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賈根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法意讀書編者按：
作者在該書中創造性地將演化發展經濟學、現代貨幣理論、世界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結合在一起，十年磨一劍，有力批評了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和基本觀點，深入反思了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弊端，揭示了我國經濟領域中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根源，闡明了“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原理和實施機制，提出并詳盡論述了一系列密切關聯、自成體系的政策建議。本文摘編自《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一書自序。
01
《國內大循環》一書顛覆了“政府財政赤字即惡魔”的流行看法，并闡明：政府財政赤字在推動我國從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大轉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但在這種戰略大轉型完成后，政府財政赤字作為內需發展新引擎的作用不應被夸大。
政府財政赤字作為我國內需發展的新引擎，一般是在有貨幣支付能力的國內需求不足時發揮重要作用，其功能是通過財政赤字開支來彌補國內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不足，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的。
但在國內消費和投資兩旺的情況下，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相互提供需求就可以形成國內大循環的良性循環，財政赤字的作用就會有所下降。
因此，這就涉及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第二種含義，即貿易平衡之下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增長。這是筆者在2010年提出這一戰略時其最初的含義：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之間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
這在本書第七章中又被稱作“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其目的是不再將實際資源輸送到國外，而是在國內將其轉化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生產力。為了應對新冠疫情所導致的外需急劇下降，為了避免美國因應對新冠疫情而通過大規模貨幣發行的財政開支掠奪我國實際經濟資源，我國迫切需要通過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大改革，實施筆者在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通過在鄉村振興戰略、各產業核心技術創新、新基建和綠色新政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之間建立相互提供需求、互為市場的良性循環，迎接我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
筆者在本書和其他論著中探討了推進“國內大循環”的其他政策措施，這里介紹其中兩點。
第一， 以改善國內市場環境為目標的“內部改善”。這與刺激國內消費需求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擴大內需的措施具有同等重要性。
“內部改善”包括改革流通體制、打破國內市場分割、抑制地方政府過度競爭的不利影響、構建統一大市場以及使用財政投資建設免費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目的就在于打通阻礙國內大循環的各種關卡，使居民生活和企業經營成本最小化，提高國內市場運轉的整體效率和競爭力。
第二，國內經濟一體化。世界經濟發展史的比較研究說明，發展成功的國家莫不把國內經濟一體化作為最重要的事項置于國際經濟一體化之上。
在這方面，筆者在本書第八章特別強調了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增長與企業生產率提高及其贏利能力增強之間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對國內大循環戰略的重要性：“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由于具有廣闊的國內市場規模，國內市場的一體化比外部市場一體化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當我們把眼光聚焦于內需，聚焦于國內市場一體化之時，我們就會發現，勞動者的工資不再簡單地是成本反而是內需最重要的源泉，企業生產率（及其贏利能力）的提高與勞動者的工資增長之間具有高度的正相關關系。”
值得說明的是，筆者發表的論文一般只收錄進一本書中出版，因此，本書第二編收錄的論文并不能全面反映筆者在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方面的研究成果，讀者還可參看筆者在這方面對歷史經驗和現實政策問題的相關研究專著，如《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美國學派與美國19世紀內需主導型工業化道路研究》和即將出版的《中國綠色智能工業革命的戰略與政策研究》等。
02
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是我國走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歷史經驗為其提供了證據。
曾記否，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七十七國集團)曾在20世紀70年代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然而，這場運動失敗得如此徹底，以至于現在人們很少再提起這個插曲。
那么，這場運動為什么失敗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各個區域集團自給自足程度低，以至于形成了對美國的依賴，有的區域集團或國家依賴美國的糧食，有的依賴美國的軍火，有的依賴美國控制的中東石油，有的則依賴美國的核心技術，而各個區域集團在政治上的聯合是極其脆弱的。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力量比較全面和自給自足能力強的美國就對各個區域集團各個擊破，瓦解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
這個歷史經驗說明，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就必須有一個力量比較全面和自給自足能力強大的大國發揮領導作用，這個大國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同盟者和合作者只能作為統一戰線發揮作用，而不能指望它們能夠給予決定性的支持。
因此，正如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所說明的，作為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堅強堡壘，這個大國的根據地建設就極其重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給自足能力強大是其基本前提，一般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才具備這種條件。
正如筆者在本書導論中指出的，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并非不重視對外貿易和外部市場的重要性，因此，筆者在2011年提出如下戰略思想作為該戰略的構成要素：“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并行交織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是筆者有關中國應將經濟全球化重心轉移至發展中國家的最早表述。
2012-2013年，通過對群雄爭霸的西歐重商主義時期一直到二戰后日韓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的研究，筆者總結出世界經濟史中大國崛起的不對稱全球化道路或戰略。所謂不對稱全球化戰略，是指通過保護主義與發達國家處于半隔絕、半脫鉤狀態（淺度全球化），同時又與同等發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國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經貿關系（深度全球化，但很多時候并非自由貿易），由此實現經濟崛起，這是世界經濟史中一種帶有規律性的后發經濟大國崛起的道路。
“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筆者提出的“外圍包圍中心”的中國不對稱全球化新戰略，實際上也是毛澤東的這種戰略思想在經濟全球化問題上的創造性運用。本書對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展開，讀者同樣需要參看筆者已經出版的相關論著，才能對這一戰略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
在不對稱全球化戰略的具體政策建議方面，筆者撰寫的內參《“一帶一路”的轉型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新方略》在2017年6月被采納。
筆者提出，我國在經貿關系上應該通過“雙領先戰略”和價值鏈高端戰略引領“一帶一路”，并借“一帶一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所謂“雙領先戰略”，就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對內實施“創造國內領先市場戰略”和對“一帶一路”國家實施“領先供應商戰略”。
所謂價值鏈高端戰略，就是在不放棄并強化我國在制造業價值鏈中低端競爭優勢的條件下，構建由我國企業控制并占據價值鏈高端環節的全球價值鏈。
所謂人民幣國際化新方略，就是通過貿易和實體經濟活動推動“一帶一路”國家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貸款和投資，這是人民幣國際化成功的基礎。有學者在2020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2017年下半年，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提出鼓勵使用人民幣投資和結算的戰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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