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大培(2020年9月15日)
近幾十年流入中國的美國資本和美國企業，搶走了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壓制了中國企業發展，攫取了巨額暴利，減少了中國人民的收入，日益成為危害中國經濟的禍害。
更嚴重的是，侵入中國的美國企業拉攏了一幫為其賣力的買辦，力圖控制中國國內的輿論，在中國的互聯網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美國資產階級專政的丑劇。
中美貿易戰爆發兩年來，這樣的丑劇至少已經上演了兩出。
2018年貿易戰剛爆發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各微信圈中曾經瘋傳一個什么《解聘(除)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和教授職務呼吁書》。此呼吁書作者以自己是清華大學畢業生來臭顯，號召清華的校友都來簽名。但是細查一下該呼吁書的發起人，卻多半在外資特別是美資在華化工企業任高管。而他們在呼吁書中要求嚴懲胡鞍鋼的理由，竟僅僅是因為胡鞍鋼發表了中國國力已經超過美國的言論。其實我并不完全贊成胡鞍鋼的論斷。但是，別說胡鞍鋼援引了海量的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論斷，就是他沒有做過這樣仔細的研究，也完全應當有發表“中國已經超過美國”這種論斷的權利。因為胡鞍鋼發表這樣的言論就要取消他的公職，那簡直是不給人任何說話的自由。
為什么連一句“中國已經超過美國”這樣的話都不許說?看看都是什么人在跟著這份《呼吁書》搖旗吶喊，就可以知道個中奧妙。賣力地發起和兜售這份《呼吁書》的，大都受雇于在華的外企特別是美資企業。這些企業能夠自由地進入中國并自由地排擠中國企業發財，靠的是它們有“各方面先進”的外表，甚至它們能讓大批中國顧客買它們的產品，也靠的是“產品先進”的名聲。一旦戳穿了這個西洋景，確認了“中國已經超過美國”，就不會再有中國人對美國企業、美國產品的迷信，美國資本就沒有了在中國任意騙錢的自由。因此那些靠美國資本恩惠賺錢的買辦們就必欲置胡鞍鋼于死地而后快，以此來恐嚇全體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人再說一句“中國已經超過美國”。
另一出美國資產階級專政的丑劇，就是2019年10月16日封殺了我在新浪上的微博。有知情人向我暗示，這次封殺是由于某位女大官的運作。我沒有興趣去搞清這個女大官的具體級別，這位女大官現在還不時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拋頭露面。而如果真是她運作而封殺我的微博，那也只能是因為我妨礙了她幫美國資本在中國騙錢。
20多年前，當美國資本主義的崇拜者們在中國掀起“國企改制”的黑風時，這位后來的女大官在一次研討會上大講了一番“國企困難是由于國企無效率”之后，就公然提出了她的經濟政策主張：把國企都賣給跨國公司。在當時的環境下，把國企賣給跨國公司，就是把國企主要賣給美資公司。我當即批判了她的這種謬論，指出她的這種主張是立場錯誤。中國的國企即便沒有效率，也只能靠中國自己加強經營管理提高效率來改變，而不應當靠賣給外企來改變。中國國企賺的錢歸中國人，外企賺的錢歸外國人。中國的企業變成外企后，即便賺得錢多了，那也只是外國人增加了收入，對中國人有什么好處?如果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怎么能為外國人拿走了中國企業多賺錢叫好?這不是立場錯誤是什么?不過現在看來，這女大官可能早就認定應當站在美國資本的立場上，那樣她當然沒有什么立場錯誤。
差不多也就在那個時期，這位后來的女大官也成了為外企進入中國叫好的頭領。當時余永定和我都強調，中國已經連續多年經常項目持續順差，這意味著中國是一個資金凈流出國，流入中國的外資已經過多，不應再過度地吸引外資。這在當時導致了一場評價外企對中國利弊的論戰。而那位后來的女大官卻出來一馬當先地為外企唱頌歌，強詞奪理地說外企雖然加劇了資金的過剩，但是它們帶來了技術、管理經驗、人力資本等等，總之是中國少了外企就不行。必須強調的是，當時外企在中國享受著比中國企業優惠的稅收待遇，我們這些強調資金過剩的人首要的主張就是取消外企享受的稅收優惠這種超國民待遇。那位后來的女大官出來生編硬造地為外企說好話，正好迎合了前外經貿集團的需要，幫助他們把外企的稅收優惠又延續了十年。
不必啰嗦，那位后來的女大官那次為外企說好話，已經根本脫離了嚴肅的學術討論軌道，完全變成了為美國資本賺錢的利益代言。看看美資的可樂、寶潔在中國的經營和賺的錢就可以明白，美資企業根本沒給中國帶來什么技術，也沒教會中國企業如何經營管理，只不過是搶走了中國企業的市場，賺走了本該由中國人賺的錢而已。要說美資企業有什么經營的好經驗，那就是他們很會搞現代政治，真懂得如何讓前外經貿集團、女大官之流的官員為它們自由地撈錢說話，比中國的私企大款只會送紅包手腕高多了。而這正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最有害的。
這位女大官主張的，其實也就是美國資本的傀儡世界銀行之流在放棄了社會主義之后的中東歐國家所推行的做法。2019年11月14日的《環球時報》報道說：30年前柏林墻倒塌后，東西歐發展的鴻溝并沒有被彌合，保加利亞作為歐盟成員中經濟最不發達的國家，人均GDP連歐盟平均水平的1/3都不到。而且在上世紀90年代中東歐經濟經歷痛苦轉型時，大批西歐國家對它們的產業進行抄底，打包買下中東歐國家比較先進的品牌和制造業，并有意識地進行淘汰。匈牙利帕茲曼尼天主教大學現代東亞研究所教授庫紹伊·山多爾說：“上世紀中葉，中東歐國家有很多知名制造型企業，如汽車、農用機械、火車制造等。但東歐巨變以來，西歐的企業基本上沖垮了中東歐國家原有的產業體系和制造行業。”以前的“中東歐國家大部分成為農產品出口國，這在蘇聯時期是不可想象的。同時西歐國家從中東歐吸走大量勞動力和資源，并將中東歐國家作為一個廣闊的商品市場。”而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資金凈流出的國家，這樣被外資控制的產業格局只能說是純粹地受剝削。
光是這兩件陳年老案就足以說明，策動封殺我微博的那位女大官就是美資企業在中國的代言人，一貫主張給外企優于中國企業的稅收待遇等超國民待遇，總想讓美國公司來吞并中國國企，為美國資本在中國自由地撈錢而發聲。這樣的人出來策動封殺我的微博，那是再正常不過了，因為我這幾年的微博中，幾乎每個月都會有幾條微博在鼓動把外企趕出中國去。
但是這樣封殺我的微博，就與那些美企華人高管們威逼撤銷胡鞍鋼公職一樣，把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提到了每個中國人面前，這就是：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還有沒有說幾句不歡迎外企的話的自由，還有沒有說美國不如中國這種話的自由?美國資本代言人們對此的回答是：不能允許有這樣的自由，因為這會妨礙美國資本在中國自由地撈錢。
這就印證了毛主席早在六十多年前就作出的精辟論斷：有了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不受壓迫和剝削的自由。放到今天的場景下，那就是：有了美國資本剝削中國人民的自由，就沒有中國人說一句不想受美國資本剝削的話的自由。
事實是：美國資本的自由，就是對中國愛國者的專政;或者用美國人愛用的術語：美國資本的自由，就是美國資本的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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