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侖策網編者按】構建國內大循環的主張，其實早就有中國學者系統地提出。只不過，在大講開放的輿論之下，這些主張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注意。比如，王今朝教授等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著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理論與政策》（科學出版社，2011年）就用一章的篇幅加以論述。盡管他們當時沒有使用國內大循環這一字眼，但已經明確提出對外經濟關系轉型的主張。經作者授權，由昆侖策網逐節刊出，以助于加深對構建國內大循環的理解。已發第一部分可點擊文后【相關閱讀】，此為全文的第二部分。
第二節1978-2010時期中國貿易規模的擴大及自身問題
一、1978-2010時期中國貿易規模的擴大及性質
無論從歷史上看，從理論上看，都無法說明，經濟越開放，中國得自貿易的利益就越大。相反，事實是，如果沒有一個平等的(不管是是敵對的還是兄弟般的)關系為基礎，經濟越開放，中國得自貿易的利益就越小【1】。開放所得到的利益的正負與大小與對什么國家開放、開放那些領域(進出口什么產品)、國際環境如何、本國人民成熟程度等因素密切相關。這些變量如果不利于實現貿易的利益，則開放度越大，中國得自外貿的利益就越小。1978年后，中國貿易迅速擴大(見表1，原書表9-2)，同時產生出巨大的問題，說明了這個道理。
表1：1978-2008時期對外貿易的增長
【注：本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表2-1和表17-3計算。】
龍斧等(2009)曾指出中國高進口高出口所產生的政治經濟問題。首先，從中國GDP增長來源(如是依靠消費內需增長還是偏向出口創匯)、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相對GDP的彈性、內/外需市場比例、消費/積累比例等方面與其他國家的單項和綜合對比來看，中國外向型比重過高從而引起內需市場對國際經濟波動的抗震能力下降。而當這個外向經濟比重具有“外匯收入”功利性指導思想和廉價勞動力的雙重特征時(如歷史上的菲律賓)，內需市場對國際經濟波動的抗震能力將會進一步下降。
其次，出口商品一方面使用了大量極為匱乏的自然資源與廉價勞動力為西方和所有出口對象國家做出了消費上的直接貢獻(降低產品價格)與經濟發展上的間接貢獻(降低其勞動成本)【2】;另一方面，勞動力的廉價價值已使用殆盡，結果世界經濟稍有波動，中國出口企業的利潤邊際就損失殆盡，甚至為負，導致大規模關門、破產。按照凱恩斯經濟學，在中國產出已經被私有企業統治之后，它就迫使中國走上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道路，為發生通貨膨脹，為私有企業的進一步擴張提供機會、機遇(而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本來是發展公有制的大好時機，根本無需凱恩斯主義)。
第三，中國的出口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日用品為主要特征，這種大宗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加上低廉價格的“相對優勢”隱含不利貿易條件，表面上外匯增加，實際上是本國生產滿足外國人需要。這種生產結構不能說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為生產出來的產品并不是國內沒有需求。特別是，如果供應國外市場的產品質量較好，而供應國內市場的產品質量則屢屢出現問題，那就更說明這種貿易模式的荒謬了，就不是西方經濟學中所研究的那種簡單化的逆向選擇問題了。如果中國企業在西方市場上循規蹈矩，而在中國市場上爾虞我詐，那就不簡單是西方經濟學中所研究的那種簡單化的道德風險問題了。西方經濟學通常把市場中的弱勢的一方說成是具有隱藏信息、隱藏行為的敗德者，而在中國出口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企業這種強勢方成為產生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的主體。中國發展模式不扭轉這個傾向，無論如何都無法說通道理。
第四，這種結構所創的外匯和GDP增長可謂得不償失，對可持續發展更是隱患甚多。這種隱患不僅表現在消費內需難以增長，而且由于單位能耗處于世界最高行列，能源嚴重依賴進口，實際上置自身于一種極度脆弱的國際市場地位。2008年中國在國際石油和鐵礦石等市場上最高價大量購進而隨后價格即急速下跌所遭受的損失(顯示中國國企領導人缺乏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按照勞動價值論，產品價格與勞動時間成比例。石油的生產時間沒有增加，價格高速上漲就是陷阱)，以及外匯投資在美國市場上的損失(顯示中國金融界的專家和決策者不了解金融本質)，都與“外向型”結構有關。在這種零和博弈中，中國的損失等于外國的收入，相當于中國對外國在用廉價出口進行“補貼”后，再次由于高價進口對后者進行“補貼”。對中國而言這等于用自己創造的價值對國外做兩次“轉移支付”(而這種高價進口導致的“轉移支付”不是因為戰爭賠償或災害性事件后的人道主義支援等，其最大受益者是國外大資產階級)。這樣的外向型與發展模式的合理性之間有何關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總之，在宏觀結構上，中國一方面自身具有巨大消費潛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生產效率低下、資本與技術優勢有限，不應該成為一個類似加拿大、荷蘭的外向型經濟，相對GDP其外向比重也不應該超過“自由貿易”的美國(2007年美國凈出口占GDP比例為-5.1%，進出口總和占GDP比例為29.2%，而中國分別為8.9%和63.3%)。這一結論顯示出，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是根本性變量以及交換反作用于生產的原理的正確性，國際貿易不過是國家間的交換，它由生產所決定。巨額的貿易盈余本身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貨幣轉化為私人資本后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所有制基礎產生影響)。
二、西方貿易理論不能成為今后中國貿易政策的基礎
1978-2010時期中國貿易規模擴大所表現出的問題說明了西方國際經濟學的國際貿易理論的近視性、片面性、淺薄性。
1、關于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模型。就李嘉圖模型的實質來說，它不過是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國通過專業化生產，出口相對便宜的國內產品并進口相對昂貴的產品可以改善自身福利(即生活水平)。就國際貿易紛繁復雜的性質來看，李嘉圖模型不過是僅僅處理了問題的某一方面，或者說是某一不重要方面，并且這個方面是暫時的。把復雜的動態發展戰略放置在這樣一個短期性理論基礎上，必然產生出重大矛盾。1)李嘉圖模型不關心利益在國家間的分配問題。但貿易確實對國家間的利益分配產生重要影響。國內產品的價格與國外產品的價格各自在其國內是否具有平等交換的性質呢?二者之間的交換又是否具有平等交換的性質呢?如果中國出口完全競爭行業的產品，而西方出口壟斷行業的產品，再加上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還能有平等交換的可能性嗎?有的人或許滿足這種貿易改善福利的局面，覺得國際貿易中的平等不平等無所謂，那就問他是否樂意別人吃肉自己喝湯吧!問題是，縱然國家從國際貿易中得到的是凈損失或微小利益，某些個人(如進口商)可能從中得到莫大的好處。因此，這種國際分工的福利改善學說實際上成為少數人發財致富的工具，盡管它表面上宣揚普惠。只有平均分享分工利益基礎上的國際貿易才能真正實現國家間的普惠。2)更為重要的是，本章第一節分析所包含的李嘉圖模型沒有作為中國1949-1976時期貿易政策制定基礎的事實，不僅顯示出它是非必要的，而且顯示出它沒有真正解決貿易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這一問題。把這一時期與1978-2010時期的貿易進行對比，就可以進一步發現，把李嘉圖模型作為貿易戰略的基礎，不僅無益，而且有害。這也就說明，那些西方學者對這一模型的推崇完全是不知所云、矯揉造作。李嘉圖模型在國際貿易中的至高無上的理論地位完全是杜撰出來的。李嘉圖模型的近視性、片面性和淺薄性使其無法成為未來中國貿易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
2、關于赫克歇爾-俄林模型。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不過是對李嘉圖模型所做的發展，而這種發展也不過是指出，比較優勢的可能來源之一是要素稟賦，從而使貿易與經濟中豐裕的要素的就業問題聯系了起來(李嘉圖模型把貿易與福利聯系起來)，對一些人產生了吸引力。但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種模型也乏善可陳。1)正如我們反復強調過的，馬克思主義關于抽象的就業不重要的觀點是科學的。對于中國而言，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所謂的就業是雇傭勞動，把貿易建立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無異于飲鴆止渴(對于一個生產力上落后的、生產關系上社會主義的國家尤其如此)。如果沒有勞動人民的當家作主，任何貿易模式也就缺乏一個科學的國內制度基礎，本身也談不上什么科學性。2)赫克歇爾-俄林模型關于國際貿易將刺激就業增加并對工資水平產生向上壓力的觀點在充分就業的經濟中是對的，在非充分就業、農村土地平均分配、私有制發展的中國經濟中則會帶來許多問題。a)如果農村和城市存在大量失業或非勞動人口，工資水平不可能因為貿易而產生向上的壓力。b)如果私有制發展，刺激就業不過是增大資本家的剩余價值總量罷了。而貿易擴大需求的效應還能增大資本家的剩余價值率。大量的失業和非勞動人口在所謂“自由擇業”的政策下對資本家的利潤率提供了最強大的保證。c)農村土地平均分配為資本家的企業提供了相較于西歐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時期更為低廉的勞動力。總之，在以上這3個條件下，國際貿易的本質問題就是刺激資本主義大發展，而不是什么純經濟的就業增加、工資上升。
3、關于克魯格曼（Krugman，1991）模型。克魯格曼認為，貿易使得一個國家可以充分利用在有限國內市場情況下無法實現的規模經濟。但這又有兩個問題。1)如果這個國家如中國一樣擁有龐大的國土和人口，則國內市場規模已經足夠大了。在國內市場需求都沒有滿足的情況下去發展貿易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更何況，社會主義讓人民普遍平等，國內市場需求應該大于其他情況一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市場需求。2)如果這個國家如中國一樣還是發展中國家，則其可能利用的規模經濟遠遠不如當代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因為其生產能力還受到其他各種因素的限制。因此，克魯格曼的觀點盡管在美國或許正確，但放在中國的環境中就是錯誤的。
4、關于出口導向戰略優于進口替代戰略的觀點。許多研究認為，出口導向戰略優于進口替代。比如，Sharer(1999)根據撒哈拉以南非洲與6個東亞經濟體和拉美地區的對比研究認為，沒有一個實行以內向型政策為主的國家成功地達到或維持了較高的GDP增長率。阿普爾亞德等(2003)認為，進一步開放貿易能確鑿無疑地促進經濟增長。這些觀點都是似是而非的片面性觀點。1)經濟增長本身并不是至關重要的。今天的西方增長理論都帶有了增長原教旨主義、唯生產力論的特征。如果經濟增長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貿易戰略的選擇就不能用是否促進經濟增長來衡量，從而貿易與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喪失了意義。2)即使承認經濟增長的合意性，決定經濟增長的變量有許多，不同學派強調不同觀點，在貿易戰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統計相關性并不是因果關系。貿易可以引導增長，但很多增長并不主要是因為貿易，特別是許多真正令人稱道的增長(如中國1949-1976時期)并不是因為貿易。因此，片面強調貿易的觀點又帶有了“貿易原教旨主義”的色彩。3)即使一個國家由于貿易擴大了需求，引起了生產擴張，但如果一個國家的貿易額已經畸形，繼續開放貿易是否還能促進經濟增長就是一個未知數了。
上述四種觀點都屬于國際貿易的純經濟觀點。這些純經濟觀點把貿易與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分割開來，根本無法拿來應用。它不僅無視一個國家的現實的制度特征、人口特征、收入分配問題、生產外部性問題，而且無視一個國家未來可能面臨的各種困難。例如，國際貿易中國以2億條褲子換1架飛機難道不是用資源、環境換奢侈品嗎?中國30年為什么不自己制造飛機，讓自己制造的飛機飛在自己的天空上呢?自己不能生產，將來一旦發生戰爭，難道戰斗機也要進口嗎?即便進口，中國將付出怎樣的代價呢?這種為了貿易而2億條褲子換1架飛機的做法是否屬于忘記歷史呢?如果這些問題都無法回答，上述貿易理論無法成為未來中國貿易政策的理論基礎。過去，如果它們曾經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那只能是歷史的悲劇性因素了。
龍斧等(2011，ch.21)指出近因效應、光環效應在中國改革開放后一些政策制定中所起作用。在國際貿易的政策上，我們同樣發現近因效應和光環效應的影子。是否因為中國長期受到外匯儲備短缺的制約，就去大力發展出口呢?是否因為中國勞動力充裕，為了提高就業，就去大力發展出口呢?為了鼓勵出口，是否大幅降價和對出口實行巨額補貼也在所不惜呢?不遺余力地發展貿易是否成了為貿易而貿易呢?評估貿易帶來的利益是否運用了全面的辯證的觀點呢?貿易的持續增長帶來外匯儲備的增加，同時也通過引起人民幣升值預期帶來外資流入間接引起外匯儲備的增加。自1993年后，中國外匯儲備出現井噴式的增長。與儲備增長相伴隨的就是，人民幣升值預期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巨額的儲備具有什么意義呢?它能代表不變的購買力嗎?它是中國抵抗外來沖擊的有效的工具嗎?它是抵抗外來沖擊的低成本的工具嗎?它是抵抗外來沖擊的至關重要的工具嗎?巨額的儲備能夠帶來穩定的匯率嗎?能夠帶來友好的國際關系嗎?歸結為一個問題，中國積累那些外匯儲備值得嗎?這些問題的提出就讓我們對表1所展示的“成績”表示懷疑，中國顯然不能持續這種貿易模式了。
注釋：
【1】這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參見亨利·C.K.劉(2007)。
【2】有學者利用模型計算得出，2005年，中國的出口政策使美國實際收入和公司盈利增長了0.5%;2010年，中國出口政策使美國GDP增長0.7%，而消費品價格下降0.8%，使美國家庭的平均購買力每年增加1000美元。參閱埃里克·布里頓(2006)。
參考文獻：
龍斧、王今朝：《社會和諧決定論——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王今朝、龍斧：《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理論與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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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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