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近15000字，耗時30+小時。評論某知名學者的大作，有感而發。
精疲力倦，沒有仔細校對，不排除進一步大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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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產資料的匯聚與集中，私有制條件下，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大批農民失去土地，在封建社會，他們會變成佃農或者農奴。土地還是那些土地，大多數人已經不再為自己勞動，而是為地主勞動。一般情況下，大多數勞動力還是留在當地，被土地所吸收，畢竟地主不會讓土地荒蕪，需要佃農或農奴耕種土地。沒有成為佃農或農奴的人，要么乞討流浪，要么落草為寇，要么從軍吃餉，要么倒斃溝渠，要么賣身為奴。
生產資料還是那些生產資料，勞動者還是那些勞動者，但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改變了，于是，勞動者的地位下降了，由自由人變成了深受地主操作的半自由人。地主壟斷生產資料，獲得絕大部分產品，掌握自己領地上勞動者的命運。和平年代，錦衣玉食、妻妾成群、聲色犬馬，時機成熟，問鼎中原。
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升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莊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
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薅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里三四百史家村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
史進對眾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聚集著五七百小嘍羅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羅噪。我今特請你眾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眾人可各執槍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果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 眾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 當晚眾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墻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頻刀馬，防賊寇，不在話下。
史進能自辦民團，組織地主武裝并自任首領的根本原因，是他是史家莊的莊主，四百戶莊戶(三四百村戶)的經濟命脈都控制在他手里，在當地有說一不二的影響力。所以，他說話，誰都不能不聽，無論是送喪掛孝還是組織地主武裝，佃農、小自耕農都必須百依百順。
國外也一樣，斯密的《國富論》對此曾有分析和描述。
一個大地主，對維持耕作者所剩余的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既無物可以交換，就無所謂地把它花費于鄉村式的款客。這剩余部分，如足夠養活一百人，他即用以養活一百人，如足夠養活一千人，他即用以養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實無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圍常有成群的婢仆和門客。他們依賴他的給養，既無任何等價物品為報酬，就服從他，象兵士服從國王一樣。
佃耕者依賴大領主，無異于他的婢仆。他們即使不是賤奴，也是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他們所納的地租，無論就任何方面說，也不能與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資料等價。……如果消費它的人們，是象門客家仆一樣，聽從自己號令的話。這樣，他可省去許多麻煩，伴侶不至過多，家庭不至過大。僅付比免役租多一點的地租，而占有能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其從屬于領主，無異于婢仆、家奴。他們須絕對服從領主的命令。這種領主，在佃農家里養佃農，與在自己家里養婢仆、家奴，無甚區別。婢仆和佃農的食糧都來自領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繼續則取決于領主的高興。
在這情況下，大領主對于其佃農和家奴，必然有一種駕馭的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貴族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他們有統率境內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權力，所只在境內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沒有任何其他人擁有這樣的權力，國王也沒有這權力。國王在古代，不過是領土內最大的領主，其他領主，只為共同防御共同敵人，才給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因此，他不得不將大部分農村的司法權，交給能執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統轄民軍的權力，交給能統轄民軍的人。
某經濟學家說，皇權不下縣。這話是有問題的。但是，在各個朝代的末期，隨著土地兼并，地方地主勢力的崛起，皇權確實難以深入基層。這種皇權不下縣，把基層交給鄉賢(封建領主)，不是一種良政，而是一種弊端。
與經濟學家鼓吹的不同，當時的民間不是溫良恭儉讓，而是無法無天。
政府的權力仍過小，貴族的權力仍過大，而貴族權力過大，正是政府權力過小的原因。封建等階制度雖然確立了，國王仍不能制服大領主。大領主，依然橫暴如故。他們相互間依然不斷地任意作戰，甚至常常對國王作戰。廣大的鄉野仍呈一片強取豪奪和騷亂的景色。
類似的歷史，我們很熟悉。史進組織地主武裝以后，與少華山的土匪武裝不打不相識，結成同盟。《水滸傳》之中，史進等四人以梁山好漢的身份出場，現實之中，他們如何使用暴力，很大程度上在于社會環境和個人興趣。
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里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巖、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巖說:"殺兩個叫花子開張!"這兩個叫花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高度發達的商品化的奴隸社會，比如共和時代的羅馬，則可能出現小自耕農不斷被驅逐出來的情況。
小農經濟不斷破產，土地不斷兼并，大地主獲得土地以后，并不雇傭破產的小農，也不把土地租賃給他們，而是廉價買入低人一等的奴隸。一方面，由于羅馬軍隊連戰連捷，奴隸貨源充足售價極低，使用奴隸比使用破產小農更經濟更劃算。另一方面，相比擁有羅馬公民權的小農，奴隸們更好控制，大地主可以隨意生殺予奪。
那些被驅逐出來的前小自耕農，離開土地，進入首都羅馬謀生。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無法找到謀生的機會，于是醞釀社會動蕩。
為了維穩，同時提高羅馬軍隊的戰斗力，馬略推行馬略軍改。羅馬的政府軍由義務兵改為雇傭兵，當兵不再是義務而是職業，為貧民提供就業機會。同時，羅馬施行了原始的低保措施，每個貧民家庭，每月可以按照遠遠低于市場價格的售價獲得一定數量的小麥口糧。
農民被從土地上剝離出來，最重要的原因是壟斷土地的大地主階級，不需要農民的勞動。否則，大地主就會把農民農奴化。大地主
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會成為流民，為了謀生，如果不能被放逐或安置在海外殖民地的話，大概率會進入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謀生。乞丐知道去人流多的地方乞討，而不會在荒山野嶺要飯，這是基本常識。
這是攔不住的。
一方面，在農村失去就業機會和謀生手段的勞動者有求生的本能和正確判斷哪里有生存的機會的能力;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出現以前，城市之中居住的社會頂層需要仆役服侍。
賈府自然有賈母、賈政、賈寶玉、王夫人、寶釵、黛玉，也少不了丫鬟、婆子、焦大、鮑二和鮑二家的。主子住在內院正房，仆人住在前院、后院倒坐房。
丫鬟、婆子、焦大、鮑二和鮑二家的，從賈家那里領了每月的工錢，也會有需求，比如丫鬟、婆子從喬鄆哥那里買個時鮮瓜果，焦大買些煙葉酒品，鮑二白秀英那里消遣，去閻婆惜那里嫖娼，去顧大嫂那里耍錢吃酒，鮑二家的買點神仙打架的荷包之類。
喬鄆哥、白秀英、閻婆惜、顧大嫂，又需要消費武大的炊餅。
紫石街的茅廁需要有人掏，垃圾需要有人運，污水需要有人清理。武松斗殺西門慶，一地的血污，需要有人擦洗。
一座城市的生活，如同家庭，既有吃喝睡，也有大掃除，還有拉撒。總有人要從事倒垃圾、掏地溝、通馬桶的工作。
一座城市的消費，如同一場盛宴，不同身份的人依次入場，總有殘羹冷炙甚至垃圾，可以養活社會底層。祥子明白這個道理，無論如何也要進城。
這座城給了他一切，就是在這里餓著也比鄉下可愛，這里有的看，有的聽，到處是光色，到處是聲音;自己只要賣力氣，這里還有數不清的錢，吃不盡穿不完的萬樣好東西。在這里，要飯也能要到葷湯臘水的，鄉下只有棒子面。
一個城市，如同一個金字塔，需要有龐大的塔基才能維持在塔尖的賈府主子們的精致生活。
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
賈府是經濟的中心，賈府的主子們掌握社會總產品的最高分配權。賈府的主子們住在城市，貧民自然就會大量涌入城市。
賈府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一方面把所有的剩余產品的支配權都吸收進來，一方面又把由自己的消費產生的需求以及對應的剩余產品的支配權噴射出去。那些為賈府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人，由于滿足了賈府的主子及其仆人的各種需求，而獲得了相應的剩余產品的支配權，并由此滿足個人的消費，并衍生出更低端的需求和支付能力，為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務并滿足消費需求提供機會。
賈府一頓螃蟹宴消費的金錢是20兩銀子，這其中的絕大部分，最終都會成為整個城市其他人口的收入，維持他們的生活。正因為賈府能拿出20兩銀子消費一頓飯，所以賈府的主子們才能維持精致的生活。
賈府的精致生活與城市大批貧民的存在，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要賈府繼續過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精致生活，就需要有人伺候，就會有大批的勞動者為他們服務，或者為他們的下人服務。要徹底驅逐這些人，讓這些人遠離賈府生活的城市，賈府的主子們首先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外來的產品和服務，不僅自己不需要，自己的下人們也不能需要。賈府的主子們需要清退丫鬟、婆子、焦大、鮑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對賈府的主子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沒有外來的商品和服務，沒有下人們的服侍，賈府主子們的生活必然亂套。
何況，即使賈府的主子們能返璞歸真，辭退仆人自己生活自理，賈府也需要管家、賬房先生、師爺、教書先生……。這些人幫助賈府管理龐大的產業，從賈府獲得收入，并消費支出。沒有這些人，賈府無法統治社會。這些人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同樣能支持龐大的勞動者人群的消費，使他們在賈府周邊生存。
只要賈府主子、下人、各種助手以及爪牙不能完全隔離，不與外界發生經濟來往，自給自足對外界沒有需求，就不能阻止失去土地的貧困人口聚集在賈府周圍尋求生路。
如果賈府徹底與外界隔離，禁止外來勞動者進入或靠近，實際上，就是把自己隔離。那樣一來，自然會有新的領導勢力崛起，取而代之，賈府離失去統治權就不遠了。如果賈府單純隔離賈府的主子們，由管家、賬房先生、師爺、教書先生代賈府行使管理職能，自然會發生篡位的事情。如果連管家、賬房先生、師爺、教書先生一起隔離起來，那么賈府自然無法有效統治勞動者，勞動者們自然會脫離賈府的統治。
某位相聲演員說，自己的同行的父親王老爺子是個大善人，有錢，心善。他經常說：別的地方我管不了，我方圓二十里之內都不能有窮人。于是他就把附近的窮人都趕跑了。心善，見不得窮人。事實上，如果王大善人真這么操作的話，結果必然是王大善人的生活亂套。如果不亂套的話，至少是生活成本暴增——支出同樣的支出，但是生活質量大幅度下降，或者，為了維持相同的生活質量，被迫大幅度提高支出水平。原因很簡單，因為喬鄆哥、顧大嫂、白秀英、閻婆惜、武大等廉價勞動者被趕走以后，必然導致勞動力價格上漲，推動物價整體上漲，把廉價勞動者趕得越干凈，物價上漲得越厲害，直到最后留下來的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都足以維持相對體面的生活為止。
不僅如此，如果王大善人牢牢抓住社會總產品分配權不放，那么無法解決生計問題，暫時被攆走的喬鄆哥、顧大嫂、白秀英、閻婆惜、武大還會回到他的周圍——因為從王大善人那里領工錢的人，還是會去消費這些勞動者的產品或服務，需要他們。除非王大善人放棄對社會總產品分配權的壟斷，放棄獲得最多產品份額的特權，否則，就無法禁止失去土地的勞動者在他家附近聚集。反過來，如果王大善人放棄了對社會總產品分配權的壟斷，那他還是王大善人嗎?還能在自己的地盤上說一不二嗎?
其實，王大善人與周邊窮人的關系，無非是斯密提到的封建領主與婢仆和門客的關系的變種。只不過封建領主與婢仆和門客的關系直接明確，領主提供糧食，婢仆和門客提供服務，王大善人與周邊窮人的關系，由于存在市場交易，而相對間接模糊。但是，不論這種關系是否直接明確，剩余總產品匯聚和分配的過程，是不變的。
所以，無論從供給還是從需求的角度看，人口都有經濟動力向大城市集中。農業社會人口沒有大規模集中在城市的原因，無非是農業生產技術落后，大地主還需要破產農民從事農業勞動。相比之下，像羅馬那樣由外來奴隸取代破產農民的社會，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城市化。
類似的人口流動，在資本主義時代，規模更大，城市人口更加集中。這種攔不住的進程，有幾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隨著土地集中，大地主或農業資本家大規模采用農業機械，大量種植牧草等需要很少勞動力的經濟作物，失去土地的勞動力更加難以立足;一方面，城市的工廠和統治階級需要廉價勞動力;一方面，交通的發達，使人口向一線城市流動更加容易;一方面，內陸二三線城市衰落更加迅速。
與羅馬時代一樣，資本主義時代，土地被兼并以后，大批農業勞動者被農業機械取代，或者從事畜牧等需要勞動力更少但是利潤更高的經營活動。大地主既不需要農業勞動者從事生產，因為不愿養活他們組織民團。這些農業勞動者在農村失去了經濟來源。
如果沒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把他們遠遠打發走，他們又不想餓死的話，只有一條路，進城。
在私有制條件下，大量人口短期之內涌入城市，必然進一步加劇貧富差距。一方面，勞動力供給增加，原先996的工作沒人做，現在997的工作不缺人。一方面，對一線大城市的住房需求增加。在恩格斯的時代，由于大批人口涌入倫敦，就是豬圈都能租一個好價錢。勞動力便宜，房租上漲，資本獲得豐厚的利潤。
羅馬的首富克拉蘇，擁有大量的城市房產，是羅馬城市化的最大贏家。克拉蘇的房產，大多破破爛爛，搖搖欲墜，但是租金不菲。對克拉蘇來說，拆除危樓舊房新建住房，遠遠不如維持現狀利潤高，并不劃算，所以，他寧可維持大片大片的破房爛屋。農村土地兼并越激烈，羅馬人口就越多，克拉蘇的生意就越好——別嫌破，這破房子房租就是這個價錢，愛住就住，不住就滾，好房子租金高，你住的起嗎?別嫌貴，你不住，有的是人住。
圈地運動的時代也是類似，除了房東獲得房租，資本家還能獲得廉價勞動力，與小自耕農利用農閑進城打零工不同，此時的失地農民，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別嫌工資低，這工作就這價錢，愛干就干，不干就滾，資本家收入高，你干得了嗎?別嫌工作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在攆農民進城這個問題上，資本家、城市地主和農村貴族是很容易達成共識的。資本家獲得廉價勞動力，城市地主獲得房租，農村貴族壟斷土地，三方三贏。對他們來說，把農民從土地上剝離出來的過程，是一個創造金山銀山的過程。
除了經濟利益，還有對人身的控制。知道城市生活艱難，想留在農村，在我的農場中工作嗎?嫌房租貴，想少繳一點兒房租嗎?嫌工作累，想換個工作嗎，想晉升嗎?一點不難，這事我說了算。不過，你怎么報答我呢?我看你(你老婆、你女兒)長得不錯，你懂的。你自己看著辦，我不強求。封建年代的勞動者社會地位跌落，生產資料所有者加強對勞動控制的現象，仍然存在，只不過從農村換到了城市。
大量的人口短期內進入城市，也給城市資源造成巨大的壓力。比如，水資源緊缺，地下水超采，污水、垃圾無法及時清理，醞釀瘟疫。比如，為了支付較低的房租，不得不生活在遠離工作地點的地區，每天通勤必然面對交通擁堵。但是，對失去土地的前小自耕農來說，老家雖然有綠水青山，但是沒有經濟來源，留在老家就是死路一條，城市雖然環境惡劣，但是干苦力、撿垃圾、掏大糞、當叫花子也能混口飯吃，總比餓死在農村強。對有錢人來說，他們生活的環境，永遠不會面臨這樣的問題，他們也沒有興趣出錢替貧民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如果解決這些問題，也必然是借機大撈一把，比如讓財政出錢，然后向社會中下層收稅。
資本家、城市地主和農村貴族只看到利潤，看不到潛在的政治風險。破產的小自耕農進城之后，如何安置，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隨時可能爆發城市暴亂，進而導致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與農業社會的主要矛盾分散在農村不同，資本主義時代，財富、各種資源、統治者和最底層的被統治者都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大城市。社會矛盾也必然集中在一線大城市。
如果我們承認絕大多數社會底層在其他地區失去生活條件以后，會進入一線大城市試圖尋找生計，就會知道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之中，隨著交通的發達，生活最困難的人，往往不在邊遠的農村，而在繁華的一線大城市的某個貧窮的角落。在這樣的國家，農民失去土地會變成城市貧民，城市貧民失去生存條件卻無法返回農村。所以，與其擔心邊遠地區爆發農民起義，不如擔心核心大城市爆發貧民暴動。
與農業時代，皇帝和大臣遠在天邊不同，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勞動者接受997和極少數人窮奢極侈都在一個城市之中，各種階級對立沖突近在眼前，即使再愚蠢的人，也很難對生活的貧困、人格的屈辱以及自己處境產生的原因視而不見，看不出背后的因果聯系。絕大多數智商正常的人，無非在沒有面臨絕境以前，選擇隱忍不發而已。
這方面，法國歷史給后人提供了無數的案例。
最貧窮的人需要謀生，最富有的人需要享受。于是，最貧窮和最富有的人，社會的最頂層和最底層，都集中在法國首都巴黎。巴黎是整個法國階級矛盾最尖銳對立的地方，最貧窮的老百姓沒有面包吃，皇后卻問他們為什么不吃蛋糕，整個巴黎如同一個火藥桶。巴黎的統治階級聚斂財富享受生活的同時，也為自己的覆滅埋下伏筆。
經濟繁榮期，一切相安無事。頂層享受紙醉金迷的生活，底層累死累活，或者在血汗工廠997，或者給老爺們當奴才，或者為老爺們的奴才服務，總之，好歹有口飯吃。經濟蕭條期，就容易出事。底層累死累活也難維持基本生活，這種情況下，就容易導致暴亂。
具體的暴亂的誘因，可能是一次很小的街頭事件，比如議會斗爭激化(法國的革命)，比如示威者與維持秩序的軍警發生沖突(俄國革命)，比如警察暴力執法(美國黑人弗洛伊德死亡)，比如城管與小販發生沖突(茉莉花革命)。
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物價上漲，食品短缺，失業率增加，就業困難，境外勢力插手等等。
最根本的原因，說到底，還是驚人的貧富差距，使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政治運動具有經濟動力。這就如同雪崩的根本原因不是有人大聲叫喊、打噴嚏、開槍，而是積雪的壓力。
經濟困難時期，這些城市貧民，如果有退路，比如移民新大陸，比如回老家，他們可能選擇移民或返鄉，如果沒有沒有退路，他們就只能在城市死扛。如此一來，城市暴亂的風險驟增。
這樣的暴亂一旦發生，往往后果很嚴重。
與農業時代，爭奪良田就是爭奪經濟基礎，控制了農村就能控制城市不同，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主要經濟資源都集中在城市，一旦核心大城市被暴亂分子占據，整個國家的經濟循環就會被打亂，甚至徹底停滯。首都等核心城市一旦陷落，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被嚴重破壞，難以獲得足夠的資源，組織大規模的鎮壓和反撲。
起義者在巴黎、圣彼得堡取得勝利，就決定了波旁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大勢已去。(多說一句，解放前的中國，顯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由于沒有完成工業化，大批人口居住在農村，反動軍閥只要能獲得來自境外的貸款和軍火，很容易獲得大量的人力資源，對占領城市的革命者進行反撲。照搬俄國革命經驗在中國搞城市暴動，注定死路一條。由于舊中國的經濟重心在農村，人力資源也大多在農村，不發動農民，不控制經濟重心和人口資源，革命者無力攻克大中城市，即使僥幸攻克也難以在反動派的反撲中幸存，革命注定難以成功。由于經濟重心不同，決定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道理注定不同。)
有大河通過的城市，在抵御城市暴動方面會好一些，比如，紐約的曼哈頓與窮人區相對隔絕。
江河是天然的隔離帶，在危機時刻，負責鎮壓的軍警可以構筑臨時工事，架起機槍，封鎖橋梁，把暴亂控制在某幾個貧民集中的街區。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江河封鎖暴亂并不是萬無一失的。須知，巴黎和圣彼得堡市內，都有大河穿過。塞納河和涅瓦河都沒能挽救波旁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命運。
資本主義本身就有內需不足，勞動力供給過剩的傾向。如果沒有海外市場，經濟危機和蕭條是長期的事情。從波旁王朝的時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一線大城市，就是天然的定時炸彈。炸彈的起爆時間與經濟周期同步。
資本主義國家一線大城市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主要部分。化解了資本主義國家一線大城市的矛盾，就化解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矛盾。化解不了資本主義國家一線大城市的矛盾，就可能導致本國矛盾的總爆發。后果很嚴重。
這種情況下，怎么維持社會穩定，是各國統治階級不能不認真對待的嚴肅的問題。
截至目前，大致有幾種方案：
發動戰爭，對外殖民，把多余的人口安置在海外殖民地，這種思路最早起源于古羅馬。著名的格拉古兄弟之中的弟弟蓋約·格拉古，提出在迦太基的故地，修建殖民地，安置貧民和退伍老兵。當年的羅馬雄霸地中海，迦太基被羅馬徹底消滅，羅馬有這個實力。
后來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法等國，也使用這樣的方式緩和國內矛盾。須知，美洲、澳洲、印度、非洲的原住民，是不講西班牙語、英語、法語的。那些原住民哪里去了?大家都知道。
20世紀初的德國和日本，也試圖采取這種方式緩解國內矛盾。結果，悲劇了。原因無他，羅馬、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法對殖民國家都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德日顯然沒有。
可以預期，除非發生新的工業革命，導致后發國家獲得壓倒性的軍事優勢，或者火星、月球被開發，否則，使用殖民地安置多余人口的方案，在短期內沒有可行性。
從貧民之中征兵，給予城市之中的貧民面包與馬戲，這種思路也是起源于古羅馬。馬略軍改以后，雇傭兵替代義務兵，當兵成為一種職業。許多羅馬貧民把參軍作為職業，一方面他們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一方面他們以自己的劍為羅馬統治階級獲取利益。
這種解決方案同樣需要壓倒性的軍事實力。對外戰爭連綿不斷，才會需要龐大的軍團。對外戰爭連戰連捷，才能有足夠經濟利益，讓統治階級拿出足夠的剩余產品豢養龐大的軍團。否則，戰爭結束，就要裁軍;戰爭失利，就沒有足夠的剩余產品豢養軍隊。
歷史上，能夠穩定使用這種方案解決國內問題的國家，無非是羅馬、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法和今天的美國而已。
宋代曾經嘗試用擴大軍隊規模的方式，吸收社會閑散人員維持社會穩定。遺憾的是，由于宋太祖提防軍事政變勝過防御外來入侵搞“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一直沒有收復幽云十六州等綜合因素，導致宋軍對外戰爭屢戰屢敗，從未給宋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規模龐大的宋軍的軍餉水平一直處于社會下層甚至底層，自然無法吸引精壯猛士，只能吸收老弱病殘。這種兵源結合兵將不相識的制度，造成了宋軍的戰斗力低下的惡性循環。
同理，一個貧富高度分化的國家要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提供面包和馬戲，這個國家必須從其他國家獲得大量廉價產品。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足夠的經濟殖民地，那么面包和馬戲的負擔必然由本國社會中下層負擔，這必然加速推動這些人破產進入社會底層，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激化社會矛盾。
后發國家要使用這種方案解決國內問題，必然面臨修昔底德陷阱。這方面，失敗的例子遠遠多于成功的例子。
劃定居住區，讓相對貧窮的人口集中在某幾個街區，一旦發生暴亂，就封鎖這幾個街區，實施宵禁，禁止人員進出，必要的時候，甚至大開殺戒，也是一種解決方案。比如，滿清進入北京以后，在北京修筑滿城。滿族統治者居住在滿城，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漢族居民，被強行從滿城中驅離。滿人在滿城中集中居住，漢人可以進入滿城為滿人提供商品和服務，但是不能留宿，更不能聚集。滿城有城墻，形成軍事屏障。一旦發生城市暴動，滿人可以滿城為依托，進可鎮壓，退可防御。
今天，類似的事情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存在，不過是采用房租的方式，把窮人集中在貧民區。以紐約為例，富人集中在曼哈頓和長島，窮人要進入這兩個區域，要么要通過大橋，跨越河流、海灣，要么要驅車若干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缺乏組織的暴動人群，自然很難威脅到居住在富人區的統治者。
今年，美國少數深色人群發動大規模零元購期間，受到沖擊的都是社會中下層，由于富人區相對隔離偏僻，很少受到沖擊。所以，一些統治階級不但隔岸觀火，而且煽風點火，試圖利用暴亂達到政治目的。
但是，汽車普及的時代，沒有城墻的單純的使用房租的隔離是不夠的，社會底層被組織起來，使用卡車、大巴等交通工具，集中攻擊相對偏遠的富人區的風險仍然存在。零元購事件之中，美國的富人區安全的原因，說到底，是某些容易暴動的人群(族裔)本身就是社會渣滓，只想不勞而獲，根本沒有發動革命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的想法。
除非在一線大城市明目張膽地修筑城堡和護城河，否則劃定居住區的方案只能是輔助方案。此外，在一線城市修筑城堡和護城河，不但隔離了暴動貧民，也隔離了統治階級對外的統治，如果不能迅速撲滅城市暴動，結果同樣是很危險的。
收買一線城市的土著居民，給予土著居民一定的特權，高人一等，讓土著居民成為自己堅定的擁護者和御林軍，這種思路可以認為是從城市貧民中征兵的變種，也是一種花錢買平安，也有實踐。
嚴格區分一線城市生活者的身份，按照土著居民和外來人口給予不同的待遇。賈府的丫鬟、婆子、焦大、鮑二獲得部分特權，相比喬鄆哥、顧大嫂、白秀英、閻婆惜、武大郎處處享受優待，喬、顧、白、閻、武則處處低人一等。一旦喬、顧、白、閻、武不滿現狀，發動暴亂，丫鬟、婆子、焦大、鮑二堅定擁護賈府，主動鎮壓喬、顧、白、閻、武。
滿清就是這么操作的。旗人享受種種優待：除了祖蔭，科舉考試錄取比例更高，各種職位必須給旗人保留一定比例，旗人有更多的被提拔的機會，從生到死有固定的俸祿，號稱鐵桿莊稼。這些旗人最終也沒有辜負滿清政府，辛亥革命，各地滿城的旗人，許多地方都戰斗到最后一人。
但是，這樣做也有嚴重的弊端。一是土著居民素質退化，二是巨大的財政負擔，三是土客矛盾對立，四是有些時候土著居民也未必領情。
丫鬟、婆子、焦大、鮑二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為賈府的主子，也知道自己不努力也高喬、顧、白、閻、武一等，他們的選擇自然是斗雞走犬過一世。這樣的素質在關鍵時刻，能不能有效捍衛賈府，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滿清后期已經沒有素質足夠高、數量足夠多的旗人的軍事將領，因此才會軍權旁落。
這種情況下，是否引入外來人口?把一部分優秀的漢族精英抬籍，讓他們成為旗人?如果賈府向喬、顧、白、閻、武敞開入口，如何維護丫鬟、婆子、焦大、鮑二的優越感和忠誠?如果不敞開入口，如何避免丫鬟、婆子、焦大、鮑二素質不斷退化?再說，即使不敞開入口，旗人的俸祿，隨著人口的自然增加，已經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敞開入口，隨著新加入外來人的進入，財政負擔必然更加嚴重。不僅如此，新加入的精英的子女，最多兩三代，也會素質退化。一線城市旗人數量不斷膨脹，素質不斷退化，財政負擔不斷增加，底層的優秀精英不能享受特權，享受特權的旗人不堪一用。這種情況下，滿城中的旗人與其說是御林軍，不如說是滿清政權的包袱。
歷史上，中后期以后，滿清政府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曾經一度希望以免費給予旗人一定數量土地的方式安置旗人，讓旗人自食其力，自謀生路。但是，這樣的改革必然面臨幾個問題：一是在整個社會迅速貧富分化的時代，自謀生路的旗人小自耕農很快就會和漢人小自耕農一樣破產。于是，滿清政府要么沒完沒了地不斷給予旗人土地，要么從此與自食其力的旗人一刀兩斷。前者必然導致巨大的財政負擔，后者必然導致旗人的忠誠度下降，甚至可能和漢族暴動者合流，破產的旗人淪為佃戶以后，必然成為其他壟斷生產資料者的婢仆和食客。二是旗人經濟獨立以后，對滿清政府的依賴性下降，即使不破產，他們對滿清政府的忠誠度也會下降，御林軍功能由誰來承擔。三是旗人政治集團必然強烈反對，他們自己素質退化，也很清楚自己的后人大概率也是平庸而無能，堅決不會同意這樣的政策，滿清皇帝如果強行推動這樣的政策，可能直接在滿城激發事變。這些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如果新的利益集團沒有成型，而現有的旗人集團發生叛變，滿清皇帝將依靠誰?
所以，旗人的特權一直維持到滿清倒臺。不僅如此，在滿清末期，載灃時代，為了鞏固權力，旗人的特權還有加強的趨勢，在政治上排斥漢族精英。于是，滿漢情緒進一步對立。同盟會的綱領之中“驅逐韃虜，光復中華”不是憑空喊出的。丫鬟、婆子、焦大、鮑二雖然忠于賈府，但是能力不斷退化，他們實在沒有能力鎮壓喬、顧、白、閻、武等人。
還有些時候，由于生產資料不斷被私人壟斷，財政日益困難，丫鬟、婆子、焦大、鮑二的待遇不斷下降，賈府下人的身份的含金量越來越低。喬、顧、白、閻、武等人的生活質量迅速下降，賈府下人的生活質量也在下降，不過速度略緩罷了。這些人近距離看到賈府主子們的生活，對比自己的生活質量不斷下降，本身對賈府也存在不滿，只不過不如喬、顧、白、閻、武等人那么強烈罷了。一旦喬、顧、白、閻、武等人發難，丫鬟、婆子、焦大、鮑二完全可能袖手旁觀，甚至參與其中。
所以，收買一線城市的土著居民，給予土著居民一定的特權，高人一等，讓土著居民成為自己堅定的擁護者和御林軍的思路，在經濟上行期可行，隨著經濟下行，土著居民素質不斷退化，社會矛盾不斷尖銳，這種思路并不能從根本上挽救政權。
把黃、賭、毒和槍械發放到民間，讓社會底層腐朽墮落、自相殘殺，消磨革命意志，消滅潛在的革命領袖，是南美國家現行的思路。
這種思路可以認為是上一種思路的改良版。有特權的賈府下人不再由政權指定，而是由民間自由產生。產生的過程刀光劍影，能成為有特權的下人的，都是組織能力過人的心狠手辣之輩。這些人，不再適合稱為下人，應該稱為教父。
相比鐵桿莊稼，這種管理思路至少有以下幾個優點：教父自己殺人越貨，為自己組織尋找經濟來源，免去了政府的財政負擔;一旦教父能力退化，就會有新教父取而代之;由于競爭激烈，教父永遠不可能做大做強，各社區的教父也很難擰成一股繩對抗政府;萬一教父做大做強，有威脅統治階級的趨勢，鎮壓他們的理由是現成的;教父的力量對付底層綽綽有余，對抗國家機器不堪一擊，相比農村貴族安全得多;教父的利益與反動政府高度統一，往往自愿成為鎮壓革命者的急先鋒。
鄉間交給大地主，城市交給教父。教父靠黃、賭、毒的收入維持自己組織，控制選區的選票，殺害敢于反對這種體系的政治家、法官、警察、記者。教父和腐敗的政客互有分工，打手和保護傘緊密聯手，親密合作，黑白通吃。
反動政權依靠大地主和教父牢牢控制基層，勞動者中的優秀分子被消滅，普通群眾陷入黃、賭、毒不能自拔，社會渣滓成為中下層的統治者。這樣的社會，領袖和群眾都被壓制，很難發生革命，往往發生周期性針對商場的打砸搶。
如果不考慮外來威脅的話，這樣的國家是穩定的。代價是治安混亂、政治腐敗、國力虛弱——考慮到解放前，中國境內鴉片、性病流行，人民體質羸弱，官匪一家，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如果考慮外來的威脅的話，這樣的國家很容易被外來勢力征服，成為異國的殖民地。這樣的國家的政權是腐敗的，人民是被毒害的，黑幫教父可以有效鎮壓人民，卻無力對抗外來侵略。政客也好，大地主也好，黑幫教父也好，很容易賣身投靠外來勢力，成為外來勢力統治本國的代理人。
不過，南美已經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美國暫時沒有向南美轉移人口的必要性，所以，南美的政客、大地主和教父們可以茍安。
此外，這種思路也有局限性。如果因為外族入侵等原因，導致反動政權無法控制基層，如果外族政權搞種族替換也無法控制基層，那么很可能導致革命力量不斷從農村或城市的基層中汲取力量，在夾縫中做大。一旦外族政權失敗，已經羽翼豐滿的革命的力量就可能崛起，推翻反動政權。這就是東亞國家革命成功的原因。
使用宗教洗腦，設立等級森嚴的社會關系，讓中層維護不平等的制度，讓底層安于現狀，這種思路可以認為是給予民間黃、賭、毒和槍支思路的變種，也可以認為是滿清收買特定人群的思路的變種，是印度等國家的思路。
特權階層的經濟利益不是來自黃、賭、毒，而是來自由種姓帶來的身份特權。除了最低級的賤民，每一個階層向下都有特權，在一定程度上，都愿意維護現存的制度。
與給予旗人特權一樣，這樣的社會之中，高級種姓的子女生來壟斷財富和社會管理層的位置，控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是統治階級。
中等種姓的人群，即是被剝削者也是剝削者，對高級種姓的人群來說，他們是被統治者，對低級種姓的人群來說，他們又是統治者。他們如同賈府的丫鬟、婆子、焦大、鮑二，有維護賈府存在的動力。
低級種姓的人群，則是徹底的被統治者，他們被中等種姓人群嚴密控制，缺少接受教育的機會，缺少組織和領袖。
相比南美和滿清的思路，這種思路，既避免了黃賭毒泛濫，也沒有沉重的財政負擔，具有前兩種思路不具備的優點。
由于種姓制度的存在，社會相對穩定。高級種姓人群即使家境衰落，由于擁有種種特權，也很難徹底階級跌落，容易東山再起。低級種姓的人群，由于處處受壓迫，除非高級種姓達成一致，有意培養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吉祥物，否則完全沒有崛起的機會。階級躍遷會遇到來自上層種姓的無形的極其強大的阻力，階級跌落也會因為擁有較高級的種姓而獲得支撐。
與種姓制度配套的宗教制度。種姓的合法性來自宗教，根據《梨俱吠陀·原人歌》所繪的瓦爾那等級：婆羅門是原人的嘴、剎帝利是原人的雙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羅是原人的腳。至于賤民，則被排除在原人的身體之外。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評論印度教曾經說過，“這個宗教既是縱欲享樂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義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納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印度教的理論，同時為高級種姓的荒淫和低級種姓的苦難提供依據。印度教的轉世理論和因果理論讓高級種姓易于統治，讓低級種姓人群安于現狀。
多說一句，中國封建社會的孔教其實也有類似的作用。由于中國的孔教沒有輪回理論，所以需要引入看似公平的科舉制度，讓民眾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情緒穩定。
但是，這種思路也具備前兩種思路共同的缺點。
這樣的社會并不是絕對穩定的。財富的匯聚是無可阻擋的，當全社會的財富向極少數高級種姓的大財主、大買辦、大地主匯聚的時候，其他擁有高級種姓的人，遲早會成為事實上的沒落貴族——他們的種姓依然高貴，但是他們的生活卻日益貧困。他們對現狀極其不滿，有能力成為低級種姓人群和賤民的領袖。德川家康曾經把日本人分為士農工商和士農工商之下的賤民。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的匯聚，大批中下級武士無可避免地出現了貧困化現象，這些人后來成為倒幕的關鍵力量。明治維新三杰，大久保流通、桂小五郎、西鄉隆盛，都是出身貧困的低級武士家庭。他們熟稔統治技術，有對現狀極其不滿，成為了明治維新的領袖。印度獨立至今不過73年，未來會不會隨著財富匯聚，本國的高級種姓人群中，會不會出現類似明治維新三杰的人物，需要拭目以待。
這樣的社會的發展是停滯的。種姓決定一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奮斗也好，不奮斗也好，最終的結局都不會差太多。高級種姓缺乏奮斗的目標，低級種姓沒有出頭之日，各級種姓都缺乏奮斗動力。宗教給社會底層精神鴉片，緩解痛苦的同時，進一步愚昧民眾。相當數量的印度人口，如果不是大多數人口的話，天生就被排斥于現代社會之外，無法接受相應的教育，從事現代工業化的工作。印度不拋棄種姓制度和宗教，就無法成為現代化國家，印度拋棄種姓制度和宗教，就難維持社會穩定。所以，雖然印度名義上放棄了種姓制度，但是有利于統治的種姓制度仍然在事實上存在——從自身利益出發，甚至許多較低種姓的人群也希望維持種姓特權，他們希望通過婚姻等途徑實現種姓躍遷最終高人一等，而不是徹底推翻種姓制度實現人人平等。
這樣的國家，很容易被外來勢力攻擊，成為對方的殖民地，接受對方轉嫁的損失。
不過，印度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至今也是英國的經濟殖民地，在可以預期的未來，和美國對南美的態度一樣，英國暫時沒有向印度轉移人口的必要性，所以，印度高級種姓的大財主、大地主、大買辦可以繼續過事實上的種姓隔離的小日子。
這些思路，要么對外轉嫁矛盾，要么增加財政負擔花錢買平安，要么改變社會分配培養特權階層，要么使整個社會腐朽化，要么兼而有之。最終的結果，要么窮兵黷武選擇對外擴張，要么財政破產，要社會矛盾尖銳對立，要么社會停滯被整合為殖民地，要么兼而有之。
土地兼并、城市化帶來的城市風險，只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表象，根源是貧富分化導致的階級對立。不解決階級對立，希望用其他邪門歪道化解風險，甚至不惜使用使生產力停滯、社會腐化、倒退的手段維持統治，最終的后果，無非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或者葫蘆和瓢一起起來。對相對落后的國家(比如巴西、印度)來說，這個問題尤其明顯。
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所以不存在貧富分化導致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因此在解決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和風險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天然的優勢。對此，我們應堅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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