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中分析過，任何政治運動都要符合經濟邏輯，向不斷符合經濟基礎的方向發展，軍事也不例外。
我在《土地流轉必須謹防出現大地主》中分析過大土地所有制與共和政治不兼容。
歷史上，作為共和政治上層建筑的支柱，共和國的軍制與大土地所有制同樣不兼容。這里面提到的是土地，但并不局限于土地。人類進入工業化時代的時間太多，農業時代土地是基本生產要素。在工業化時代，財富高度壟斷的經濟基礎，同樣與共和政治不兼容。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維持槍桿子需要控制經濟基礎。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誰控制經濟基礎誰控制上層建筑，金字塔型社會，少數人壟斷經濟基礎，對應的上層建筑必然為少數人服務，這其中必然也包括國家暴力機器。
從經濟的角度看，極少數私人控制經濟基礎，掌握社會生產和分配，這樣的社會，很難維持一支不是極少數人而是多數人或者其他利益集團的武裝力量。
綜合來看，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時候，上層建筑業必然發生改變，國家上層建筑必然改變，原有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核心支柱。另一方面，軍隊性質不改變，是難以改變國家性質的。所以，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國家武裝力量的組織形式也將難以維持，最終必須也必然發生相應的改變。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養兵就需要用錢。
脫產的武裝力量訓練程度高、戰斗力高，不脫產的武裝力量訓練程度低、戰斗力低，完全從事生產的武裝力量大量的時間用于生產，幾乎沒有時間訓練，戰斗力最低，這是毋庸置疑的。
要維持一支高戰斗力的武裝力量，就需要從總社會產品中分割一部分，用于購買裝備，以及脫產生活的士兵、軍官維持生活，養家糊口。
軍隊是需要社會總產品中剩余產品來維持脫產性的組織。掌握經濟基礎的人掌握社會總產品分配權。如果軍隊不為他們的利益服務，他們就完全可以通過控制社會總產品分配的方式，切斷軍隊的經濟來源，并為符合自己利益的軍事武裝力量提供相應的剩余產品。
這時，原有的武裝力量，如果還沒有瓦解的話，為了獲得剩余產品必然要與由掌握經濟基礎的少數人控制的新興的武裝力量發生激烈的沖突。這種沖突是在所難免的，一方面掌握軍隊的將領，比如凱撒，為了維持軍隊，必然建立穩固的財源，并由此調整現有經濟基礎，建立對自己有利的經濟基礎;一方面掌握經濟基礎的少數人，比如貴族，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經濟利益，消除來自軍事集團的潛在威脅，必然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并不限于暗殺、建立相應的武裝力量、內戰，最終奪取軍事主導權。
凱撒的被殺、英國的內戰，都是經濟基礎與武裝力量控制權不對稱的結果。
共和國的軍隊，常見的有義務民兵和國家供養的常備軍。前者比如羅馬早期，需要有大量的小自耕農，平時為民，戰時為兵，耕戰結合，小自耕農結社自保，保衛祖國維持秩序就是保衛自己的小家園。后者由國家向民間征收稅負，供養職業軍人，社會出現分工，生產者和戰士各司其職。前者需要土地或財富高度分散，大多數公民都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后者需要強大的國家機器，能夠征收巨額的賦稅。
財富高度集中的國家或地區的軍隊，往往是各種雇傭兵制。一方面，社會中下層和國家沒錢，一方面，財主有錢。對雇傭兵來說，都是賣命掙錢，為誰服務都是服務，只不過是給的錢多與錢少的問題。為國家扛槍吃飯和為財主扛槍吃飯沒有本質的區別，如果有區別的話，無非是誰給的更多而已。
當然，此時此刻的國家，仍然可能打著共和制的旗號，但是，無論從國家權力歸屬，還是從軍隊來源和服務屬性看，都是貴族寡頭國家+雇傭兵組成的軍隊。比如美國，雖然名義是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實際權力操縱在華爾街手中，美國青年把參軍作為職業選擇，美軍四處征戰，為華爾街的利益服務。
事實上，只要放任貧富差距不管，各共和國的軍制總是難以維持，最終必然演化為軍閥私人武裝，或者，忠于極少數統治階級并為之服務的暴力工具。
進一步考慮，不論是否是共和制，財富的集中都可能威脅到武裝力量的戰斗力——只要大地主、大財主們有權制訂國家政策，并不愿為國防承擔開支。經濟基礎被私人控制后，私人必然為了私利影響上層建筑，推動政府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政策。如果經濟基礎不完全屬于制訂政策的私人，就會出現搭車者現象——統治階級既享受國家機器維持的社會秩序為他們帶來的好處，又一毛不拔，甚至一邊轉嫁稅負，一邊雁過拔毛。
各國歷史上都出現過這樣的情況——財富越集中，稅基越小，底層的稅負越重，國家的財力越枯竭。比如，漢代的田賦非常低，人頭稅卻非常高。隨著時間的推移，田賦越來越低，人頭稅卻越來越高。原因很簡單，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他們必然要給自己減稅。人頭稅由每一個人承擔，絕大多數要加在社會底層身上，田賦不足的部分，自然要靠人頭稅來彌補。社會底層知道稅負日益沉重，但是也無力推動新的政策，改變社會分配，只能默默承受，或者干脆逃亡，他們逃亡以后，他們的人頭稅的缺口將由沒有逃亡的他們的鄰居承擔。
發展趨勢毫無疑問是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底層反抗越來越激烈，國家的財力越來越枯竭，日益無力供養軍隊。這時，政府軍要么被起義軍擊潰，要么加入起義軍的隊伍，要么脫離中央財政的羈縻自尋財路，要么被控制經濟基礎的豪強的私人武裝所取代——東漢末年即使如此。某種意義上講，清朝末年也是如此。
后兩種路徑的發展趨勢都是軍閥化，區別軍閥的來源是原有國家武裝的將領，還是崛起于民間的豪強，或者兼而有之。無論哪種路徑，原有的上層建筑都將失去軍事支柱。
羅馬共和國時代，先是由于土地兼并義務兵制無法維持，士兵服役結束后，回到家鄉，土地被鄰居吞并，往往淪為強盜或乞丐。后來由募兵制取代義務兵制，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重。最終，誰有錢募兵，或者，誰能搞到錢，誰就成為將領。將領擁有獨立的財權，雇傭兵們忠于給自己開餉的人，而不是共和國，這就為軍閥混戰買埋下伏筆。
在擴張時期，由于不斷獲得奴隸和人口，經濟基礎被私人壟斷與國家軍隊相對為公的矛盾，可以被掩蓋下去。比如，羅馬將領通過對外戰爭，獲得大批奴隸和戰利品，他們可以出售奴隸和戰利品，補充軍餉。退役士兵可以獲得新征服地區的土地，得到安置。壟斷土地的羅馬貴族可以獲得廉價的奴隸和土地。于是，三方三贏。但是，一旦對外擴張停滯，那么財政的缺口就會暴露出來。羅馬既無財力維持軍隊，也無財力安置老兵。
如果此時有外患的存在，那么形勢更加危險和復雜。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兼并，大多數中下層生活無以為繼，或流離失所或投靠豪強，民兵制度已經無以為繼;一方面，由于控制經濟基礎的少數人采取搭車者的政策，國家財源枯竭，無力供養大批常備軍;一方面，由于內憂外患，國家面對軍事壓力不斷加大;一方面，無論是國內將領自籌軍餉，還是國內豪強招募流民，國內軍閥都呼之欲出;一方面，軍閥之間的利益并不統一，各自都有相應的資源，以及維護資源所需要的武力，于是各自為政，各自為戰，一盤散沙，很容易被外來勢力各個擊破;一方面，無論是國內起義軍，還是外來軍事力量，只要剝奪國內極少數人控制的巨量財富，就不難解決兵員問題。
明朝末期，即面臨類似的問題，明軍為維護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作戰，大地主、大官僚壟斷財富控制經濟基礎是最大既得利益集團，卻不肯為明軍出錢。最終，明軍的體制無法維持，一敗涂地，大地主、大官僚控制的土地和金銀，都成為起義軍或清軍的軍餉。許多明軍投降清軍以后，由于解決了經濟困難，戰斗力暴增，成為了滿清征服中國的馬前卒。
明軍輸于軍事，明朝則是輸于政治——統治集團內部內部出現強大的搭車的既得利益集團，明王朝無法順利調整組織結構，無法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統一起來，為明軍提供足夠的物質資源。理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的事情，由清軍完成。清軍通過劫掠、獲得戰利品以及圈占土地等方式，調整了關內原有的經濟基礎，調整后的經濟基礎為清軍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資源，支持起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戰場上先后挫敗起義軍和南明。
民國時期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大地主、大買辦的代理人控制軍隊，軍隊是雇傭兵，主要經濟來源，一是土地，二是出口貿易，三是各種借款。一方面，大地主、大買辦使用各種方法逃避、轉嫁稅負，一方面，稅收征收過程中，存在嚴重的跑冒滴漏。于是，大多數人破國難產，極少數人發國難財。由于財力有限，軍隊缺吃少穿，普遍營養不良。淞滬抗戰的一線精銳士兵，尚且骨瘦如柴，其他士兵體質如何，可想而知。
作為維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的武裝力量的代表，蔣介石擁有最多的資源，但卻無力壓服其他軍閥。軍閥之間，有共同的整體利益，也有局部利益，所以，有沖突也有合作，但是關鍵時刻，往往難以結束內訌，團結一致，集中資源，讓現有資源發揮最大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現代國家，都懂得在戰爭時期由國家控制經濟基礎的重要性。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就無法實現總動員，不能最大限度調動人力、物力資源，贏得對外戰爭。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經濟，或者介于兩者之間的統制經濟，都是由國家控制經濟，將剩余勞動力以兵員的形勢，將剩余產品以軍需品和軍餉的方式提供給武裝力量。
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戰爭結束，有必要回復自由市場經濟，由資本重新控制經濟基礎，以免國家機器失控危害資本的既得利益。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主動削弱由國家控制的經濟基礎，則難免在未來損害由國家控制的武裝力量獲得物質資源的能力。
軍費之中養兵是一部分，妥善安置退役士兵是另一部分。
金字塔型社會，要數以百萬計的不控制生產資料的人口，保持在社會中層，而不發生階級跌落，這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如果不能妥善安置退役士兵，必然影響武裝力量的戰斗力，并導致巨大的麻煩。
一方面，看到退伍老兵，尤其是傷殘老兵，半匪半丐的晚年，民眾視入伍如赴刑場，紛紛逃避兵役，軍隊只能靠抓壯丁等方式維持兵員;一方面，現役士兵看到國家視老兵如棄履，考慮到自己的未來，很難毫無顧忌，赴湯蹈火。
民國時期即是如此，現有財力維持現有的武裝力量都困難，怎么可能妥善照顧退伍老兵呢?所以，抗日靠抓壯丁，傷殘士兵被拋棄在社會上，失去生活來源，大批逃兵要么在社會上游蕩，要么落草為寇，要么投靠偽軍，要么棄暗投明成為八路軍或者解放軍。
看過《沈醉回憶錄》就知道，抗戰勝利后的軍統大裁軍，許多軍統特務領到仨瓜倆棗的安置費就被攆走了。軍統特務尚且如此，基層士兵的待遇更慘不忍睹。順便說一句，《八佰》之中的指揮官謝晉元被叛徒殺死后，他的夫人都沒有得到妥善安置。
現在有些人炒作抗戰老兵。其實，許多民國時期的國軍的抗戰老兵，如果能僥幸活到戰爭結束沒有落草為寇被鎮壓，參與了解放戰爭的話，大多反穿皮襖，調轉槍口，成了解放軍。戰爭結束后，他們大多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有人說，民國時代積貧積弱，所以無力對抗外侮。積貧積弱是一方面，分配不均，少數人控制經濟基礎，采取搭車者的態度，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是另一方面：同樣的農業國和土地規模，解放軍能養得起從國軍那里起義的現役士兵，妥善安置退伍老兵，為什么國軍做不到呢?說到底，還是分配問題。
類似的情況還有秦滅六國。經過廢井田開阡陌和持續不斷的對外戰爭，秦國政權掌握大量的土地資源，加上采取軍功爵制粉碎秦國舊貴族勢力，對外戰爭粉碎六國貴族舊勢力，秦國可以拿出大量的經濟、政治資源獎勵勇于作戰的戰士，這些勇于作戰的戰士，在退役的時候，已經擁有足夠的土地和較高的地位，生活不成問題。這些人生活富裕，高人一等，進一步激勵其他現役士兵奮勇作戰。
正規軍的官兵，加入其他武裝，會極大提高其他武裝力量的戰斗力水平，給現政權帶來巨大的麻煩。如果我們看看《水滸傳》之中，有多少好漢曾經是朝廷的將領，就不會懷疑這一點。《上帝之城》之中，新興黑幫的頭子，就是前巴西陸軍特種兵。這位特種兵槍法好，戰術組織能力強，熟悉軍隊組織方式，成為黑幫頭子毫無懸念。接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人，一旦落草為寇，能立即把黑惡勢力的武裝力量提升到準專業團隊的水平。至于后金獲得明朝投降官兵，解放軍獲得投降國軍技術兵種以后，均極大提升戰斗力的例子，更是毋庸贅言。
舊中國，匪患遍地，一方面是財力不足國家機器力所不及，一方面是大量退伍士兵、內戰潰兵和逃兵沒有得到妥善安置，一方面是許多地方鄉賢豪強半官半紳半匪。解放以后，經濟基礎進行了相應調整，國家機器得到加強，民間武器被收繳，退伍士兵妥善安置，地方鄉賢豪強被鎮壓，各地建立武裝民兵制度，人民政府鏟除了匪患滋生的土壤，土匪很快銷聲匿跡。
如果有政治勢力，出錢把這些退伍官兵組織起來，那么麻煩就更大。比如，羅馬時代，社會上有大量的退伍老兵。這些老兵身經百戰，雖然體力不如青年士兵，但是戰斗經驗豐富，戰斗意志強悍。所以，軍閥混戰時期，只要有人出錢，就能很快招募并組織起精銳的老兵軍團，逐鹿地中海，問鼎羅馬。再比如，一度顯示出驚人的戰斗力的ISIS的核心骨干力量，即來自薩達姆時期伊拉克政權的精銳部隊。由于有這些經驗豐富的老兵作為骨干，ISIS一度稱霸一方。
在少數人控制經濟基礎的時代，社會貧富懸殊，土地等生產資料高度壟斷，生產資料激烈兼并，普通勞動者的負擔日益集中，老兵們解甲歸田之后，很難自我就業。
一方面國家財力枯竭導致退役金數量有限，一方面生產資料高度壟斷導致土地、貨幣等生產資料價格居高不下。老兵的往往不足以購買足夠的土地，實現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即使僥幸實現自我就業，也很容易破產：《戰馬》之中男主人公的父親參加過布爾戰爭，用退役金購買了一小片土地，平時靠貸款維持，一旦收成不好，就很容易被債主剝奪得一干二凈。《悲慘世界》之中的小店主，本來是拿破侖戰爭的退伍老兵，經營一家小客棧。最終，客棧破產，小店主進入巴黎成為危害社會的渣滓。
如果不能自我就業，那么老兵們花光退役金之后，由于缺乏社會生產技能，年齡偏大，甚至身有傷殘，導致再就業困難，很容易陷入極度貧困。
如果國家把服役多年的退伍老兵養起來，那么必然面對巨大的財政負擔;如果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滅，則既不講道義，也是在走國民黨的覆轍。
在少數人控制經濟基礎、貧富差距嚴重的的國家，即使財大氣粗如美國，也有相當一批老兵沒有得到妥善安置。比如《第一滴血》中的蘭博，比如《阿甘正傳》中的傷殘的丹中尉。電影之中，丹中尉和阿甘在一起，借著阿甘的主角光環，再獲新生。現實之中的越戰老兵，是否還有這樣東山再起的人生就不得而知了。
雖然美軍為華爾街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華爾街也舍得花錢，但是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中，妥善安置老兵所需的巨大財政開支，仍讓美國政府感到不堪重負。
為了減輕安置老兵的財政負擔，近年來，包括美國在內，許多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都在大量采用服務外包等方式，雇傭平民從事軍隊中非戰斗性工作，變相壓縮現役軍人數量，同時延長服役期限，鼓勵老兵連續長期服役，以此減少需要財政供養的退役老兵數量以及老兵可以領取退休金的時間。美國政府目前的操作方式是否能維持，能維持多久，還需要拭目以待。
歷史上，有些朝代把一部分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劃撥出來，定向給予一部分人口，讓這部分人口承擔兵役，試圖實現既節約財政支出，又避免退役老兵階級跌落的目的。現實之中，只要允許財富的自由流動，這部分定向給予的生產資料，遲早也會私有化，成為少部分人的私有財產。
反之，如果國家控制經濟基礎，那么安置老兵毫無困難。解甲歸田的官兵進入國有企業，可以成為生產者。進入政府，可以成為基層管理人員。在民間，由于生產資料兼并不激烈，不多的退役金就很容易實現再就業。老兵很容易自食其力。
此外，老兵還可以成為預備役民兵組織的士官，提升民兵組織的戰斗力，成為正規軍的后備力量。
由于老兵安置穩妥，義務兵對普通民眾有相當的吸引力，不用出重金招募，即可獲得充足的兵源。由于常備軍大量采用義務兵，大大減輕了財政負擔。
解放之后，我國即采取了這樣的制度，退役指戰員成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捍衛者，不但沒有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為祖國建設提供了自己的力量。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私有制條件下，財富的匯聚和集中是大趨勢，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對上層建筑產生影響。私人壟斷生產資料的經濟基礎很難維持一個相對為公的上層建筑，武裝力量作為國家上層建筑的支柱之一，也必然受到影響。具體表現，包括并不限于軍費開支激增，財力日益枯竭，財政矛盾突出，退役士兵安置困難。不僅如此，隨著經濟基礎的進一步變化，必然引發一系列后果。
要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必須擁有強大的財源;要維持一支相對為公的武裝力量，必須維持相對分散小資產所有制或者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至少，從財力的角度看，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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