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高值醫用耗材集中帶量采購的新聞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冠脈支架價格的下降幅度，從1.3萬元直降至700元左右，人們在為價格下降高興的同時，也不免心生疑竇：為什么這一救命器械存在這么大的暴利空間?甚至被人們稱之為暴利堪比販毒。
據說，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用到了患者身上便成了2.7萬;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用到了患者身上便成了3.8萬。
這是什么樣的經濟法則在起作用?
1953年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講到了過渡時期的諸多問題，對于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他這樣說：
“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就是剝削剩余價值，說穿了，就是唯利是圖，這一條已經受到了限制。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但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事物受了限制，法則也受限制。”
很顯然，冠脈支架長期的暴利存在，它執行的是一條唯利是圖的經濟法則，而且是一條沒有受到限制的經濟法則。
這與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背道而馳的。
什么是社會主義?毛主席曾有一個最通俗的認識，所謂社會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為了這個通俗的主義，無數的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建立了一個新社會、新國家，它的“新”在何處?那就是它要建立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新法則，見之于經濟方面，就要行社會主義經濟法則。
1953年10月15日，為了開好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他對過渡時期一些路線、方法等問題作了一些講話，談到農業互助合作問題，他說：
“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
1954年9月13 日，毛主席審閱修改《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草稿)》，在說明新中國成立五年來的巨大變化的地方，修改為：
“五年來的生活充分證明，由目前復雜的社會經濟狀況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社會 ，是我國應當走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不搞資本主義，這是毛主席的大政方針，那就必須要找一條和執行一條社會主義的法則。
但找到這樣一條經濟法則并不容易。
1957年4月25日，毛主席在同保加利亞新任駐中國大使涅加爾科夫談話時說:
“建設社會主義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讓幾億人民都和平共處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設了社會主義，丟了人民，建立了重工業，丟了人民，這是不成的。”
毛主席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重要貢獻，就是認識到價值法則的存在。
1958年10月31日，他在同河北省一些地方領導談話時，詳細尋問了人民公社的發展情況，他指出“每個人民公社都要種商品作物，如果只種糧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發工資。山區可以種核挑、梨，可以養羊，拿到外面去交換。”他在談話中說道：
“現在是社會主義，價值法則還是存在的。”
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在鄭州會議最后一次會議上，結合《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著重講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問題，他說：
“我們對于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要研究，這是個必然性。整個客觀規律是不是就是我們這一套，是不是還要有新的增加，是不是我們會跌筋斗、垮臺，我還是把這一方面考慮進去。……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
毛主席的價值法則，是與人民公社構建過程中存在的另一種傾向截然不同的，這另一種傾向就是否定價值法則，搞“共產風”，表現為“一平、二調、三收款”。
1959年2月27日，毛主席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他對這另一種傾向進行了批評：
“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所謂‘共’各種‘產’，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
在3月1日的會議上，他說：
“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僅適用于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內部，也不僅實行于全民所有制的產品跟集體所有制的產品之間，而且也實際上實行于國有企業各部門之間。世界上的東西是相互交換的，大體是等價。忽然一股風，一平、二調、三收款，完全破壞經濟秩序。……等價交換不要一句?沒有經濟法則?有多勞多得，并不等于等價交換，可以叫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把等價交換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結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實行等價交換的，搞一平二調的，農民一定瞞產。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國農村發生大恐慌，怕共產，從桌椅板凳開始，還有大煉鋼鐵中的獻寶，什么破銅爛鐵，都無代價地拿走了。放‘衛星’，今年要盡量節制，現在有什
么體育‘衛星’，有什么詩歌‘衛星’，還有什么收購‘衛星’、提款‘衛星’。現在有些同志心里還在想共產主義。”
在3月5日的會議上，他說：
“現在問題是在縣和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
1959年8 月 11 日，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全體會議上，毛主席說：
“去年一年，今年這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績，而且有反面的成績，比如‘共產風’、浮夸之風吹遍全國，強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換、等價交換、價值法則，還有比例失調，市場緊張，引起城鄉各階級緊張。這大為教育了我們的同志，學會什么叫價值法則，什么叫等價交換。這是個大學校。”
面對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有關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問題的混亂情況，毛主席深感提高全黨理論水平的重要性，他一次又一次提倡讀書，他說：
“有鑒于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干部，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于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
毛主席也組織了自己的學習小組，認真研讀社會主義的經典讀物，思考和探索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
1959年12 月 29 日，毛主席同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到關于價值規律的章節，他說：
“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工具，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主要根據。我們搞大躍進，就不是根據價值規律的要求來搞的，而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根據我國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來搞的。如果單從價值規律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大躍進，就必然得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辦鋼鐵說成是無效勞動、土鋼質量低、國家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從局部、短期看，大辦鋼鐵好像是吃了虧，但是從整體、長遠來看，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為經過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面打開了，在全國建立了很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業的基地，這樣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設速度。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多為重工業創造一些積累，從長遠來看，對人民是有利的。”
“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當然，價格問題是我們要注意的。”
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和他的學習小組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結束語》。他對這本教科書進行總結評價時說：
“書中講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說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為剝削者謀利潤的經濟。不能說是錯誤的。書里還是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這個矛盾表現為商品的兩重性。所以，馬克思從商品出發，來揭露商品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的人與人、階級與階級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雖然還有兩重性，但是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勞動力已經不是商品，社會主義商品的兩重性已經不同于資本主義商品的兩重性，人與人的關系已經不再被商品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
毛主席所探索和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總體而言，它是為人民服務的，保障社會需要的，不是為剝削者謀利潤的;它是遵循價值法則的，是相當地等價交換的，賺錢不能過分的;它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的。
毛主席是按這樣的經濟法則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見之于醫療衛生事業，他建立了讓老百姓看得起病的合作醫療和公費醫療制度，建立了為世界稱道的赤腳醫生制度，實現了被人稱為的“中國第一次衛生保健革命”。衛生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玲曾在一篇專訪中說：“前30年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跡，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錢就解決了老百姓的基本醫療問題”。 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他的著作《毛澤東的中國與后毛澤東的中國》中說：“自從1949年后的新中國，在消滅和控制舊中國流行的傳染病和寄生蟲病方面、在建立一個過去從未有過的全國醫療系統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些成績，無不得益于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毛主席歷次關于醫療衛生的談話中，也屢屢體現著這種社會主義法則。
1965年7月19日，毛主席對醫療衛生工作進行了一次談話，他說：
“北京醫院并沒有徹底開放……要開放，給老百姓開放。不要怕得罪人。這樣做得罪了一批人，可老百姓高興。這批人不高興讓他們不高興好了。做什么事總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興的是些什么人，老百姓高興就行。……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隊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
1965年8月2日，毛主席在接見衛生部領導的講話中，反復說“藥品應當降價”，“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
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之下，國家對藥品價格一直實行控制政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還歷次對諸如抗生素、解熱鎮痛藥、維生素和地方病用藥等關系百姓利益密切的藥品進行大幅降價，降價幅度最高達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1969年的降價涉及1200多個品種，占全部經營品種70%以上。
1975年6 月 12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岡比亞總統賈瓦拉，說起自力更生時，他說：
“我們現在沒有外債，也沒有內債。”
這是毛主席留給中國人民的遺產，沒有欠債，他沒有給中國留下一個債務的尾巴，一個債務的負擔，這恐怕只有社會主義法則下才能做到的。莫里斯.邁斯納在書中說：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在發展中的國家里，中國是唯一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國內通貨膨脹的國家。……在毛澤東時代的27年中，消費品價格平均每年上漲約0.5%。”
莫里斯.邁斯納也寫下了“新的市場政策”的一段話：
“新的市場政策，尤其是這些政策在農村實行，引起了一系列未曾想到的后果，其后果之一就是城鄉的通貨膨脹。盡管官方宣布的物價上漲幅度按世界標準來看是比較低的，但對于在30年來習慣于總物價穩定不變的中國人來說，通貨膨脹不啻是一場極大的震動。”
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逐步被替代，另一種經濟法則成為主導法則，在這樣的法則主導下，利潤開始掛帥，資本卷土重來，賺錢成為第一，而毛主席的經濟法則成為不懂經濟的罪狀被反復踩踐!
在毛主席的經濟法則里，會出現天價冠脈支架嗎?不會。同樣不會出現的還有天價住房，天價學費，天價藥費，凡與天價有關的東西，都不可能出現，因為毛主席的經濟法則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法則，是等價交換的經濟法則，它是暴利和天價的死對頭。
現在社會上存在著很多問題，比如天價的心臟支架，比如北京城天價的住房，比如高昂的醫療費，比如高昂的托兒費，再比如放開二胎了年輕人卻不愿意生孩子，諸如此類，很多人也都在進行著不同的解讀，這其中包括許多“專家”、“教授”之類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五花八門，但其實都是不解決問題的，因為他們沒有看到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一種惟利是圖的經濟法則，它是萬惡之源。什么樣的法則造成什么樣的經濟，什么樣的經濟造就什么樣的社會，你不從法則入手，說到底也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惟利是圖的經濟法則會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危機是很觸目驚心的，而且將來一定會是很悲慘的，會加劇和激化社會的矛盾，造成不可收拾的嚴重后果，而毛主席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它的缺點是會影響少數人發財致富，但它是造福大多數人的，它屬于社會主義，屬于一切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要從根源上消除天價冠脈支架，以及消除其它的疑難雜癥，就不能不從毛主席的社會主義法則上找方案、找出路，否則只能是“難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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