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就2020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以下簡稱《答記者問》)以后，認為有幾個經濟理論問題需要探討，所以，文章的標題應該是《就有關幾個經濟理論問題評<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就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因為，評論的內容主要不是我國的經濟情況，而是有關的理論問題。但是，為了避免題目過長，采用這樣一個標題。
下面主要是探討經濟理論問題。
一、什么是經濟?什么是數字經濟、 “三新經濟”?
《答記者問》：“-----從季度看，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3.2%，由一季度下降6.8%轉負為正-------實現經濟由降轉升”。這里講“經濟由降轉升”，指的是國內生產總值轉負為正，那么發言人所說的“經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
發言人又說：“-----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快速發展，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這些新產業形成了更多增長極，這些增長極將為經濟下一階段增長提供更多支撐。”這里所說的“數字經濟“”是什么“經濟”?而且“將為經濟下一段增長提供更多支撐”。“數字經濟”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多支撐，那么“數字經濟”與“經濟增長”又是什么關系?
《中國統計摘要》2020 還出現了“三新”經濟的統計。按照《主要統計指標解釋》，“三新”經濟包括：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制造業等。(第207頁)這里的“三新經濟”又是什么經濟?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是就“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出現這么多的“經濟”概念：經濟是“國內生產總值”?還是“數字”經濟?還是“三新”經濟?連什么是“經濟”的概念都這么混亂，可能準確地介紹我國經濟運行情況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1、國內生產總值是經濟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減是經濟升降嗎?
回答也是否定的!
首先，國內生產總值明確是“生產”總值，不是經濟，生產和經濟是不同的概念;
其次，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本來就不科學。“生產總值”不僅包括物質生產，還包含了政治、文化等非經濟領域全部貨幣收入;也包括生產領域之外流通、消費等領域的貨幣收入，準確地說是紙幣收入。所以，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僅不是生產總值，而且包含了政治、文化領域的全部貨幣收入，抹殺了物質生產與政治、文化之間的區別，混淆了生產、流通和消費之間的界限。
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內的所謂的第三產業產值，就是非經濟領域和生產領域之外的流通、消費部門收入，根本不是“生產”的產值。
“第三產業包括：批發和零售、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住宿和餐飲------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好社會組織、國際組織----”。(《中國統計摘要》2016 第201頁)
批發和零售、交通運輸等明明屬于流通領域的活動，怎么成為“生產總值”的內容了呢?教育，文化明明是文化領域的活動，怎么也成了“生產總值”了呢?可見，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指標。是按照庸俗經濟學理論，不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部門，認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創造者，不管你是生產勞動者、資本家、是總統或者妓女都一樣。 (參看《新中國前三十年關于計劃經濟的爭論》第44頁)在這種“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創造者”的理論指導下，制定出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標，不僅抹殺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區別，抹殺了經濟和政治、文化的區別，也混淆了經濟內部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界限。《答記者問》說：“-----我們看到，遠程辦公、在線教育、智能施工、無人配送這些新模式有效地化解了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堵點、難點，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快速發展，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這些新產業形成了更多增長極，這些增長極將為經濟下一階段增長提供更多支撐。”
“遠程辦公、在線教育”屬于政治、文化領域; “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快速發展”，不等于生產發展，更不同于經濟發展。
對于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錯誤，我已經反復批判過。《經濟學的最大悖論》一文(附錄1)，就以美國經濟的實例，說明國內生產總值是錯誤的指標，這里就不重復。
發言人所說的“經濟”，如果就是指的國內生產總值，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生產”不等于“經濟”;而且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本身混淆了生產與流通、消費的界限、抹殺了經濟與政治、文化的區別。
2、所謂的“數字經濟”
《答記者問》說：“----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這些新產業形成了更多增長極，這些增長極將為經濟下一階段增長提供更多支撐。”發言人這里把“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產業”，與智能制造等并列，作為“經濟下一階段制造”的“支撐”。顯然是混淆了信息行業活動與經濟的區別，把互聯網等的收入稱為“數字經濟”。
互聯網等行業的活動，與文字傳播等屬于文化領域的活動，不屬于生產，更不是“經濟”;數字已經存在很久了，為什么現在出現“數字經濟”，而以前沒有呢?把互聯網等活動的收入，視為“經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本能。
有關“數字經濟”的錯誤，我寫過《荒謬的數字經濟》一文批判(附件2)，這里不重復了。
3、有關“新經濟”
《主要統計指標解釋》的“三新”經濟，包括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制造業等。(第207頁)所謂的“新經濟”，顯然是混淆了經濟與產業的區別，把高技術制造業等新興產業當作“經濟”。
任何產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都是生產領域的一部分，不等于生產;而生產也只是經濟再生產的一個環節。因此，不存在所謂的“三新經濟”，有的只是新的產業。
批判了生產、產業等即經濟的錯誤以后，要說明生產與經濟之間的區別與聯系。
經濟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生產只是經濟的一個環節。經濟是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再生產。“經濟，指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及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政治經濟學詞典》許滌新主編 第55頁)生產是經濟的基礎，而經濟則是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全過程的再生產：生產的物質產品，只有經過流通、分配，直至消費掉，再生產才能繼續進行。
經濟增長是指再生產規模的擴大;經濟停滯是指簡單再生產;經濟衰退是指規模縮小的再生產。
總之，經濟是包括生產在內物質資料的再生產。生產只是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經濟的基礎，但不等于經濟。
近幾十年我國蓋了大量的住房，說明住房的生產發展了，但是，不等于經濟發展了。當前流行的一句話：“住房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事實上我國有相當數量的住房是在流通領域“炒”，沒有被消費。“ 據高盛估算的數據，2019年中國住房和開發商庫存總值達到52萬億美元，是美國住宅市場規模的兩倍，甚至超過了整個美國債券市場。
”因此，我國存在的大量過剩住房，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堰塞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可見，生產的物質產品只有消費掉了，再生產才能夠順利進行，否則可能是生產過剩，引發經濟危機。當然，這里包括了流通領域的必要儲備。
產業包括高、新產業，是生產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是信息技術產業還是航天工業等，都是只是物質生產的組成部分，更不是什么“數字經濟”、“新經濟”。所謂的“數字經濟”、“新經濟”等都是不懂經濟本質的錯誤概念。
上面所說的生產、經濟，都是抽象了社會形式的生產、經濟，既不是封建社會的生產、經濟，也不是毛澤東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的生產、經濟，而是生產、經濟的“一般”，是任何社會形式下都存在著的抽象生產和經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經濟，看作是一切社會的生產和經濟，否認不同社會形式生產、經濟之間的本質區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承認生產、經濟存在著社會形式的本質區別，因此，認識到抽象的生產、經濟的共同點，才可能進一步認識封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不同社會形式下的生產、經濟的本質區別。
二、當前我國的經濟問題
《答記者問》沒有說明我國的經濟是什么社會形式的經濟。任何具體的經濟總是一定社會形式下的經濟。從發言人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我國的經濟是雇傭勞動性質的經濟。
1，當前我國的經濟是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經濟
《答記者問》說：“近幾個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逐月有所回落，6月份為5.7%”。改革開放以后，失業就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中心問題，特別是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城市實行“減員增效”政策幾千萬企業職工下崗以來，失業問題越來越尖銳。
《答記者問》說：“就業確實是今年關注的重點，政府工作報告多次提到就業，優先穩就業、保民生是今年的工作重點”。當前提出的“六保”、“六穩”，首先就是保就業、穩就業。
失業是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的標志，公有制經濟的國家不存在失業。
新中國毛澤東時期消滅了失業。城市工業的生產資料歸公有，勞動者由國家有關部門分配工作，不存在失業;農村的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即使是使用簡陋的手工工具，農民也不存在失業，不會流落到城市出賣勞動力。因此，毛澤東時期不存在失業的問題，也沒有失業率的統計。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薩謬爾森就承認：“困擾資本主義的失業和通貨膨脹存在于蘇聯嗎?回答似乎是，在蘇聯這兩種情況實際上都不存在。”(《經濟學》第12版 薩謬爾森等著 第1306頁)可見，公有制社會不存在失業的問題。而我國的保就業、穩就業的經濟現象，表明了我國的經濟是雇傭勞動制度的經濟。
2，雇傭勞動經濟制度阻礙生產力發展
我國呈現出“下行壓力加大的態勢”以及嚴重的生產過剩，是雇傭勞動經濟制度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表現。
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前，我國的經濟就一直處于“下行壓力加大的態勢”。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只是加劇了經濟的下行形勢。控制了疫情以后，即使是“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3.2%，由一季度下降6.8%轉負為正”，也不可能改變生產過剩和經濟下行的態勢。
資產階級發展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利潤。我國的鋼鐵生產有利潤，資本家就不顧一切地發展鋼鐵生產：明明生產5億噸粗鋼就已經過剩，但依然繼續發展，2019年發展到9.9億多噸;2019年生產了17億臺手機，比全國人口的總和還多3億臺等等;而另一方面，廣大群眾的工資收入低，因為，在雇傭勞動制度下的工資，是勞動力商品的轉化形式，是維持工人生活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再加上看病貴、學費貴、更買不起房等等，決定了廣大群眾的貧困和有限的消費;于是出現了一方面是大量房屋空置，另一方面是大量群眾買不起房;一方面大量生活資料賣不出去，一方面是廣大群眾依靠貸款消費、生活貧困等現象。
總之，我國出現的嚴重生產過剩，是雇傭勞動制度阻礙經濟發展的表現，也是雇傭勞動制度必然滅亡的反映。詳細論述請看《論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我國經濟形勢和趨勢》一文(附錄3)
3，經濟政策能夠改變經濟的發展趨勢嗎?
《答記者問》說：“宏觀政策效應將進一步顯現。上半年，為應對疫情沖擊，我國采取了財稅方面的支持、金融方面的支持以及全面強化就業優先政策，這些政策目前已經見到成效。這為下半年更好地應對疫情沖擊積累了經驗，同時進一步堅定了我們的信心。同時，疫情沖擊下也暴露出一些領域的問題，也促使我們進一步的補短板、強弱項，進一步加大創新力度，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和活力。”
我國經濟存在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是由雇傭勞動經濟制度造成的。自2008年以來，歷屆政府采用了貨幣、財政政策，不斷地“刺激”經濟發展，不僅沒有扭轉下行的態勢，而且債務不斷增長、貨幣發行越來越多。事實已經證明而且必將繼續證明，長官意志、經濟政策、措施不可能改變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不可能改變雇傭勞動制度阻礙生產發展的趨勢，相反，采取這些政策、措施，不過是“飲鴆止渴”、“火上澆油”，只會加劇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和加速危機的爆發，而不可能消除危機。這已經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歷史事實反復證明，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之間的分水嶺。
總之，《答記者問》是不懂生產、經濟，不懂資本主義經濟的集中表現。只有徹底批判現代西方經濟學，重新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經濟學，才可能正確理解生產、經濟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才能準確地反映我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揭示雇傭勞動經濟制度的本質和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
近些年來，我是在批判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批判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不斷地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理解和認識。讓我們一起來批判資產階級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重新恢復馬克思主義科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吧!
附錄1
經濟學的最大悖論
迎春
當今經濟學的最大悖論是什么?是美國這個世界上國內生產總值第一的最大經濟體，竟然長期依靠進口商品維持運轉：美國2000年貿易逆差是4774億美元，2010年為6907億美元，2017年增加到8622億美元，2018年竟高達9502億美元，國家債務相應地不斷上升，這種經濟狀況當然不可能繼續，逼得特朗普總統四處提高關稅，大打貿易戰，攪得滿世界不得安寧。
既然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第一位，為什么還要大量進口商品維持經濟生活呢?既然依靠大量進口商品維持經濟生活，怎么國內生產總值又是世界第一呢?這就是當今經濟學的最大悖論。
問題出在國內生產總值的理論和指標。
“國民核算體系，是以西方經濟學家薩伊的庸俗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不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部門，認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創造者，不管你是生產勞動者、資本家、是總統或者妓女都一樣。主要指標有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工業、農業、服務業的增加值等。”(《新中國前三十年關于計劃經濟的爭論》第44頁)在這種“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創造者”的理論指導下，制定出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標，不僅抹殺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區別，經濟和政治、文化的區別，也抹殺了經濟內部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界限。
為什么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第一位，反而要依靠進口商品維持經濟運轉?因為，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標中，不僅包括工農業等物質生產部門的產值，也包括所謂的“服務業”的產值，因為，這些所謂的“服務業”也有收入。這個服務業，不僅包括文化教育部門，還包括政府部門的“生產”等。因此，國內生產總值存在巨大的虛假成分。實際上美國2000年物質生產的產值(工農業)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4.6%，2011年則只占21.4%.(《國際統計年鑒》2014第48頁)其他78.6%是所謂的“服務業”產值，包括“公共管理和國防，社會基本保障”、“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其他團體、社會和個人服務活動”，當然，還金融中介，旅館、飯店和批發零售等行業的“產值”。請問公共管理業生產什么產品?教育、衛生部門又生產什么產品?即使是經濟領域的旅館、飯店和批發、零售業又能夠生產什么物質產品?可見，國內生產總值指標，不僅混淆了經濟領域的流通、消費活動與生產，而且抹煞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的界限，因而嚴重的夸大了物質生產，把不斷衰落的美國經濟，還表現為世界第一，實際上早已經就是依靠外國商品維持國民生活了!
馬克思早就指出，物質生產是社會的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的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馬恩選集》第三卷第574頁)。而吃、喝、住、穿等都必須有物質產品——生活消費品，生產生活消費品又要有生產資料等。吃糧食、喝茶水、住房子、穿衣服等都需要生產資料生產。現在美國的資本家嫌美國工人的工資高，賺錢少，不從事衣、帽、鞋以及一些家用電器等的生產，轉到工資低的中國等國家生產，本國只生產利潤高的芯片、民用飛機等高技術產品。結果只能大量從外國進口衣、帽、鞋和一些家用電器。這就是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規律，就是美國這個世界第一經濟體，存在大量貿易逆差的原因，也是特朗普不斷提高關稅的原因。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卻掩蓋著美國物資生產衰退的事實，按照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計算，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是世界第一，仍然是第一經濟大國。這就是當前經濟理論的最大悖論。
我們已經寫了很多文章，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錯誤理論，揭露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謬誤，但是，當前我國在西方經濟學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很少引起人們的關注，不僅如此，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前，經濟學界還對美國的經濟結構給予極高的評價，吹噓是現代經濟結構的典范等。我們借特朗普提高關稅、發動貿易戰的事實，再一次指出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及其理論的錯誤，希望我國經濟學界懸崖勒馬，回過頭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生產理論，不要繼續跟著庸俗的西方經濟學繼續向死胡同里走了!
附錄2
荒謬的“數字經濟”
迎 春
自從西方經濟學在我國占據統治地位以來，經濟學領域荒謬的事就層出不窮：如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數字經濟等等。
有關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抹殺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區別、生產與流通、消費區別的錯誤，我已經寫了不少批判文章，這里我們再來探討所謂的“數字經濟”，這是一個抹殺物質與精神區別的荒謬概念。
在2019年12月3日的阿里云廣東峰會上， 阿里云智能總裁“張建鋒表示，以前傳統經濟是勞動力、資本、土地，第二階段是知識、技術、管理，而今天數據是一種新的生產要素，阿里巴巴希望能幫助所有企業更容易使用數據這個新的生產要素。”這種理論是對于經濟無知的表現。
說以前傳統經濟的要素是勞動力、資本、土地，這是西方經濟學的錯誤概念。
實際上物質生產的要素是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指出的：“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者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202頁)
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作為物質生產的一個要素，是不懂物質生產與生產關系區別的錯誤。
資本是物質生產的一種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它不是物質生產的內容，而是物質生產的社會形式的一種，與奴隸主與奴隸、封建地主與佃農類似，所以，資本不是物質生產的要素。資本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轉變為共產主義關系，而物質生產是不會消亡的。
對于所謂傳統的生產要素的分析，這里就不多涉及。
說什么第二階段的經濟要素是“知識、技術、管理”，就更加荒謬了。知識、技術都屬于精神范疇，怎么就成了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要素了呢?張建新接著發揮：“數字經濟時代，最大的不一樣是有一種新的生產要素是數據。”數據也屬于精神范疇，怎么成了物質生產的要素了呢?
人們知道只有生產了糧食、布匹和住房等物質產品，人類才能夠生存，才可能有教育、文化生活等等。因此，人們把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區分開來，把物質和精神區分開來。專門研究物質與精神區別和聯系的學科就是哲學。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馬恩選集》第四卷 第219頁)
經濟是指人類的物質生產和再生產。人們生產了糧食才有飯吃，生產了布匹、服裝才有衣穿、生產了住房才有屋子遮風擋雨，只有生產了這些物質產品，人們才能夠生存;這些物質產品只有經過分配、流通到消費，再生產才能繼續進行。經濟這個概念，在這里就是指物質生產與再生產，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物質生產是分配、流通、消費的基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導言》(《馬恩選集》第二卷)中對此有明確的論述;人們在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中，必然發生一定的關系：生產關系、流通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等，這些關系的總和就是經濟關系，構成社會的基礎。前者是物質生產的內容，后者則是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形式。馬克思主義對這些早已說得清清楚楚。但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只知道賺錢，根本就沒有一點科學經濟學的知識，把馬克思主義已經闡述清楚的經濟、經濟關系等基本概念搞得混亂不堪，所以會出現所謂的“數字經濟”之類的錯誤概念。
數字根本不屬于物質的范疇，屬于精神一類，不可能有什么“數字經濟”。
任何事物都存在質和量的兩個方面。一頭牛，兩頭牛，三頭牛等。牛是一種動物，是它的質;一頭、兩頭、三頭是它的量。數字就是抽象掉了牛的質，只講數量的一種認識，屬于精神一類，和人們認識牛、馬等同屬精神類。文字表現的是事物的質，數字表現的是事物的量。文字和數字分別表現物質的質和量兩個方面，都是屬于精神范疇。
作為精神領域的數字，怎么又變成為物質生產了呢?“數字經濟”怎么會成為物質生產的一種呢?
經濟可以區分為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等，這是根據物質生產的對象劃分的：以生物體為勞動對象的生產，就是農業生產;以非生產物為勞動對象的生產就是工業，當然還可以細分成很多不同的產業，如紡織業、機械工業等等，但是，物質生產的共點是生產物質產品。
數字屬于精神，不屬于物質，根本不存在什么“數字經濟”。當然，精神可以轉化為物質。例如，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學，可以有力地促進社會發展等等，但是，那是精神轉化為物質，而不是物質。
技術學可以轉化為物質，但是，必須使技術轉化為工具、機械等物質產品。這時的技術已經轉化成為物質產品。不能因為精神、技術可以轉化為物質，就把精神等同于物質，抹殺物質于精神的區別。所謂的“數字經濟”，就是抹殺物質與精神的區別，把世界攪成混沌一團，那還有什么科學呢?那不是人類認識的大倒退!
作為精神領域的數字，不可能成為物質生產的外延，世界上就沒有“數字經濟”這樣一種物質生產和再生產，所以我說“數字經濟”是荒謬的，更不用說什么“邁入數字經濟的時代”了!
阿里云廣東峰會還說：“數據顯示，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4.8%，對中國GDP的貢獻率超過67.9%。”
說“數字經濟”已經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4.8%。請問這個34.8%的“數字經濟”，生產的是糧食還是石油?能夠吃還是能夠發電、開動汽車?我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概念，抹殺貨幣收入與物質產品生產的區別，已經寫了不少批判文章，這里就不重復。只要指出發展互聯網等行業，是技術進步，對于推動社會發展具有重大作用，但是，經營互聯網盡管可以發大財，賺很多鈔票，但是，互聯網不能生產任何物質產品，不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屬于文化傳播。所謂的“數字經濟”，硬是把一個傳播文化的互聯網行業，說成是物質生產的產業，不是現代版的指鹿為馬嗎?!
現在我國拜金主義盛行，發展互聯網賺了大錢的老板，如張建新、馬云、馬化騰等，連什么是經濟都不懂，卻成了“經濟學家”!馬化騰提出數字經濟還具有三個新特征：高(關注度高)、深(融合度深)、快(增長速度快);馬云更成為了起草聯合國有關“數字經濟”報告的聯合主席之一。看看，現在我國真是“錢能通神”，只要有錢，互聯網老板搖身一變，就成了“經濟學家”，還是“前沿”的經濟學家呢!
僅從所謂的“數字經濟”的理論，就可以看出當前我國社會學界特別是經濟學界的混亂、荒謬。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信奉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于物質生產的內容和形式都有科學地闡述，有一系列的科學概念，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把這種科學的經濟學像破鞋一樣扔進垃圾箱，而把庸俗、混亂不堪的現代西方經濟學奉若神明。“數字經濟”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等，就是這種荒謬經濟學的代表作。如果對于這種社會學、經濟理論還有什么自信的話，那就一定是墜入昏天黑地的深淵，永無出頭之日!
附錄3
論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我國經濟形勢和趨勢
迎春
我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現在正逐步“收尾”，人們開始提出“混改”、進一步開放金融領域等問題，關注疫情后我國的經濟形勢和發展趨勢。
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是生產過剩，疫情過后世界經濟危機將更加凸顯，必將爆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解決我國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是重歸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
新冠疫情是突然降臨的一種天災，對于經濟發展來說，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災情過后，我國經濟仍然會按照原有的軌道運行。要探討災后的經濟發展，首先要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對過去有一個科學認識。只有科學地認識經濟發展的過去，認真分析現狀，才能夠準確地預見未來，明確今后的發展道路，這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曾經一度獲得高速發展，被一些人譽為“經濟奇跡”。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后，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掉頭向下，一直處于“下行壓力加大”的態勢，但是，有的人仍然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居，很少認真地總結經濟發展的客觀形勢，用經濟發展的現有水平，代替對于經濟發展趨勢的分析。
當前我國的經濟形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上升階段和危機爆發以后的下滑階段。這里運用國內生產總值與物質生產區別開來。
A，經濟發展兩個階段的三個基本事實
第一個基本事實是我國經濟是依靠吸引外資，發展外貿取得的高速發展。
1978年確定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否定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以后，開始了改革開放階段。這個階段前期，國內生產總值發展速度很快，主要是依靠吸引外資、發展外貿，使我國經濟逐漸發展為“世界工廠”。
90年代初以來，我國用“超國民待遇”，吸引大量外資，發展外貿，沿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資本輸出的規律，獲得了一段時間的高速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87年以前，我國每年引進外資不到100億美元;1988年到1992年，實際使用外資額每年在200億美元之內;1993年則增至400億美元;2018年達到1349億美元(《中國統計摘要》2019第102頁)。
與此相應的是對外貿易的發展。1987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826.5億美元;1994年就達到2366.2億美元;以后一路飆升，2007年達到21765.7億美元，二十年增加了25倍還多。(《中國統計摘要》2015第89頁)
可見，改革開放前期的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主要是靠吸引外資，發展外貿造成的。這是第一個基本事實。
第二個基本事實是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我國經濟一直處于“下滑”的態勢。
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依靠吸引外資，發展外貿的經濟，很大程度要依賴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具有附屬國經濟的性質。
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我國的對外貿易急劇下降。2009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就由上年的25632.6億美元，降為22075.4億美元，下降了近14%;出口額由14306.9億美元，降到12016.1億美元，下降了近16%。可見，我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依賴對外貿易。
由于我國發展經濟走的是資本主義雇傭經濟的老路，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后一直處于“下滑”的態勢。國內生產總值由2009年增長9.4%，逐步下降，2011年增長7.9%，以后依次是增長7.8%、7.3%、6.9%、6.7%、6.8%、6.6%，到2019年下降到6.1%，(以上數據均引自《中國統計摘要》2019第25頁2019社會經濟發展統計公報)國內生產總值指標與物質生產不是一回事。如果按照物質產品的生產看，增長的速度還要低。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二產業(工業)增長數據，2018年增長了5.8%，農業增長的速度則只有3.5%，都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這種經濟發展是沿著日本、“亞洲四小龍”的軌道滑行。
第三個基本事實是債務不斷上升
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持續“下滑”，是在債務不斷增長的條件下出現的，是依靠“寅吃卯糧”、預支將來的購買力維持著的。
改革開放前，我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1981年重新發行40億國債。以后國債越積越多，2010年國債余額高達67548.1萬億;2018年增長到149607.4億元。(《中國統計摘要》2015第67頁《中國統計摘要》2019第79頁)地方政府債務也不斷增加。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8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214139億;不僅各級政府的債務增加，地方政府還不斷出賣土地使用權，2008年就收入一萬多億，2018年更高達5萬多億;(引自百度收搜)從來省吃儉用的老百姓，私人借貸也急劇增加，房屋貸款已經成為壓在人們頭上的大山，還有學貸等種種貸款，成為群眾生活的一個重大的經濟負擔。
以上三個事實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完全“融入”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已經由高速發展階段轉入下滑態勢。
B，我國經濟存在著嚴重的生產過剩
當前我國經濟存在著嚴重生產過剩的問題。
早在2009年，國務院在批轉《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的文件中明確指出：“不少領域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問題仍很突出，有的甚至還在加劇。特別需要關注的是，不僅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的傳統產業仍在盲目擴張，風電設備、多晶硅等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重復建設傾向，”“(一)鋼鐵。2008年我國粗鋼產能6.6億噸，需求僅5億噸左右，約四分之一的鋼鐵及制成品依賴國際市場。2009年上半年全行業完成投資1405.5億元，目前在建項目粗鋼產能5800萬噸，多數為違規建設，如不及時加以控制，粗鋼產能將超過7億噸，產能過剩矛盾將進一步加劇。
(二)水泥。2008年我國水泥產能18.7億噸,----目前在建水泥生產線418條，產能6.2億噸，另外還有已核準尚未開工的生產線147條，產能2.1億噸。這些產能全部建成后，水泥產能將達到27億噸，市場需求僅為16億噸，產能將嚴重過剩。”等等。
但是，為了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政府領導不信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必然周期性爆發經濟危機的理論，而信奉凱恩斯主義，決定投資四萬億，采用大量借債、發行紙幣的辦法，大力開展“鐵(路)、公(路)、機(場)”建設，發展房地產產業等等，以后鋼鐵、水泥等生產資料的生產，不僅沒有減少，反而直線上升。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愈來愈少的辦法。”(《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57頁)
2018年我國的粗鋼產量達到9.28億噸;水泥產量為22.08億噸。(《中國統計摘要》2019第127、126頁)都遠遠超過需求的5億噸和16億噸;2019年粗鋼和水泥產量更增長為9.96億噸和23.5億噸。(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據世界鋼鐵協會數據：“2019年中國的粗鋼產量為9.963億噸，同比增長8.3%。中國占全球粗鋼產量的份額從2018年的50.9%上升至2019年的53.3%。印度2019年的粗鋼產量為1.112億噸，-----日本在2019年的粗鋼產量為9930萬噸，----韓國2019年的粗鋼產量為7140萬噸，-----德國2019年粗鋼產量為3970萬噸----意大利在2019年的粗鋼產量為2320萬噸，----法國2019年的粗鋼產量1450萬噸---- 2019年，西班牙的粗鋼產量為1360萬噸-----美國2019年的粗鋼產量為8790萬噸”。就是說2019年我國粗鋼產量比印度、日本、韓國、德國、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美國等國產量之和還多5億多噸。這不就是“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嗎?這不就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愈來愈少的辦法”嗎?
我國不僅生產資料的生產過剩，大量生活資料的生產也存在著嚴重過剩的問題。
2018年我國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移動電話249.1部、彩色電視機119.3臺，(《中國統計摘要》2019第58頁)2019年又生產了17億臺移動通信手持機和近1.9億臺彩色電視機。這些都是耐用消費品，從我國國內的消費需求來看，生產過剩也是明擺的事實。
總之，我國存在嚴重生產過剩是客觀事實，是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根本性問題，是融入“經濟全球化”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必然結果。
我國生產的一部分產品，就是為了供應國際市場，因此，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
采用貸款發展房屋建筑，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寅吃卯糧”、延緩危機爆發的一種重要手段，更加重了生產過剩的嚴重程度。
房屋是最貴重、耐用的生活資料，也是消耗鋼鐵、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大戶，因此，發展住宅建設就成了延緩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手段;銀行一方面債款給房地產開發商發展房屋建筑，另一方面又債款給市民買房;地方政府賣地維持政府開支;房地產商大發橫財，從而造成住房價格飆升，形成一個債務、利益鏈。連高層也不得不發話：“房屋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可見，房屋實際上已經成為倒買倒賣的對象，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實現。房地產業連著地方政府的財政、整個銀行系統的運轉和鋼鐵、水泥等一系列產業的存亡，“大得不能倒”，因此，政府死死地維持著房屋建筑這個虛假的“大廈”。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歷史證明，歷次爆發經濟危機都和房地產業的惡性膨脹有密切關聯。2008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就是從美國的房屋次貸危機引爆的。我國爆發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很可能就從房屋貸款的環節引發。
大量貸款是用預支未來購買力的辦法，勉強維持著經濟增長的假象。這次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必將造成生產下降、失業增加，收入減少，加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我國的經濟也將因疫情而受到重創，陷入更加嚴重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粗鋼生產為例。如果粗鋼生產減至發改委所說的年產5億噸，按照2019年的產量，就要減產近5億噸的粗鋼。從運輸鐵礦石到煉鐵、煉鋼以及生產鋼鐵的各種輔助材料等等，僅鋼鐵生產這一個產業，就將有多少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經濟將出現多么嚴重的衰退?!其他各種產業也必將產生連鎖反應，整個經濟將出現大危機、出現一個大倒退的局面!
總之，自從2008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以后，我國經濟“下滑”的態勢和生產過剩的面目完全暴露無遺。為了維持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沿著資本主義的老路，采用所謂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勉強維持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歷史已經證明，依靠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即發行紙幣和“寅吃卯糧”的辦法，不可能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必將爆發危機，2008年爆發的債務危機就是最新的證明。
疫情過后的經濟發展趨勢
A，對于當前的我國經濟形勢存在著兩種對立的判斷
一種判斷認為“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韌性強”，而且還提出“確保實現全面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任務”等等;雖然有時候也承認“下行壓力加大”、“防范和化解危機”，存在著前后矛盾出說法，但總的來說缺乏準確的分析、判斷，也沒有看到運用詳盡的事實資料，進行科學論證的有力文章。總之，對整個經濟形勢持樂觀態度，不承認存在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
“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有韌性”等論斷，不僅與我國經濟發展的事實不符，也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防范和化解危機”的論斷矛盾。
既然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具有“韌性”，為什么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還不斷下滑?為什么還會增加債務?不僅中央政府的債務急劇增長，地方政府債務增加，而且私人債務的品種增多，數量劇增呢?為什么地方政府還要出賣土地呢?借債不僅要還本，而且還要付息的呀!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與大量借債的事實矛盾!與“防范和化解經濟危機”的號召對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脫貧”，與政府借債、賣地，人民群眾負債累累的事實完全矛盾!
由于對經濟發展的不同認識，對于發展經濟的方法也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法：一種是吸引外資，進行“混改”;擴大“鐵、公、基”建設，增加就業人員;發展餐飲、旅游，增加收入等等，總之，是“刺激消費”，增加人們的收入。而另一種經濟發展的認識，則認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是生產過剩。物質產品能夠被消費，再生產才能健康進行，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廣大勞動群眾的消費能力低下，資本家盲目發展生產，生產過剩嚴重;過去依賴對外貿易，現在資本主義世界“寅吃卯糧”的狀況不能繼續，債務危機嚴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購買力下降，因此，我國的生產過剩必將更加凸顯，我國經濟發展的衰退趨勢不可避免。
B，吸引外資也是老套路
“混改”，“開放金融”等等，這是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實行過的老套路，不是什么新把戲。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事實證明，正是由于走上了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老路，我國的經濟才陷入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泥潭!
總之，我國走“外向型”發展經濟的老路，爆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是一種必然，只是時間早晚和從哪一個環節爆發的問題。
C，新冠肺炎疫情必將加速危機的爆發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不僅嚴重傷害了我國的經濟，也嚴重打擊世界經濟。具體的后果尚待觀察，如世界糧食價格迅速上漲等。但是，這樣的嚴重疫情必將導致世界性的嚴重經濟衰退，我國商品出口的形勢將會更加嚴峻，經濟下滑的趨勢更強烈，一定會加速、加重我國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爆發。
二，發展經濟的出路何在?
唯一的出路就是回歸毛澤東時期的發展公有制經濟的道路!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根本問題是生產過剩，只有發展公有制經濟，根本改變勞動群眾的經濟地位，提高廣大勞動群眾的購買力，使經濟按照社會需要有計劃地發展。
1，毛澤東時期經濟發展的道路
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走的是發展公有制經濟的道路，因此，不僅速度快、質量高，而且抗天災的能力強，生產滿足不了消費的需求，根本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問題。論述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是一篇大文章，這里針對當前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介紹有關的一些情況。
速度快
那時統計部門不采用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反映物質產品生產的是工農業總產值、社會總產值等。
工業總產值以1952為100，1978年達到1598.5，增加了近15倍，年均增長11.2%，由舊中國的“亞洲病夫”，躍進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農業總產值以1952年的為100，1978年達到229.6，翻了一番還多，年均增長3.2%，工農業生產都是高速增長。
1949年我國糧食產量2263.6億斤，1978年達到6095.3億斤。由5億多人吃不飽，處于“糠菜半年糧”的狀況，發展到養活9.6億人，“溫飽有余”，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成就。(以上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83)
更重要的是在高速發展的形勢下，不僅不存在生產過剩，而是物質產品生產總是滿足不了需要。不僅生產資料如鋼鐵、水泥等滿足不了建設的需要，生活資料的生產也滿足不了購買力增長的要求。糧食、布匹價格穩定，要憑票供應;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等也要憑票供應。這些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嘲諷為“短缺經濟”，和當前存在的生產過剩形成鮮明對比
質量高
物質產品的社會生產，與單個企業的生產不同，社會生產的質量主要是表現在產業的結構、技術水平和地區分布等方面。
毛澤東時期的物質生產，不僅發展速度快，而且自主掌握先進技術，產業結構完備，工業向落后地區分布等。這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先進技術被外國控制;基礎產業落后，一些產品嚴重依賴外國供應，主要為一些發達國家提供“勞動密集型”產品;企業重新向沿海地區集中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
毛澤東時期我國已經能夠生產原子彈、核潛艇和發射人造衛星，技術完全自主掌握，和當前先進技術被美國掌握，中興、華為等企業被芯片“卡脖子”形成鮮明對比;那時我國的糧食完全自給，原油也由無到有，保證汽車、坦克的正常運轉，這和當前原油、糧食、大豆依靠大量進口形成對比;工業企業和交通運輸逐步向內地轉移，四川、貴州等省的工業、交通運輸都發生了很大改變形成一些新的工業基地;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企業重新向沿海地區集中，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鄉背井，漂泊到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出賣勞動力商品，附屬國、殖民地性質的經濟表現無遺。總之，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具有獨立自主的高質量特點。
抵御天災的能力強
由于經濟發展速度快、質量高，因此，具有強大的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使我國農業生產遭受嚴重損失，加上工作的一些錯誤、原有經濟基礎太差，使我國經濟遭受重創。但是，我們迅速改正人民公社的體制，落實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加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巨大能動作用，很快就扭轉了被動局面，進入新的發展階段;1976年唐山大地震，短短的幾十秒鐘，就造成24萬人死亡，16萬多人受傷的嚴重災情，唐山地區的工業被毀掉等等，但是，當年全國的生產仍然有所增長，1977、1978年的社會總值就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0.7%和12.3%。(《中國統計年鑒》1983)公有制經濟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絕對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可以相比的。
根本原因是發展公有制經濟
毛澤東時期經濟快速、高質量發展，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強的根本原因，是發展公有制經濟、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
馬克思早就指出，勞動的物質資料歸誰所有具有決定意義。他說：“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馬恩選集》第三卷第5頁)
毛澤東時期由于發展公有制經濟，勞動者不再是出賣勞動力的“奴隸”，而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因此，他們的工資也不再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僅僅能夠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而是占有自己勞動的一部分;生產發展也不是為了追逐利潤形成盲目無政府狀態，而是按照社會需要有計劃的進行，因此，勞動群眾的購買力隨著生產發展不斷增加;生產發展也是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有計劃地進行。既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問題，也不會存在生產無政府狀態。這和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論》第三卷第548頁)毛澤東時期發展公有制經濟，最終消滅了產生危機的根本原因。
當前我國經濟學界講了很多理論，就是不講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區別，就是不講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兩條道路斗爭，而這正是經濟理論的要害，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界線。
3，有關經濟發展的兩種理論
新中國建立以來，毛澤東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兩個階段所說的經濟發展不是一回事。不搞清楚兩者的區別，就不可能認清當前存在生產過剩問題的嚴重程度，也不可能認清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兩種經濟發展的不同內容
毛澤東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指物質生產和再生產規模的擴大，而改革開放以后所說的“經濟發展”，是指貨幣收入增加，準確地說是紙幣收入的增加。前者指的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再生產，后者指的是紙幣的收入，兩者不是一回事。
毛澤東時期所說的經濟發展，是以社會總產值或者以工農業總產值增長表現的物質產品的生產。以1952年的社會總產值為100，1978年則達到725.8，反映的是物質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的規模擴大了6倍多。
按照當時的統計指標解釋：“社會總產值也稱社會總產品，它是以貨幣表現的農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五個物質產品生產部門的全部產品總量。-------社會總產品反映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物質生產的總成果。------社會總產值與資本主義國家采用的國民生產總值除了理論基礎不同以外，在計算方法上也是有區別的。”(《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14、578頁)
以當前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為例，防疫需要的是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物質產品，不管你有多少紙幣收入，沒有口罩、防護服就不能夠抵御冠狀病毒。可見，物質產品的生產與紙幣收入是不同的兩回事。
物質產品的生產是一切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而紙幣收入是物質生產的一種社會形式，是經濟活動的形式。把紙幣收入等同于生產、經濟，是資產階級對于生產、經濟的反映。資產階級只知道賺錢、追逐利潤，認為紙幣收入就是生產、經濟。現代西方經濟學家薩伊認為：“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生產不是以產品的長短、大小或輕重估計，而是以產品的效用估計。”“薩伊這種不創造物質、只創造效用的觀點，無限地擴大了生產勞動的范圍——把賭博、嫖娼等活動也看‘生產勞動’，十分荒謬。”(魯明學等著《西方經濟學說史概要》)“------以西方經濟學家薩伊的庸俗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不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部門，認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創作者，不管你是生產勞動者、資本家、總統或者妓女都一樣。”(劉日新著《新中國前三十年關于計劃經濟的爭論》)正是庸俗經濟學理論這種生產不創造物質財富，只創造效用;不分物質生產與非物質生產、收入的所有者即收入的創造者的理論，才產生出錯誤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體系。按照這種理論，收入就是物質生產，因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采用貨幣流通量進行核算。
對經濟發展兩種不同認識：是物質產品生產規模的擴大，還是紙幣收入的增加，是兩個階級對于經濟發展的不同反映，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發展的路線、方法。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把紙幣收入看作是物質生產，因此，不存在生產與消費的對立，物質產品也不需要經過消費，才能夠繼續進行再生產，因此也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問題。
科學的任務就是揭示事物之間的區別與內在聯系。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之間的區別與內在聯系，揭示生產內容與社會形式之間的區別與聯系，說明物質生產是流通、消費的基礎。例如，物質產品的生產不發展，旅游、餐飲業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是物質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物質生產的內容與形式之間的區別與聯系，特別是揭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區別等等。
現代西方經濟學抹殺物質生產與紙幣收入之間的區別;抹殺生產與流通、分配、消費之間的區別，特別是掩蓋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區別，是一種錯誤的經濟理論，用形象的說法是“一盆漿糊”。
B.經濟發展速度：國內生產總值指標中的虛假成分
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前，我國的經濟曾一度獲得高速發展，也包含著相當程度的虛假成分。
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所表現的經濟發展速度，具有一定的虛假成分，是由這種指標的錯誤決定。
經濟發展速度指的是物質產品生產和再生產的發展速度。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所顯示的速度，則是貨幣收入(支出)的增長速度，準確地說是紙幣收入(支出)的增長速度。這兩者存在著很大區別。
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再生產規模的增減與紙幣收入(支出)的增減存在著相當大的不同。
物質產品生產，不包括政治、文化部門的收入，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把政治、文化領域的收入包括在內，虛夸了物質生產的規模;物質產品的生產增減，與流通、消費領域的收入多少也不是一回事。旅游、餐飲等行業的收入，是建立在物質產品生產的基礎之上的，從分配角度看，是再分配，與生產領域的一次分配不同。因此，把流通領域、消費領域的收入計入國內生產總值指標，也虛夸了物質生產的規模。必須把經濟領域和政治、文化領域區分開，把物質生產與流通、消費區別開來。
經濟發展是指物質產品的生產和再生產，而不是特定的社會形式。貨幣(紙幣)的收入支出，是物質產品的一種社會形式。只有把物質產品生產與紙幣流通區分開來，才可能理解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本質。
作為“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不僅負債累累，而且是依靠進口商品來養活人民。看看近些年美國的事實吧：2000年貨物進出口貿易逆差是4774億美元，2018年增長到9502億美元。不僅進口大量衣、帽、鞋、襪，連兒童玩具也要靠進口。所以，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反復哀嘆：“幾十年來，我們以美國工業的衰落為代價，為別國的工業輸送營養”，“我們的工廠一個接著一個倒閉，”“生銹的工廠像墓碑一樣布滿我們國家的土地”等等，因此，特朗普四處提高進口關稅，并提出制造業回流的口號。可見，美國的物質生產已經急劇衰落，但是，國內生產總值指標卻仍然高居世界第一。這說明用國內生產總值表現的經濟增長，與物質產品生產的經濟增長，存在著巨大的差別。
用紙幣收入表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包括巨大的虛假成分：紙幣可以脫離物質生產產品而大量發行;作為資本的“紙制復本”的股票，也可以脫離實際資本(包括設備、廠房、庫存等)大量增發，還包括資本市場各種倒買倒賣，如期貨買賣等等行為的收入。美國股市很大程度是靠濫發美鈔“吹”起來的，這也是當前美國股票這種虛擬資本能夠脫離實際資本大漲大跌的原因。我們通過美國的事實，指出國內生產總值指標表現的經濟增長與物質生產的經濟增長的巨大差別，是為了便于理解我國統計公布的經濟增長與實際的物質生產之間的不同。對于當前我國經濟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的辦法，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認識和應對措施。
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錯誤，源于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錯誤。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凡是收入的所有者，就是收入的創造者;收入增加就是生產、經濟發展。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指導下，還出現了所謂的“虛擬經濟”、“數字經濟”之類的錯誤理論。
物質產品的生產、消費是不能虛擬的，所以不存在“虛擬經濟”，因而也沒有什么“實體經濟”;數字和文字都屬于意識，而經濟是物質生產和再生產，所以不可能存在數字經濟的外延。這些理論問題在這里就不展開了。
4.結論
本文重點和目的，就是要通過具體的事實，說明經濟發展兩條道路的根本區別，反對有關經濟形勢空話、套話、大話。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至今十多年來，我國經濟一直處于下滑的態勢，隱藏著嚴重的生產過剩，但是，經濟學界和領導部門對于形勢卻始終保持樂觀的論斷：什么“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不斷增多，國民經濟企穩回升”;什么“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甚至于說什么：“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已進入提質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會更精彩。”，甚至說：“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讓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引起世界關注----中國道路注定要在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發揮強大的影響”等等。直到現在仍然堅持“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就是不講經濟發展的事實。我們要用經濟發展的事實，揭露這些大話、空話、套話，還我國經濟發展的真實面目，同時揭穿現代西方經濟學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錯誤，使人們從現代西方經濟理論下解放出來，真正看清我國經濟發展的形勢和趨勢，為經濟重新回歸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做理論準備。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反復宣傳階級斗爭的理論。他說：“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于更多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196頁)他還說：“承認階級同階級斗爭的存在-----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毛澤東傳》1949-1976第1251頁)這里就是按照他的教導，結合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以改革開放前后經濟發展的對比，進一步說明回歸科學社會主義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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