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疫情突發與美國打壓相疊加，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挑戰。為應對經濟困境，中國先后提出發展“新基建”和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等戰略——這預示著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轉型。兩年前美國挑起經貿爭端之時，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就在《文化縱橫》刊文，探討外變之下的中國經濟模式如何轉型，提出了“休養生息與強筋健骨”的基本主張。

　　本文中，高柏全面分析了過去幾十年形成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當前面臨的困境：經貿爭端等國際環境的變化，暴露了出口驅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和脆弱性;家庭債務和地方債務風險的積累，則敲響了以房地產為核心的投資驅動模式與以基建為核心的財政驅動模式的警鐘。

　　高柏認為，外部變化雖給中國增長模式帶來危機，但這危機同時又為中國打破附著于既有增長模式的利益格局，進而實現增長轉型提供了契機。他主張，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選擇，應朝著主要聚焦于內部循環的消費驅動，以及以創新為標志的投資驅動方向發展。向消費驅動轉變，需要通過提高公共服務和加強社會保障來增加實際工資，在積極解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同時，大幅度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這既是穩住現有外資和吸引新外資、應對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以及成為貿易強國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中國過去40年來發展欠賬，使中國向發達國家標準邁進的必然選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12月刊(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休生養息與強筋健骨——卡萊斯基宏觀經濟學與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高柏 | 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現有增長模式的極限

　　每一個既有增長模式都曾經為中國經濟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然而任何一個增長模式都是歷史的產物，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選擇，并且每一個選擇都有其相應的代價。國際環境的急劇變化凸顯了中國既有增長模式的困境，并進一步加劇了它們的不可持續性。

　　中國既有增長模式有鮮明的中國特點：第一，中國有出口驅動，但是與德國的出口驅動相比，中國出口產品對價格更為敏感;第二，中國有投資驅動，但是在過去十年里中國投資驅動的核心產業是房地產(當然2004年以后創新也開始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第三，中國有凱恩斯式的財政驅動，但是政府投資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

　　在現有的幾種增長模式中，以創新為標志的投資驅動部分在未來無疑最有發展潛力。在數據成為生產資料的新經濟中，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革命正在不斷地為中國經濟帶來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和新業態。新經濟的發展將不僅使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務取代傳統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幫助中國實現產業升級換代，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將對傳統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國內各項基本制度帶來極大的沖擊。如果成功地應對數字革命的挑戰，中國將有可能實現在發展道路上的彎道超車，變成名副其實的世界強國。

　　出口驅動增長模式早在本次貿易戰爆發之前就已經疲態盡顯，而貿易戰更是凸顯其脆弱性。中國的出口由于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對價格要比德國產品更為敏感，在抑制國內出口部門工資上漲方面比德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農民工一直是中國加工貿易生產部門的主力，但他們的實際工資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除去個別年份基本沒有怎么上漲。而且與德國相似，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有雙層結構：一邊是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出口部門，另一邊是城市地區的國有企業和服務業等非貿易部門。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20年間，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雙層結構導致農民工與城市職工的工資比例持續下降，它是中國不平等程度發展的重要影響因子。

　　2008年以后，由于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吸納能力下降，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工資上漲，中國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處于轉型之中。在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國際環境中，這一模式的空間會更加縮小。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征收關稅的做法長期化，跨國公司為了控制成本勢必會將產業鏈向其他國家轉移。中國固然可以通過“一帶一路”開拓其他市場并爭取和其他國家簽訂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然而，正像美國歐盟和日本在今年9月聯合國大會上的聯合聲明以及美墨加最近簽署的貿易協定中的“毒丸條款”表明的那樣，在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建構過程中，發達國家一定會在WTO的規則方面更多地制衡中國的出口驅動增長模式。如果考慮到中美貿易戰還有可能向匯率領域延伸，未來的國際環境對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將更為不利。

　　2008年以后以房地產為特征的投資驅動和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特征的財政驅動發展模式也很難持續發展。

　　中國的投資驅動在2008年以后集中在房地產。從20世紀90年代末房改至今，中國81.4%的城鎮家庭已經擁有至少一套住房。雖然城鎮居民中不靠借款買房的家庭比例高達61.5%，房地產開銷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卻高達90%以上：這意味著中國家庭把他們過去幾十年積累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資房地產。雖然目前城鎮有房家庭中只有四分之一是靠借錢買的房，但他們在房地產投資上的杠桿率卻高達213%以上。據上海財經大學的研究，2017年中國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經高達107.2%，超過美國當前水平，逼近美國金融危機前峰值。家庭債務對消費的擠出效應已經持續多年，其標志之一就是消費增速自2011年開始持續下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從2011年的20%下滑到2018年6月的9%，實際增速掉到7%。

　　以房地產為主的投資驅動正在綁架中國經濟的未來。首先，供應總量嚴重過剩與供求關系不平衡同時存在。在北京，一方面由于高收入階層把房產作為保值投資而出現了90萬套空置房，另一方面卻是租金快速上升，導致低收入階層，特別是剛剛進入一線城市的年輕人付不起房租。收入不平等導致的兩極分化已經成為房地產產業問題的關鍵。如果不從如何解決空置房源的利用入手，而是一味地發放土地，將造成用地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其次，中國的出口本來就對價格敏感，高房價下工資上升的壓力會迅速增加出口部門的運營成本，使得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衰竭。在高房價的壓力下，像華為這樣的企業都不得不把研發部門遷出深圳。第三，高房價造成的生活成本急劇上升，房貸負擔已經嚴重擠占其他消費;而且，這也成為年輕家庭不敢生二胎的重要原因，在中長期形成對勞動力供應的嚴重束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民營企業在近年來紛紛以抵押股權的形式加杠桿投資房地產，“去杠桿”導致其資金流中斷，而債權人強迫清盤使得這些企業陷入困境。

　　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特征的財政驅動增長模式，是導致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后果是公共服務投入過小，間接增加民間儲蓄壓力，加重企業和民間的稅收負擔，既限制了企業的活力也限制了消費的發展。這一增長模式造成的更大麻煩是推動政府債務逐年攀升。

　　政府債務包括負有償還責任的直接債務以及政府承擔的或有債務(負有擔保責任、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2015年，政府債務中僅負有償還責任債務部分，中央、地方、全國政府債務規模分別達到12.96萬億元、16萬億元和28.96萬億元。雖然債務風險指標總體上處在控制標準參考值范圍內，但是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很小。另外，由于中國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較大，也相應承擔著范圍極大、種類頗多的或有債務，而且這一部分規模巨大。考慮泛或有債務口徑，中央政府或有債務達8.36萬億元，占其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比例64.5%，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為39.54萬億元，則是其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2.5倍。加入或有債務后更新的負債率、債務率指標，都明顯超出了控制參考標準值。

　　中國的政府債務呈現出以下特點：第一，政府債務風險不僅以較快的速度增長，而且處在積累攀升的過程中。一般來說穩定狀態下債務長期可持續的必要條件是債務實際增長率低于GDP增速。近年來GDP增長減速和政府靠債務驅動發展地方經濟的做法對政府債務風險和財政可持續性提出嚴峻的挑戰;第二，政府債務風險是全方位的。不僅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龐大、風險較高，中央政府債務規模也不容小覷。隨著對地方政府債務增強管控，對中央政府舉債加杠桿的要求明顯增加;第三，中國政府或有負債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上，地方政府或有負債規模大概比中央的大近5倍。這一方面是因為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制長期空缺帶來的債務惡性膨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支出責任不斷擴大的客觀現實。

　　在貿易戰的大背景下，政府和家庭負債隱含的金融風險不容忽視。(1)如果出口訂單大幅度下滑導致企業破產員工失業，在目前家庭債務已經進入危險區域的條件下，必然導致大量房貸違約進而導致銀行系統的危機。(2)現在不少評論認為中美貿易戰的走向不排除貿易戰演變成金融戰的可能。如果美元極度走強推動大量的資本外流，也會引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房價急跌、房不抵債導致的違約不僅會導致銀行系統的危機，而且還會將已經負債累累的地方陷入更大的困境。

　　▍休生養息與強筋健骨：提高實際工資與實現消費驅動

　　世界范圍內興起的保護主義浪潮和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要求中國必須思考在最壞情形下的生存之道。因此，中國在選擇新增長模式時不妨持一種“貿易歸零”的基本假設，重點考慮如何利用國內要素驅動，將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立足于內部循環的基礎上。貿易歸零的假設并不是要放棄國際貿易，而是把中國現有的巨大貿易量完全視為額外的安全贅余。這樣，即使貿易戰長期化，甚至出現全球化全面逆轉，中國經濟也不至于遭遇滅頂之災。立足于內部循環的新增長模式不僅不會導致閉關鎖國，恰恰相反，它可以有效地對沖貿易戰和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會為中國出口進一步擴大國際市場。雖然許多分析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悲觀，筆者倒是認為中美貿易戰更有可能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向消費驅動和創新驅動轉型，推動中國在經濟結構、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收入分配以及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等各個方面向發達國家看齊，經過一場鳳凰涅槃，二十年后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

　　在巴卡洛與彭圖遜的分析中，瑞典的出口與消費雙極驅動是四個發展模式中最理想的。把它延伸到關于中國的討論，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模式也可以是雙極驅動：一方面是創新支撐的投資驅動，另一方面是實際工資上升支撐的消費驅動——筆者將其概括為“強筋健骨”與“休生養息”。在本文中，筆者將聚焦于“休生養息”。

　　首先，向消費驅動轉變不僅可以穩住現有外資和吸引新外資，而且還可以對沖貿易戰，更是變成貿易強國的必由之路。

　　目前，為什么許多外資面對高關稅的威脅還選擇留在中國?第一，許多企業會認為貿易戰不會持續太久;第二，許多產品只有中國能生產，其他國家只能從中國進口;第三，中國完整的產業鏈無法被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輕易取代。但是如果貿易戰長期化，美國對來自中國的產品長期征收高關稅，跨國公司為了節省成本就必須考慮轉移產業鏈。從長期的視角看，中國對外資最大的吸引力只能是不斷擴大的消費市場規模。

　　向消費驅動增長模式轉變，是中國對沖貿易戰和保護主義的有效手段。

　　一個國家消費市場的規模與該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博弈的實力有直接的正相關。美國正因為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所以它有資本與許多國家同時打貿易戰。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有研究表明中國消費總額在2017年已經追上甚至超過美國。如果假設目前兩國消費總額大致相等，而美國人口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那么中國國內人均消費總額只相當于美國的25%。目前，中國GDP總量是美國GDP總量的60%以上，如果把中國人均消費額從目前相當于美國的25%上升到60%，中國國內消費總量應該相當于美國的240%。與其天天算中國何時可以趕上美國的GDP總量，不如算何時中國國內消費總額與美國之比能達到兩國GDP之比。只要中國消費市場不斷擴大，不僅跨國公司不敢輕易把產業鏈轉出中國，而且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進入中國市場。面對不斷擴大的中國消費市場，西方各國根本無法結成針對中國的貿易戰聯盟。

　　向消費驅動增長模式轉變，也是中國變成貿易強國的必由之路。

　　國際貿易主要有企業內貿易(intra-firm trade)、產業間貿易(inter-industry trade)與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三種形態。如果貿易戰長期化或全球化全面逆轉，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方式中的企業內貿易將嚴重縮小，國際貿易將以傳統的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為主。迄今為止，中國出口驅動主打的加工貿易一直以跨國公司主導的企業內貿易的形式進行。這種貿易形式本身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是貿易戰的政治根源之一。傳統的產業間貿易指各國按比較優勢生產不同的產品然后彼此進行交換。隨著中國勞動成本不斷上升，除非成功地實現產業升級換代，否則中國也很難再長期大規模依靠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指各國生產同類產品然后彼此進行交換，它是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重要形式。他們之所以進行產業內貿易，并不只是為了產品的多樣性，更本質的原因是彼此都有發達的消費市場，相互開放市場是貿易利益的交換。

　　當前，無論是基于中國的GDP總量、貿易總量、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總量，還是國際上普遍預期中國早晚成為世界上第一經濟體，再指望他國繼續把中國當作發展中國家給予特殊待遇是不現實的。在后全球化時代，管理貿易(即特朗普強調的公平原則)可能會大行其道。在這種國際環境中，要想進入對方的市場，就必須向對方提供市場。中國只有不斷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才會有在國際貿易中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只有當增長模式轉向消費驅動，國內市場規模日益擴大，中國才可以在企業間貿易被大面積破壞的條件下，仍然可以掩護出口結構中低端產品的產業間貿易的國際市場，并為產業升級換代后的高附加價值產品打開產業內貿易的國際市場。

　　其次，增長模式從重視出口、生產和投資向重視進口、分配和消費轉變，不僅僅是解決過去40年來發展的欠債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轉變使中國向發達國家的標準邁進，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

　　增加實際工資向消費驅動轉型首先是彌補過去40年為經濟發展付出的各種代價。

　　巴卡洛與彭圖遜的研究顯示，即使是像德國這種有強大的技術和質量優勢的出口驅動增長模式，也仍然沒有逃脫抑制國內工資和消費的命運。中國在這方面的問題比德國要嚴重得多。中國出口驅動增長模式的內在邏輯是把國內的分配問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解決。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名義下被長期壓低。每當外國人用乘法來計算中國的綜合國力要求中國開放市場為其他國家的發展提供外部需求時，我們總是用除法來強調各項人均發展指標的低下。一方面對外宣傳中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成績(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的綜合實力已經超過美國);另一方面卻堅持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里的發展中國家身份。這種狀況顯然是不可維系的。

　　過去為了集中資源發展經濟，政府的財政驅動向基礎設施建設高度傾斜，而把醫療、教育、住房和退休金等多方面的公共服務市場化。其結果是“國民收入分配當中政府的占比偏高，居民偏低。政府占有了大量的國民收入，但是我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醫療教育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非常清晰的推理是宏觀稅負高，政府的收入占比高，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基建收入和財政供養”。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下，雖然中國有比發達國家還先進的基礎設施，但是在經濟結構、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收入分配和生活質量上與發達國家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以房地產為特征的投資驅動雖然為大部分城鎮居民提供了住房也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基本吸光了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增加實際工資，向消費驅動轉型是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從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轉變的2.0階段，它是中國變成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中國政府已經提出在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把中國建成世界強國的目標。世界強國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GDP總量，強大的軍隊，創新和技術支撐的國際競爭力，這些固然是世界強國應有的指標;但國內消費在驅動經濟增長時的作用，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對平等，既是所有發達國家共同享有的特征，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理應追求的重點目標。中國政府最近出臺一系列措施來提高實際工資加強消費，這絕不僅僅是權宜之計，而是向發達國家經濟轉變的一個切實的步驟。現在離中國政府提出的把中國建設成世界強國的目標只剩30年。這些目標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實現，必須從現在起就作為行動綱領。“兩個一百年”講的絕不僅僅是GDP總量，而是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的質量。當中國成為世界強國時，高質量的日常生活必須不能僅限于少數富人，而是體現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中。中國必須從“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向“共同富裕”的階段轉變。

　　向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轉變，也是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對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應該作出的貢獻。在過去40年里中國采用的出口驅動模式依靠的是國際市場為本國制造經濟增長的外部需求。在全球生產方式中，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為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機會。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在使本國邁向發達國家的同時也用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為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機會。這是一個真正能夠雙贏的選擇。

　　最后，向注重實際工資的消費驅動轉變，增加公共服務和強化社會保障也是為應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可能帶來的社會沖擊做好準備。

　　新經濟的迅速崛起將從根本上改變支撐經濟增長模式的制度基礎。在西方的語境里討論人工智能的沖擊，最大的挑戰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當機器人可以大規模取代人的勞動時，資本出于利潤驅動的原則將會大幅度削減就業人數。當勞動力失去參與生產過程的機會，他們將以何種形式參與未來的分配?他們的生計將以何種形式得以維持?因此與其再等20年，面對智能生產造成嚴重社會影響時再開始頭疼醫頭式的改革，不如利用這次貿易戰帶來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機會，籌建中國應對人工智能時代挑戰的制度。

　　中國由于各種結構和制度的原因，在發展以數據為生產資料的新經濟時，有希望實現彎道超車。其中一條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規模對發展數據經濟十分重要。但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也很有可能早于其他國家遭遇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在生產程中廣泛應用對社會造成的嚴峻影響。因此中國也必須盡早就開始制定政策，把擴大公共服務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提到優先的議事日程上來——分配、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是應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沖擊的核心問題。目前已經有一些發達國家在討論設立普適最低工資的制度。中國現在如果再不解決過去40年發展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欠債問題，當這些問題與未來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造成的失業問題疊加爆發，就將為時過晚。

　　▍增長模式轉型的政治經濟學

　　巴卡洛與彭圖遜對卡萊斯基的再發現的另一大意義，是他們重視分析增長模式背后的政治聯盟這一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卡萊斯基十分重視利益沖突與增長模式轉換的關系。任何一種經濟增長模式都有附著之上的利益格局。這些利益格局通過增長模式中的機制和制度來獲得和維護相應社會階層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從來就不愿意輕易改變增長模式，他們永遠是改革在政治上的阻力。由于每種增長模式都有強大的惰性，在任何增長模式較大的轉型過程中，危機經常是打破政治力量均衡的最好時機。

　　中國過去40年所處的國際環境從來也沒有為中國提供向真正的發達國家邁進的機會——只要出口驅動還可以利用，就連德國也沒有能夠從壓低國內工資和消費的怪圈中走出來，中國更不可能徹底脫離吃廉價勞動力老本的惰性。這次中美貿易政治的烈度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國內增長模式轉型以及對增長模式進行選擇的政治環境。美國政府在貿易戰中的強硬立場既部分地構成限制中國選擇增長模式時的外部環境，也在客觀上削弱了中國國內反對增長模式轉型反對變革的政治力量。

　　在中國面臨經濟下滑的挑戰時，各種利益群體必然都在爭取讓政府的資源向自己傾斜。為了理解增長模式轉型在政治上的難度和復雜性，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增長模式轉型要求的政策對各個利益群體的影響。

　　要增加實際工資，向消費驅動轉型必須要回答的首要問題是從哪里找錢來?過去的出口驅動是靠外部需求，投資驅動和財政驅動都靠債務。如今這三種模式都走向極限，要提高實際工資推動消費驅動只能靠以下的辦法：

　　(一)減少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這要求政府減少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無效率的投資，真正擺脫GDP主義的影響，不再不擇手段地維持特定的增長率。它也要求政府進行深水區的改革，切實減少財政供養的規模。

　　(二)集中資源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雖然這些不能直接導致實際工資的增加，卻可以通過替代民間儲蓄來間接增加民間可支配收入從而促進消費。

　　(三)降低企業稅。中國的企業交稅負擔過重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然而，目前中國面臨著雙重挑戰：既要防止經濟嚴重下滑，也要推動結構改革實現增長模式的轉型。為兼顧這兩個目標，并以后一個為主，企業減稅雖然應該是普適的，但是也應該用來鼓勵企業參與供給側改革和向消費驅動轉型。創新投資是供給側改革，應該允許抵稅。為防止由于工資上升造成企業投資減少對總需求帶來的抵消作用，也應該允許企業把為員工漲工資的支出用來抵稅。

　　(四)調節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政策上進一步向增加低收入階層的實際工資傾斜，因為這部分群體實際工資的增加部分更有可能用于消費從而增加新的總需求。政府最近的政策已經在向這個方向努力。同時政府要加強征稅能力。像最近演藝界查稅反映出的那樣，政府用不著非要通過為富人加稅來開源，只要確保能收來該收的稅就會增加稅收。

　　(五)控制通貨膨脹，防止房價進一步上漲，加大加快廉租房和公共房屋租賃制度的建設。由于房價對企業運營成本和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巨大影響，必須從向創新驅動和消費驅動增長模式轉型的視角來審視房地產政策。

　　主流經濟話語目前強調市場配置資源。市場配置資源的本意是當有需求時就會有供給。離開增加消費需求，強調市場配置資源只能是一句空話。現在市場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消費降級、需求下降。沒有實際工資的上漲，就沒有消費需求的增加。即使給企業減稅，即使讓市場配置資源，企業能在沒有需求的條件下增加投資嗎?為了增加實際工資和消費需求，政府必須要通過公共政策有所作為，而不是把轉型的任務交給市場。

　　對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戰是要認識到目前手里的資源可能是最后的資源：由于其生產機制在未來可能難以為繼，必須把它用在能真正救命的地方。

　　迄今為止，中國政府手中資源的主要來源是靠超量發行的貨幣支撐的。貨幣超發一方面來自出口驅動帶來的貿易順差以及由于外匯管制衍生的外匯占款，另一方面來自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基石之一——土地財政。在中美競爭長期化的前景下，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不斷減少應該是大概率大事件，中國增發貨幣的機制將被嚴重削弱;在地方政府和家庭債務都已經接近極限的條件下，土地財政必將失去發展的動力。當提供充沛資源的條件正在迅速惡化時，如果政府仍然延續過去的思維慣性，把資源集中用在一時救急的刺激增長上，其前提是這種策略必須有效。一旦失敗，再出現重大危機時，政府將沒有再進行補救的資源。這是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期間留下的慘痛教訓。

　　▍結語

　　全球化的鐘擺運動正在經歷一個歷史的輪回。七八十年前卡萊斯基在上一輪全球化逆轉時發展出的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對我們現在面臨的選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曾經指出，資本主義的長程運動受方向完全相反的兩個作用力的驅動：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卡萊斯基理論的提出，正值發達國家的公共政策范式從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轉變之際。他主張增加工資在分配中的比例，特別是增加低收入群體的實際工資，以實際工資的上升實現消費驅動，從而創造新的總需求。這正是在保護社會政策范式下的經濟增長模式。目前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趨勢代表著發達國家的公共政策范式正在又一次從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轉型，中國政府現階段的施策也應該反映這一歷史的同時代性。

　　卡萊斯基的政策主張直接代表著當時發達國家公共政策范式保護社會的時代特征。巴卡洛與彭圖遜揭示的歐洲四國的增長模式則是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的公共政策范式從保護社會向釋放市場力量轉變之后，因此他們分析的案例提供的都是相對市場化的解決方案——即使瑞典這樣的國家也是通過產業升級換代在國際貿易中實現實際工資的上升。從這層意義上而言，巴卡洛與彭圖遜不僅僅是重新發現了卡萊斯基的理論，也有其當代意義——產業升級換代對解決不平等問題的間接正面影響。

　　本文以巴卡洛與彭圖遜提出的四種增長模式為出發點討論中國未來的增長模式。本文雖然從“貿易歸零”的基本假設出發主張中國要把資源相對集中在以消費驅動的增長模式上，但它并不是徹底否認出口、財政和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放眼中國未來改革開放大方向中的增長模式，出口和投資將以“一帶一路”和創新為重點，而本文主張的消費驅動在很多方面也需要財政的配合，即通過提高公共服務和加強社會保障體制來增加實際工資，并積極解決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十年前的大調整幫助中國基本實現了由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的轉型，以房地產為核心的投資驅動和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財政驅動為中國經濟帶來了硬件方面的大幅度躍升。這次調整最重要的使命是實現內需驅動向消費的轉型，其重點應該是通過一系列有關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制度建設在保護社會的同時大幅度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邁出變為世界強國的實質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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