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幾則微博：
繼“衛生巾免稅”之后，微博上的#呼吁衛生巾免費# 又開始了。
免費也不是一定不行，但作為一個理智的成年人，也得想一想，這個過程具體如何去做?
按照現在的生產方式，那肯定是國家去向衛生巾廠商購買，然后再發放。
免稅的本質也是如此，國家把一部分公帑讓渡給廠商，期望“看不見的手”傳導到最終價格上。而這個價格傳導鏈條本身就是非常可疑的，因為之前降稅時衛生巾價格并沒有同步下降。
這讓我想起了之前香港疫情泛濫，但核酸檢測卻跟不上，原因是價格昂貴。這時候，就有人出來向政府施壓了：政府得為百姓服務啊，所以政府應該花錢，向我們私立機構高價購買核酸檢測服務，然后再免費向市民提供。
你要不這樣做呢，那就是對香港市民不負責任，看著疫情在百姓中傳播，你忍心嗎?
這些人的算盤打的很精，用“人民的名義”來綁架政府，然后逼迫政府定向給自己輸送利益。
后來中央直接派大批檢測人員援助香港，提供內地生產的平價低廉檢測試劑，這幫人就開始哭喪了。開始喊什么“DNA送中”了。
這次疫情，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提供了大量平價檢測試劑，但即使這樣，也花費了巨大的支出，但為了抗疫這是值得的。而衛生巾屬于一種日常用品，如果仍然采用向廠商輸送利益來支持免稅甚至免費的話，那資金利用率就太低了，畢竟廠商和渠道都要有利潤(這才是衛生巾價格的真正大頭，比那點點稅高多了)，資本家不是做慈善的。最大的可能是，稅降下去了，費用一點沒降，這不是沒有先例的。
要真想衛生巾降價甚至免費，我提三個辦法，可以選擇選擇看看，哪一種比較好。
1、走tiktok模式，逼迫聯合利華和寶潔出售中國業務，賣給中國國企也行，民企也行。理由也不難找，這些外資企業長期把大量利潤花在營銷渠道上，導致價格高昂，拒絕與女性共情，在衛生巾這種事關女性健康的問題上，持續賺取高額利潤，不是有責任心的企業。微博有幾億女性用戶，大家聯合起來制造輿論，揭露外資衛生巾的暴利和貪婪，再借助當下特殊的國際形勢，事情不是一定做不成。
2、衛生巾企業走國營化的路子，不是現在的國有化，而是恢復上世紀國營企業的路子，不以資本增值為目的而生產，而以服務人民群眾為目的而生產。這樣，不追求利潤，不做廣告，不把大量的錢花在銷售渠道上，國家統購統銷，直接給國營工廠下任務，這樣價格自然會大幅下降。
今天看了一則新聞：一家衛生巾廠商表示，一片優質衛生巾成本大約在兩毛五到三毛，是銷售渠道推高了售價。那么如果采用國營工廠政府訂貨模式，直接砍掉銷售渠道，這樣自然治本。
3、消費者在微博上團結起來向生產廠商施壓，拒絕一切衛生巾廣告，抵制一切為衛生巾做商業廣告的明星(公益性廣告例外)，因為正是這些推高了終端的銷售價格，都是從女性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上賺黑心錢。誰做廣告就抵制誰，就是把自身利益凌駕于女性健康權益之上，大家就不買他家的產品，而選擇其他牌子。
有人可能會說，你這三條都太“左”了。
但問題是，衛生巾話題，本身就是一個左翼性質的訴求，是追求“結果公平”(所有女性都能用上廉價好用的衛生巾)的。如果是追求“過程公平”的右翼，那訴求就應該是：政府不要去管衛生巾領域，一方面企業間的市場競爭自然會把價格降到合理程度，另一方面消費者之間的競爭又會自然分出優勝劣汰，錢多的用好的，錢少的用差的，沒錢的不用。
但現在很多人討論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奇特的邏輯：既希望要“資本主義”的生產流通過程，還希望這種過程能得到“社會主義”的結果。如果得不到，那就是政府國家的問題。這就有點拎不清了。
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在不改變生產關系的前提下，這個成本在這里消失了，必然會從其他地方隱形地補償回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能光喊著“我要我要我就要”，還得想一想，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應該如何去要，去找誰要。
如果仍然希望在衛生巾領域維持現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么能做到的比較好的結果，就是政府花一些錢做采購，在“精準扶貧”里面向貧困地區的婦女免費提供普通的衛生巾，但如果這種免費或低價要長期可持續地惠及到能天天刷微博的用戶們，那是不現實的。
要么就走社會主義的路子，把衛生巾領域的利潤部分全部砍掉，一分錢也不給資本家留，成本價進，成本價出，讓全體女性享受到更廉價更安心的衛生巾產品。我過去就一直呼吁，在部分廉價藥領域走“國營工廠”的路子，擠掉資本家的利潤，讓利于民。如果真正是為女性利益考慮，不妨支持一下這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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