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幣的本質是什么？評趙建：美國能用印鈔機買下中國嗎？
黃衛東
西澤研究院院長，濟南大學商學院的趙建教授在這篇文章[1]中拋出了一個學術觀點，聲稱直到現在理論界都還沒有說清楚貨幣的本質是什么?以此為基點，展開自己文章。確實，在學術界總是有人對貨幣本質提出新的觀點。
但是，現代各國都使用紙幣，就現實問題來看，我們只需要討論紙幣的本質就可以了，以美元紙幣為例，在美國金融界，以培養金融人才的金融學教科書為例，對這個問題都有很清楚的回答。例如，美國常用金融教科書，金融專家米什金教授所著《貨幣金融學》[2]一書中，清楚地寫道：“聯邦儲備銀行券(參見原書，就是指美元)是美聯儲向持有人開具的借據，也是一項負債。但是，和大多數債務不同，這些借據承諾用聯邦儲備銀行券償還持有人。” (米什金，中文第6版第368頁，英文第七版第358頁，中文第九版在第324頁)也就是說，貨幣是政府開出的不兌現欠條。在Stephen G. Cecchetti 著《貨幣、銀行與金融市場》[3]，第2.2.1節商品貨幣與不兌現紙幣，指美元是不兌換欠條;17.1.2節明確指出，央行發行的現鈔是央行負債。第15.2.1節 低而穩定的通貨膨脹--中央銀行的主要目標之一，指美聯儲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美元每年貶值，等于自動賴帳。
這些金融學教科書所介紹的關于美元本質的觀念，是有法律依據的，其根據是美國聯邦儲備法[4]。該法第16條第1款的題目就是，聯邦儲備券的發行;債務本質;還明確指出，聯邦儲備券是美國政府的債務，是法定貨幣。因此，美元是美國政府開出的自動賴賬的不兌現欠條，由政府強制規定的交換工具，是法定貨幣。
趙教授在文章中列舉了很多經濟學大家，文章說，“甚至到現在，理論界都還沒有說清楚貨幣的本質是什么?從馬克思、克納普的國家法幣學說，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MMT，到貨幣主義、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新貨幣經濟學等，理論界依然沒有定論“。暗示這些學術大家在貨幣本質問題上，至少觀點不一致。也許趙教授所說的是對的，但它與今天討論的當代貨幣問題并無直接關聯。其實這些學術大家對現代社會使用的紙幣，其觀點是相當一致的，都是將紙幣當成一種債務。這里可以一一列舉如下：
1、馬克思在其名著《資本論》[5]p454第三卷第25章中指出，“銀行券無非是向銀行家簽發的，持票人隨時可以兌現的、由銀行家用來代替私人匯票的一種匯票。這種債券形式在外行人看來特別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為這種債務貨幣會有單純的商業流通進入一般的流通，并在那里作為貨幣執行職能，還因為在大多數國家，發行銀行券的主要銀行，作為國家銀行和私人銀行之間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實上有國家債權作為后盾，他們的銀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需要指出的，此段是根據原文翻譯的，國內常常將代表債券的credit翻譯為信用，也就無法理解馬克思的觀點了。這段話，清楚地表明，在馬克思看來，當時常用的銀行券作為紙幣，是銀行依據國家債券發行的欠條。
2、克納普則在其著作《國家貨幣理論》中指出[6]，銀行券是一種紙質文件，它規定了一筆有價貨幣;法律保證發行銀行接受該金額的付款;也就是說，銀行券是一種法律規定的債券。還進一步指出[6]，銀行券不能自動成為國家貨幣，但是只要政府宣布接受銀行券作為向中央的支付方式(對國家的支付)，它們就立即變成國家貨幣。
3、凱恩斯則在《貨幣論》[7]中指出，“私人發行的債務—如由銀行發行的—可以在交易結算中使用，盡管它并沒有被政府宣告為貨幣。但是，它可以和國家貨幣同時并存于流通之中。而且國家可以運用其制定貨幣的特權，宣布該債務證券本身可作為清除債務的手段被接受。因此，銀行紙幣就成為貨幣”。當時西方各國法定貨幣都是鑄幣，因此，凱恩斯明確認為，紙幣是一種債務貨幣，可以用作國家貨幣。
4、關于現代貨幣理論MMT，Wray在其著作《現代貨幣理論》[8]一書中明確指出，“美國的貨幣是政府的負債，是一種可以兌換為納稅義務的借據”;在另外一本專著《解讀現代貨幣》[9]中指出，“所有現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都在不兌換貨幣體系下運轉。不兌換貨幣直接由財政部或由中央銀行發行，它們成為不可兌換的政府負債。不兌換貨幣通常具有法定貨幣的功能，即被國家法律部門認定為能夠償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債務的貨幣”。
5、貨幣主義，通常是指弗里德曼建立的貨幣學派。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貨幣的禍害》[10]中第二章指出，美元紙幣過去在票面上印有“可兌換”，現在則取消了可兌換;在第十章中則指出，紙幣不僅僅是承諾支付，而是在金本位下代表金幣，如今則代表聯邦儲備銀行的紙幣或存款單。就是指美元在過去金本位時代是可兌換金幣的欠條;而在現在法定紙幣時代，則是不可兌換的欠條，只能換另外一些美元或者美元存款單了。弗里德曼作為美國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推手，顯然不愿清楚地揭示美元紙幣的本質，但也不好胡說八道，降低說服力，因而說得比較含糊。了解金融常識的人，都應該理解這段話的含義。
6、哈耶克在《貨幣非國家化》[11]一書中主張私人銀行發行可贖回的紙幣，原文指出，“我將宣布發行無息流通券或鈔票，我要承擔的唯一法定義務是在持有人提出的時候贖回這些鈔票”。也就是主張發行的紙幣是可兌換的欠條。
7、新貨幣經濟學討論的是設想的未來無貨幣經濟體系[12]，基本沒有涉及當代紙幣的本質。例如，設想的BFH支付體系包括五種形式，1)直接物物交換;2)以普通股票為交換媒介;3)以公司債務為交換媒介;4)以銀行確認的公司債券為交換媒介;5)以純粹的銀行負債為交換媒介。
趙教授在文章說，“賈教授簡單的將貨幣供給看作是印鈔機“印鈔”，沒有探討全球經久不衰的美元需求機理，看不到或有意忽視世界貨幣體系背后的歷史形成過程和復雜的信念共識網絡，顯然是缺乏專業說服力的“。顯然趙教授反對賈根良教授介紹的，“貨幣供給是印鈔機印出來的”的現實，但在整篇文章中，卻未能舉一例介紹，現實中供給的貨幣有不采用印鈔機印鈔的。趙教授長篇大論所說的貨幣需求等影響因素，它們僅僅影響貨幣供給的數量，而不是影響貨幣供給的方式。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由于人類技術的進步，人類的貨幣供給方式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過去全部印制在紙上的貨幣，現在大部分都印在芯片上了，但這并沒有改變印鈔機印鈔的現實。
兩位教授在各自文章中討論的最重要問題也許是，美國能不能用印鈔機買下中國或抄人民幣的“老窩”。其實市場經濟，任何交易都是雙方自愿的，沒有中方的自愿，美國當然不可能買下中國。問題在于，中國主流經濟界和金融界就有一大幫精英，將美元欠條看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財富，甚至是唯一的財富了。賈根良教授擔心的就是這些人主導中國金融和經濟，要把中國的一切都拿去換美元，中國主流金融界尤其嚴重。例如，自1995年以來，我國央行開始依據外匯儲備被動發鈔[13]，發行的人民幣都拿去換美元歐元等西方貨幣，將增發的人民幣交給西方，而換來的西方貨幣，則儲備在央行，作為人民幣發行依據。人民幣也就成了外匯代用券，人民幣發行主權和發行收益，都完全交給了西方，給西方免費提供了20多萬億元，從而控制了大量中國經濟資源。
當然，很多人無法相信，也無法理解這一事實，顯然從趙教授文章也可以看到，趙教授也不認為存在這樣的事實。這里補充幾句解釋一下，其實央行不事生產，主要的工作就是印制和發行人民幣現鈔。央行儲備高達3萬億美元的西方鈔票，得到這些西方貨幣的唯一方法，就是拿印制的人民幣現鈔換來的，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當然，西方資本家換來人民幣，是不會愿意長期持有人民幣的，而是拿換來的人民幣在中國境內買走商品，買走工廠，甚至買走了中國的很多銀行和銀行股份。也許具體交易過程有很大不同，但最終結果總是如此，央行獲得了外匯，西方資本家獲得了中國的工廠以及生產的產品等各種經濟資源，而人民幣進入了國內市場。未來西方能不能拿美元換取中國的一切，不取決于西方，而取決于國內的主管精英，取決于他們頭腦中的觀念。當然，中國的廣大老百姓也許不會無動于衷，允許他們這樣做。
本來貨幣的供應量應隨著市場需求量變化而變化，才能維持貨幣系統的穩定。今年新冠疫情影響，我國貨幣需求量下降，推動央行減少基礎貨幣，5—8月份人民幣基礎貨幣減少了1萬多億元。外匯作為貨幣發行依據，就應當隨著發行貨幣數量減少而減少，但央行分毫都不愿動用外匯來回收基礎貨幣，而是發行央票，也就是債券，收回基礎貨幣。顯然他們寧愿借錢支付利息，也不愿減少持有他們心目中唯一的“美元財富”。
就歷史和現實來看，美元本是自動貶值賴賬的欠條，過去美國政府承諾，35美元可兌換1盎司黃金，但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停止兌換，美元就常常大貶值，如今需要1890美元才能換來1盎司黃金了。如果當初選擇儲備1盎司黃金，如今價值就高達1890美元了。當然，很多人會想，選擇儲備美元，可以購買美國國債和商業債券獲得利息。其實美國的國債利率，幾乎總是低于通貨膨脹率，最近十余年，更是接近0. 而選擇商業債券，很可能變成廢紙。2008年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實際上是美國精英讓很多美國投資銀行倒閉，使得歐洲很多銀行和投資者持有的美國商業債券變成廢紙，有人估計損失高達10萬億美元。中國的主流經濟界和金融界似乎沒人敢冒險，使用中國的外匯大量購買美國的商業債券(不包括購買美國政府擔保的兩房債券數千億美元;本人不了解內情，也許這個說法是錯的)。不管怎么說，央行持有美元歐元等西方貨幣都是非常明顯的糟糕選擇，也是賈教授所反對和擔心的選擇。
相反，1995年以來，央行印鈔從不購買我們的國債，將發行的人民幣交給自己的政府。由此可見人類歷史上最荒謬的一件事實，中國政府設立的央行，在最近的25年，發行了接近30萬億元鈔票，卻從不購買本國國債，支持本國政府;反而主要購買美國國債，支持中國的戰略對手。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賈教授形容央行的精英代表陸局長，他公開寫文章支持央行這樣做，是里應外合的第五縱隊，實在是很好的比喻。
本來很想寫篇文章支持賈根良教授，還和多位學者討論，但賈教授文章(附后)寫得很好，實在難以錦上添花，也就不好意思獻丑了。本文是借評論趙教授文章機會，順便表達對賈教授觀點的支持。其實本文所說，都是老生常談的金融學常識，實在不好意思專門去談。問題是，趙教授似乎對這些金融常識是一無所知啊。也許趙教授不屑了解這些金融學常識吧?
趙教授在文章中，總是以專家們的理論為依據，問題是這些理論與當今的現實毫無關系，有的討論過去，有的討論未來，就是不涉及當代人類社會的現實，這種討論，又有什么意義?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啊。再說，趙教授所推銷的很多理論，其實都是美國的意識形態理論，為美國的意識形態服務的。在這些意識形態理論統治下的思想，就是將美元當成了財富，甚至是唯一的財富，無視美元實際是美國政府發行的，卻不負責兌現的，而且還不斷自動貶值賴賬的欠條。趙教授花了如此大的篇幅，不就是用這樣一些意識形態化理論，給人們描繪一個高大上的美元，讓人們相信，美元就是財富嗎?要人們支持主流精英們所推動的，拿國內財富換美元等西方貨幣欠條嗎?
中國主流金融界和經濟界，很大程度上，就是當美國意識形態經濟學的傳聲筒，更令國人痛恨的是，他們干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將中國的財富不斷奉送給西方。他們從不介紹美國金融界的常識，卻天天推銷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經濟學，就是要洗腦中國老百姓，讓中國老百姓相信，他們做的都是對的。他們干凈了賣國勾當，卻不準他人評說，還如此理直氣壯，可謂荒唐透頂。
參考文獻
1.趙建. 美國能用“印鈔機”買下中國嗎?——兼評賈教授與陸局長的“金融開放之爭”-股票頻道-和訊網 http://stock.hexun.com/2020-10-13/202221327.html. 2020 2020.10.13 20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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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iedman, M., Money Mischief. San Diego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p. 12,118.
11. Hayek, F.v., 貨幣的非國家化；姚中秋譯. 2007: 北京：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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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周其仁, 匯率評論之十六：被動超發貨幣的教訓，經濟觀察報 2010年8月16日，http://zhouqiren.org/archives/979.html； 收錄在《貨幣的教訓 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另參考：央行依據外匯儲備被動發鈔的官方證據 - 黃衛東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78174.html. 2010: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出版. p. 46--51;
因賈教授文章在網上都被清理干凈，特此附后：
對陸磊教授主持金融開放的專業水平的質疑
賈根良
摘要：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教授最近有關金融開放的言論反映出其專業水平違背基本常識，其政策設計的實質是引狼入室，為美國印鈔購買中國企業、印鈔摧毀中國經濟大開方便之門。令筆者感到疑惑不解的是：陸磊教授竟然以殖民地經濟的貨幣局制度和早已不存在的金本位作為中國金融開放的模板，與國際金融大鱷里應外合，成為美國發動對華貨幣戰爭的“第五縱隊”，將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開放引入了歧途。作為金融學教授，其專業水平的低劣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中國人民銀行竟然讓這種水平的教授主持金融開放政策的制定，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喪失對金融開放的領導權。因此，筆者建議中央巡視組進駐中國人民銀行，對相關問題進行調查，督促國家外匯管理局認真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新確定金融開放的正確道路。
筆者僅摘錄最近報道中的幾則信息對陸磊教授低劣的金融專業水平進行評論。
首先，“陸磊表示，人民銀行和外匯局的研究認為，全球‘寬貨幣、低利率’為中國提供以人民幣為基礎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優勢，主要經濟體維持零利率或者是負利率，中國和主要的發達經濟體維持了較高的息差，決定了近期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
評論：9月20號，筆者在公眾號上發表《外資購買中國債的真相》一文，揭露了在中國人民銀行主導下，我國開放債券市場正在嚴重破壞我國財政金融體系的驚人惡果：“外國資本和美國政府狼狽為奸，前者通過購買中國國債獲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套利空間，而美國政府則包藏禍心，旨在摧毀中國的財政貨幣主權。外資購買中國國債、股票等金融資產不僅正在摧毀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而且正在以‘鳩占鵲巢’的方式抄了人民幣的‘老窩’。”
筆者在該文中指出，美、日、歐決不允許中國人拿人民幣到其銀行自由地兌換其貨幣，中國人出國等用人民幣所兌換的發達國家貨幣是我國在其銀行系統的外幣存款(所謂外匯儲備)，而這些外幣存款則是我國通過出口大于進口(實物資源換外幣紙片)的貿易順差和賣掉中國企業(“靚女先嫁”)等換來的“血汗錢”和“賣身錢”，美、日、歐決不會允許中國印鈔兌換其貨幣再購買其國債。而我國卻通過開放債券市場，允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開動印鈔機就直接兌換成人民幣購買中國國債，允許外資銀行使用由此兌換的人民幣在中國高息放貸、收購中國企業，摧毀人民幣信用的基礎。這實質上是引狼入室的行為，它正在為美國印鈔購買中國企業、印鈔摧毀中國經濟大開方便之門。
正如筆者在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第3章(第71頁)指出的，“在當代世界中，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金融保護還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資本項目開放)成為國家利益斗爭的制高點，這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密切相關。以美元為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變成了沒有黃金和任何實物支撐的不兌現貨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增印美元的‘量化寬松’在本國沒有產生通貨膨脹，卻把通貨膨脹輸出到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更嚴重的是，從理論上說，通過熱線流入和直接投資的途徑，美國只要印刷美元紙片在一國換成該國貨幣，就可以買下該國的全部資源、商品和企業，與過去通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奪落后國家經濟相比，這種辦法是何止‘事半功倍’!這就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什么極力誘騙發展中國家實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其次，陸磊教授說，“我個人對金融史的研究發現，在實行固定匯率的中國香港地區和19世紀與黃金掛鉤的英國，實現了金融市場的高水平的開放，即金融制度和金融產品的優先論。” 這句報道透露出，陸磊教授有關中國金融開放的政策設計要以殖民地經濟的貨幣局制度和早已不存在的金本位作為中國金融開放的模板。
評論：目前學術界對金融市場的開放時機是否成熟存在爭論，筆者認為開放時機不成熟，因此筆者對金融開放中的“匯率改革優先論”也持保留意見。陸磊教授正是針對金融開放“匯率改革優先論”提出上述看法的。在這里，筆者暫不討論陸磊教授講話中提到的“19世紀與黃金掛鉤的英國”問題，只是揭露陸磊教授所謂“實行固定匯率的中國香港地區……金融市場的高水平開放”的實質。
研究金融制度的學者們都知道，實行固定匯率的中國香港地區的聯系匯率制實質上是殖民地時期貨幣局制度的現代翻版。在舊殖民主義時期，為了全面控制殖民地的經濟，殖民者往往會在殖民地建立貨幣局制度，控制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權。在19世紀，作為“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就是通過英鎊的貨幣局制度控制了其殖民地的財政貨幣大權。在20世紀甚至現在，仍有一些小的經濟體實行美元貨幣局制度。作為一種依附型經濟的貨幣制度，貨幣局制度具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本國貨幣匯率緊緊盯住一種作為基準的外國貨幣，二是所發行的貨幣保證完全以外匯儲備作為后盾。實行美元貨幣局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如果要使用本幣，首先要獲得美元，然后再以美元作為準備金，發行本幣(在中國香港地區則是港幣)。實行美元貨幣局制度的國家和地區不僅喪失了財政主權，而且財政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也基本上喪失了，無法運用貨幣主權實施主權信貸。
阿根廷自1991年實施貨幣局制度到2002年被迫放棄這種貨幣制度安排，貨幣局制度在阿根廷存續了十一年。但筆者不得不說，阿根廷目前的經濟動蕩與這個時期貨幣局制度的實施對其財政貨幣制度的破壞具有很大關系。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指出過，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實質上是喪失貨幣主權的貨幣局制度，并建議中央廢除香港的這種貨幣制度，建立與人民幣掛鉤的港幣發行制度。在筆者看來，1997年的香港回歸除了駐軍外，實質上只是形式上的回歸，司法權和貨幣發行權都沒有回歸，這是導致香港發生動亂的重要原因。陸磊教授不去研究如何改革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貨幣局制度問題，反而卻將其作為“金融市場高水平開放”的模板，不知他的目的何在?
再次，陸磊介紹說，“從近期的發展機遇來看，國際機構投資者普遍看好中國金融市場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根據摩根士丹利的報告，2020到2030年，中國股市、債市年均流入規模可能是達到1000億到3000億美元，人民幣在世界儲備貨幣中的比重可能從2%上升到8%-10%。”
評論：一國貨幣在世界各國外匯儲備中所占比例是其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指標。以東亞國家和地區美元外匯儲備的形成為例，它是通過貿易順差用商品換取美元形成的，我國的美元外匯儲備還包括通過引進美元直接投資接受美元和賣掉中國企業換取美元等形成的，美元國際化以及日元、歐元的國際化基本上都是通過這種道路實現的。美元國際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制度保障，這就是不對中國實行金融開放，不允許中國銀行在美國發放信貸，不允許中國企業在美使用美元進行高科技直接投資，更不允許中國企業使用美元購買美國企業，只允許中國用貿易順差和賣掉中國企業等換來的“血汗錢”和“賣身錢”購買美國低息和不斷貶值的美國國債。
筆者認為，美元的這種國際化是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唯一正確道路。美國人是中國人的老師，我們仍需要虛心向美國學習，人民幣國際化只有像美國這樣，才能取得成功。這也就是說，人民幣國際化的正確道路只有兩個途徑：一是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條件下，我國對外實行貿易逆差戰略，使對華貿易順差國儲備人民幣，二是某些國家接受人民幣直接投資或將其企業出售給中國從而儲備人民幣，然后，只允許這些國家由此獲得的人民幣購買中國國債。舍此，都是極其錯誤的“人民幣國際化”。
現在，陸磊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卻異想天開，希望走一條“人民幣國際化”的捷徑：美國等國家根本就沒有必要通過賣苦力和出賣自己的企業積攢人民幣，然后再用人民幣購買中國資產，只要開動印鈔機印刷沒有內在價值的美元紙片就可以將其直接兌換成人民幣購買中國資產(國債、企業股權、土地等)。這是一種什么行為?這是為美國印鈔收購中國洞開大門。陸磊教授對此也是供認不韙的，據他介紹，“根據摩根士丹利的報告，2020到2030年，中國股市、債市年均流入規模可能是達到1000億到3000億美元。”陸磊教授使用一種貨幣在世界儲備貨幣中所占比重作為衡量該貨幣國際化的程度，那么，根據摩根士丹利的估計，在今后十年，中國每年都要增加1000億到3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請問這究竟是在推行人民幣國際化，還是在推行美元國際化?
更進一步，這些美元在中國都要兌換成人民幣購買中國資產(國債、企業股權、土地等)，這實質上又將人民幣的發行變成以美元外匯儲備為基礎，怪不得陸磊教授將中國香港地區的貨幣局制度推崇為“實現了金融市場的高水平開放。”但請問當人民幣以美元作為本位基礎的時候，這不是將人民幣發行壟斷權相當大比例拱手奉送給美國政府了嗎?這種高水平金融開放究竟是在為哪個國家的利益服務?
固然，近兩年來，中國人民銀行不再通過結售匯增加其資產負債表上的外匯占款，從而在表面上央行不再以流入的美元發行基礎貨幣，央行的外匯儲備不再呈現大幅度增加的狀況。這說明，在美元流入中國后，其中有相當大部分變成了民間美元外匯儲備，這就是我國金融界長期以來所鼓噪的所謂“藏匯于民”。但這種“藏匯于民”必然導致我國私人部門(商業銀行、企業和居民)減少對人民幣的需求，使我國私人部門在越來越大的比例上加入美元體系。這種狀況如果長此以往，必然導致中國經濟越來越美元化。正如筆者在《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第12章(第159頁)指出的，藏匯于民的結果必然會使我國像拉丁美洲和波羅的海的小國一樣淪為美元的殖民地。現在拉丁美洲的美元化程度達到70%，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小國之所以緊隨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該國國民主要是使用美元等買房和進行投資的結果。拉丁美洲經濟的“美元化”難道不是前車之鑒嗎?
有人認為，只要央行不購買美元，就沒有增加基礎貨幣投放。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試想：如果某年美元流入大于(我國因對外投資、留學和旅游等導致的)美元流出，那么，在減去我國私人部門的美元存款之后，多出來的美元流入還是需要投放基礎貨幣的，這也就是說，與央行增加外匯儲備一樣，因為貿易商、外國直接投資特別是購買中國國債、股票等流入中國的美元只有賣給商業銀行才能在中國進行業務活動，而商業銀行接受其匯兌將導致銀行系統增加準備金，而央行必須滿足其需要，而準備金增加就是基礎貨幣發行。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發行仍是以美元流入為基礎的，它仍然在損害中國的貨幣主權。
這難道就是陸磊教授所謂的“中國金融市場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前景”嗎?一些不良學者將其稱作是“人民幣國際化迎來新的黃金發展期”。但在筆者看來，它正在摧毀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摧毀我國財政主權，而且正在以“鳩占鵲巢”的方式抄了人民幣的“老窩”。
最后，“陸磊還介紹說，近期一些國際頭部機構投資者十分關注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設性的改革建議。”
評論：陸磊教授的這句話很耐人尋味。何謂“國際頭部機構投資者”，記者的這句話令人費解。陸磊教授無非是在說，美國華爾街金融大鱷十分關注中國的金融開放，但是，這些搞得美國發生嚴重金融危機的機構卻在給中國“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設性的改革建議”，這難道不是黃鼠狼給雞拜年嗎?
不知記者是出于何種心態，在報道時說，“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海峰會9月26日在位于上海市靜安區的頗具歷史感的上海市總商會舊址舉辦。”但在筆者看來，在上海市總商會舊址召開的這個會議是一個不祥之兆：在陸磊教授的主導下，金融開放將使中國一步一步地淪為美國的金融殖民化。
附錄1：《什么時機開放，如何開放?陸磊談金融開放的順序與前置條件》
新京報貝殼財經訊(記者 侯潤芳)“目前在理論界可能存在的爭議就是，金融市場的開放時機是否成熟，開放是否對貨幣政策自主權和匯率穩定構成沖擊，這個就是所謂的挑戰。一種觀點認為，要先實行人民幣的匯率的清潔浮動，再推動金融市場開放，即匯率改革優先論。我個人對金融史的研究發現，在實行固定匯率的中國香港地區和19世紀與黃金掛鉤的英國，實現了金融市場的高水平的開放，即金融制度和金融產品的優先論。金融市場有韌性，才可以構成大規模的交易，這個才是匯率的決定機制，人民幣匯率在這個過程當中的彈性也是勢必會進一步加強。”
附錄2：陸磊：《央行外匯局正深入研究未來五年推動資本項目開放的內容》，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在峰會上。
全球財富管理論壇上海峰會9月26日在位于上海市靜安區的頗具歷史感的上海市總商會舊址舉辦。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在峰會上表示，穩妥有序推進以金融市場開放為核心的資本與金融項目開放是既定的改革取向。
據他透露，中國人民銀行和外匯局在易綱行長、郭樹清書記和潘功勝副行長的帶領下，正在深入研究未來五年推動資本項目開放的主要的內容和關鍵的環節。
中國的金融市場的開放潛力仍然巨大
據陸磊介紹，針對過去30年資本項目開放堅持的“先流入后流出，先長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間接，先機構后個人”的邏輯取向，人民銀行和外匯局比對了經合組織(OECD)的《資本流動自由化通則》：在91項負面清單中，86項實現不同程度的開放;按照IMF的法定測度標準，七大類40項資本項目子項中，37項實現了不同程度的開放;到2020年6月，開放程度66.4%。按照IMF的實際測度標準，19年開放程度70%，較11年提高8個百分點。直接投資(FDI)開放度高達91.7%，資本和貨幣市場為64%，衍生品和其他工具是50%，證券投資開放度也就是境外投資者證券投資規模占GDP比重是14%，這些數據反映了中國的金融市場的開放潛力仍然巨大。
陸磊還介紹說，近期一些國際頭部機構投資者十分關注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設性的改革建議，很多內容需要在下一步改革中認真研究并大膽探索實踐。昨日剛剛發布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管理辦法》，就是各個金融管理部門在交易環節、匯兌環節、跨境環節，共同推進金融市場開放的又一個范例。從近期的發展機遇來看，國際機構投資者普遍看好中國金融市場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根據摩根士丹利的報告，2020到2030年，中國股市、債市年均流入規模可能是達到1000億到3000億美元，人民幣在世界儲備貨幣中的比重可能從2%上升到8%-10%，這個意味著離岸人民幣規模和回流投資需求持續保持高增長。
當前是構建金融市場開放新格局的關鍵期
陸磊表示，人民銀行和外匯局的研究認為，全球“寬貨幣、低利率”為中國提供以人民幣為基礎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優勢，主要經濟體維持零利率或者是負利率，中國和主要的發達經濟體維持了較高的息差，決定了近期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和改革紅利對全球資本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20年中國會成為疫情沖擊下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股票市場和人民幣匯率也在疫情的沖擊下表現出了良好的韌性。
陸磊指出，當前是構建金融市場開放新格局的關鍵期，經過30年的發展，由于實體經濟部門融資渠道的多元化，金融機構跨境設置分支機構的機構開放模式逐步為金融資產跨境雙向持有的資產跨境配置取代。金融開放在以下四個方面都處于關鍵期：
第一是當前金融業對外開放政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同質化的競爭，已經進入到金融市場高水平服務、產品創新和金融科技革命的關鍵期。
同時，繼2019年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取消QFII和RQFII額度限制以后，發布了《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資金管理規定》，也就是2020年2號公告，明確簡化了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期貨投資資金的管理要求，推動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
第二是人民幣國際化進入了離岸和在岸市場互動的關鍵期，從境外投資者使用人民幣交易和投資規模來看，2019年，已經建立了清算行的國家和地區共發行人民幣債券近4000億，同比增長35%多。其中香港人民幣債券全年發行1667億元，比2018年增長230%。從人民幣國際儲備的地位來看，截至2019年四季度末，人民幣儲備規模達到2176.7億美元，占已披露具體幣種的外匯儲備總額的1.95%，排第五位，而到了今年的1季度，這一指標到2.02%。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70多個央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了外匯儲備，離岸人民幣外匯全球日均交易量從2016年2020億美元增到2019年2840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市場的份額從4%到4.3%，在新興市場貨幣排名是第一位。
第三，資本與金融項目可持續開放進入了機制變革的關鍵期，呈現出了以下值得歸納的特點：一是境外非銀行的金融機構青睞股票市場，境外央行傾向于投資債券市場。二是非金融企業股票以及政府和銀行債券是最受非居民投資者歡迎的人民幣資產。
第三個特點就是為了更好支持實體經濟，拓展投融資渠道，在股權直接投資層面，外匯管理局在研究修訂QFLP和QDLP規則，大力發展私募股權投資的國際化路徑，逐漸形成全球投資基金發展和管理的新模式。
第四是全球國際形勢和風險因素有比較大的改變，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市場擴大開放進入了逆水行舟的關鍵期。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的變化，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等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調整，可能將面臨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與此同時，世界經濟低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沖擊，逆全球化趨勢下世界進入變革期，新興市場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波動可能進一步加劇，對風險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更高水平的開放打破封鎖和圍堵的風險，積極融入和擁抱世界金融的體系
對標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未來中國面臨哪些挑戰和戰略?
陸磊指出，一個是市場主體發育程度不夠成熟，現有市場主體的創新能力，風險管理的能力，海外的業務的能力有待提高，不少方面要交流互建加以提升。中國金融市場發展才走過短短30年，專業化投資能力的建設，投資風格的成型，要通過開放打磨成熟。
二是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完善。歷史上，支付清算系統的提高，有利的提升了一個國家主權貨幣的國際化進程。此外，在發達市場上，完善的信用評級體系功不可沒，有效的緩解了制約跨境投資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為全球資金投資提供了標尺。此外，登記系統存在進一步便利化，高效化的改進空間。
第三個挑戰是開放的順序和前置條件。目前在理論界可能存在的爭議就是，金融市場的開放時機是否成熟，開放是否對貨幣政策自主權和匯率穩定構成沖擊，這個就是所謂的挑戰。一種觀點認為，要先實行人民幣的匯率的清潔浮動，再推動金融市場開放，即匯率改革優先論。
陸磊表示，針對以上挑戰，面向全球高水平的金融市場開放是統籌推進改革和防風險的關鍵，為此人民銀行和外匯局拿出了如下戰略：
一是要擴大金融業的對外開放，順應市場主體的需求，以更高水平的開放打破封鎖和圍堵的風險，積極融入和擁抱世界金融的體系。
二要建設以人民幣金融資產為核心資產的國際金融中心，推動離岸和在岸市場的規則與國際接軌，促進中國和全球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培育全球交易市場。
三是要穩步審慎推進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完善貨幣調控體系，培育市場基準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線，逐步形成市場化利率調控體系，增強匯率彈性，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的自動穩定器作用，用改革的辦法疏導貨幣政策傳導。
四要建立與更高水平開放相適應的金融監管體系，完善跨境資金流動的宏觀審慎和微觀合規兩位一體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觀政策的跨周期的穩定性、一致性，可預期性。
陸磊最后強調：“以往的經驗證明，開放是一盤棋，必須通盤思考，不可以孤軍獨進，底層的機構能力、制度建設、市場效能是相互關聯的決定性因素。只有通過金融市場開放，制度變革和機構能力提升才可以成為可能。當今人民幣國際化會面臨種種風險，但是推進國際化的進程是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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