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僵死論”辨析
——學習十四五規劃的另類感想
張志坤
改革開放的中國在經濟學領域曾有很多耀眼的“破”與“立”，其中突出的一個，就是對“計劃經濟”一窩風的批判，曾幾何時，一些中國人一哄而上，把“計劃經濟”從思想理論到制度體制一棒子打死，沒有進行任何意義上的辯證分析，統統予以徹底的否定。
但是，中國持之以恒不斷推進的“五年規劃”卻令人對此勾當的正確與否產生很大的疑問，尤其是最新推出的“十四五”規劃，更把“計劃經濟”曾經有過的諸多理念再次彰顯起來，比如加強黨的領導，明確今后十五年即到2035年的發展目標等，無不顯露出濃重的“計劃”性質。既然這樣，人們不禁要深刻地反思，那個一窩風般的“計劃經濟僵死論”真的能確鑿成立嗎?
常識告訴我們，對任何事物都要進行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計劃經濟”這個特定產物也不例外，對它也要進行辯證的分析研判。
首先，在理論邏輯上，“計劃經濟”并非“僵死”
眾所周知，“計劃經濟”理論發肇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深刻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矛盾以及由此產生劇烈危機周期的基礎上，提出了未來社會可以在經濟活動中實行有計劃地自覺地組織生產的思想，“有計劃地自覺地組織生產”將使社會化大生產更加有序、更加高效，從而避免盲目性，隨時隨地解決生產過程與市場過程所產生的各種矛盾與問題，最大限度地釋放人的積極性與活力。應該說，這是人的高度自由解放在物質生產與商品交換領域的直接反映，“靈活性”恰恰是其本質屬性與基本特征，在理論邏輯上沒有任何僵死與僵化可言。
其次，在實踐結果上，計劃經濟并非“僵化”
“計劃經濟”從天上掉到地上，從理論設想演變為社會實踐，首先是在蘇聯發生的，延續時間從1928年一直到1991年，大致60余年的歷史。批評其“僵化”與“僵死”的人，只抓住其后期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但事實并非如此。在前期歷史中，“計劃經濟”煥發出驚人的能量，展現巨大的爆發力，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蘇聯改變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工業強國，為實現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為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后來蘇聯之所以能成為同美國并駕齊驅全球大國，UI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爭霸，“計劃經濟”可謂居功至偉。
中國也是這樣。1949年以前的中國基本上沒有什么現代制造業，同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距離工業化有著時代之差，如果遵循一般的發展路徑，中國趕上和達到西方工業化的水平，大概需要上百年甚至幾個世紀的時光。但是，借助于甚至比蘇聯還更高水平的“計劃經濟”，中國在建國后短短的二十年間就實現了初步工業化。筆者記憶，在1971年的時候，中國第二產業產值就超過了第一產業產值，這是實現工業化的第一個臺階，也是初始階段。重要的是，這個“工業化”還是在極度貧窮基礎上實現的，其經濟與技術起點要比當年的蘇聯還低得多。完成這樣的壯舉靠的也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在中國同樣爆發出超常的能量與活力。中國的“計劃經濟”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生產基礎，為后來的市場經濟提供了物質前提，否則，所謂的“改革”與“市場”就要成為一場水中撈月的“畫餅”游戲。
最后，展望未來，計劃經濟仍有價值、仍有空間、仍然大有可為
世事翻覆，猶如白云蒼狗。經濟制度也是這樣，被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宣判死刑的“計劃經濟”，現如今居然還越來越鬼影曈曈地閃現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居然越來越多地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治理的辦法與方式，這都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事實。在現代經濟技術的大背景下，跨國公司的生產與經營不能不強調計劃性，高新技術的生產開發離不開嚴密的分工協作與堅定不移的長期計劃，避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正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大量使用計劃經濟的手段，甚至比計劃經濟更加野蠻粗暴，美國特朗普所推行的制造業回歸與廣泛打貿易戰的做法，比之計劃經濟更加僵化與強硬，等等。這一切都說明，資本主義在撈救命稻草的時候不僅在向“計劃經濟”求援求助，而且氣急敗壞之下連起碼的規矩與道義都棄之不顧。
由此可知，在人類經濟生活的未來前景中，也許會有那么一天，號稱自由的市場經濟需要計劃經濟當救世主，除此之外別無出路。如果這樣，這將又是一副怎樣的歷史滑稽劇呢?
當然，無論是前蘇聯還是中國，發展到后來，“計劃經濟”確實暴露出一系列突出問題。在計劃經濟的名義下，官僚集團們從政治教條而不是從社會實際出發，壟斷一切資源，幾乎把一切都“計劃”了，覆蓋到衣食住行所有生活領域，把“計劃”加以絕對化，使“計劃經濟”走向了反面。哲學上說，“絕對化”必然導致“反面化”，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這樣去搞“計劃經濟”，結果必然導致“計劃經濟”的衰落、僵死，但這主要應歸咎于人的問題而不是“計劃經濟”本身的問題，應該從中尋找的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經濟原因。
也許正是因為看到“計劃經濟”問題背后的政治原因，所以長期以來，那個人所共知的陣營從未放松對“計劃經濟”的抨擊鞭笞，因為只有堅決抨擊“計劃經濟”，才能有力打擊公有制，才能從根本上否定“前三十年”，可以說，埋葬“計劃經濟”是埋葬“前三十年”歷史與政治合法性具體的內容之，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他們所指向、所關心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其政治意義。
但是，歷史已經證明，在俄羅斯、中國這樣的基礎薄弱和落后的國家搞現代化，“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更有效，更能適應帝國主義封鎖遏制條件下的發展建設。與此相對應的是，如今資本主義化的俄羅斯也好，市場經濟下的中國也罷，卻都在相當程度上受制于資本主義了，都正飽受來自西方來自資本主義的制裁與懲罰。
之所以發生這樣事情并非偶然與意外，歷史早有預言和預警。坊間傳聞稱，1965年毛主席在重上井岡山時說，“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重溫這段話，難道不足以發人深省嗎?
現在，中國的“十四五”規劃又出臺問世了，如果追問其政治意義的話，那就是又在很大程度上讓我們重溫了“計劃經濟”的精神，令人不免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慨。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現如今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知道，打破那個喧囂不已的“華盛頓共識”，擺脫對美依賴，爭取自主自立，中國亟須多一點計劃，少一點自由化;政治上是這樣，經濟與技術發展上恐怕也應該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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