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奧秘與西方模式的終結（經濟篇）

　　中國崛起的奧秘與西方模式的終結(經濟篇)

　　冼巖

　　吾友志誠先生從資本收益率出發，得出驚人洞見，第一次真正從根本上揭破了中國經濟近20年全面趕超西方之謎，同時也揭破了經濟體制方面“中國優勢”的重心所在：西方經濟模式是由企業主導、以利潤驅動的，只有當利潤足夠時，資本才會產生投資、擴張的沖動;中國經濟則大不相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導，所以它不是單一的利潤驅動，而是利潤、就業、稅收甚至其他社會效益(如扶貧)綜合在一起的多重驅動，只要利潤、就業、稅收及其他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綜合考量是有益的，就可以投資，哪怕企業的利潤率極低甚至為負;而且，這種考量不是以某一單個企業為視角，而是以全社會整體利益為視角，因此，只要整體權衡有利，哪怕具體企業在核算上虧損，也是可欲的，企業損失可通過政府補貼、政策傾斜等措施彌補——這種企業視角與政府視角的不同，單一引擎(企業)與雙引擎(企業+政府)的區別，就是近20年中國經濟超越西方預期、超越西方經濟學理論之規范而高速發展的原因。

　　志誠先生注意到，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雖然西方資本和跨國公司有著輝煌的歷史和品牌溢價，有雄厚的資本優勢、成體系的產業鏈合作同盟，卻在近十多年與中國企業的競爭中一敗再敗，從鋼鐵、電視、電氣設備，到造船、高鐵、化工，同樣的“中進西退”過程在幾乎所有大工業領域不斷上演，西方經濟不斷“脫實向虛”——由于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西方“向虛”是必然的，但它本來可以不“脫實”，實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并重，兩條腿走路;然而，由于多行業凈資產收益率在中國競爭的壓力下不斷下降，資本無利可圖，迫使其不得不越來越“向虛”。

　　顯然，中國與西方，這是兩種完全不在同一重量級的經濟模式。因此，雖然西方政學界、輿論界一直沿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指責中國“過度投資”“違背經濟規律”“人為制造產能過剩”“破壞全球經濟平衡”，但事實卻是遵循“經濟規律”(企業必須有利可圖才能進入)的西方越來越衰弱，違背“經濟規律”的中國越來越強大。

　　中國經濟近40年的高速發展，前20年還可歸結為主要得益于對西方市場模式的模仿以及對自身自然稟賦比較優勢的開發，后20年則不同，主要得益于對西方模式的超越即對政府主導模式的強化。否則，中國經濟只可能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跑，在接近某個極限(快追上西方尾巴)時就停下來，不可能趕超西方。

　　中國現在這種多重驅動模式，政府主導是前提。當面對于企業不利、于全社會有益的項目時，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引導，以產業、項目補貼和金融、稅收等多項優惠政策扶持的方式，支撐企業進入。顯然，從經濟安全和引導的結果可控等角度考慮，政府扶持的對象必然以國企為多，這就是在國內一些領域出現所謂“國進民退”現象的原因。但是，因此受益的絕非只有國企，為數眾多被看好、具有發展前景的，尤其是新興行業的民企得到扶持，這就是在部分領域“國進民退”的同時，其他領域民企卻大舉擴張，整體而言民企呈現前所未有繁榮的原因。這同時也導致另一結果，越是發展好的民企，政府越扶持，其與政府的相關度也越高。

　　以利潤為驅動、以競爭為壓力、以價格為信號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曾經使西方資本主義所向披靡，幫助其擴張全球，橫壓世界幾百年。但是，今天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對手，一個由利潤、就業、稅收、社會效益等多重目標綜合驅動的對手。西方經濟的一個引擎(企業或資本)又怎么跑得過今日中國的兩個引擎(企業+政府)?正因如此，中國崛起，西方衰落，西方模式和西方經濟學終結，成為必然。

　　就像牛頓力學主要適用于宏觀物理世界一樣，西方經濟學所推崇的自由市場模式也有自己的適應范圍，即信息化以前的工業時代。正如志誠先生所言，在大工業化早期，經濟處于“混沌狀態”，企業各自為陣，缺少精確的數據和統計，整個經濟運行是盲目的;在這種盲目而自發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市場機制具備微觀的、局部的快速發現問題并進行調整的能力，這就是西方經濟學津津樂道的“看不見的手”。但它的缺點也很明顯，它的發現是局部的、個體的，它的反應是自發的、滯后的，在供需的動態平衡中不斷積累不平衡，最終會在所有個體見之不到的宏觀層面形成巨大失衡，這就是馬克思所批評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僅靠凱恩斯發明的反周期宏觀調節，并不能真正消弭危機，只會將之拖延、積累到更嚴重程度再重度爆發，就像2008年的次貸危機。但是，隨著大數據技術和經濟統計的全面發展，以及全人類通信與信息交流的進步，解決問題新的方向和手段已經浮現，那就是政府作為新的引擎、從全社會整體效益的角度出發來調控經濟、引導產業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市場自發調節的優勢就成了劣勢，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則充分展露。

　　這種中國模式無疑帶有明顯的計劃體制特征，但它與原來的計劃經濟大不相同。它巧妙融入了市場經濟的一些優點，例如競爭壓力機制，由市場需求自發確定價格信號以引導經濟決策;資本逐利這一動力機制也被保留下來，只不過經濟發展不再只依靠企業這一個引擎，而是企業、政府雙引擎——正如毛澤東所說，兩個積極性總比一個積極性好。

　　眾所周知，西方經濟模式即西方經濟學所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其神圣性是建立在資源配置最優即經濟效率最高的假設前提上。現在，中國崛起的事實已證明，存在一種更優越的資源配置方式，能夠實現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那么，自由市場經濟還有什么理由根據自己的情況量身定制經濟規律，并且要求全球經濟體都模仿、遵循之?可見，西方經濟學的“自由市場”邏輯已被中國崛起的成功經驗徹底證否，其全套邏輯不攻自潰。西方模式和西方經濟學同時步入日落黃昏，西方經濟學不說被徹底掀翻，至少也要從根基上、邏輯上推倒重來：企業不再是經濟活動的唯一主角，政府也是;資源配置不再只由市場單一因素決定，政府也要深度介入——所謂“自由市場理論”，“市場”依然成立，但“自由”的邏輯必須改寫;參考中國崛起的成功經驗，或許可以將新的經濟范式稱之為“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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