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時代對公與私的追問

　　保馬編者按

　　本文通過網絡知識經濟這一新維度重新審查了勞動、產權與價值等核心概念，旨在彌補經典政治經濟學的短板，開啟新的思想天地。經典政治經濟學的時代是大工業主導世界經濟的時代，社會需求集中于實物的工業品;如今卻是知識經濟主導的后工業時代，社會需求集中于非實物的產品，即如教育文化產業一般提供的滿足精神與情感需求的產品。

　　這一轉變導致了知識產權矛盾這一新矛盾的形成。實物產權遵循的是“匱乏邏輯”，因為實物的消費是排他性的，一人多占會剝奪眾人;知識產品得益于網絡數字技術的發展卻是“可復制性”的，而且使用越普及價值越大，這就形成了與“匱乏邏輯”鮮明對照的共享特征。知識產權的本質就是限制知識產品的“可復制性”，使之仍處于“匱乏”狀態，再獨占之以獲利，因此就在“獨占”與“分享”之間構成了尖銳的產權矛盾。實際上，知識產權是一種“非財產性霸占”，在它身上體現著深深的悖論：資本既要立法控制知識生產的總條件、壓制知識的普及，又急需只有知識普及才能實現的高知識勞動力。

　　本文原載《讀書》雜志2020年第7期，此處為完整版，感謝作者王炎老師授權!

　　網絡共享還是知識產權？

　　——知識經濟時代對公與私的追問

　　文 / 王炎

　　網上看到一條消息，最大的免費網絡學術圖書館“創世紀圖書館”(Library Genesis)面臨關停，文章號召網友團結一致，打一場“海盜灣”保衛戰。LibGen關停的消息屬周期性傳播，這些年聽過多次。恐慌之余，大家一如往常上該網下載外文圖書，年復一年。若一天消息成真，還真沒有替代資源，連寫這篇論文也難找材料。可轉念一想，大家免費下載了這么多書，作者、出版社必損失慘重。還有下載電影，不知多少電影資源網址，提供世界各國片源，線上觀看或免費下載，老片上至20世紀初的默片，新片下至一兩個月內剛上映的大片。美、歐、日、俄、東西亞和拉美各國電影，無所不有。一個網站關掉，又有新的開張。最不可思議的是“字幕組”，成千上萬的志愿者，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翻譯各語種電影，不圖名利。非但沒有收益，連真名都不敢屬，怕有朝一日承擔法律責任。如果追問動機，倒也簡單，與大家分享喜歡的電影罷了。

　　一天偶入王府井，瞥見王府井外文書店富麗堂皇。回想80年代初，這爿小店還很寒酸，門口外墻的紅磚階梯通向二層平臺，上面堆疊各種外文原版書的復印本，像煙熏火燎過，黑白模糊，看出店員復印的匆忙。記得多為英語教材和英文小說，卻率先讓普通讀者領略未經編刪的國外出版物。改革開放之初，盜版除印刷品，還有港臺歌曲錄音帶，后是電影錄像帶，接著有 VCD、DVD，直至藍光高清之類，蔚為大觀。盜版重塑了幾代國人的文化趣味，據說第六代電影之后，國際獲獎的獨立導演，多不是電影學院科班出身，而到影碟市場上的野路子“大學”。

　　一

　　這里有一個糾結：是該共享還是保護知識產權?好萊塢“追殺”盜版和字幕組多年，國外出版界對圖文版權也越來越較真。知識產權是今天最棘手、敏感、復雜，也最難處理的國際問題，涉及法律、政治、外交諸多方面。本文做不了這個題目，只因偶讀一篇小文章“The Common in Communism”(共產主義的共有)作者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對知識產權的反思，有“頭腦風暴”的意味。他不去涉及版權糾紛或法學論辯，僅關注于哲學問題：數字知識時代，公與私的觀念是否一成不變?天經地義的產權觀不正被技術革命顛覆著嗎?

　　哈特討論的路徑很古老：姓資還是姓社。這一世紀之爭，因循老思路再爭上幾個世紀，也未必得出是公是私的結論。不如反思社、資概念的歷史語境——今天的經濟模式與生產方式與馬克思時代的不同。私有財產的核心要素是勞動，而勞動分工、場所、組織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生產關系、資本構成、甚至本地與全球化、性別與種族等諸方面，均已發生結構性裂變，所以今天的政治經濟學必須更新。[1]

　　如果稱這個時代為“知識e經濟”時代，那么上一個時代的公、私概念，是否可以更新為“資源共享”(commons)與知識專利呢?似乎屬于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有偷換概念之嫌?哈特的思路是這樣，先把產權觀放回其發生的歷史語境，然后根據現實基礎的變化，推演新的二元關系。他重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批判的焦點集中在財產上。在“私有財產的關系”的標題項下，第二手稿分析了19世紀中葉，歐洲經歷大工業生產后，居于統治地位的財產形式，從不動資產轉向流動資本。兩種財產你爭我奪，封建主鼓吹土地應該世代血脈相傳，不動產才具有神圣性，維系了社會的尊嚴與穩定，所以農業是社會延續的命脈。新生的資產階級則嘲笑地主的狹隘與封閉，認為土地將人束縛在閉塞與蒙昧之中。貿易、遷徙、資本流動，才帶來政治自由與市民社會的解放。當自由貿易滲透每個角落時，世界各民族會聯結起來，促進博愛、人道與進步。[2] 馬克思批判封建與資產階級兩種意識形態，其共同本質都是剝削。但他坦承，流動資本一定戰勝不動地產，資產階級的貪婪必會打敗封建主的任性，開明的利己主義一定戰勝地方的世故、狹隘與慵懶，貪財欲也必戰勝享樂欲。最終，無孔不入的貨幣必然戰勝一切其他形式的私人財產，流動資本揭示出勞動是財富的真正源泉。[3]

　　馬克思身處19世紀中葉的英國，大工業只占英國總經濟的一小部分，其論斷并非量化意義上的，而是宣布工業從根本取代了農業，上升為主導的經濟形式。標志不僅在大工廠的車間之內，也體現在農田、礦山、交通等一切領域。轉型的核心乃機械大生產的分工、協調與控制，即“大工業時間模式”統攝了社會。[4] 歷史唯物主義依托于經濟基礎與社會現實，而非超越歷史的永恒真理，隨現實基礎演進，哲學不斷更新。

　　二

　　如今經濟基礎變了，大工業已不再主導世界經濟。后工業時代到來，社會分工、生產關系、管理模式、勞資關系、甚至生產空間和勞動工具，皆不同以往。這些區別也非統計量化意義上的，不是說工廠、車間、產業工人的數量大幅度減少，而是說經濟結構發生根本改變：知識經濟取代了大工業社會。什么是知識經濟?什么是后工業時代?這兩個概念既寬泛又含混，與其說定義某經濟形式，不如說指涉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轉型，知識成為結構性的變量。哈特認為，如果說工業時代的主導產品是實物，那么，知識經濟則以“非實物”(immaterial)或“生命政治”(biopolitical)生產為圭臬。觀念、信息、形像、知識、代碼(code)、語言、社會關系、以及“情動”(affects)，高居經濟生態鏈的高端，而工業品退居生產鏈的低端。[5] 這是時代轉型的主要特征。

　　哪些職業從事的是“非實物”生產呢?醫保工作者、空乘人員、教育工作者、軟件設計和維護人員、快遞人員、應召服務員、滴滴打車司機、廣告設計師等都是。這些職業并不新鮮呀?的確，但這些行業的競爭門檻在于信息化。管理須配備高端電腦程序，企業要有強大的數據庫，品牌要有成功的形象設計。這只是些枝節，最核心的產品是“情動”與“呵護”。在滿足必然性層面(衣食住行)的“剛需”之后，滿足精神與情感需求才是拳頭產品，也是非實體生產的最高附加值所在。[6] 如今，教育產業、生命科學、文化與健康產業發展最為迅猛，吸引了最大投資。

　　從實物轉向非實物經濟，這與共享有啥關系?回到馬克思，在不動產與流動資產這對二元關系之上，哈特建立了“實物”與“非實物”的新二元。馬克思關注資本的流動性，因流動會提高生產效率，帶來更大的剩余價值，擴大再生產。他的時代普遍存在著物質匱乏，資本的流動性和效率是核心關切。而今天技術革命帶來的高效率，使實物匱乏大大緩解，社會需求轉向“非實物”產品。占有非實物體現在知識產權或專利權上，本質是限制知識產品的“可復制性”(reproducibility)，使之仍處于“匱乏”(scarcity)狀態，再獨占之以獲利。于是，“獨占”(exclusive)與“分享”(shared)兩種權利之間，構成了知識經濟中最尖銳的產權矛盾。[7] 困擾這個時代的糾紛不正是專利權、著作權、計算機程序代碼與音像制品的產權嗎?

　　占有土地、生產工具、糧食、日用品、奢侈品等實物，具有排他性，你消費了，我就沒的用了。一人多占，會剝奪眾人。所以，實物產權遵循“匱乏邏輯”(the logic of scarcity)，這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本質。而觀念、信息、影像、代碼等知識產品，一旦現實數字化，成了二進制數據，便可無限復制，信號絲毫不衰減。無論多少人分享，永遠不減損使用價值。甚至市場價值隨著使用人數越多、訪問量、點擊數越高、影響力越大，價值也水漲船高，連衍生品也隨之火爆。使用得越普及，價值越大的新邏輯，與亙古不變的匱乏邏輯形成鮮明對照，這是數字技術帶來的歷史性斷裂，現在各行各業哪個不追求曝光率和人氣?

　　共享是電腦數字技術發展的根本性特征。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無數通訊、電腦和數學專家，秉承資源開放、技術共享的理念，一步步架起連接全人類智慧的互聯網。這段IT歷史中，有門戶之見、狹隘偏私的人，基本已被淘汰。中國的網絡史也大概如此，新浪、搜狐、網易、騰訊等門戶網，百度、搜狗、必應等搜索引擎，哪個不是先免費共享，積攢人氣，然后尋找盈利模式?連殺毒軟件360，也靠免費擠掉對手諾頓、卡巴斯基、小紅傘之類。一再強調技術的作用，是否有“技術決定論”之嫌?我們一般將技術歸入客觀對象的層面，技術決定論過分強調物質世界對人的意志的塑造。可是近代歷史不斷提醒我們，技術不僅是我們生產的產品，也是社會關系與生命形式。我們不僅通過觀念和文字表達自我，也以技術、計算機語言、運算程序揭示我們存在的方式與未來期許。

　　三

　　難道作者、發明家的知識權利不該保護嗎?況且，觀念、信息或代碼可以按實物產權的邏輯私有。發明一項技術可申請專利，編寫程序代碼或著書立說有著作權。未經允許轉載或盜版，可起訴侵權。雖然數字技術讓復制、網絡上傳變得太容易，即使加密或水印，也難防盜版。可知識產權法不該遵守嗎?其實，很多人產生新想法或好點子時，第一沖動是傳播給別人。不少科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的創造原動力，也是影響世界，而非把優秀作品、深刻思想封存起來，待價而沽或付費租用。我們花數月、甚至一兩年時間寫篇論文，發表在本專業期刊上。小圈子刊物發行量本來就很低，出版后又被“知網”壟斷轉載，要讀者有償閱讀，結果論文往往如石沉大海。哪位作者不想擴大影響?誰不希望苦心孤詣的研究能惠及他人?誰在乎幾百快稿費而去計較知識產權?版權可能違背作者的初衷，也可能蝕損成果的社會價值。

　　但事情還有另一面，暢銷作家與專業研究者的心態就不同，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怎能掙到稿費?任由盜版、轉載橫行，不僅作家稿費落空，出版社也得紛紛倒閉。好萊塢電影投資巨大，如容忍盜版下載，定血本無歸，誰還會投資電影呢?而且，盜版還會影響電影工業的經營模式。美國電影的院線收入僅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幾，投資回報主要靠有限電視、網絡租訂、音像制品、或衍生品。維系此模式必須有良好的知識產權環境，中國影業就因盜版走上不同的道路，收入幾乎全靠票房。網絡發行無法控制，便不會出現美國“網飛”(Netflix)之類的網租公司，“網飛”靠網絡發行電影一天天做大，已僭越好萊塢的領地，制作自己的影片，風格別致，勢必與好萊塢分庭抗禮。這是知識產權另一面故事。無問東西，產權都一樣面臨技術的挑戰，網絡讓影像無孔不入，電影已很難維系作品的完整性，多元、碎片、片段式的視頻、音頻和圖片，以及各種拼接，讓電影版權撲朔迷離。

　　四

　　開源還是產權，各有道理，很難站隊，厚此薄彼，也難服人。可參照哈特式的歷史辯證法，既然工業資本主義已轉向新自由主義，那么產權沖突也從“公有”與“私有”之爭，轉向“資源共享”與知識產權之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核心關切是知識產權，形同霸占公共資源為私有，壓抑文化的創造力;而免費共享，又會瓦解其賴以存活的財產關系，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悖論。

　　這一論斷的推導過程是，在大工業時代，資本直接介入生產的所有方面，一是固定資產投資：購買廠房、設備和土地等;另是流動資本投入：購買生產材料、生產工具、支付勞動報酬。資本家掌控了管理、培訓、監督、質量等所有方面，所以說資本內在于生產全過程。勞動創造了剩余價值，但工人的身體卻被規訓在生產流水線上，生產計劃與資本回報預期，限制了勞動的創造性。

　　與之相對照是知識生產，資本之于文化生產和技術研發，相對外在。藝術家、科技人員對非實物生產有更大的裁量權，當資本投入文化產業時，往往前期資助、成果分賬。如電影制作，制片人拿到投資后，會監督制作的全過程，但導演在藝術上自主權較大。投資方深知介入太多，會影響作品質量。新興技術產業科技人員的權重也很大，傳統企業以合伙人注資多寡分配管理權，而新技術行業科技人員以專業知識入干股。知識股不僅能把握企業方向，而且會逐漸稀釋資金股，最終收購或排擠資金股東。雖然知識仍按工業經濟思維換算成實物資本，再整合到企業股資中，但它保持了非實物形態，而且超過實物資本，擁有決定的話語權。[8]

　　不僅在資本層面，知識也改變了勞動構成。福特式大工業崇尚 “泰勒制科學管理”(Taylorism)，把流水線上的分工細化到最簡單的重復勞動，以突顯身體的機械性，而抽空勞動的認知成分。[9] 當身體徹底被工具化，肢體便與機械一樣完成指定任務，勞動價值只體現在同質化的生產時間與產品批量上。[10] 只有當勞動被資本徹底吸納，勞動時間和實物產品才能直接換算成資本，勞動被資本全部表達，資本便掩蓋勞動而貌似自為自在地生產。

　　在后工業時代，知識勞動只是勉強換算成資本，以干股形式參與管理與分紅，或以工資形式出賣勞動。但不同以往的是，知識紅利常是爆炸性的，超出資本預期，工業經濟的法難與知識經濟相容。其深層原因，知識產品不是機器生產的對象物，而是生命主體，生產過程是給頭腦輸入“生產材料”——信息或代碼，大腦調取日積月累的知識——作為“生產工具”，加工材料——信息經大腦處理后形成新知識。[11] 所以，知識產品的價值源于生命整體——情動、知識與呵護。

　　五

　　既然資本與勞動的價值都變了，產權觀念也應隨之改變。過去我們關注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今它不再是決定價值的主要變量，社會關系與生命形式才是真正的影響因子。因此我們的眼光應該從物轉向人，產權不僅針對占有外部世界的存在物，更關乎人與世界的關系：感知、思考、情感、欲望、行動與愛。以前只談主體創造客體，如今客體也能創生主體，價值存在于生命本身，故稱生命政治。[12] 哈特指責知識產權是“非財產性霸占”(non-property appropriation)，它既霸占了人創造的觀看與感知世界的新方式與新思維，也憑借法律將人性與愛據為己有。[13]

　　自20世紀初以降，在世界范圍出現了知識民主化的趨勢，公共教育、職業培訓、國民素養培養，都成為世界各國的國策。福利社會、醫療保險，公共文化設施，全面提升了勞動力素質，使知識生產與消費雙增長。在西方發達國家，股市自1970年代以來，教育、培訓、醫療、科研以及技術創新股，市值逐漸超過實物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14] 其中，公共資源是知識經濟最關鍵的環境因素。一類知識的生產屬非盈利性質，得益于政府對公共研究的投入，大學占比也越來越大，目的是服務社會需求。例如，新冠病毒肆虐期間，政府以舉國之力研究病毒，當有人不是第一時間分享研究數據，而只想在國際期刊上署名發表時，引起社會公憤。這類研究為抗擊疫情，資源來自社會，如個人沽名釣譽，算不算竊取公共財產?傳染病研究應世界共享，才能最有效地抑制病情蔓延。

　　還有一類知識產生服務于企業盈利，研究投入來自企業，為改進內部生產技術，創新產品，屬于企業研發。[15] 企業研發的邏輯符合資本積累的規律，與私人占有實物資本相一致。所以企業申請專利，保護知識產權。企業員工雖然從事的是創造性勞動，卻掙取了工資，出賣了成果，知識產權不再屬于自然人。但一個人的成長是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公共教育、技術培訓、學術交流與知識分享等社會因素，對勞動力的知識結構與能力的塑造，遠超出直接生產范疇。

　　企業買斷勞動，勞動者讓渡知識產權，等于讓企業合法圍堵知識向公眾的傳播。但從另一角度，出賣了勞動時間之后，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仍留存在勞動者的大腦里，知識產權與人根本無法切割。所以，當代資本的邏輯變成了“人本式”的：通過教育投資(人力資本)、身體投資(生命技術)與文化投資(創新與交往)，才創造出資本的附加值，所謂“知識生產知識，人生產人”。[16] 過去只針對客體對象的歸屬而制定的物權法，今天已顯得捉襟見肘。

　　古羅馬的雙面神雅努斯

　　六

　　當代資本主義像古羅馬的雙面神雅努斯(Janus)，一方面知識得益于公共資源，不適用市場原則。另一方面知識又是最稀缺的資源，可以創造巨額利潤，必須私有才能轉化成財產。結果，科學的開放要求與知識產權的畫地為牢之間形同水火。資本既要立法控制知識生產的總條件、壓制知識的普及，又急需高知識勞動力，須有知識普及才能實現。[17] 這套制度顯然有自反性，私欲貪婪與生命政治彼此纏繞，私欲要求限制圍堵，生命政治則要自由以利創新。哈特的結論是：資本邏輯的悖論正生產著自己的掘墓人，人類走向共享之路不可逆轉;如果說私有是資本主義的特征，國有是社會主義的標志，那么，共享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是消滅財產私有，而是肯定common，即肯定開放、自主的生命政治、以及主宰自我的新人性。

　　這一結論未必令人信服，但沿這個思路卻可以一路挖下去，從網絡共享這一視角，重新審視我們爛熟于心的理論經典，而不局限于知識產權這個具體議題。20世紀“冷戰”形成的兩大思想陣營，至今籠罩著我們的思想格局，無論什么社會話題，都會陷入“左”與“右”的思維定式，先在地決定了爭論的立場。如果將網絡知識經濟這一維度納入我們的考慮，用全新的眼光審查勞動、產權與價值等核心概念，那么經典政治經濟學暴露出來的短板，恰好幫我們撬動“公”與“私”等大觀念沉重的歷史負荷，從而開啟新的思想天地。

　　注釋：

　　[1] Michael Hardt, “The Common in Communism,”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22, No.3), pp. 346-356.

　　[2] 馬克思【著】《1844年經濟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克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37頁。

　　[3] 馬克思，第38頁。

　　[4] Hardt.

　　[5] Ibid.

　　[6] Ibid.

　　[7] Ibid.

　　[8] Carlo Vercellone and Alfonso Giuliani,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apitalism: A Marxist approach” in Cognitive Capitalism, Welfare and Labour (New York: Routledge , 2019). P. 19

　　[9] Vercellone, P. 16.

　　[10] Ibid., p. 20.

　　[11] Ibid., P. 25.

　　[12] Hardt.

　　[13] Ibid.

　　[14] Vercellone, P. 12.

　　[15] Vercellone, P. 22.

　　[16] Ibid., P. 26.

　　[17] Ibid., P.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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