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當中需求的定義。在市場經濟理論當中，需求一詞是一個泛泛的概念，這個概念當中有兩個問題：
首先，需求是不是必須得到百分之百的滿足?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比如深圳市民每人每天的豬肉消費量是500克，那么我們把500克這個數量作為一個標準，說深圳人的對豬肉的需求得到了滿足。那么現在漠河人每人每天的豬肉消費量是300克，那么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按照深圳人的標準來說，漠河人對豬肉的需求還沒有得到充分滿足，還差200克。那么問題來了，我們是不是可以據此說漠河人的生活水平就比深圳人差?漠河人每天少吃這200克豬肉，他們從心理上到生理上就不舒服?漠河人就抑郁?那么如果此時我把一臺車送到漠河人面前，漠河人也買得起，但是他卻猶豫了，說我還有200克的豬肉沒有得到滿足，對不起，這車我不能買，有沒有這回事?我們假設養豬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非常嚴重，那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必須得滿足漠河人這200克豬肉的需求短缺?換句話說，深圳人每天可不可以少吃100克豬肉，把這100克的供給挪給漠河人呢?是不是這樣做深圳人就不幸福了?我們可不可以等環保技術成熟了，養豬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沒有了或者降低了，再去進一步滿足市場對豬肉的需求呢?我們再舉個例子，中國現在私家車保有量是2.5億輛，按照這個發展，將來是不是我們得人手一輛啊?我們知道這個燃油汽車從生產階段到最后的使用過程對我們的自然環境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對我們的整個交通體系形成巨大的壓力，現在但凡上點兒規模的城市，一到上下班的高峰期，路上就堵的水泄不通。而我們市內交通有公交系統，有共享單車，有電動車，跨市，跨省我們有火車，有動車，有高鐵，有飛機，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這么多私家車?我們可不可以砍掉1.5億輛的機動車，保留1億輛的公有機動車，誰用誰租啊?省下的大量資本與資源去發展那些我們急需發展的領域，突破那些各個領域的瓶頸?就現在的中國來說，是造更多的汽車重要還是造更好的汽車重要?是造更多的汽車重要還是造更好的芯片重要?一定時間段內，我們的資本，資源是有限的，可不可以先去做那些更重要的事?但是在市場經濟邏輯下，以上這些基本上都是胡說八道。
再者，是不是任何性質的需求都要得到滿足?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很多針對大學生的網貸，大學生真的有網貸的需求嗎?大學生裸貸的需求也要得到滿足嗎?大學生對七八千，一萬多的蘋果手機的需求真的需要得到滿足嗎?大學生對LV包的需求必須要得到滿足嗎?而市場經濟的邏輯，是需求就可以供給，是需求就要得到滿足。癮君子吸毒的需求也要得到滿足，殺人犯有殺人的需求，市場就要給他提供槍支，兇器。總之，任何人都不能阻擋資本攫取利潤的權利與自由。
二，供給與需求的關系。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認為是需求決定供給，這種觀點只適合于基本的吃穿住行領域，對于基本的吃穿住行之上的所有領域，所謂的需求都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都是供給決定需求。比如上面提到的私家車的需求，超前消費的需求，裸貸的需求，蘋果手機的需求，LV包的需求。既然是供給決定需求，那提供什么樣的供給就是決定性的。
三，優化的資源配置。什么是優化的資源配置?什么樣的資源配置算是高效的資源配置?判斷標準是什么?你要說以資本賺取利潤的效率為判斷標準，那我不跟你犟。那要是以社會效益，社會效率為判斷標準呢?一個行業，一種商品，你非要把它做到生產過剩，做到整個行業爛掉，你才會想起產業升級，產品升級換代，造成大量社會資源，自然資源的浪費，生態環境沒有任何必要的極大破壞，重點領域的技術瓶頸由于缺乏資本的大規模投入，長期無法突破，你的社會效益，社會效率在哪里?說白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式就是以犧牲效率與質量的方式換得經濟總量的虛增，以經濟總量的虛增掩蓋效率的不足。有一萬家企業在生產運動鞋，雖然很多都賣不出去，但是，說不定其中就有一家“犯神經”，就能生產出一雙不一樣的運動鞋。就像跟女生表白，你跟一萬個女生表白，說不定就有一個能成功的，就像考試押題，你背下一萬道題來，說不定其中有一道就考了。所以，從社會效益，社會效率的角度來說，到底是計劃經濟效率高還是市場經濟效率高?不客氣的說，市場經濟邏輯下的資源配置，遠沒有計劃經濟邏輯下的資源配置效率更高。很多“公知”一提到計劃經濟就拿效率說事兒，其實是基于對“效率”這個詞的惡意解讀，是一種“障眼法”。建國之后，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經濟不好，是計劃經濟的事兒嗎?在我們民生領域的產品極度匱乏的時候，我們要用人海戰術跟美國打朝鮮戰爭，要搞原子彈，搞火箭，搞導彈，必然要殺雞取卵，從民生領域進行大量的財富轉移，但當時，我們可以不這么做嗎?不可以，因為那是在群狼環伺下我們的生存需要。沒有抗美援朝的勝利，沒有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火箭導彈的研發成功，中國恐怕再次成為殖民地。這和計劃經濟有什么關系?這都是我們迫不得已的戰略選擇的結果。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開放，也并不是因為計劃經濟效率低下，否則，當年的蘇聯怎么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即便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在軍事科技領域也依然僅次于美國，中國之所以改革開放，一是中蘇關系交惡，二是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封鎖，三是國內階級斗爭的擴大導致的社會動蕩。以上三點原因，導致我們在科技領域跟西方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鄧小平同志認識到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沒有技術先進國家對中國大規模的科技轉移，中國連生產個電視機都得從零開始，什么時候能追上西方國家?在中蘇交惡的前提下，我們只能加入西方國家的圈子，尋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科技轉移。但是問題來了，你實行的是計劃經濟，你和人家不是一個路子，人家看著你害怕，人家憑什么讓你進入人家的圈子，對你進行科技轉移?中國78年就改革開放了，為什么到十五年之后的92年才搞市場經濟?說明鄧小平同志一開始搞改革開放并不認為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效率高，也沒有想要發展市場經濟，只是想獲得西方國家的科技轉移，但是西方國家對計劃經濟的蘇聯，當年從德國獲得技術轉移之后的發展速度仍然心有余悸，你不把計劃經濟改成市場經濟，人家根本不可能放心的去給你投資，轉移技術。雖然我們78年就改革開放了，但人家還是不帶你玩。說白了，計劃經濟轉市場經濟，本質上說是一種權衡利弊之后的交換，是你要進入人家的圈子，讓人家對你進行科技轉移所要付出的“代價”。這和計劃經濟效率的高低有什么關系?即便有關系，也是因為計劃經濟的效率比市場經濟的效率高，人家怕你如虎添翼，怕養虎為患。說當初搞市場經濟，是因為計劃經濟效率低，市場經濟效率高，這都是“公知”們別有用心的歪曲解讀。問題是：西方國家現在還愿意對中國進行技術轉移嗎?中國還需要西方國家的技術轉移嗎?二三十歲的人了，有手，有嘴，有牙，吃個飯還要讓人家喂你?我們還有沒有必要繼續付出這個“代價”?
四，社會經濟活動當中的人性問題。有人說，人性是自私的，是有惰性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辦法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市場經濟能夠最大程度的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前半句話我同意，我也認為“人之初，性本惡”，但是后半句話忽略了教育的功能，從抗日戰爭時期到建國后的初期，人性為什么那么純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革命成功，最大的秘訣恐怕就是對人民的教育，好的人民是教育出來的，合格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也是教育出來的。從另一個角度說，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就是大力發展物質文明的前提下，改變人性的“惡”，注入人性的“善”，大力發展精神文明，使人類的身心得到解放嗎?如果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沒有人的身心的解放，人民在物質上永遠是餓不死，凍不死的狀態，精神上永遠是匱乏的，邪惡的，貪婪的，那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在哪里?市場經濟最大的邪惡就在于，它非但不會去勸人向善，更是對人性的“惡”加以瘋狂的利用，以滿足少數人貪婪。
五，GDP這個經濟指標的性質。GDP這個經濟指標打著深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烙印，是粉飾資本無底線的通過簡單擴大市場規模來追求利潤的正當性的工具;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控制工具;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所依賴的比較優勢理論的理論基石。完全是對各個國家，地區經濟管理者的愚弄。在這個指標的指導下，在全世界市場飽和之前，中國完全可以只生產饅頭一種產品，生產價值100萬億人民幣的饅頭，中東國家，俄羅斯，委內瑞拉完全可以只開采石油，澳大利亞，巴西完全可以只開采煤炭，鐵礦石，因為生產任何產品反應到GDP數字上，性質都是相同的。那發展中國家還搞什么科技研發，產業升級，產品升級換代?老老實實的發揮你們的“比較優勢”，老老實實接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盤剝。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是一樣，金融業的產值和實體經濟的產值反應到GDP數字上，性質也是一樣的，那資本為什么要搞實體?都干金融多好?反正發展中國家“免費”給他們送實體產品。
六，西方經濟學與市場經濟理論的性質。綜合以上五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與市場經濟的邏輯到處都是漏洞。它所有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假設，想當然的邏輯基礎上的。它根本就不是科學，而是神學，是法輪功，因為它和神學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信則有，不信則無!往最好了說，它也只能算是為資本家賺取利潤服務的經濟倫理，它就和我們中國封建社會當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讓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一個東西，無非一個是經濟倫理，一個是政治倫理。
所以，尤其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千萬不要迷信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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