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中分析過，任何政治運動都要符合經濟邏輯，向不斷符合經濟基礎的方向發展，軍事也不例外。
我在《土地流轉必須謹防出現大地主》中分析過大土地所有制與共和政治不兼容。
歷史上，作為共和政治上層建筑的支柱，共和國的軍制與大土地所有制同樣不兼容。這里面提到的是土地，但并不局限于土地。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的時間太短，農業時代時間足夠長，在農業化社會土地是基本生產要素。在工業化時代，財富高度壟斷的經濟基礎，同樣與共和政治不兼容。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維持槍桿子需要需要有與之相應的經濟基礎。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誰控制經濟基礎誰控制上層建筑，金字塔型社會，少數人壟斷土地等財富，控制經濟基礎，與之對應的是，上層建筑必然為少數人服務，這其中也必然包括國家暴力機器。
從經濟的角度看，極少數私人控制經濟基礎，掌握社會生產和分配，這樣的社會，很難維持一支不是為極少數人私利服務而是多數人公益服務的武裝力量。
綜合來看，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時候，上層建筑業必然發生改變。作為原有上層建筑的核心，國家必然改變。武裝力量是國家暴力的核心，必然發生相應的改變。另一方面，武裝力量的性質不改變，難以改變國家性質，新的上層建筑要如異形那樣在原有的上層建筑中破胸而出，必須建立新的國家機器，也必須摧毀或改變原有的武裝力量。所以，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國家武裝力量的組織形式也將難以維持，最終必然也必須發生相應的改變。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養兵就需要用錢。
脫產的武裝力量訓練程度高、戰斗力高，不脫產的武裝力量訓練程度低、戰斗力低，完全從事生產的武裝力量大量的時間用于生產，幾乎沒有時間訓練，戰斗力最低，這是毋庸置疑的。
要維持一支高戰斗力的武裝力量，就需要從總社會產品中分割一部分，用于購買裝備，以及脫產生活的士兵、軍官維持生活，養家糊口。
軍隊是需要社會總產品中剩余產品來維持脫產性的組織。掌握經濟基礎的人掌握社會總產品分配權。如果軍隊不為他們的利益服務，他們就完全可以利用控制社會總產品分配的權力，切斷軍隊的經濟來源，并為符合自己利益的武裝力量提供相應的剩余產品。
這時，原有的武裝力量，如果還沒有瓦解的話，為了獲得剩余產品必然要與由掌握經濟基礎的少數人控制的新興武裝力量發生激烈的沖突。這種沖突是在所難免的，一方面掌握軍隊的將領，比如凱撒，為了維持軍隊，必然建立穩固的財源，并由此調整現有經濟基礎，建立對自己有利的經濟基礎;一方面掌握經濟基礎的少數人，比如羅馬貴族，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經濟利益，消除來自軍事集團的潛在威脅，必然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并不限于暗殺、建立相應的武裝力量、內戰。勝利的一方，將最終奪取軍事主導權。
凱撒的被殺、英國的內戰，都是經濟基礎與武裝力量控制權不對稱的結果。
共和國的軍隊，常見的有義務民兵和國家供養的常備軍。前者比如羅馬早期，需要有大量的小自耕農，平時為民，戰時為兵，農忙種地，農閑訓練、作戰，耕戰結合，小自耕農結社自保，保衛祖國維持秩序就是保衛自己的小家園。后者出現社會分工，由國家向民間征收賦稅，供養職業軍人，生產者和戰士各司其職。前者需要土地或財富高度分散，大多數公民都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后者需要強大的國家機器，鏟除國內實力強大的反對勢力，能夠征收巨額的賦稅。
財富高度集中的國家或地區的軍隊，往往是各種雇傭兵制。一方面，社會中下層和國家沒錢，一方面，財主有錢。對雇傭兵來說，都是賣命掙錢，為誰賣命都是賣命，只不過是給的錢多與錢少的問題。為國家扛槍吃飯和為財主扛槍吃飯沒有本質的區別，如果有區別的話，無非是誰給的更多而已。
當然，此時此刻的國家，仍然可能打著共和制的旗號，但是，從國家權力歸屬和軍隊來源、服務對象等屬性看，都是貴族寡頭國家+雇傭兵組成的軍隊。比如美國，雖然名義是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實際權力操縱在華爾街手中，美國青年把參軍作為職業選擇，美軍四處征戰，為華爾街的利益服務。
事實上，只要放任貧富差距不管，各共和國的軍制總是難以維持，最終必然演化為軍閥私人武裝，或者，忠于極少數統治階級并為之服務的暴力工具。
進一步考慮，不論是否是共和制，財富的集中都可能威脅到武裝力量的戰斗力——只要大地主、大財主們有權制訂國家政策，并不愿為國防承擔開支。經濟基礎被私人控制后，私人必然為了私利影響上層建筑，推動政府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政策。如果經濟基礎不完全屬于制訂政策的私人，就會出現搭車者現象。
私有制社會中，社會成員的社會權力與財產總量密切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個別一心為公者，將逐漸喪失社會權力，最終被社會邊緣化。那些擁有巨額財富有權制訂社會政策的社會成員不錯過任何一個發財的機會，否則他們也將很快邊緣化，退出決策圈。所以，對他們來說，采取搭車政策，多吃多占少出力，必然是理性的選擇。于是，整個統治階級既享受國家機器對外擴張、對內鎮壓維持的社會秩序為他們帶來的好處，又一毛不拔，甚至一邊轉嫁稅負，一邊雁過拔毛。
各國歷史上都出現過這樣的情況——財富越集中，稅基越小，底層的稅負越重，國家的財力越枯竭。比如，漢代的田賦非常低，人頭稅卻非常高。隨著時間的推移，田賦越來越低，人頭稅卻越來越高。原因很簡單，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他們必然要給自己減稅。人頭稅由每一個人承擔，絕大多數要加在社會底層身上，田賦不足的部分，自然要靠人頭稅來彌補。社會底層承擔的稅負日益沉重，但是也無力推動新的政策，改變社會分配，只能默默承受，或者干脆逃亡，他們逃亡以后，他們的人頭稅的缺口將由沒有逃亡的他們的鄰居承擔。
歷史上，各國的軍隊最初往往是由自耕農和富農組成的民兵、義務兵，士兵的主要生活來源是自己土地的產品。農忙時耕種，農閑時訓練、作戰。隨著土地兼并，小自耕農不斷破產，富農或者晉升為大地主，或者破產。破產者往往成為貧農、雇農，他們的大部分勞動果實不再歸自己所有，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要為地主無償勞動，要維持生活，他們需要勞作終生。這種情況下，他們顯然不能自給自足，也沒有農閑時間，集中訓練、作戰。這時，國家的暴力介入分配關系，征收賦稅養活職業軍人。這時的軍隊變開始向雇傭兵方向發展，雇傭兵當兵不是為了保家衛國，因為絕大多數兵員已經沒有屬于自己的家園了，當兵就是為了吃飯，為了領餉，為了養家糊口。早期，雇傭兵制度還能維持，后期隨著財富的進一步集中，國家政權逐步被少數人壟斷，財政日益困難，連雇傭兵制度也難維持。
這時，總的發展趨勢，無疑是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底層反抗越來越激烈，國家的財力越來越枯竭，日益無力供養軍隊。最終，政府軍要么被起義軍擊潰，要么加入起義軍的隊伍，要么脫離中央財政的羈縻自尋財路，要么被控制經濟基礎的豪強的私人武裝所取代——東漢末年即使如此。某種意義上講，清朝末年也是如此。
后兩種路徑的發展趨勢都是軍閥化，區別軍閥的來源是原有國家武裝的將領，還是崛起于民間的豪強，或者兼而有之。無論哪種路徑，原有的上層建筑都將失去軍事支柱。
羅馬共和國早期，由于土地兼并導致義務兵制無法維持——士兵服役結束后，回到家鄉，土地被鄰居吞并，往往淪為強盜或乞丐。后來由募兵制取代義務兵制，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重。最終，誰有錢募兵，或者，誰能搞到錢，誰就成為將領。將領擁有軍隊和獨立的財權，雇傭兵們忠于給自己開餉的人，而不是共和國，這就為軍閥混戰買埋下伏筆。
在擴張時期，由于不斷獲得奴隸和人口，經濟基礎被私人壟斷與國家軍隊相對為公的矛盾，可以被掩蓋下去。比如，羅馬將領通過對外戰爭，獲得大批奴隸和戰利品，他們可以出售奴隸和戰利品，補充軍餉。退役士兵可以獲得新征服地區的土地，得到安置。壟斷土地的羅馬貴族可以獲得廉價的奴隸和土地。于是，三方三贏。但是，一旦對外擴張停滯，那么財政的缺口就會暴露出來。羅馬既無財力維持軍隊，也無財力安置老兵。
如果此時有外患的存在，那么形勢更加危險和復雜。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兼并，大多數中下層生活無以為繼，或流離失所或投靠豪強，民兵制度已經無以為繼;一方面，控制經濟基礎的少數人采取搭車者的政策，國家財源枯竭，無力供養大批常備軍;一方面，由于內憂外患，國家面對軍事壓力不斷加大;一方面，無論是國內將領自籌軍餉，還是國內豪強招募流民，國內軍閥都呼之欲出;一方面，軍閥之間的利益并不統一，各自都有相應的資源，以及維護資源所需要的武力，于是各自為政，各自為戰，一盤散沙，很容易被外來勢力各個擊破;一方面，無論是國內起義軍，還是外來軍事力量，只要剝奪國內極少數人控制的巨量財富，就不難解決財源和兵源問題。
明朝末期，即面臨類似的問題，明軍為維護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作戰，大地主、大官僚壟斷財富控制經濟基礎是最大既得利益集團，卻不肯為明軍出錢。由于財富匯聚、土地的兼并，原有的軍戶制度已經土崩瓦解，雇傭兵制的戚家軍因為領不到軍餉不滿被鎮壓。最終，明軍的體制無法維持，一敗涂地，大地主、大官僚控制的土地和金銀，都成為起義軍或清軍的軍餉。許多明軍投降后金(滿清)以后，由于后金(滿清)解決了經濟困難，戰斗力暴增，成為了滿清征服中國的馬前卒。
明軍輸于軍事，明朝則是輸于政治——統治集團內部內部出現強大的搭車的既得利益集團，明王朝無法順利調整組織結構，無法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統一起來，為明軍提供足夠的物質資源。理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的事情，由清軍完成。清軍通過劫掠、獲得戰利品以及圈占土地等方式，調整了關內原有的經濟基礎，調整后的經濟基礎為清軍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資源，支持起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戰場上先后挫敗起義軍和南明。
民國時期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大地主、大買辦的代理人控制軍隊，軍隊是雇傭兵，主要經濟來源，一是土地，二是出口貿易，三是各種借款。一方面，大地主、大買辦使用各種方法逃避、轉嫁稅負，一方面，稅收征收過程中，存在嚴重的跑冒滴漏。于是，大多數人破國難產，極少數人發國難財。由于財力枯竭，軍隊缺吃少穿，普遍營養不良。淞滬抗戰的一線精銳士兵骨瘦如柴，其他士兵體質如何，可想而知。
作為維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的武裝力量的代表，蔣介石擁有最多的資源，但卻無力壓服其他軍閥。軍閥之間，有共同的整體利益，也有局部利益，有沖突也有合作，但是關鍵時刻，往往難以結束內訌，團結一致，集中資源，讓現有資源發揮最大的作用。
李自成拷打明朝投降官員也好，滿清入關跑馬圈地也好，打土豪分田地也好，秦滅六國消滅舊貴族也好，其實都是無償剝奪聚斂了太多的人群，粉碎原有的經濟基礎，用無償剝奪的財產為自己提供軍餉，建立對自己有利的經濟基礎，獲得強大的財源，把物質力量轉化為戰斗力，實現在現有生產資料基礎上效率最高的暴力輸出，用武力壓服其他競爭的武裝力量。誰能在現有的生產資料的基礎上，調整生產關系，為自己的武裝力量提供最大的物質輸出，誰就是戰爭的贏家。
如果一個國家的軍隊使用本國裝備，軍人消費本國產品，而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負債累累，那么說明并不是這個國家產能不足，而是分配關系存在結構性問題，導致中央財政沒有足夠的支付能力。現實世界中，常見的不是潛在產能不足，而是少數人控制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制約生產力，制約國家獲得財政收入的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現代國家，都懂得在戰爭時期由國家控制經濟基礎的重要性。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就無法實現總動員，不能最大限度調動人力、物力資源，贏得對外戰爭。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或者介于兩者之間的統制經濟，都是由國家控制經濟，將剩余勞動力以兵員的形勢，剩余產品以軍需品和軍餉的方式提供給武裝力量。
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戰爭結束，有必要回復自由市場經濟，由資本重新控制經濟基礎，以免國家機器失控危害資本的既得利益。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主動削弱由國家控制的經濟基礎，則難免在未來損害由國家控制的武裝力量獲得物質資源的能力。
決定戰斗力的除了訓練水平，還有戰斗意志。
決定人站立的，意志勝過體力。決定軍隊繼續戰斗的，意志勝過物質。另一方面，決定意志的，說到底，還是物質。
如果我們承認大多數人能正確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不愿意為他人的利益冒生命危險的話，就不能否認，士兵的戰斗意志取決于他們個人的物質利益與武裝力量維護的經濟基礎的物質利益的重合度有多高。
有些軍隊進攻摧枯拉朽，防御堅不可摧，攻堅時，能奮勇向前，前仆后繼，防御時，能戰不旋踵，死而后已。
尤其是在局部敵我兵力處于劣勢的情況下，能戰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槍一彈，死死守住陣地，拖住敵人，不惜選擇自我犧牲，為主力創造戰機。有這樣的軍隊，指揮員才能有效分配兵力，以小部隊拖住對方主力，以主力大部隊在地方力量最薄弱的關鍵點全力突破。
人都懂得趨利避害，對死亡都有天然的恐懼。讓一個人舍棄生死，僅僅靠說教和欺騙是沒有用的。
要戰士赴湯蹈火毫不猶豫，肝腦涂地毫不退縮，需要戰爭的結果要和戰士本人的利益密切相關。戰士與他們為之戰斗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緊密結合，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戰士們自然拼命。反之，自然袖手旁觀。
極少數人控制絕大多數財產的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與壟斷本國財富的的統治階級利益不但是分化的，甚至是對立的，那么絕大多數人是沒有興趣為他人的利益拼命的。
曾經有日本特務分析過，對中國老百姓來說，無論是哪家軍閥統治，老百姓都無所謂，因為區別只有哪個軍閥盤剝跟殘酷而已。韓國電影《寄生蟲》之中，導演借助男主角的嘴，也說過類似的話。——無產階級無祖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并不代表一無所有的工人的利益，要他們為這樣的國家拼命確實有點強人所難。
很多情況下，這樣的國家的士兵不是自發踴躍報名參軍的，如果不是被重金招募來的，就是被抓壯丁的方式抓來，用嚴刑峻法押上戰場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抓壯丁是重要的士兵來源。
在這樣的社會中，掌握財富的極少數人既恐懼外敵，又恐懼內部人民武裝起義。武力只能由統治者牢牢控制，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貧窮的絕大多數人，那么統治者寧可讓絕大多數人與武力無緣，以免他們聯合起來推翻自己。
這種情況下，要么是用嚴刑峻法驅趕無數社會底層(農奴、流民)當炮灰，在戰場上一觸即潰，各自逃命;要么是由社會頂層親自擔任武士，戰爭的勝負由武士決斗決定，底層的烏合之眾負責虛張聲勢，打掃戰場，抓俘虜，搶戰利品，充當炮灰。
這樣的軍隊只能靠殘酷的軍法制度把士兵押上戰場，戰場上一旦發生戰線動搖，指揮官重傷甚至被殺，軍法制度不再起作用，那么全軍的崩潰就是瞬間的事情。
如此就不難理解，帶隊的武士(將佐)的武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一支軍隊的戰斗力，武士決斗被斬殺，整個軍隊崩潰，武士決斗獲勝，敵軍望風而逃。
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擒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剌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
在冷兵器的時代，對這樣的國家的武裝力量來說，如果雙方都是極少量的武士+絕大多數的烏合之眾的組合，那么只要壟斷并豢養數量有限的超級武士，隨時能夠陣斬對方的領軍將領，就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在那樣的時代，項羽本人武力絕倫，是極大的加分項。曹操、劉備、孫權，使用各種手段籠絡、壟斷體力超群的猛將——不能為自己所用，至少不為地方所用。雖然有大量的無主荒地，但是普通農民在戰亂中無力自保。大批的流民，隨著戰局的變化不斷加入不同的陣營，將領被殺，士卒全體投降，如果對方糧食充裕，降卒沒有被坑死，則往往迅速成為敵對集團的士兵，等待下集體一次投降。
不過，壟斷財富的社會頂層的數量注定是稀少的，超級武士的數量也注定是有限的，一旦遇到全民皆兵的武裝力量，超級武士被圍攻消滅，烏合之眾一哄而散，這樣的軍隊就難免一敗涂地。
中世紀騎士，從小接受軍事訓練，武藝高強，但是注定數量稀少，各自為戰。最終，面對全民皆兵的蒙古人的時候，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
熱兵器時代，超級武士+烏合之眾的軍隊組合，更加行不通。絕地武士和西斯武士決定戰爭結局的方式，只能存在于電影之中，在現實之中，武功超人的武士們很快就會被使用槍械的士兵淹沒，被重火器炸得尸骨無存。
如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共和國時代的羅馬軍隊的戰斗力驚人。早期羅馬軍團的重步兵，都是小農場主，至少是自給自足的自耕農，羅馬執政官實行選舉制。士兵的利益與國家利益高度重合，戰爭勝負直接關系到士兵的切身利益，士兵是在最大限度地為自己而戰，戰斗意志最堅定。相比之下，迦太基的陸軍則主要來自雇傭兵，金錢和性命相比，自然是性命更重要。至于民國時期的士兵，戰爭結果甚至和切身利益都關系不大，不管誰當權，奉系、直系、皖系、委員長還是日本鬼子，都是無情盤剝+奸淫捋掠。
把士兵的利益和政權的利益緊密結合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分給士兵土地。與細軟等浮財不同，土地既是生產資料也是生活資料，土地是財富之母，控制土地，就能將租用土地的人剝削得一干二凈。不見如此，土地不能隨身攜帶，一旦給自己分配土地的政權被打倒，自己的土地就會被新政權重新分配。
相比之下，傭兵的利益主要是軍餉，他們的主要財富是高流動性的金錢細軟，他們與雇主之間沒有長遠的共同利益。一旦戰局不利，帶著浮財開小差，尋找下一個雇主，顯然比戰斗到最后一刻肝腦涂地明智得多。因為有巨大的獎賞的誘惑，雇傭兵軍團在戰爭順利的時候，可以勢如破竹，一旦戰事不利，風險遠遠高于收益，戰勢很快急轉直下，滿盤皆輸。
南北戰爭初期，面對訓練有素的南軍，北軍節節失利。林肯推出宅地法，一下子激發了北軍的戰斗熱情。南軍代表的大種植園主的利益，顯然不能自我閹割，自我拆散大莊園，只能詛咒林肯居然使用這么陰損的招數。
老鄉們，參加聯邦軍可以分到土地!!記住，南方奴隸主反對分西部的土地，他們贏了，你們的土地就沒了!!現在，他們要回來，要當還鄉團，要奪走你們的土地!!你們說，怎么辦?!!打倒他們，好不好啊!!!
國軍士兵在被俘前，幾乎毫無戰斗力，一旦被俘，很快就調轉槍口成為意志堅定的紅軍(解放軍)戰士，思想工作是一方面，組織工作是一方面，土地改革是另一方面。
歷史上，重新調整土地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一直是調動士兵戰斗意識，贏得戰爭的大殺器。只要能做到戰者有其田，并由國家小心維護土地所有制，避免士兵的土地被兼并，讓士兵們充分理解一旦戰爭失敗，政權垮臺，自己的土地將被剝奪，自己及全家將階級跌落，那么就不難保證士兵的戰斗意志。
工業化的時代，小農經濟無法繼續存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是不能把士兵的利益與政權的利益緊密結合的。國家控制主要財富，控制社會分配，既確保軍官和士兵生活優渥，退役之后，生活無憂，又確保官兵不掌握私有資產，不能脫離國家而富貴，他們的生活質量完全與國運相關，與國家利益高度重合。那么，官兵們自然會為了國運舍生忘死。
辛亥革命，漢族軍官往往迅速改旗易幟效忠新政權，全國各地遍布的滿城，則往往戰至最后一兵一卒。原因無他，滿城中滿族官兵的利益與滿清高度重合，拋開鐵桿莊稼固定的俸祿和待遇不說，覆巢之下無完卵，與其束手待斃不如魚死網破。
一個國家的主要財富(土地)高度分散，或者由國家控制，這樣的國家的義務兵的戰斗意志最強。重金雇傭的雇傭兵戰斗意志略遜一籌。抓來的壯丁的戰斗意志最弱，除了關心什么時候開小差最容易、最安全，外加順手牽羊搜掠戰利品，保證自己的軍餉和軍糧被層層盤剝的時候自己不死于饑寒，他們對其他事情沒有太大的興趣。
如果不能保證耕者有其田，或者，國家集中所有的產品統一分配，那么，退而求其次，要保證軍隊的戰斗意志，起碼要把軍餉開足，重賞之下有勇夫。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在戚繼光的時代可行，在后戚繼光的時代不可行，原因無他，由于民間的財富匯聚和土地兼并，明朝政府已經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撐一支數量可觀的雇傭常備軍。
如果物質資源實在匱乏，那么至少要保證賞罰的公平。物不患少患不公，公平即付出同樣的資源，獲得同樣的收益。多數人一無所有的社會，多數人的公平就是付出同樣的努力，獲得同樣的回報(晉升、封賞)。財產高度集中社會，不會有多數人認為的公平。少數人如果不利用他們掌握的資產優勢，制訂對他們有利的游戲規則，讓社會分配(也包括晉升、封賞、戰利品)的分配，向自己傾斜，反而是奇怪的事情。事實上，如果一個社會的所有回報，不受資產的干擾，財產不能在社會分配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那么這個社會也不可能成為極少數人壟斷財富的社會——因為趨利避害的智力、追求更高回報的進取心和勞動力是人人都有的。
少數人壟斷財富，控制經濟基礎的政權，既做不到打土豪，分田地，實現戰者有其田;國家也不控制生產資料，沒有足夠的財力，終生供養戰斗人員;又拿不出足夠的封賞，給予雇傭兵足夠的軍餉;更做不到絕對的公平，士兵的戰斗意志如何，可想而知。
如果一個武裝力量維護的經濟基礎既與多數人的利益不兼容，又沒有足夠的財力開出豐厚的傭金，甚至不能做到公平的按功勞分配，那么這樣的軍隊毫無戰斗力，一觸即潰，就是毫無懸念的事情了。
軍費之中養兵是一部分，妥善安置退役士兵是另一部分。
在私人壟斷財富控制經濟基礎的金字塔型社會，社會成員迅速兩極分化，扁平型社會進化為金字塔型社會，最終演化為倒圖釘社會。
在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面臨階級跌落的時代，要數以百萬甚至數以千萬計的不控制生產資料的人口，保持在社會中層的位置，生活小康至少溫飽，而不發生階級跌落，這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現實之中，一個國家貧富差距越大，妥善安置退伍老兵越困難。國家提供的軍餉和退伍安置金往往是國家財力的極限了，但是讓現役士兵和退伍老兵跨越階級門檻，避免階級跌落則遠遠不夠。因為在金字塔甚至倒圖釘型社會，只有剝奪他人和被他人剝奪二選一，要么成為剝奪者，要么階級跌落，要避免階級跌落，必須實現成為大資產者。國家顯然拿不出那樣的財力。何況，除非重新分配生產資料，否則只能有數量眾多最終還是難免階級跌落的中小資產者，不可能有這么多有能力剝奪他人資產的大資產者。
但是，如果不能妥善安置退役士兵，必然影響武裝力量的戰斗力，并導致巨大的麻煩。
一方面，看到退伍老兵，尤其是傷殘老兵落魄的晚年，民眾視入伍如赴刑場，紛紛逃避兵役，軍隊只能靠抓壯丁等方式維持兵員;一方面，現役士兵看到國家視老兵如棄履，考慮到自己的未來，很難毫無顧忌，赴湯蹈火。
民國時期即是如此，現有財力維持現有的武裝力量都困難，怎么可能妥善照顧退伍老兵呢?所以，抗日靠抓壯丁，傷殘士兵被拋棄在社會上，失去生活來源，大批逃兵要么在社會上游蕩半丐半匪，要么落草為寇，要么投靠偽軍，要么棄暗投明成為八路軍或者解放軍。
看過《沈醉回憶錄》就知道，抗戰勝利后的軍統大裁軍，許多軍統特務領到仨瓜倆棗的安置費就被掃地出門。在通貨膨脹的時代，這點安置費根本不足以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沒有被裁撤的特務，兔死狐悲，心有余悸，一面努力保住職務，一方為自己身后計，努力撈錢。
軍統特務尚且如此，基層士兵的待遇更慘不忍睹。順便說一句，《八佰》之中的指揮官謝晉元被叛徒殺死后，他的夫人都沒有得到妥善安置。
現在有些人炒作抗戰老兵。其實，許多民國時期的國軍的抗戰老兵，如果能僥幸活到戰爭結束沒有落草為寇被鎮壓，參與了解放戰爭的話，大多反穿皮襖，調轉槍口，成了解放軍。戰爭結束后，他們大多以解放軍的身份返鄉，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有人說，民國時代積貧積弱，所以無力對抗外侮。積貧積弱是一方面，分配不均，少數人控制經濟基礎，采取搭車者的態度，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是另一方面：同樣的農業國和土地規模，解放軍能養得起從國軍那里起義的現役士兵，妥善安置退伍老兵，為什么國軍做不到呢?說到底，還是分配問題。
類似的情況還有秦滅六國。經過廢井田開阡陌和持續不斷的對外戰爭，秦國掌握大量的土地資源，加上采取軍功爵制粉碎秦國舊貴族勢力，對外戰爭粉碎六國貴族舊勢力，秦國可以拿出大量的經濟、政治資源獎勵勇于作戰的戰士，這些勇于作戰的戰士，在退役的時候，已經擁有足夠的土地和較高的地位，生活不成問題。這些人生活富裕，高人一等，進一步激勵其他現役士兵奮勇作戰。
正規軍的官兵，加入其他武裝，會極大提高其他武裝力量的戰斗力水平，給現政權帶來巨大的麻煩。
如果我們看看《水滸傳》之中，有多少好漢曾經是朝廷的將領，就不會懷疑這一點。《上帝之城》之中，新興黑幫的頭子，是前巴西陸軍特種兵。這位特種兵槍法好，戰術指揮能力強，熟悉軍隊組織方式，成為黑幫頭子毫無懸念。接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人，一旦落草為寇，能立即把黑惡勢力的武裝力量提升到準專業團隊的水平。至于后金獲得明朝投降官兵，解放軍獲得投降國軍技術兵種以后，均極大提升戰斗力的例子，更是毋庸贅言。
舊中國，匪患遍地，一方面是財力不足國家機器力所不及，一方面是大量退伍士兵、內戰潰兵和逃兵沒有得到妥善安置，一方面是許多地方鄉賢豪強半官半紳半匪。解放以后，經濟基礎進行了相應調整，國家機器得到加強，民間武器被收繳，退伍士兵妥善安置，地方鄉賢豪強被鎮壓，各地建立武裝民兵制度，人民政府鏟除了匪患滋生的土壤，土匪很快銷聲匿跡。
如果有政治勢力，出錢把這些退伍官兵組織起來，那么麻煩就更大。比如，羅馬時代，社會上有大量的退伍老兵。這些老兵身經百戰，雖然體力不如青年士兵，但是戰斗經驗豐富，戰斗意志強悍。所以，只要有人出錢，就能很快招募并組織起精銳的老兵軍團，加入軍閥混戰，逐鹿地中海，問鼎羅馬。再比如，一度顯示出驚人的戰斗力的ISIS的核心骨干力量，即來自薩達姆時期伊拉克政權的精銳部隊。由于有這些經驗豐富的老兵作為骨干，ISIS一度為非作歹、稱霸一方。
在少數人控制經濟基礎的時代，社會貧富懸殊，土地等生產資料高度壟斷，生產資料激烈兼并，普通勞動者的負擔日益集中，老兵們解甲歸田之后，很難自我就業，即使就業也很容易階級跌落陷入貧困。
一方面國家財力枯竭導致退役安置金數量有限，一方面生產資料高度壟斷導致土地、貨幣等生產資料價格居高不下。老兵有限的退役安置金的往往不足以購買足夠的土地，實現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即使僥幸實現自我就業，也很容易破產：《戰馬》之中男主人公的父親參加過布爾戰爭，用退役金購買了一小片土地，平時靠貸款維持，一旦收成不好，就很容易被債主剝奪得一干二凈。《悲慘世界》之中的小店主，本是拿破侖戰爭的退伍老兵，經營一家小客棧。最終，客棧破產，小店主進入巴黎成為危害社會的渣滓。
如果不能自我就業，那么老兵們花光退役金之后，由于缺乏社會生產技能，年齡偏大，甚至身有傷殘，導致再就業困難，很容易陷入極度貧困。
如果國家把服役多年的退伍老兵養起來，那么必然面對巨大的財政負擔;如果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滅，則既不講道義，也是在走國民黨的覆轍。
在少數人控制經濟基礎、貧富差距嚴重的的國家，即使財大氣粗如美國，也有相當一批老兵沒有得到妥善安置。雖然美軍為華爾街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華爾街也舍得花錢，但是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中，妥善安置老兵所需的巨大財政開支，仍讓美國政府感到不堪重負。
比如《第一滴血》中的蘭博，比如《阿甘正傳》中的傷殘的丹中尉，都是越戰老兵。電影之中，丹中尉和阿甘在一起，借著阿甘的主角光環，再獲新生。現實之中的越戰老兵，是否還有這樣東山再起的人生就不得而知了。
為了減輕安置老兵的財政負擔，近年來，包括美國在內，許多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都在大量采用服務外包等方式，雇傭平民從事軍隊中非戰斗性工作，變相壓縮現役軍人數量，同時延長服役期限，鼓勵老兵連續長期服役，以此減少需要財政供養的退役老兵數量以及老兵可以領取退休金的時間。美國政府目前的操作方式是否能維持，能維持多久，還需要拭目以待。
歷史上，有些朝代把一部分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劃撥出來，定向給予一部分人口，讓這部分人口承擔兵役，試圖實現既節約財政支出，又避免退役老兵階級跌落的目的。現實之中，只要允許財富的自由流動，這部分定向給予的生產資料，遲早也會私有化，成為少部分人的私有財產。
反之，如果沒有人壟斷巨額財富，整個社會為扁平型社會，國家控制經濟基礎，那么安置老兵毫無困難。
解甲歸田的官兵進入國有企業，可以成為生產者。進入政府，可以成為基層管理人員。在民間，由于生產資料兼并不激烈，階級跌落的風險微乎其微，不多的退役金就很容易實現再就業。不論是哪種安置方案，老兵都很容易自食其力。
此外，老兵還可以成為預備役民兵組織的士官，提升民兵組織的戰斗力，成為正規軍的后備力量。
由于老兵安置穩妥，義務兵對普通民眾有相當的吸引力，不用出重金招募，即可獲得充足的兵源。由于常備軍大量采用義務兵，大大減輕了財政負擔。
解放之后，我國即采取了這樣的制度，退役指戰員成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捍衛者，不但沒有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為祖國建設提供了自己的力量。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私有制條件下，財富的匯聚和集中是大趨勢，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對上層建筑產生影響。私人壟斷生產資料的經濟基礎很難維持一個相對為公的上層建筑，武裝力量作為國家上層建筑的支柱之一，也必然受到影響。
財富高度壟斷，社會權力迅速集中，社會成員迅速兩極分化，財政矛盾突出，軍費開支激增，一方面影響稅收，財力日益枯竭，財政無錢養兵;一方面多數人的利益與經濟基礎的利益發生背離和沖突，現役士兵軍心浮動;一方面隨著全社會普遍的階級跌落，安置老兵異常困難。不僅如此，隨著經濟基礎的進一步變化，必然引發一系列后果。
要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必須擁有強大的財源;要維護士兵的戰斗意志，必須保證經濟基礎與士兵利益高度重合;要維持一支相對為公的武裝力量，必須維持相對分散小資產所有制或者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至少，從財力的角度看，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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