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聽到“納稅人”及“納稅人權利”這個說法，意思是說，政府要聽納稅人的、要替納稅人辦事，似乎是替老百姓講話，很有欺騙性。
看關于中國古代歷史的網絡文章，也經常看到“稅收”這個說法，似乎各派爭奪地盤，就是為了收稅。
“稅收”對于封建王朝，當然是相當重要的。但似乎也沒有那么重要。至少，統一的封建王朝，對稅收的依賴，沒有那么嚴重。
特別是，中國至少自戰國時起，列國就鑄造發行信用貨幣，稅收的地位進一步下降。解決財政問題的一個首要辦法，就是鑄造發行貨幣，而不是稅收。
如果中央王朝，或者地方豪強需要軍費、軍糧、布匹之類，直接鑄造貨幣，發行給自己的政府、軍隊，讓政府軍隊到市場上采購即可，省時省力效率高。而稅收則要麻煩得多。
漢朝，漢文帝作為外藩、只身入主中央，軍權、財權均不掌握，是真正的“孤家寡人”。考慮到周勃、陳平諸權臣曾敢于殺呂氏及其扶持的漢姓子孫皇帝，則文帝處境非常艱難甚至是危險。不要說做點什么大事，就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文帝所謂行“黃老之術”，無為而治，“不問蒼生問鬼神”之類，也是無奈之舉。但文帝確實是有經濟頭腦的法家政治家。他命鄧通大量鑄幣，即著名的“鄧通錢”。如此，他就侵奪了由諸權臣、地方豪強把持的貨幣發行權(鑄幣權)，從而有了在經濟上與諸權臣、地方豪強斗爭的基礎，為自己培育政治力量提供了經濟保證。
我個人認為，自漢高祖到漢武帝這好幾十年，皇上與諸權臣明爭暗斗的關鍵，在于爭奪軍權、財權的控制權。而爭奪鑄幣權，則是斗爭的關鍵。由于分封制，漢初諸大臣、地方豪強都有鑄幣權，而中央的這個權利自然就弱化了。所以，權臣、豪強勢力強大，而中央的力量反而極其貧弱。每有征戰等大事，權臣豪強必然要向皇家索要軍餉、費用。中央則無法滿足，自然不敢動兵征戰辦大事。這應該是當時高祖不敢再伐匈奴的重要原因。文帝時，權臣、地方豪強對財經的侵奪更加嚴重，漢朝中央更加無權干預財政，更加不敢有所作為，不行“黃老之術”，又能如何?
文帝用“弄臣”鄧通鑄幣，自然受到諸權臣、豪強的忌恨。文帝崩，則諸權臣合謀殺害了鄧通，重新奪回鑄幣權，也就不難理解了。
同樣地，鄧通死，也意味著景帝對鑄幣權(貨幣發行權)的掌握再次松弛，而諸權臣再次霸占了貨幣發行權。漢王朝的生存，不得不依重于權臣、豪強的“稅貢”，王朝政令亦必受其控制。景帝，自然也只能繼續“無為而治”。
所謂“文景之治”，其實是代表權臣、地方豪強利益的儒家史學，對在金融上擁護中央集權的法家的壓制，是對帝王的捧殺。
漢武帝養在深宮，他的奶奶、媽媽，應該把漢朝帝王與大臣斗爭的焦點講明白了。他應該深知鑄幣權的重要性，也就應該同樣知道：如果過于依賴權臣、豪強的“稅貢”，則政令必然受制于權臣、豪強等“納稅人”。所以，漢武帝利用伐匈奴之余威，依仗軍隊的支持，毅然決然廢除權臣、豪強的鑄幣權，收之于中央，嚴禁權臣、豪強鑄幣。從此，漢朝才真正統一天下。
前幾天讀史書，漢武帝廟號“世宗”，意思是統一天下的意思。果如此，那么，說明這個廟號，應該是法家定的。因為法家真正懂得鑄幣權重要性不次于軍權。法家強烈支持朝庭絕對控制鑄幣權，堅決反對權臣、豪強分割鑄幣權。而儒家并非不知道鑄幣權的重要性，只是站在權臣和豪強的立場上，故意淡化鑄幣權的重要性、淡化這個爭奪的核心，以便明里暗里反對中央集權、支持權臣、豪強分割本應由中央獨自掌握的鑄幣權，維護擴大權臣、豪強的權利而已。
今天，人民幣發行權，同樣為主流輿論所忽視，諸主流金融官僚、教育、學閥，幾乎均不論及此權。相反，倒是“納稅人”“納稅人權利”被吹得很響，似乎政權必須服從“納稅人”的指揮，維護“納稅人”權益，不然，就是罪大惡極，就喪失合法性。究其本質，和漢朝一樣，就是反對中央在財政、金融上的集權，反對中央獨攬鑄幣權即人民幣發行權，以便于讓外資、所謂社會資本掌控人民幣發行權，并蒙騙民族資本一起向中央發難。
如前文關于漢朝鑄幣權爭奪之論述，如果中央能夠獨占人民幣發行權，則稅收可有可無，無關緊要!而所謂納稅人——其實是指大大小小的中外資本家并不包括普通群眾——對于中國的安全發展，根本沒有那么重要。
那種鼓吹“納稅人”“納稅人權利”的說法，既無知，又歹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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