了“強勢反彈”。
還有一些地區，由于各種原因，或者接受全國匯聚的利潤，或者每年接受大量的轉移支付，這些地區相當于有外來的第三方。
只要前期別欠太多的債務，這些地區的日子也不太難過。
當然，這些地區匯聚的利潤，或者接受的轉移支付，如果不是來自中央財政赤字，就是來自發動機省。如果發動機省的轉速下降，這些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總量也會下降。
多數地區，介于發動機省和轉移支付地區之間。有一定的出口，也有一定的轉移支付。但是，注入這些貨幣對經濟的作用，遠遠不如地方政府的“借債—賣地—賣房”循環強勁。
這些地區，目前最困難。
許多地方國企，這幾年也承擔了提供利潤的第三方的責任。
大量的國企，不斷通過關聯交易等方式，向社會注入利潤，同時增加自己的債務。
在流動性比較寬裕，全社會可以不斷借新還舊，國企可以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的時候，一切都好。一旦借新還舊困難，巨大的敞口就會暴露出來。
一般來說，中青年干部從國企進入黨政系統，意味著前途光明——這樣的干部懂經濟，有魄力，掌握過全局……
一般來說，中老年干部從黨政系統空降國企，意味著等待退休——黨政系統沒有更多的位置安置他們，給他們一個待遇，去拿年薪……
人，一旦失去奮斗目標就沒有奮斗的動力，一旦失去奮斗的動力，往往就容易墮落。許多地方國企的接連幾任領導，都是前腐后繼……
國企增加債務，對手增加利潤。這些利潤一部分輾轉流入房地產市場，為地方政府接盤，一部分流向其他地方，脫實入虛。
需要注意的有兩點：
一，接盤未必是在當地，比如西部的資金可能流向省會，也可能流向成都。東部的資金，可能流向北上廣深杭。其他地區資金外流，發動機省錦上添花。
二，與不斷虧損的國企做對手盤，侵蝕國企利益的，往往是腐敗分子的親友、情婦，這些人本身就不是做實業出身，他們的實業，其實是套現腐敗分子的權力。所以，他們獲得利潤，要么買房，要么轉移，要么投機，讓他們搞實業，確實勉為其難。
一些地方政府的選擇是改制，在蛀蟲掏空以前，把國企變現。既然不能找到大公無私的經理人，就不如趁現在還有點資產，換點現金，也能填補一下地方債的窟窿。
至此，地方政府的債務減少不少，但是擁有的資產量也大幅下降。
除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國企，勞動者的資產和債務也能成為利潤。
勞動者買入當地的房產，擁有生活資料同時增加債務。這是增加債務的第一層級。這樣的債務，對應的是銀行的貸款。勞動者還不上貸款，就用房產抵債，對銀行來說，風險較小。
某些小額信貸，貸款人根本拿不出相應的抵押物。這種增加債務的下沉市場服務，把債務的觸角伸向勞動者信貸市場的更深層。這些貸款沒有抵押物，為了確保勞動者償還債務，必須引入信用體系。
經過這兩輪，繼續增加勞動者債務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不是說不能增加，而是說繼續增加的話，必然導致風險激增——債務達到一定程度，就是信用體系也不能避免債務人不逃廢債務。
進一步考慮的話，對未來利潤的預期與債務一樣，也可以成為利潤的一種。追求這種利潤，在短期內也能引起投資的高潮，但是從長遠看，由于壟斷和減少中間環節，則必然導致經濟規模的萎縮。
大量的傳統行業，引入互聯網因素，實現兼并和壟斷。
某一個行業，比如商品零售業，引入互聯網因素以后，總體利潤是下降的，但是個體利潤是上漲的。
互聯網+的模式，很快滲透到各行各業，把未來的利潤深耕了一遍。如此考慮的話，由兼并導致的中小資本成為大資本的利潤的模式，也已經被挖掘得接近極限了。
此外，資本增加利潤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增加就業的方式只有實業生產。實際上，由于網絡基礎設施的存在，互聯網的本質是減少流通環節，節約成本，所以互聯網+的模式，并未帶來預期中的實業投資高潮，相應的投資高潮更多的是在金融市場，一群碼農獲得了就業機會，但是更多的中小資本家失去了客戶，他們的資產變成其他資本的利潤，更多的傳統產業勞動者失去了就業機會。資本兼并創造就業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可能是減少就業。
至此，如果不考慮出口、工業革命、領地擴張的話，還能成為資本的利潤的，大約還有幾樣：農村的土地、養老金、殘余的地方國企、央企、礦產所有權。如果算上未來利潤的預期，大致還能包括：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
這些基本都屬于八大穩定器。
強烈呼吁：深化改革必須保護并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四大穩定器
這些都不能輕易動。
除此以外，還有城市的房產。不過，許多城市人的房產在還清貸款以前，未必屬于自己，他們很可能因為無法償還現有債務而失去房產。這是一個產權與債權湮滅的過程，基本不會引起實體投資高潮。
私人資本進入進入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的過程，很可能類似互聯網+傳統產業的過程，只能在金融領域產生一定的效果，未必能引起實業投資的高潮。畢竟這些資源是現在已經存在的，資本進入這些行業，不過是引起所有權的變化而已。
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刺激內循環增加就業，重要的不是提供消費便利或者產品樣式，而是讓消費者擁有消費能力，讓資本獲得利潤。如果不能解決利潤問題，各種各樣的創新，最終要么是無疾而終，要么是醞釀更大的麻煩。
目前，外循環也同樣面臨利潤天花板。
低端產品的市場總量基本已經飽和，目前國內勞動力的價格由于地租等原因，已經很難有下降的空間，與勞動力更廉價的越南等國競爭。疫情期間，一些第三世界血汗工廠無法開工，導致發動機省一些行業訂單增加甚至暴漲，這種狀態是否穩定，能否持久?
高端產品需要自己研發。發達國家出于維護其在全球統治地位的需要，必然會限制高端制造業的技術流散。我們很難想象洛馬、波音、通用、雷神一類公司把研發放在中國，由中國人完成。國內企業要超越這些公司，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和龐大的市場分擔成本。即使有國家意志，也未必能成功——蘇聯當年傾盡國力，在高科技發展方面僅僅是亦步亦趨，給世界留下了”傻大粗笨“的印象。唯利是圖的企業，稍微有自知之明，也不會主動挑戰這些公司的。
海外來華投資，如果市場向內，則面臨無法產生利潤的問題，如果產品輸出，則面臨低端市場飽和，高端市場觸及技術天花板。外資不是不進入中國，而是進入以后，大多進行金融投機，拉動就業效果微乎其微。這些外資，俗稱熱錢，意味著快進快出。
中國對外投資，拋開金融產品投資不說，面臨對方沒有支付能力的困境。第三世界國家的貨幣不是貨幣，因為其他國家拒收。第三世界國家的債權不是債權，因為對方根本沒有償還能力，也從來不打算償還。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的所有權，可以算為利潤，但是能不能落袋，需要看武力是否支持。這些資源實際上已經是發達國家的囊中之物，沒有挑明而已。第三世界國家的垃圾政權自然可以像拐子賣香菱搞一女雙嫁，但是中國能不能把已經下了聘禮的香菱弄回家，是當薛蟠還是馮淵，就要看實力了。
新的利潤模式在何方?科技暴走?空間擴展?債務歸零?資本下鄉?
目前各個大學陸續爆出一些圈里人早就熟知的事情。在個人為私利運動最大化的社會中，科研工作者自然也不例外：弄虛作假，壓榨學生，套取經費。以目前的科研模式下，雖然論文數全球第一，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實際價值?何況，即使像美國一樣引領全球科技革新，由于基礎理論相對停滯，科技創新的速度也不能引發新一輪工業革命。
許多人使用鍵盤叫囂空間擴展。擴展了空間，可以輸出產品，獲得勢力煩惱內國家的資產，這些資產可以成為國內資本的利潤。這是老牌列強走過的路。不過走這條路并不容易，拋開來自其他既得利益列強的阻力不說，這些人如果真有這樣的決心，應該首先去埃塞俄比亞幫助當地的中國人撤退。如果這些人的決心足夠大，足夠勇敢，堅定實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教他做人“，當地的中國人還有必要撤退嗎?
表面上，貨幣貶值，讓地方政府和勞動者從債務中解放出來，開始新一輪欠債消費。實際上，一旦欠債不用還，資本會在第一時間瘋狂增加債務。所以，如果選擇這樣的路線，必然導致資本大規模增加貸款，投機生產生活必需品，日益脫實入虛。畢竟，投機比生產容易多了。
資本下鄉，掀起新一輪基建高潮，勞動力進城，壓低勞動成本繼續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爭奪市場份額?拋開道義不說，這樣的操作必然強化資本的統治，激化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矛盾。
什么樣的利潤模式，能在“借債—賣地—賣房”循環停滯以后，取而代之，挑起經濟循環的大梁，目前看不到。
上次中國遇到類似的情況是1990年代，大批企業倒閉，工人下崗，通貨膨脹，經濟長期中低速增長。最終，由住房改革推動的”借債—賣地—賣房“內循環加”加入WTO以后成為世界工廠“，創造了利潤來源，打破了困境。
強調新動能，就是原有的動能已經不足了。資本的擴展，總是伴隨著對物質資源的控制的增強。當資本控制一切能控制的資源的時候，資本就會進入休眠。
目前看，原有的利潤模式已經走到極限，如果沒有新動能，蕭條將是長期的，同時伴隨著通脹和殘酷的金融資本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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