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窮人的世界里，財富會幫助應對生活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并由此帶來安全感;對富人而言，財富則意味著未來收入的分配權、社會地位甚至是政治參與權。在世界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居民貧富差距一直以來都是公眾所廣泛關注的重大社會現實問題。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專著《21世紀資本論》，其在研究中發現，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在持續惡化，其重要原因就是與通過勞動獲得收入相比較而言，資本會追求更高的投資收益或回報，所以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加劇。
基于皮凱蒂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于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問題的研究愈發關注，李奇澤、黃平認為，全球化并不會加劇全球收入不平等的趨勢，發達國家自身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經濟結構以及教育公平等長期存在的問題和弊病才是加劇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諸多研究結論都證實，經濟全球化發展會為資本的跨國轉移和配置提供便利渠道，并且會進一步強化資本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強勢地位，由此會顯著加劇財富不平等狀況。不僅如此，不同居民群體在金融市場參與度和金融資源可獲得性方面都有所差異，在世界各國居民財富不平等加劇過程中，這種差異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正基于此，本研究將首先討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財富衡量的困境，然后對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的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進行分析和比較，在此基礎上，重點探究經濟全球化影響居民財富不平等的內在機制，進而分析金融資源占有加劇財富不平等的傳導渠道，最后總結全文并歸納所得研究結論。
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財富估算困境
居民(或家庭)財富指一個居民(或家庭)所擁有的以市場價格衡量的所有非金融資產(如房產和土地等)及金融資產(如銀行存款、各類證券和保險等)的凈值總和。財富擁有意味著家庭對這些資產不但享有法律意義上的財產權，而且享有其經濟意義上的全部收益權。在學術研究中，由于數據欠缺及現實中計算困難等原因，上述被學界在研究時所廣泛使用的家庭財富定義，并沒有涵蓋社會福利和政府轉移支付等未來收入的現值、人力資本以及耐用消費品(如汽車和家具等)等財富形式。不僅于此，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居民財富水平的準確測度會面臨諸多困境，已有研究文獻中的不同估算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相應的缺陷或偏差。
1.基于官方數據的財富估算
對于家庭財富及其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最理想的數據是官方基于全部人口信息采集并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家庭所有類型財富的總和。然而，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只有財富稅收制度相對完善的部分北歐國家，才最有可能實現如此詳細的微觀層面的數據采集。在財富稅收制度相對完善的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國中，目前只有挪威和丹麥仍從各類金融機構和不動產登記部門采集詳細的居民財富信息，瑞典于2007年取消財富稅后，類似的信息收集和數據統計工作也隨之停止了。對于其他國家或經濟體而言，基于官方統計數據，目前有兩種途徑可以對居民財富數額進行估算。具體而言，一種方式是通過財產或遺產稅申報表來對居民財富進行測算，另一種方式被稱為收入資本化估算法，即利用居民家庭的收入和應納稅資本收入申報表來測算其財富數量。
實踐中，使用上述兩種方法進行財富估算都有無法避免的缺陷。例如在使用第一種方法時，由于富有群體能夠利用各種方式進行稅收規避，因此財產稅申報信息難以反映其真實的財富水平。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稅收籌劃產業的迅速發展可以間接對此進行證實。另外，富豪為避免被征收巨額的遺產稅，往往在去世之前會對擁有的財富進行避稅處理，從而導致基于遺產稅申報表估算的財富數量也會出現偏差。而利用收入及應納稅資本收入申報表進行財富估算時，其假定相同類型的資產持有(或投資)的收益率都是相等的，并且不同財富擁有水平的家庭的財富收益率也是相同的。然而，現實中財富水平越高的居民或家庭，其投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比如同樣選擇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進行投資，高預期收益率的產品往往也會設定較高的投資門檻，從而在事實上使得財富較少的投資者只能選擇預期收益率低的理財產品，而財富擁有水平高的富有階層則可以享受更高的投資收益率，這種同類型金融產品的實際收益率水平差異，會導致基于應納稅資本收入申報表的財富測算結果也會存在較大的偏差。
2.基于調查數據的財富估算
除基于官方數據對居民家庭財富進行估算外，實踐中還可以通過入戶調查來采集家庭收入和資產信息，并基于調查數據來測算居民家庭的財富擁有水平。例如在美國，美聯儲統計部與財政部自1983年起聯合開展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 SCF);在歐洲，2010年起歐元區成員國統一進行家庭金融及消費調查(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Survey, HFCS);在中國，近年來北京大學開展的中國家庭跟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西南財經大學發起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等，都會采集受訪樣本家庭的各種收入、資產和負債信息，整理后的數據可用于估算居民財富及其不平等狀況。
在進行家庭金融調查時，由于抽樣誤差和實際調查時的信息收集誤差，入戶調查數據的準確度和可靠性歷來都備受爭議。實踐中，可能至少有三種原因會造成居民財富信息收集及財富不平等估算出現偏差。其一，受訪樣本家庭在回答收入及資產信息相關的調查問題時，由于擔心家庭隱私信息泄露，有可能會少報或漏報其收入及資產數量;其二，部分樣本家庭一定比例的收入或財富來源并不合法，因此在接受采訪時會有意隱瞞這部分收入或資產;其三，調查時實際回答問題的樣本家庭的受訪成員，由于各種原因有可能對家庭實際財富狀況并不完全掌握，或者缺乏對實時市場價格信息的了解，因此在提供各種資產數量信息時會出現偏差。上述前兩種情況會造成家庭財富水平的低估，第三種情況也會導致采集到的居民財富數據出現偏差。
考慮到世界各國家庭財富的高度集中趨勢，對處于財富頂端的居民家庭財富水平進行準確估算，對財富不平等衡量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有學者發現，在各種類似的家庭金融調查中，事實上很難有效采集到最富有階層的真實資產或財富信息。
3.經濟全球化下的財富估算困境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流動便利性、可投資產品多樣化和離岸財富管理服務專業化，使得各國富豪能夠在世界范圍內進行資產配置或財富持有，并因此享受更高的投資回報和實現更快的財富積累，這也導致了研究中對最富有群體的財富統計或測度更為困難，并進而影響到財富不平等的衡量準確度。
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發展背景下，富豪階層的收入來源和財富配置也呈現全球化趨勢，如果使用收入或資產申報表來進行財富估算，經濟全球化發展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對富豪階層的收入和財富的統計難度。近年來，世界主要“避稅天堂”型國家或地區的財富管理規模快速上升，則從側面反映了財富估算所面臨的這一現實困境。例如根據祖克曼(Zucman)的估算，對于位于財富頂端001%的挪威超級巨富群體，傳統的財富計算方法與充分考慮了其隱匿財富的計算結果相比較，這個富豪群體的財富總量會被低估25%。而在大多數亞洲、歐洲和拉美國家，轉移到海外的資產比例更是明顯高于挪威，因此其被漏算的財富數量比例也將會高于25%，由此造成的財富計算結果則會顯著低于實際值。
不僅如此，財富估算困難最終會影響到財富不平等的衡量準確度。目前，絕大多數與財富不平等相關的已有研究，主要利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官方稅收數據來估算居民財富及其分布狀況，然而，公開的稅收數據只能反映居民已納入征稅范圍的收入或財富，在各種稅收規避措施下，用上述方法得到的估計數據無法反映居民真實的收入及財富狀況，所以據此得到的財富不平等衡量結果會與實際情況有所偏差。例如，部分“避稅天堂”型國家的中央銀行發布的統計數據表明，在瑞士、巴拿馬和巴哈馬群島等全球“避稅天堂”地區，集中了相當于全球GDP 10%的財富，尤其是俄羅斯、部分海灣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富有群體在海外持有的財富數量占其國內GDP的比例高達60%。
根據阿爾斯塔德塞特(Alstadsater)等的估算，在“避稅天堂”地區的大部分離岸財富主要被全球最富有的前0.01%的人口所持有。如在英國、西班牙和法國，最富有的001%的居民將其家庭財富中的30%~40%以離岸財富方式持有;而在俄羅斯，頂級富豪則將絕大部分財富轉移到了海外的離岸金融中心。上述研究結果表明，如果將離岸財富考慮在內，則各個國家的居民財富不平等程度會大幅上升。
綜上所述，不管是利用財產、遺產或收入納稅申報表中的資產或收入數據，還是基于居民在調查中自行提供的收入和財富信息，都很難對財富不平等的實際狀況進行準確衡量，再加上經濟全球化下財富的跨國轉移和配置所導致的估算困難，使得國內外已有相關文獻中的財富不平等數據，都仍然是基于有限可得信息的一種近似推算?？紤]到上述財富衡量方法所面臨的不同難題，在近期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們本著務實的態度，會綜合利用各種數據來源或估算方法，以對居民財富及其不平等狀況進行測算和調整。
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財富不平等：國際比較
與經濟全球化密切關聯的財富不平等主要有兩個層面的表現：其一是全球財富在國家間的分布不平等，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財富不平等更為突出;其二是社會財富在一國居民內部的分布不平等。下面討論的財富不平等，將主要聚焦于一國內部的居民財富擁有差異。由于數據可得性問題，在后面的討論中，除中國外，將選取美國、法國、印度和俄羅斯四國，分別作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以比較不同國家的財富不平等變化趨勢。
1.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財富不平等比較
對于世界各國的居民財富不平等現象，國外學者的研究得到了較為一致的結論，即盡管不同國家的財富不平等上升速度由于制度差異也有所不同，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幾十年間，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研究樣本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出現了財富不平等狀況惡化的趨勢。
如表1所示，無論是美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還是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財富在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都極為不平等。例如在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社會總財富的38.56%,而占比50%的最不富有(或貧窮)的人口，其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比例竟為負值，這意味著財富擁有量在后50%的個人或家庭財富凈值為負(或為凈負債)。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社會總財富的比例為29.63%，財富額在后50%的人口只擁有社會總財富的6.44%;而在俄羅斯，前1%的富有人口的財富份額高達42.58%，后50%的人口的財富份額則低至3.49%。來自其他研究機構的數據也同樣證實了貧富差距在全球范圍內逐漸拉大，財富不斷向占全球人口總數僅約0.1%的頂級富豪群體高度集中，而收入和財富處于分位數末端的人口，所擁有的凈財富基本為零。
2.發達國家的財富不平等變化趨勢
經濟相對發達的國家，在國民財富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其居民財富不平等程度也無一例外地呈現出惡化態勢。圖1中的數據及其變化趨勢顯示，在1978年，美國個人凈財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約為21.96%，法國的數據為17.6%。到了2014年，美國最富有的前1%的居民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上升至38.56%，而法國的數據則上升至23.38%。
圖2中的數據及其變化趨勢顯示，在1978年，美國個人凈財富處于后50%的居民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約為0.75%，法國這一數據為8.34%。到了2014年，美國最貧窮的50%居民的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下降至-0.13%，這意味著處于財富擁有水平末端50%的群體，其個人凈財富為負(或者為凈負債)。同一時期法國的這一數據則下降為6.35%。
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印證了發達國家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的持續惡化態勢，如有研究發現美國國內居民財富有向少數人群高度集中的趨勢，處于財富分布頂端前0.1%的豪富群體，其財富擁有占全部居民財富的比例超過20%，而財富分布處于底端90%的群體，財富擁有占全部居民財富的比例也才僅僅略高于20%。從平均值上來看，處于財富分布頂端0.1%的家庭平均擁有的財富數量，是財富分布底端90%家庭的平均財富擁有量的900倍。更令人擔憂的是，伴隨著財富不平等狀況惡化的，是人口占比過半的相對貧困群體的家庭凈負債的快速上升，在“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的作用下，貧困群體在未來已經失去了財富穩定增長的基礎，由此使得美國國內的財富集中趨勢難以減緩或停止。類似的，阿爾瓦雷多等也發現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的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有著相近的變化趨勢，即處于財富分布頂端01%、1%和10%的富裕群體，其財富占比在持續上升，而處于財富底端90%、50%和10%的群體，其所擁有的財富占全部居民財富的比例呈現持續下降態勢。
3.新興市場國家的財富不平等變化
在新興市場國家或經濟體，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居民財富差距被急劇拉大。在圖3所示的數據及其變化趨勢中，由于數據可得性原因，與美國和法國的數據相比較，印度和俄羅斯相同時期的數據有部分缺失。在1981年，印度個人凈財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約為12.5%，但到了2012年，這一數據快速上升到了30.69%。在1995年，俄羅斯個人凈財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約為21.5%，但到了2015年，這一數據則上升至42.58%。這意味著在過去的20年間，俄羅斯前1%的富有群體的個人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約翻了一番。
圖4中的數據及其變化趨勢(同樣存在數據缺失)則顯示，在最近的有類似數據的1981年，印度個人凈財富處于后50%的居民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約為10.91%，但到了2012年，這一群體的個人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下降至6.4%。在1995年，俄羅斯個人凈財富處于后50%的居民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約為8.54%，而到了2015年，這一群體的個人凈財富占社會總財富的份額則迅速下降至3.49%，這意味著與20年前相比，貧困群體的財富所占份額減少超過一半。
與印度和俄羅斯類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居民財富也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狀況。如巴西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到2018年期間，巴西2.7%的富有家庭擁有全部居民財富的比例高達20%。在國內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阿根廷的居民收入及財富差距也在持續拉大，在2018年4月到2019年第一季度結束的12個月內，阿根廷國內處于財富分布頂端10%和底端10%群體的收入差距，就從20倍增加至21倍，而在財富分布上，這種差距拉大的趨勢則更為明顯。與巴西和阿根廷相比，位于北美洲的墨西哥和非洲的南非共和國的國內居民財富的不平等狀況則更為嚴重。在墨西哥，處于財富頂端10%的富有家庭，擁有整個國家2/3的財富，其中最富有的前1%群體，則擁有全國1/3的財富;而在南非，最富有的10%的群體擁有社會總財富的比例竟然高達71%。
通過上面的數據分析可以得出，過去幾十年來，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世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都出現了財富不平等程度持續拉大的現象。除了各國自身的政策和制度原因外，客觀上不同收入或財富擁有水平群體的經濟全球化參與度或受益程度會存在明顯差異，這使得經濟全球化本身可能成為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逐漸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經濟全球化影響財富不平等的
內在機制經濟全球化主要涉及世界各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往來、資金流入流出、移民或勞動力流動、技術轉移以及信息傳播等因素。經濟全球化發展是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的重要推動力量，尤其對于欠發達經濟體或中低收入群體，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改善其境況的可能和機會。然而，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收入和財富增長，并不必然地被不同收入階層所平等地分享。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客觀存在的產品和要素的市場價格差異、不同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性差異、不同資本形態的收益率差異以及經濟制度設計差異等，都有可能成為加劇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的誘因。
1.貿易全球化、產品和要素價格差異與財富不平等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貿易在整體上會增進各貿易國的福利水平，但有可能在改善一部分人經濟狀況的同時，使得另一部分人的收入或福利受損，進而對一國內部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產生負面影響，并進一步加劇財富不平等狀況。
國際貿易影響一國收入不平等的理論基礎源于赫克歇爾-奧林的資源稟賦理論(Heckscher-Ohlin Model)和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根據上述理論，一方面，不同國家在資源稟賦上的差異，會造成不同產品或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發生變化，這種相對價格變化會體現為不同技能、不同行業和不同區域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異。如在主要出口高技術含量產品的發達國家，低技能工人與高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會被拉大;而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發達地區和相對落后地區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被逐漸拉大。如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存在著十分顯著的城鄉、地域和行業差異，這種發展的不平衡首先會表現為不同群體工資收入差距的拉大，并隨時間推移而最終轉化為財富占有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國際貿易還會通過減少某個特定群體的就業機會而使其收入狀況惡化，如在發達國家，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替代會減少其國內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從而使其收入狀況惡化。學術界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即貿易自由化會影響不同群體的就業機會和經濟來源，從而對收入分配有著顯著的負面影響。不僅如此，當期的收入會成為下一期的資產或財富，而財富本身會以資本的形式，在投資中產生如利息、紅利、租金或資本利得等收入，因此之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會直接影響未來的財富積累和收入分配，并進一步加劇未來的財富不平等程度。
2.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性差異與財富不平等
在傳統的經濟全球化影響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理論解釋中，其假定各種生產要素僅在一國或經濟體范圍內進行流動和轉移。然而，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各種力量中，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和配置一直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不同生產要素跨國轉移或流動的便利性或難易程度有明顯的差異，這意味著其無法平等地分享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財富增長，所以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性不同所造成的財富分配差異，是經濟全球化影響財富不平等的一個重要機制。
首先，勞動力的跨國流動會導致收入和財富向某些特定群體傾斜和集中，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化，與早期不同技能的勞動力比較容易進行跨國遷移所不同，近年來各國的移民政策都對低技能勞動力的流動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因此經濟全球化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只有高技能或有特殊專長的勞動力才有機會進行跨國流動和遷移，這意味著僅有高技能勞動力才有機會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獲得更多的收入和提升財富積累。其次，與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相比較，資本的跨國流動和配置會更為方便，所以擁有較多資本的群體就有機會享有全球財富的分配權。另外，伴隨著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開放，逐利性資本會逐漸從制造業等實體經濟行業(或部門)轉向更易獲得高回報的金融市場，然而發展中國家在逐步對外開放金融市場投資時，一般都會以一定資本擁有凈額為標準設立合格境外投資者的準入條件，這意味著處于財富擁有量頂端的群體才有機會實現資本的跨境金融市場流動和配置，這無疑也會產生加劇財富不平等狀況的效應。
3.不同領域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差異與財富不平等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行業或領域的技術創新程度會有所不同，并且資本的跨國流動往往伴隨著技術轉移和擴散，這無疑會增加對掌握先進技術、擁有專業技能的高素質勞動者的需求，因此這個群體會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快的財富積累速度，基于此，經濟全球化便可以借助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效應對居民財富不平等產生實質性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計算機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一批“網絡新貴”或“技術新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起了巨額個人財富，從而拉開了與其他領域從業人員的資產和財富差距。學術研究也證實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對不同群體的收入分配結果有著顯著影響，如若莫特(Jaumotte)等研究了51個樣本國家，嘗試探尋貿易和金融全球化與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與全球化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時產生的影響相比，技術進步及其跨國擴散在不同國家收入不平等惡化過程中發揮了主要作用。
不僅如此，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術發展和金融創新相結合，使得國際資金轉移變得更為便捷和容易，從而使得“網絡新貴”和“技術新貴”們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方便地進行資產配置和實現資產增值。如在瑞士、中國香港和巴哈馬群島等地，提供離岸財富管理的各類金融機構的迅速發展，吸引了在高科技企業中從業的高凈值人群(High-net-worth individual)將其財產進行全球范圍內的轉移或配置。由此可見，技術進步、技術擴散以及科技與金融的融合，在拉開高技能從業群體與普通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的同時，也為這一高收入群體提供了財富快速增加的機會，從而成為經濟全球化影響財富不平等狀況的另一重要傳導渠道。
4.制度設計和政策制定差異與財富不平等
為鼓勵經濟主體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一國政府會根據本國實際情況進行有明顯導向性的制度設計或制定激勵性政策。與此同時，為保護本國資源、產業或就業崗位，一國政府也會有相應的限制性制度設計或政策管制措施。這種針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或不同群體的激勵或限制性制度與政策，會直接改變居民的收入分配狀況，進而對財富不平等產生影響。
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推動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會對經濟制度進行差異化設計，如建立經濟特區、自由港、保稅區和自由貿易區等特別經濟規劃區;為保護或限制某個行業或經濟領域，也會采用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或有針對性的關稅制度。如中國和越南等國都曾有鼓勵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稅收優惠政策，也有建立或加入不同自由貿易區的相應制度設計。同樣，發達國家為保護本國產業和就業崗位，也會使用知識產權保護、綠色或技術壁壘設定以及特定的關稅政策等，如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華為的禁令以及對中國輸美產品提高關稅等，都有可能會在保護本國部分群體經濟利益的同時，對另外一些群體的收入、福利或財富積累產生重要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財富擁有本身也會對一國經濟制度和政策設計施加影響。尤其在西方發達國家，財富擁有差異會直接對政治選舉產生影響，并通過權力的集中而反過來影響財富的進一步集中。例如在美國，與普通家庭相比較，超級富豪及其所控制的企業可以產生重要的政治影響力，進而通過影響政策制定而實現其目的。不僅如此，財富不平等情況下，社會階層的固化使得富有和貧窮階層都具有了代際傳遞的特征，從而挑戰和損害人們對于經濟市場化的信心。
四、金融資源占有差異加劇
財富不平等狀況金融資源主要指一個經濟體所擁有的金融機構及其可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總體數量或規模，金融資源的占有或分配直接關系到不同經濟個體在金融市場發展中的受益程度。在實際統計和學術研究中，有多個衡量金融資源占有或分配狀況的指標，如每萬人金融機構網點數量、個人正規金融賬戶擁有率、家庭貸款可獲得性和保險密度等。為全面衡量各國居民在金融資源占有上的差異，世界銀行每年會定期發布《全球普惠金融指數報告》(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報告從金融賬戶、支付結算、儲蓄、借貸和財務應對能力等五個方面設計指標，以綜合反映各國的金融普惠發展狀況。
一個難以回避的現實是，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不同居民群體的金融資源占有情況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尤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優化資源配置和促進經濟增長，各國金融制度的設計和運行都主要遵從了效率優先的原則，并且在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模式下，金融資源的實際分配或占有也主要建立在以財富數量為基礎的信用之上，這會自然地對貧窮群體產生排斥性。不僅如此，與有形資產或實體經濟的收益水平相比，財富金融化使得富有群體有更多機會進行資產組合選擇，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方便地進行資產轉移和跨國財富配置，由此享有更高的資產回報率和更快的財富積累速度，而這些都有可能會成為加劇居民財富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原因。
1.金融市場化發展中的“唯效率效應”
在各國金融體系的市場化發展過程中，金融制度設計和金融資源分配中的“唯效率效應”(efficiency-only effect)是加劇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在金融制度設計和市場發展中，一國會更多地聚焦提升效率而非促進平等，因為政策制定和實施者會更相信市場機制的正面效應，即在促進金融、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在總體上緩解不平等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或經濟體，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其與金融相關的制度設計和資源分配規則建立，會主要側重于提高市場效率，而較少顧及公平。實踐中，金融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即使有可能會提升經濟增長效率和緩和收入分配差距，卻會進一步拉大居民在財富擁有方面的不平等狀況。如克拉克等發現，較不完善的金融制度體系會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相對完善的金融制度體系則與低收入不平等相聯系，然而，在兩種情況下，金融資源基于效率優先的分配結果，都極有可能惡化居民財富的不平等狀況。
另一方面，在金融資源分配或可得性方面，“唯效率效應”也無處不在。由于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的存在，金融資源分配會主要遵從兩個標準，即已經擁有的財富數量和未來的預期回報水平。由于貧窮的家庭沒有足夠的資產進行抵押或擔保，也沒有有效的信用記錄以幫助其獲得金融服務，并且相較于富有家庭而言，貧窮家庭也難以尋找到令金融資源配置產生更高回報的投資機會，所以現有財富擁有量少的這部分群體，幾乎很難通過平等的金融資源分配或占有而分享經濟和金融市場發展帶來的收益。如表2所示，在印度和尼日利亞，15歲及以上的低收入群體能夠獲得正規金融借貸支持的比例僅為9.8%，而美國和法國的高收入群體，這一比例則高達55.1%。除此之外，為了追求更高的投資回報和資本配置效率，金融資源不僅會從經濟落后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而且也會從貧困群體轉移至富有群體，由此使得金融資源“嫌貧愛富”的“唯效率”分配邏輯成為加劇財富不平等狀況的重要渠道。
2.金融服務提供中的“排斥效應”
在金融機構提供產品服務或進行資源配置過程中，不同經濟主體(或居民群體)獲得金融資源及服務的可能性會有所不同，甚至有些群體幾乎沒有機會獲得正規的金融服務和資源分配，由此產生了金融服務提供中的“排斥效應”(exclusion effect)。
理論上，可以從信息不對稱、市場干預、金融素養和產業差異四個主要方面來解釋金融排斥效應出現的原因。第一，信息不對稱會導致金融機構無法得到足夠的有效信息來評估潛在服務對象的風險狀況，從而使得金融資源無法有效配置，所以有效信用信息缺乏的群體，就很難獲得正規的金融服務。第二，不當的利率管制或信貸配給干預也會產生金融排斥效應。比如商業銀行在利率管制情況下無法提高貸款利率，而只能提高抵押擔保條件和對企業財務結構或經營規模的要求，從而大大降低了低收入群體或小微企業獲得信貸服務的可能性。第三，缺乏金融知識或金融素養較低也會客觀上導致被動的金融排斥效應。由于低收入群體一般受教育程度較低，因此對金融相關知識的不了解和金融服務相關經驗的缺乏，會直接導致其沒有能力利用正規金融服務來滿足借貸需求。第四，不同領域或產業的從業者面臨的風險會有差異，這也可能導致相關群體在金融服務中受到排斥。比如農業受自然災害或氣候的影響很大，并且由此產生的風險具有同質性或系統性，這導致農業從業人員容易在金融服務中被排斥。
實踐中，較貧困的弱勢群體在接近金融機構、投資金融產品和獲得專業服務等各方面都面臨更多的困難和障礙，因此無法像富有群體一樣可以利用金融資源占有而提升財富增長速度，由此產生的“排斥效應”會成為加劇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金融服務提供中的“排斥效應”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在金融市場發展早期，基本金融服務對于某個特定群體的不可獲得性，這在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群體中尤為突出。從表3中可以看到，截止到2017年，中國超過1/5(20.7%)的25歲及以上的成年人仍沒有正規金融賬戶，尼日利亞則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沒有正規金融賬戶，而在阿富汗，這一比例竟超過了80%。表4中的數據則顯示，即使在經濟發達的美國，不同收入群體在銀行賬戶擁有率方面也有明顯的差異。根據2013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數據計算，中國29.6%的家庭沒有任何金融產品。而根據2014年中國家庭跟蹤調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urvey，CFPS)數據進行計算，中國約有54%的家庭沒有任何金融產品，并且，有38.5%的城市居民家庭沒有參與金融市場，相較之下，高達60.9%的農村居民家庭則被排斥于金融市場之外。這種金融服務獲得性方面的不平等所導致的“排斥效應”，會直接降低貧困家庭利用金融市場提高收入水平和增加財富積累的可能性。如張號棟和尹志超(2016)、周洋等(2018)都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家庭財富水平越高，被金融市場排斥的可能性越小，這意味著越富有的家庭越有可能占有更多的金融資源，進而更快地進行財富積累，而貧困家庭則無法利用金融服務來實現財富積累，從而導致其與富有家庭之間的財富差距被越拉越大。
金融服務提供中的“排斥效應”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則表現為專業金融服務或專屬金融產品對財富擁有較少的弱勢群體的排斥性。如表3所示，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居民正規金融賬戶的擁有率都超過了99%，這意味著幾乎所有成年人都擁有正規金融賬戶;然而，即使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居民都有機會參與金融市場或利用基礎金融服務，但接近普惠程度的金融市場發展有可能會減小收入差距，卻無法解決財富不平等問題。如格林伍德等發現，金融市場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呈現倒U形關系，在金融市場發展初期，只有富有家庭才有機會參與金融市場并從中獲利，因此收入不平等會加劇。隨著金融市場的充分發展，更多家庭有機會從金融市場發展中受益，然而伴隨著金融市場可投資產品的多樣化及金融服務的專業化，只有具有財富積累優勢的富有階層，才有機會深度參與金融市場并占有更多金融資源。許多更高收益的金融產品都設置了最低投資限額，這種按可投資凈資產數額來甄別客戶的金融產品提供和服務模式，對低收入群體幾乎具有完全的排斥性。所以，富有階層可以利用新的收益更高的金融投資產品實現更快速的財富積累，從而使得與貧窮階層的財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3.金融全球化趨勢下的“資產組合效應”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由于富有群體具有巨大的財富占有優勢，因此更有可能進行高質量的資產組合選擇和配置，從而比貧窮群體能夠實現更有效的風險管理和快速的財富增值，進而充分利用“資產組合效應”(portfolio composition effect)穩固其財富擁有方面的強勢地位。
“資產組合效應”的一個重要影響渠道，主要源于一國范圍內不同財富占有數量的群體在資產組合選擇自由度方面所存在的差異。伴隨著居民財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富有群體以流動性更好的金融資產方式持有的財富占比也在迅速上升。在這種財富金融化發展趨勢下，資產組合選擇上的差異會產生居民財富分配上的“馬太效應”。有國外學者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家庭財富擁有水平與財富投資收益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越富有的家庭，其證券類金融資產的持有量會越高。這意味著財富擁有水平較低的家庭，基本上無法利用資產組合來進行投資風險管理，并且其只能選擇收益相對較低的銀行存款或普通金融理財產品進行財富投資。相比之下，財富擁有水平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傾向于選擇組合質量較高的金融產品，從而其投資收益率有可能會更高，并且高質量資產組合也有助于應對不確定性沖擊和提升投資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資產組合效應”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渠道，則主要基于不同財富擁有群體在全球范圍進行資產組合選擇和財富配置的自由度差異。從圖5中可以看出，近年來全球離岸財富占世界GDP的比例呈現穩步上升趨勢。有學者估計，2007年全球GDP占比98%的部分被各國富豪以離岸財富方式持有或配置，其中沙特阿拉伯全國GDP中超過60%的部分被以離岸財富方式持有，而在委內瑞拉，這一比例則超過了70%。不僅如此，財富擁有占比越高的群體，其離岸財富的配置比例也越高。而從表5中的數據可以看出，財富擁有數量不同的群體在全球離岸財富中的占比差距懸殊。其中最富有的前1%群體擁有全球離岸財富的比例為936%，而最貧窮的后90%擁有的全球離岸財富比例僅為16%。更重要的是，富豪群體能夠自由地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投資或財富轉移，這一方面保證其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更好的資產組合，另一方面則意味著這一群體更多地享有全球金融資源乃至財富的分配權，這無疑會進一步拉大其與貧窮群體的財富擁有差距。
綜上所述，富有群體可以利用金融資源的占有更快地增加財富，而貧窮的家庭則很難獲得金融資源和融資服務，尤其在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市場不完善或相關制度設計的缺陷，只有既得利益群體才有機會占有金融資源和享受金融服務，金融市場的發展只會有利于富?；驒噘F階層，從而間接對窮困群體造成傷害，并最終導致居民財富不平等程度進一步惡化。
五、研究總結
本文首先探討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居民財富水平的測度思路，發現已有文獻中的不同估算方法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陷或偏差。一方面，由于富有群體能夠利用各種方式進行稅收規避，因此財產稅或遺產稅申報信息難以反映其真實的財富水平;另一方面，不同財富擁有水平的家庭，在資產配置中享受的投資收益率也有所不同，所以利用收入納稅申報表中的資產或收入數據進行財富計算，也會出現較大程度的偏差。如果基于居民在調查中自行提供的收入和財富信息來進行財富計算，則會出現由于抽樣誤差和實際調查時的信息收集誤差而造成的財富計算偏差。不僅如此，考慮到經濟全球化下財富的跨國轉移和配置所導致的其他估算問題或困難，已有可參考的財富不平等數據，都僅是基于有限可得信息進行估算的結果。
基于已有文獻和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公開發布的數據信息，可以發現，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世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都出現了財富不平等程度持續加劇的現象。在發達國家或經濟體，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及其變化趨勢主要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財富向最富有的占人口極小比例的家庭快速集中，二是超過人口半數的群體或家庭的負債狀況逐漸惡化，尤其在美國，處于財富擁有水平后50%的家庭，其凈資產竟為負值(或凈負債)。而在發展中國家或經濟體，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居民財富差距也在急劇拉大。尤其是俄羅斯和一些拉美國家，一方面，財富急劇向頂級富豪群體集中，并且相當規模的財富被轉移至海外;另一方面，貧困家庭的收入及資產擁有水平則出現了快速下降，再加上高通貨膨脹率的影響，使得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日益惡化。
對于經濟全球化影響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的內在機制，本研究發現，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收入和財富增長，并不必然地被不同收入階層所平等地分享。首先，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客觀存在的產品和要素的市場價格差異，會通過貿易自由化渠道影響不同群體的就業機會和經濟來源，從而對收入分配及財富積累有著顯著的負面影響。其次，不同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性和收益率差異，使得不同群體分享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增長的機會也有所不同，由此會影響其收入分配及財富積累。再次，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同領域的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會有所差異，從而會拉大擁有先進技術和專業技能的高素質群體與普通勞動者之間的收入與財富差距。最后，一國政府有傾向性的制度設計或政策管制措施，也會影響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或不同群體的收入分配狀況，進而影響到財富不平等狀況。
除此之外，金融資源的占有或分配會關系到不同經濟個體在金融市場發展中的受益程度，并會最終影響到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狀況。一方面，遵從效率優先的金融制度設計和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模式，會使金融資源分配或占有對貧窮群體產生排斥性，從而一定程度上剝奪了其財富分配權和享有權。另一方面，與勞動或從事實體經濟的收入水平相比，財富金融化使得富有群體有更多機會享有高收益率的資產投資組合，再加上金融全球化下資產轉移和跨國財富配置的便利和高效，使得富有群體享有更高的資產回報率和更快的財富積累速度，由此會加劇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尤其在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市場不完善或相關制度設計的缺陷，金融資源分配和金融服務供給明顯向既得利益群體和權貴階層傾斜，從而對弱勢群體造成間接傷害，并最終進一步導致居民財富不平等狀況惡化。
盡管本研究在探討居民財富不平等的引致因素方面有所努力和嘗試，但由于影響居民財富不平等的潛在因素眾多，本文僅探討了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資源占有等相關因素的可能影響，而從一國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角度去解釋其財富不平等現象，將會豐富這一領域的研究。不僅如此，本研究仍局限于純理論探討和定性分析，由此得到的結論尚缺乏數據和實證分析支撐，因此，通過實證研究發掘充分的經驗證據，將是本研究下一步的主要努力方向。
作者信息：
黃平，1958年生，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李奇澤，1988年生，博士資格候選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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