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最近，中央提出了國內大循環的概念。然而，到底什么是國內大循環?怎樣才能讓國內經濟真正循環起來?很顯然，國內大循環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切切實實地擴大與老百姓需要相一致的內需，而不是凱恩斯所講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所講的有效需求是很狹隘的，是資本雇傭勞動下的需求。中國共產黨堅守人民立場，最基本的含義就是盡量不要讓廣大工人成為雇傭勞動力。最近，內需問題也再次引起了一些著名學者的注意。這些學者雖然注意到了當前經濟、社會的大轉型，注意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拉大了貧富懸殊，注意到了科技的進步難以惠及普通老百姓，注意到了“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注意到了兩條腿走路，注意到了工作的重點要放在擴大內需方面，等等，但所提出的政策主張許多只是“謀一域”，而不是“謀全局”。“謀全局”還是要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2008年西方發生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后，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就再次凸顯出來。中國當時采取的是4萬億的凱恩斯主義式的刺激政策。這個政策穩住了中國經濟，但也引起一些后果。有觀點認為，4萬元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銀行壞賬。但從政治經濟學看來，它最大的問題是粗放擴展了原有的生產結構(從而階級結構)，把解決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延遲到以后，甚至使得內需不足的問題更難解決。為什么呢?因為產品生產能力更大了，房價更高(因而擠壓其它消費更多)了，而且中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雖然數據表明有所降低，但依然高位運行。扶貧雖然能夠刺激需求，但現有的扶貧很顯然無法把社會總需求拉到等于社會總供給的水平上去。因為貧困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不可能跟上GDP的增長速度。中國至今為止月均收入千元的依然有六億人群，很顯然，其中大量屬于非貧困家庭。這些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也不可能在過去40年跟上了GDP的增長速度。考慮到這些，許多學者實際上根本沒有有效地談論怎樣擴展國內市場，而只是將注意力主要放在擴展國內市場的某個方面，如某些“低端市場”上。而這樣一來，他們服務的對象屬于較為傳統的低端制造業，而不是整體經濟。或者說，只是出了一個對整體經濟進行一種微調的主意。我們需要系統思考中國內需不足的成因和根本性的應對之策。
二、用政治經濟學的辦法來擴展中國市場
在中國外部環境發生激烈變化的時刻，中國必須主要用擴大內需的辦法來獲得經濟和經濟增長的可以獲得的穩定性。
第一，穩定內需的立竿見影的辦法是取消不合理收費。這里，可以取消或降低的收費包括利息和租金，以及不合理的停車費、學費、藥費、交通罰款等坐地收錢的費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利息和租金都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所以，中國過高的利息和租金實際上都是非生產者侵犯了生產者的剩余索取權。如果取消或降低生產者的利息和租金支出，那么，企業產品就可以降價，而維持其利潤率從不變。企業產品降價就可以擴大內需。通過取消或降低收費來取消或減少非生產者的收益，還可以校正中國的消費結構，比如，它會減少奢侈性消費，會降低一般消費品價格，因為非生產者很容易地得到很高收入，就會產生對奢侈品的消費，就會提高一般消費品價格。中國一些縣域經濟并不發達，但物價很高，就是因為其中有許多富人。
現實中，許多利息(如房貸利息)和租金(如房租)是家庭所支付的，對于中低收入家庭來說，它來自工資收入。如果中低收入家庭的工資保持不變，那么，在取消或降低收費后，這些家庭就有更多的收入來消費一般消費品。取消不合理收費的辦法很簡單。比如，對于所有交通罰款打6折繳納。——這種辦法可以部分消除老百姓對于亂罰款的不滿，也可以解決相關部門創收的動機問題。
取消或降低利息和租金的做法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就已經全面實行，甚至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只是在20世紀90年代，在一幫不靠譜的專家和改革者手里，在所謂的市場化的旗號下，才讓利息和租金在中國重新生長出來。現在，到了返璞歸真的時候了。這是一項取信于民的大政策，是體現人民利益至上的大政策。它還有助于改善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因為這樣一來，憑借非生產活動獲得巨額收益的人將不再擁有獲得這種收益的權利。
第二，穩定、擴大內需的中長期政策是收入的均等化。中國的收入分配很顯然依然處于一種兩極分化或類兩極分化的過高狀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收入分配不過是生產過程、生產關系的結果。在中國的實體經濟部門，確實如此。一些私人企業，通過其所謂服務，獲得了極高的私人利潤。但人們應該問一個問題，它們所提供的服務值得社會為它們提供那么多的金錢嗎?它們所提供的服務就沒有替代的方法嗎?很顯然，答案是否定的。一個私人企業，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銀行貸款?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土地供給?難道不能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辦法來經營那些私人企業所經營的業務嗎?對此，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中國軍史、國史、共產黨黨史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就是用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來完成改革開放后許多由私人企業來完成的任務的。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是比私人企業更高級的企業形式。本來，中國的企業改革只需要給予全民所有制企業以更多的適當權力和自由即可。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通過允許私人企業發展，通過幫助私人企業發展，使得中國收入分配向兩極分化了。一個高收入者一年以薪金或利潤的方式拿走1000萬元，他就奪走了100個每年拿10萬元收入的人的就業。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就業哲學嗎?保就業不遵循這個最基本的哲學行嗎?是真正意義上的保就業嗎?這種真正的保就業哲學實際上要求收入的均等化，要求消除一切高收入現象。凱恩斯那種通過擴大財政赤字來拉動資本主義企業需求的哲學是一種庸俗的反動的哲學，不是很清楚嗎?不消除一切高收入，就不可能實現內需的最大化。當然，這是理論上的觀點。在實踐中，可以從消除比如年收入1000萬元以上的現象開始，來分階段地進行，最大達到限制人們之間收入差異過大的目的。這個工作的種類和數量是很大的，涉及到一系列的市場校正和法律修改(比如，對擁有巨額資產的人怎么辦?對股票上市怎么辦?對股票投機怎么辦?對公司股東怎么辦?等等)，也是非常棘手的。但非進行此種偉大斗爭，就難以說是真正的擴大內需，也就不可能實現國內大循環。
第三，擴大內需的長期政策是生產資料公有化和社會活動的集體主義化。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的沒落。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的沒落是馬克思《資本論》早已闡明的道理。每一個制度的出現都是因應它出現的時代的需要。資本主義興起之時，是因為它相對封建社會是進步的。但資本主義的這種進步性隨著時代的發展就喪失了。美國有發達的生產力，40%的家庭的儲蓄不到400美元，即使有社會保障，又有多少自由呢?沒有多少自由，又有多少民主呢?40%的家庭沒有多少自由，沒有多少民主，機會來了，不造反才怪呢?美國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化身，民主的燈塔呢?中國月均收入千元的六億人群家庭儲蓄又有多少呢?中國廣大老年農民的家庭儲蓄又有多少呢?又得到多少公共儲蓄的關懷呢?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都證明一種更高級的制度的存在性。這種更高級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中國1997年出現第一次內需不足，2008年再次出現內需不足，2020年再次面臨內需不足，難道不是伴隨著中國的私有化進程出現的嗎?難道用中國改革開放后根本不能存在的過度公有化來解釋嗎?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主席時代的一大二公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被人詬病，而且這種詬病至今似乎依然延續。一些改革似乎還是在推進私有化。當中國面臨內需乏力的時候，當馬克思主義者不遺余力地呼吁要重視公有制經濟的壯大和發展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政策卻較少反映出對這種呼吁的響應。中國對公有制企業的改革是否在一開始就隱藏著巨大的缺陷呢?當為了避免公有制企業的缺點而對它進行改革之后，是否得到了一個缺點更大的企業制度呢?赫魯曉夫之流對蘇聯進行改革，得到的是什么結果呢?而其改革的本質不就是自以為是地放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時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合理成分，倒洗腳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嗎?中國內需不足的不時凸顯難道不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化和金融等非生產性活動膨脹(如大量銀行的出現、資產的證券化、大學的擴招)等共同造成的嗎?生產力發展了，產品要賣給社會，才能實現其價值，這就是生產的社會化，但它受到生產資料私有制所導致的利潤與工資的極大對立所制約、所阻礙。這難道不是中國內需不足的本質嗎?而有步驟地穩妥地實施生產資料公有化難道不是治理中國內需不足的根本之策嗎?資本主義過去幾百年科技進步不斷，幾乎壟斷了所有的科技革命，為什么卻難以擺脫危機呢?靠私人資本及其利益驅動下的技術創新實現了其國內大循環嗎?
三、結 語
中國內需不足揮之不去，已呈結構化之勢，已經顯示中國經濟模式在產生經濟增長的同時本身又對經濟增長產生著極大的限制。中國已經到了再次系統審視自己發展模式優劣勢的時候了。審視這種模式，很自然地就會發現，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決不是僅僅依靠技術創新，也決不是僅僅依靠過去一些人所講的制度創新，而是要夯實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即在生產關系上的進步，而不是倒退。因為生產關系的倒退必然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導致中國社會的不穩定。而社會的不穩定，必然導致政治的不安寧。政治上的安定團結不是依靠私人資本這種市場主體，而是依靠占人民最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的滿意。過去中國一些人所講的制度創新實際上是制度退步，因為它就是要在中國引入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早就不新了。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經營模式的一種創新，哪里是真正的新制度經濟學?真正的新制度經濟學應該是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經濟學。
然而，極少數飽受西方熏陶的人士對中國的經濟學話語和經濟政策話語還有較大的影響力。這些人士雖然大多數愛國愛黨愛民，但由于落入西方學術思想陷阱之中，他們不斷炮制新詞，實際上卻是不知所云。因為他們的話語、他們的指向很少有公有化的好話，很少強調收入分配及其與公有制的關系，很少提出降價主張(降價其實也可以看作是收入分配問題，因為當一種價格過高的產品降價，就是在人群中確立一種新的分配格局)，從而對于中國的內需不足問題要么是隔靴搔癢，要么是只攻一點不及其余，要么是南轅北轍，從而與他們的愛國愛黨愛民的初衷是矛盾的。這個矛盾如果不加以解決，必將被世界潮流所拋棄。人生有年，為什么癡迷于這樣損人不利己的空洞智力活動呢?讓我們共同努力，多讀點兒馬克思主義經典，切切實實了解老百姓的需求，徹底地從西方話語中解放出來，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一勞永逸的方案吧!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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