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未來社會必須“吃大鍋飯”

　　趙磊：未來社會必須“吃大鍋飯”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一）緣 起

　　針對有人提出的“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迎春先生評價曰：“白日夢”(注1)。

　　迎春的文章坦率尖銳，但竊以為基本觀點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而且也經得住歷史的檢驗。

　　若進一步追問：收入倍增計劃為什么是“白日夢”呢?

　　迎春先生的文章點到為止，并未全面展開。

　　故我以為，還可以討論一二三。

　　順便說明，我雖然贊同迎春先生對“收入倍增計劃”的評價，但對該計劃作者的很多建設性意見，仍然表示我的敬意。

　　（二）“收入倍增計劃”并非首創

　　在未來不會太短的一個時段，新冠疫情對人類的影響都具有“天命管人命”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質。

　　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最顯著的影響，就在于對人類活動(政治、經濟和軍事全方位)的抑制。

　　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講，新冠疫情有效抑制了人類欲望的釋放和能量的轉換。

　　與此同時，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美關系在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也同樣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質。

　　“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布局，正是新冠疫情深化與中美關系演變迭加的必然產物。

　　問題是“國內大循環”如何落實?內需如何提升?

　　由此引發了學界和業界的沸議。

　　業內人士提出的各種思路，以及最近召開的座談會上專家開出的藥方，基本上仍是在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凱恩斯經濟學)的邏輯中走“云步”(注2)。

　　除了力推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引人注目的，就是“收入倍增計劃”了。

　　“收入倍增計劃”并非今天中國學界的首創，20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就曾經實施過(注3)。

　　公允講，該計劃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起到了一些效果。

　　然而，該計劃的效果能否持續?

　　尤其是，該計劃是否具有普適性?

　　要之，該計劃有哪些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半個世紀過去了，世界歷史和日本后來的發展情況就擺在那里(注4)，勿需我多言。

　　如果“收入倍增計劃”真的就是靈丹妙藥的話，資本主義早就終結人類歷史了。

　　（三）致命的障礙

　　為何在日本有一定效果的“收入倍增計劃”，在中國卻可能是“白日夢”?

　　原因很唯物：當下中國的情況與當年日本的情況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這就叫：“橘生于南則為橘，橘生于北則為枳”。

　　日本當年的情況，我就不展開說了。

　　這里只強調一點：如果在人工智能替代人力尚不顯著的50年前，“收入倍增計劃”還有一定的治標效果，那么21世紀以來，面對人工智能和科技的迅猛發展，這一類治標的藥方已經越來越無能為力了。

　　在現有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收入倍增計劃”要想落地，就必須建立在勞動者有事可做的基礎上。

　　倘若勞動者無事可做，則“收入倍增計劃”將成為無稽之談。

　　殘酷的現實就擺在人們眼前：在人工智能越來越取代人的生產功能的背景下，人們的消費資格將怎么確認?沒有工作崗位，人們的收入將從何而來?

　　換言之，在勞動力越來越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今天，一切所謂的“收入倍增計劃”都將遭遇一個致命的障礙：如果沒有就業崗位，勞動者獲得收入的資格何在?

　　“收入倍增計劃”的作者雖然也看到了保障就業的重要性，可是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下，如何才能保障勞動者的就業權利呢?

　　問題在于，越來越趨向于“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來做，甚至完全讓機器人來做”，這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雇傭勞動的基本邏輯。

　　關于“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來做”的邏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趙磊等《世界處在巨變的前夜——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觀察維度》(載《江漢論壇》2017年第1期)。

　　總之，雇傭勞動的悖論在于： 一方面，勞動者的就業要靠私有制企業提供；另一方面，私有制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卻越來越少。

　　這就是“收入倍增計劃”在當今的致命障礙所在。

　　（四）兩個例子

　　上面講到的“致命障礙”，并不是理論上的“杞人憂天”，而是活生生的事實。

　　統計數據過于枯燥，我只舉兩個具有普遍性的例子：

　　例一：浙江某地的街道干部招聘。有8個名額，都被來自北大清華的碩士和博士所占據。街道干部是是最底層的公務員，每天干的，都是最瑣碎、最繁雜的事務。這樣的工作，高中畢業就能干。

　　但是，街道干部招聘不僅被碩士博士填滿，而且是來自大學金字塔頂尖的北大清華的碩士博士。這就意味著，其他高校的同類，都被淘汰了，連浙江最高學府浙江大學的畢業生，也沒有一席之地。有人對此評價說：

　　“當今之世，能有幾個大學生畢業之后還從事自己本專業有關工作的?大家都在改行。大學教育，跟就業原本就是兩層皮。……再好的大學的畢業生，哪怕是博士，進入就業崗位，都得重新培訓。”

　　北大清華的博士碩士直奔基層，當然有時代的積極意義。但也傳遞出的一個信號——就業形勢相當嚴峻。問題在于：為什么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

　　例二：哈佛女博士任職街道辦。據《東方日報》報道：內地女子羅某某，擁有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卻在前年出任廣東深圳市桃源街道辦副主任，此事引起了熱議。有人認為，如此高的學歷不當科學家非?？上В谴蟛判∮?亦有人認同支持;還有人認為是人浮於事, 求職困難。

　　大家想想，如果雇傭勞動關系仍然是就業的唯一渠道和唯一形式，勞動者的收入要想在未來得到倍增，豈不是癡人說夢？

　　這，就是收入倍增計劃為啥是“白日夢”的原因所在。

　　（五）首先要認同馬克思的基本道理

　　總之，隨著生產力發展，雇傭勞動制度越來越難以解決勞動者的就業，這是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

　　換言之，在私有制的條件下，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基本上就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注5)。

　　我對雇傭勞動制度在就業問題上的評判，想必有人大不以為然：

　　“為什么最近的座談會不見一個馬政經的專家?因為你們馬政經只善于批判，卻開不出具體藥方，有什么用?”

　　可悲的是，有不少“馬克思主義專家”也是這么認為滴。

　　在我看來，把馬政經定位于“只會批判，不會建設”，說輕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說重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

　　“具體藥方”重不重要?當然重要;

　　但更為重要的，是“基本道理”。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與具體藥方，存在一個“道”與“器”的關系。

　　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都被邊緣化的背景下，若談馬克思主義具體應用的“技術”或“器用”，可能嗎?有人聽嗎?不滑稽嗎?

　　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和基本邏輯都不認同，遑論“具體藥方”？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久矣的今天，馬克思主義者首先要爭取的，還不是“具體藥方”，而是對“基本道理”的認同。

　　（六）是“過勞死”，還是“吃大鍋飯”？

　　明白了“道與器”的關系，下面我不妨談談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藥方”。

　　“收入倍增計劃”或者“國內大循環”的基本前提，是就業保障。

　　但如何保障勞動者的就業，與西方經濟學相比，馬克思主義開出的藥方卻截然不同。

　　未來我國就業的基本保障，既不能依賴雇傭勞動制度的自發性，也不能指望私有制企業的自覺性。

　　一言以蔽之，未來我國就業的基本保障，必須發揮“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府的作用。比如：

　　(1)在國有企業和國家事業單位強制實施輪流工作制——即原來一個人的工作，逐漸由越來越多的人來承擔;

　　(2)通過經濟激勵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引導私有制企業逐漸實施輪流工作制;

　　(3)只有在此基礎上，逐漸擴展的“靈活就業”和越來越多的“閑暇時間”，才能與勞動者的收入增加比翼齊飛。

　　有人質問：“你這不是又要吃大鍋飯嗎?”

　　這樣看問題的人，只能在“過勞死”的就業邏輯中思考問題了。

　　對于這類質問，我的回答是：

　　其一，隨著就業壓力越來越大，未來社會必須“吃大鍋飯”。否則的話，一部分勞動者“過勞死”，而越來越多的人最后都沒飯吃，或吃不好飯。由此可見，“吃大鍋飯”是解決未來社會就業的根本出路。

　　其二，勞動者自由時間的增加而不是工作時間的增加，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換言之，“過勞死”的就業邏輯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當代生產力的性質了。所以，“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不是社會的退步，而是社會的進步。

　　其三，與其讓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失業領取救濟混吃等死，不如讓勞動者有計劃的輪流工作并獲得報酬，這將極大緩解社會承受的就業壓力。面對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為什么就不能跳出雇傭勞動關系的邏輯來看待“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呢?

　　（七）雇傭勞動消亡是一個歷史過程

　　不論采取什么舉措來解決就業問題，其中都必然展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效率邏輯和就業邏輯：

　　“過勞死”是資本主義的效率邏輯，而“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才是社會文明不斷進步的效率邏輯；

　　“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做”是資本主義的就業邏輯，而“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才是社會主義的就業邏輯。

　　因此，與雇傭勞動的“過勞死”的就業模式不同，社會主義的就業模式必然蘊含著這樣的馬克思主義邏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以及與之相應的必要的計劃性。

　　竊以為，馬克思主義邏輯的逐漸展開乃是未來中國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路徑。

　　當然，雇傭勞動的就業模式的消亡，將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因此，社會主義就業邏輯的展開，不是一蹴可就的事情，而必然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期間的此消彼長，這里就不展開討論了。

　　（八）馬派有很多好建議

　　最近有人寫文章，發出警告，要“防止有人宣傳偏激的、落后的思想”。

　　呵呵，我估計，讀到我的“大鍋飯”建議，“健特們”(紳士)這下可抓住了把柄：“看吶，某殘余又要走回頭路了!”

　　我估計，“經濟學家”也一定會勃然大怒：“公然主張吃大鍋飯，這不是與‘經濟人假設’為敵么，還講不講效率了?”

　　既然健特們不懂得“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道理，當然也就不知道，作為生產關系表現形式的“大鍋飯”，其存廢在本根上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并不取決于某些人的好惡。

　　既然健特們不懂得要辯證的、發展的看問題，當然也就不知道此“大鍋飯”非彼“大鍋飯”。其所以不同，就在于經濟條件、科技水平以及社會背景，今天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奇怪的是，他們一邊叨叨“此國內大循環，非彼國內大循環”，一邊卻又假裝不知道“此大鍋飯，非彼大鍋飯”)。

　　既然“經濟學家”不懂得用唯物史觀來看待效率與所有制的關系，當然也就不知道，私有制對效率的提升仍然屬于歷史范疇，而絕不是一個永恒不變的教條

　　——關于效率的歷史性，拙文《澄清共產主義的三個理論困惑》(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在如何理解“‘消滅分工’”的問題中，已經討論，不贅述。

　　必須指出，我在上面提出的“吃大鍋飯”建議，僅僅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道理的“一丟丟”應用罷了。

　　我要強調的是，在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馬克思主義學者不僅有著深刻的理論認識，而且還有很多值得重視的具體藥方。

　　比如，在《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第30屆年會》上，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馬克思主義綜合學派的十大政策主張，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注6)。

　　（九）結 語

　　我這篇文章若掛出來，估計右邊那一撥非炸窩了不可：

　　“居然敢重提 ‘大鍋飯’，這還了得!”

　　“必須……&@#%!!!”

　　且慢，且慢。

　　你們不是一直都在信誓旦旦地宣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嗎?

　　我不奢望誰誰“誓死捍衛”，

　　我也不怕誰誰給我戴上某某帽子。

　　我這篇文章若是沒被推出去砍了，我就足矣。

　　我拭目以待。

　　——————

　　注1：迎春：《白日美夢——評賈根良的<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烏有之鄉》2020年8月26日。

　　注2：中國傳統武術中的一種步法，形如騰云駕霧，故稱為“云步”。

　　注3：為了盡快解決二戰后由經濟問題導致的國內局勢嚴重不穩定，1960年上任的池田首相采納了下村治的建議，并推行了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要求，1961-1970年十年間，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都要實現翻番，即年均增長率應達到7.2%。

　　注4：日本 “收入倍增計劃”的內在矛盾值得警醒，比如：10年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78倍，但國民工資實際上只增長0.94倍，并沒有和經濟增長完全同步。(參：王志平《對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能一知半解》，《文匯報》，2020年9月1日)

　　注5：至于那個56789的說法，有學者已經做了很好的分析。為本文的壽命計，我就不討論了。

　　注6：一是新產權策論，即“343”模式可以準確界定黨章和憲法所規定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根本經濟制度，平息國內外種種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經濟性質的輿論。二是新分配策論，其中包括產權政策模式決定分配政策模式，更加強調初次分配制度政策，消費占比低、難以拉動的主要原因是所有制決定的分配差距過大，新時代分配政策上強調共富共享等理論。三是新稅收策論，主張借鑒別國的政策經驗，實行資本和財富的累進稅，勞動者個稅應與企業稅相等，反對對勞動收入重稅，對資本收入輕稅，征收資本所得稅及按照家庭總人口征稅，征收房產稅等。四是新養老策論，反對降低知識分子養老金至工人水平。五是新金融策略，主張運回在美黃金，打響“壯國企，多分紅”口號，從長遠來看構建世界統一貨幣等等。六是新指標策論，針對GDP主張建立“國內生產福利總值(GDPW)，認為社會發展應追求幸福指數。七是新住房策論，八是新開放策論，九是新三農策論，十是新人口策論。

　　(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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