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國內大循環戰略的突破口

　　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國內大循環戰略的突破口——對“十四五”規劃的鄭重建議　　

　　賈根良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主張時，強調“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這對于制定“十四五”規劃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如何將“滿足國內需求作為國內大循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作為對“十四五”規劃的獻言建策，筆者建議，在“十四五”期間針對月收入千元的六億人實施收入倍增計劃作為“暢通國內大循環”的突破口或著力點，這對于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格局具有“一著棋活,全盤皆活”的重大戰略意義。

　　針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需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我國在“十二五”期間實施了最低工資年均增長率13%以上的計劃(最終完成年增長率為13.24%)，有力地推動了內需的增長。但在2016-2019年，最低工資年均增長率卻降到了6.6%。面對比當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更嚴重的局勢，筆者建議：在“十四五”期間，我國應該通過就業保障計劃將全國人均月最低工資年增長率安排在15%—17%，實施月收入千元的“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這不僅可以有力地打開“國內大循環”的新局面，而且對于提高經濟增長率、扶貧攻堅、贏得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定支持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戰略意義。

　　關鍵詞：國內大循環;“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就業保障計劃(制度);鄉村振興戰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蘇。”那么，從何處下手才能暢通國內大循環并開啟這場“循環之戰”呢?

　　對于暢通國內大循環的著力點，目前的文章歸納起來就是三個方面：擴大“兩新一重”(新基建、新城鎮化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的投資;通過對企業減稅刺激企業擴大投資以帶動就業和內需的增長;將超4億中等收入群體作為啟動消費需求作為著眼點。這些政策建議都忽視了將李克強總理在兩會期間提出并引起全國大討論的“月收入千元六億人”的問題。

　　筆者認為，上面三種著力點對啟動“國內大循環”確實能發揮一定作用。但是，相對于提高底層收入者的收入對于擴大內需并保持物價穩定來說就遜色多了，他們無法起到“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綱舉目張的關鍵作用。因為目前和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世界經濟發展最大的制約因素是需求約束而非投資和減稅主要針對的供給約束，提高底層收入者的收入對于突破我國迄今為止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低工資—內需不足—出口依賴—低工資—……”的結構性陷阱具有綱舉目張的戰略意義。

　　簡單地說，上面三種著力點存在如下缺陷。第一，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指出，需求不足問題不能靠投資來解決，因為增加投資帶來的總供給量將超過總需求量，供給更加過剩。“十二五”期間(2011-2015)四萬億投資導致的大量供給過剩引發了“十三五”的“去產能”，這種教訓就在眼前，假如不是“十二五”期間同時實施了最低工資年均增長率13%以上的計劃，這種過剩將會何等嚴重?此外，人工智能的發展日益導致“沒有就業的經濟增長”，投資拉動就業的作用越來越小。第二，“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是解決我國廉價工業制成品出口危機的根本性措施，對于直接拉動消費來說，將著力點放在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遠不如增加9億多低收入群體特別是更底層的六億人效果更明顯。第三，下面提出的就業保障計劃也優于目前的減稅政策。給一家企業減稅1億元并不意味著該企業會擴大生產或創造就業，該企業仍可以使用減稅1億元的現金流從事“脫實向虛”的活動，這對宏觀經濟特別是內需反而有害。但是，花在就業保障計劃上的1億元財政支出絕大部分將會轉化為眾多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收入，進而轉化成消費、實體經濟的企業收入、利潤、投資，從而拉動經濟增長。

　　“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具體建議如下：在城鎮和鄉村實施就業保障計劃，并通過鄉村振興戰略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將農村閑置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利用起來。就業保障計劃在國外的實踐都是成功的，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一些學者近年來都在大力呼吁在其國家實施就業保障計劃。具體地說，它是由中央財政出資、地方實施和管理，只要有意愿和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者提出就業要求，政府就可以最低工資為其提供工作崗位。關于就業保障計劃的實施問題，筆者在今年6月19日曾報過一個近四千字的內參《保就業、保民生亟需實施“綠色公共就業計劃”》，此不贅述，筆者回頭將有專文公開討論這一問題。由于實施就業保障計劃，凡是有勞動力的低收入家庭也就是“月收入千元的六億”人群都能覆蓋到，通過每年將就業保障計劃就業人員最低工資平均提高15%—17%，推動最低工資提高，“十四五”結束時，“月收入千元六億人”的收入將提高一倍。

　　具體測算如下：由于沒有2020年全國人均月最低工資數據，而且2020年因疫情影響，全國人均月最低工資增幅應該不大，因此，我們假定2020年全國人均月最低工資與2019年持平，為3700元。筆者建議在“十四五”期間，全國人均月最低工資增長率計劃在15%—17%之間，17%是按照年均2%的通貨膨脹率(2016-2019年這個數值為2.15%)考慮的，如果按年均15%增長率計算，在“十四五”結束的2025年底，全國人均月最低名義工資將增長到7442元，比2019年的3700元的最低工資翻了一番;如果按17%，全國人均月最低名義工資將增長到8112元，實際工資增長一倍。

　　按照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研究，就業保障可以同時實現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的雙重目標。實施就業保障的資金問題不用擔心，它不需要地方政府出資，而是通過中央政府的赤字開支進行。為此，我國必須保護我國財政金融體系。正如筆者在十多天前出版的《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的自序和第三編中指出的，保護貨幣發行權就是保護財政主權，美元作為所謂國際儲備貨幣的供給是美國政府赤字開支的產物，我國積累的貿易順差越多，通過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我國的美元越多，我國政府赤字開支的空間就越小，它對我國財政主權的損害就越嚴重，在我國沒有實施“金融保護主義”(筆者新書第六章)的情況下，美國財政赤字開支與我國政府赤字開支的能力此消彼長，在這種情況下，實施就業保障的資金就無法得到保障。

　　實施“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也不用擔心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十二五”(2011-2015)期間，最低工資年均增長率為13.24%，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即物價上漲率年平均為2.8%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六億人收入倍增計劃”作為國內大循環的突破口，不僅將強有力啟動內需，而且，它還可以通過產業間相互提供需求，為制造業發展的高端化創造國內市場，并使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落到實處，進而推動我國另外八億人口的收入持續增長，奠定“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格局，迎來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新階段。

　　附錄1 本文寫作的緣起

　　筆者在下一本即將出版的新書中寫道，根據經合組織的定義，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就是在實際工資提高的同時仍然在世界市場上保持競爭力，但我國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和新結構經濟學所謂利用低工資成本參與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理論卻徹底地顛倒了這種國際競爭力的邏輯。由于低工資成本的低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大量過剩，我國企業不得不通過競相削價擴大出口，而產品價格的降低反過來又迫使企業只能通過削減工人工資來降低成本，其結果是造成內需越來越萎縮，而內需的萎縮又迫使企業不得不依賴國外市場需求，因而利用低工資勞動力成本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就會陷入這種惡性循環難以自拔，這是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和2009年兩次提出擴大內需都無法解決這一問題的原因。

　　習近平總書記這次提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主張，本質上是要解決前兩次無法解決的體制和發展模式問題，而非只是簡單的擴大內需問題。這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革命，必須打破主流經濟學的傳統思維，才能取得成功。但我不得不悲觀地指出，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我國經濟學界的支配性影響，人們很難理解這種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革命，中美經濟戰和新冠疫情的這次轉型機會很難被我國完全利用，我國“國內大循環”的戰略革命只有等下一次世界政治經濟危機爆發后才有可能較充分地展開。

　　筆者在2012年的文章和2019年的文章(分別收錄到新書的第七和第二十章中)，都專門討論了如何通過提高農民工收入啟動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問題，本文的思路就是這兩章的邏輯結論。由于新書書稿在2019年3月就交給出版社了，五月底兩會結束時，筆者新書的第三校已經結束，這些新思考無法再加到新書中，因此，只能在這里補正了。“月收入千元的”六億人群體基本上是農民工家庭，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本質上仍是八億農民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對中國的繁榮富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賈根良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版。

　　附錄2：我國城鎮就業保障計劃的測算

　　美國丹佛大學經濟學系教師黃逸江博士在其博士論文中，以解決中國2019年城鎮2427萬失業人口作為案例，對中國在城鎮實施就業保障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和政策研究。他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中國就業人員4.4247億和5.2%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計算出中國2019年總城鎮勞動力4.667億，城鎮失業人數為2427萬人。2019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他假設中央政府以人均月最低工資3700元雇傭所有城鎮失業者，另額外增加總工資的35%作為五險，額外增加總工資的10%作為項目材料費，人均財政支出5365元，由此計算出雇傭中國2019年城鎮所有失業者需要財政支出約1.56萬億元人民幣，占2019年99.0865萬億元GDP的1.57%。只需要增加1.57%的財政赤字就不僅消除中國城鎮失業，而且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也非常明顯——它將帶來3.13% — 4.55%的新增GDP，將中國2019年GDP增長率推至9.23%—10.65% 的區間！按照李總理2013年的說法：“目前大概GDP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拉動130萬、甚至150萬人就業，”如果新增GDP和拉動的就業都按中位數計算，2019年城鎮2427萬的就業保障將再創造538萬個就業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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