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
(本文摘編自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賈根良的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時，筆者就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我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啟動內需的口號，但內需為什么卻一直不振？固然，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與教育、社會保障體系和住房的過度市場化是其中的兩個主要原因，但人們并沒有注意到：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緊密相關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和外國直接投資則是另一個主要原因，而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概括起來說，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主要通過資源、工資和投資機會三個方面嚴重地抑制了內需經濟的發展。
第一，它把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成了內需發展的資金和資源嚴重不足，這與它旨在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爭資源和爭市場的矛盾南轅北轍。
第二，它還造就了一種低工資的“血汗工廠”體系，從而成為內需長期難以啟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我國目前嚴重的泡沫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嚴重后果。
我們下面就依次討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所產生的這些嚴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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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部門與萎縮的內需發展之間相分割的“二元經濟”。
如果說我國巨額的美元儲備只不過是由于美元的不斷貶值而遭受損失，雖然令人心痛，那倒也罷了。但問題是造就這種巨額美元儲備的出口導向型仍在損害我國內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引進的外資仍在把國內儲蓄轉變成幾乎沒有用處的外匯儲備，繼續加重這種畸形的“二元經濟”。
對于引進外資和出口導向型部門如何損害內需發展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舉例說明：假如沿海地區引進外資1000億美元，它必須兌換成人民幣比方說6000億元才能在國內使用，如果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這相當于從全國其他地區吸走了6000億元人民幣，這說明沿海地區增加了6000億元的投資，其他地區就減少了6000億元的投資；同樣道理，出口創匯1000億美元也具有同樣的影響。
上面假定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但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因為引進外資或出口創匯1000億美元而增發這6000億元人民幣，新增人民幣會帶來通貨膨脹，由于沿海地區的貨幣供給比其他地區增加了6000億元，其他地區的貨幣供給量表面上不變，但因為購買力下降了，資源的利用還是減少了，資源就從別的地方流向了沿海地區。
因此，沿海地區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實際上是一種與內地和內需產業爭資金、爭資源和爭奪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機制：沿海地區吸引的外資和出口創匯越多，從內地或內需產業吸走的資金和資源就越多，內地發展就越緩慢，內地或內需產業也就越貧困。
出口創匯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國直接投資所積累的巨額美元儲備不但一直在虹吸國內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資源，導致內需發展嚴重不足，而且也說明，內地或內需產業一直在補貼東南沿海地區和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部門與萎縮的內需市場，并加重了東南沿海地區與內地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使西部大開發戰略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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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造就了一種低工資的“血汗工廠”體系，從而成為內需長期難以啟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產業價值鏈由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和購買者驅動所構成，當國際大循環戰略以廉價勞動力融入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之時，它不得不受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所支配。既然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競爭優勢體現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上，那么，競爭壓力將刺激資本家使用廉價勞動力而不是成本更高的高學歷畢業生。
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導致了這種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導致了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次”活動。這種持續的對工資水平的擠壓迫使工人不得不通過消費更少并盡可能工作更多來增加他們的“自我剝削”，這不但對工人及其家庭是損害，而且也產生了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
而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購買者驅動情況下，中國企業也是通過被迫抑制工人工資提高競相融入國際大循環的。例如，沃爾瑪幾乎每年都要把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貨物的價格壓低5%，國內企業家也就不得不把這種成本降低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從而再次產生對工資水平的擠壓，造成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
當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出口部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之時，其工資水平的長期被擠壓必然對全國勞工階層的工資增長產生嚴重的抑制作用，從而成為工資與利潤在收入分配上嚴重兩極分化的推動力。
按照劉易斯剩余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理論，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從理論上說，只有當全世界的剩余勞動都吸收完畢時，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和農民收入才能上漲，這也就是說，中國由于具有世界上最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將處于“墊底”的地位。
以廉價勞動力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理論無疑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布下的陷阱，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正是通過上述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使中國鎖定在了工人和農民實際收入提高緩慢的困境之中。因此，以中國工人和農民收入增長為動力的內需將很難啟動，這就是我國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啟動內需的口號，但內需卻一直萎靡不振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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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我國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和外國直接投資把我國民族企業壓制在低端產業，本土制造業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積累起來的資金不得不投入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中，從而成為制造嚴重經濟泡沫的基本力量。
作為世界經濟領域的一個新現象，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開始出現全面的和持續的惡化趨勢，這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制成品出口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工業制成品出口價格不斷下跌。
“在1988年至2001年之間，收入越低的群體，遭遇的價格下跌趨勢越嚴重;但是中國制造的產品的價格下降趨勢甚至超過最低收入組國家，與此相似的是，技術含量越低，價格可能下跌得越厲害。出乎意料的是，資源依賴型產品的價格不如技術含量低的產品的價格那樣趨向于下降。”
但大約從1998年開始，發展中國家總體的國際貿易條件趨于改善，而我國總體的國際貿易條件卻急劇惡化。導致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的價格大幅度攀升，而工業制成品的價格卻持續下降。
由于加工貿易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50%，所以自然資源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與工業制成品價格的下跌交互作用，嚴重地擠壓了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再加上2005年后人民幣的升值，使得原本利潤率就很低的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的生存就更加困難了，大量的資金不得不尋求新的投資機會。2014年之后，我國貿易條件改善，但與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國際貿易條件仍有很大差距。
1993年之后，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涌入中國，外資企業把持了我國國民經濟中最有盈利前景的產業環節。
據報道，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中的前五名企業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這些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水平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業則被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
在這種情況下，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大量資金或者不得不投資于可以在短期內就能產生回報的產業，因而加劇了鋼鐵、水泥、煤炭和建材等產業的大量產能過剩；或者轉向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特別是在前者的產能過剩日趨明顯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劇了房地產的投機活動。而國家又不得不把房地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地方政府則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更加助長了房地產業的投機活動，加劇了社會的不和諧。
此外，由于國內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富人階層把大量資金揮霍在奢侈品的消費上，以至于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中國竟然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到全球市場份額的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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