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目的”可以“界定”嗎？
——評《封鎖是重新界定我們的經濟目的的時機》
迎 春
最近網上刊載了一篇《封鎖是重新界定我們的經濟目的的時機》文章，宣傳的是唯心主義理論，有必要進行探討。
文章說：“我們每天都活在危機之中;在資本主義之下，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堅持說：危機狀態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 “從合眾國(美國)到聯合王國(英國)，干涉主義者、右翼的國家機器會迎來一個以國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新紀元。一個大筆公共支出的計劃，只是為了挽救巨型企業，卻將工人棄于死地(這說法一點也不夸張)”，甚至說到：“建構革命”以及“我們正朝向更接近共產主義的某一些愿景”等等。表明了作者反對資本主義、要求變革現存社會制度的強烈愿望，而且還提到共產主義。不過從文章的全部內容看，宣傳的卻是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理論。這里就文章的幾個觀點進行探討。
一，經濟活動的目的能夠由人們“界定”和“重新界定”嗎？
我認為不能!
文章說：“我們每天都活在危機之中;在資本主義之下，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堅持說：危機狀態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
既然我們是生活“在資本主義之下”，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有它自身的運動規律，就是資本家追逐利潤，而無產者的目標則是消滅這種雇傭勞動經濟制度，這些“經濟目的”是由經濟關系的性質決定的，不是人們想怎么“界定”就可以怎么“界定”。生活在資本主義之下，認為人們可以主觀“界定”、“重新界定”經濟目標，是脫離實際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無產者要求變革社會是進步的意愿，只有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指導，消滅私有制，才可能取得勝利，否則不僅自己犯錯誤，還會把群眾引向錯誤的道路，造成巨大損失。
社會變革、革命是一門科學，歷史唯物主義是指導社會革命的科學銳器，是包括經濟科學在內的一切社會科學的哲學基礎，是馬克思的第一大發現，也是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社會學的根本分野。
無產者應該順應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把消滅私有制、消滅雇傭勞動經濟制度，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經濟目的，不可能、也不應該再“界定”、“重新界定”經濟目的。
二，“市場”、“國家機器”的本質？
文章的前言說：“新冠病毒疫情(The Covid-19)的危機已經顯示單憑市場無法符合我們社會的基本需求。然而，國家機器為避免經濟崩潰所采取的措施，不過是一個團結的原則必須從健康照護擴展到社會所有領域的未來，奮戰的起步。”
我認為把“市場”和“國家機器”對立，是資產階級的理論。
“市場”和“國家機器”從來都是具體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國家機器，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和國家機器。
資本主義的市場，如美國、日本等國的市場，典型的標志是存在著勞動力商品的買賣，還有買賣股票、債券、期貨、外幣等的資本市場。而新中國的毛澤東時期，雖然也有商品交易、有市場，但是，在這個市場里沒有勞動力買賣，也沒有股票、債券等買賣，消滅了資本市場;商品交易只限于日常消費品，甚至連住宅這樣貴重、耐用的生活用品，也不再是商品，不通過市場買賣，主要由單位分配。可見，美國等國的市場和中國毛澤東時期的市場，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市場。美國等國家的市場是資本主義市場，而毛澤東時期的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兩者是不同性質的市場，不能混為一談，不能籠統地稱為“市場”，否則抹殺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
國家機器更存在著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和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本質區別。
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的根本任務，是維護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經濟制度，而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任務則是消滅雇傭勞動經濟制度，乃至于最終消滅商品經濟。
自1929年爆發嚴重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越來越采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干預經濟生活，甚至于采用國有化手段等等，被西方經濟學描繪成“市場”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實際上這是單個資本家與“總資本家”之間的矛盾。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需要“總資本家”(即政府)維護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否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會崩潰。所以，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和資本主義市場，在維護雇傭勞動經濟制度這個總目的上是一致的。
掩蓋市場和國家機器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本質的表現。作為有志變革資本主義的青年，千萬不要陷入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誤區”，迷失了斗爭的方向。
三，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共識”？
文章說：“僅只是一個月前還被嘲諷為空想的觀念，亦即人民優先于利益，支持國家介入，強調全球團結的必要…現在正急速的形成新的共識。”
“人民優先于利益---強調全球團結的必要---形成新的共識。”這個論斷符合實際嗎?
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下，能夠形成“人民優先于利益”的共識嗎?能夠形成“全球團結的必要”共識嗎?事實證明不可能!看看美國現在已經有140多萬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人數達到8萬6千多。每天進行檢測的總統特朗普和養老院奄奄待斃的退休老人能夠形成共識嗎?“登上它們的私家飛機”的有錢人能夠和身上不超過四百美元的工人能夠形成共識嗎?
特朗普總統及其政要不斷地指責中國“制造”新冠肺炎疫情;美國今天制裁這個國家，明天制裁那個國家，航空母艦四處橫行，可能存在“全球團結”嗎?在資本主義世界有的是國際資產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國內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根本利益對立，不可能存在所謂的“全球團結”!
四，經濟目的必須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文章的結尾說：“Covid-19在一個十年正要開始的時候降臨，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改造經濟體制，以便減緩氣候與環境崩潰的最后機會。換句話說：這是我們展望資本主義終結，建構根除它的戰略，以及將人類置于朝向正義與團結之途的一次出擊。 ”
“左翼的回應，必須掀開造成病毒擴散以及致命傷亡的全球不平等結構。從征集特殊時期;擴大公共支出的財政范圍，擴大社會安全網路，以及團結要求的應變方案開始，進而朝向兼顧公平正義與可以永續的復甦邁進。”
“左翼必須從一個反應(reaction)的模式，轉換成創新(invention )的模式，設計規劃出一個能帶領我們走出危機并為日后資本主義的未來栽植種苗的應變方案。”
在資本主義世界根本不存在抽象的“正義與團結”，也沒有抽象的“公平正義”，有的是“在資本主義之下”老板與打工仔的對立!左翼也不可能“設計規劃”出什么“應變方案”，只能順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朝著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五，文章的文風
《封鎖是重新界定我們經濟目的的時機》的作者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長期受資產階級社會的教育和熏陶，文章喜歡運用“形象”的語言，不喜歡抽象的概念，如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但是，作為政治性的文章，特別是“左翼”的文章，就是要宣傳、教育群眾，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必須通過形象的語言，上升的階級的高度，否則不可能把群眾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左翼”文章強調運用通俗的語言、強調“接地氣”，但是，只講“接地氣”，不講“連天庭”，只講普及，不講提高，就失去了“左翼”文章的職能。因此，我們既要強調群眾“喜聞樂見”，又要不斷提高群眾的認識，使之達到科學社會學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高度，否則必將把斗爭引起歧途!
《封鎖是重新界定我們的經濟目的的時機》作為一篇政治性文章，應該運用明確的概念和口號，說明過去我們是怎么“界定”經濟目的，現在我們又是怎樣“重新界定”經濟目的的，但是，文章通篇沒有明確的概念和說明。這既不利于群眾理解作者的原意，也不利于統一群眾的認識。總之，西方社會學者以及崇拜西方社會學的學者們，必須徹底擺脫資產階級的文風，建立無產階級的實事求是的文風，運用科學社會學的概念和明確無誤的口號，引導群眾沿著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前進!
附錄：
封鎖是重新界定我們的經濟目的的時機
前言：新冠病毒疫情(The Covid-19)的危機已經顯示單憑市場無法符合我們社會的基本需求。然而，國家機器為避免經濟崩潰所采取的措施，不過是一個團結的原則必須從健康照護擴展到社會所有領域的未來，奮戰的起步。
刊出日期：2020/03/29
作者：AXELLE VAN WYNSBERGHE /PAWEL WARGAN
譯者：范振國(人間學社成員)
Covid-19瞬間扭轉了我們集體的短視，現在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要比想象世界末日容易多了。但是這句格言的創作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還是留給我們一個警告。他推斷說：我們越來越頻繁地看到，藉由想象世界末日、想象資本主義終結的意圖，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終結的邏輯是一個末世的預言。
當疫情擴大流行，拆解了資本主義的邏輯，而且現存的政治體制更加力求保存它的同時，未來政治可能性岔入了新的領域。
我們的回應能夠讓世界躍向更美好的未來。但是也同樣可能加速它崩毀的條件。
自從危機爆發之后，經濟崩潰的威脅成為了大西洋兩岸現存政治體制的首要焦慮。股票市場下滑，航空公司請求紓困，石油價格下跌到歷史性的低點。
“感覺比2008更糟”奧巴馬(Barack Obama)高級經濟顧問之一的強森?弗曼(Jason Furman)如是說
這次的應變方案已經猛力的投入了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注一)被提出討論。在美國，共和黨在提出社會安全方面會很快超過民主黨。川普已經擱置了驅逐和禁止贖回令。這是奧巴馬盡管在金融危機之后，有數百萬人被驅逐，仍舊拒絕支持的措施。在德國，梅克爾(Angela Merkel )總理承諾采取一切手段拯救遭受危機沖擊的公司，呼應了前歐洲中央銀行主席馬利歐?達奇(Mario Draghi)以犧牲希臘經濟主權為代價，搶救歐洲的丑陋誓言。
在英國，財政大臣李希?蘇南克(Rishi Sunak)的振興方案，在短短幾天之內增加了兩次，條款也已經寫好了。“我們發現自己執行的大部分是柯賓(Jeremy Corbyn，注二)的計劃。”一位保守黨的官員說。
然而當染疫的人數攀升，一個社會應變方案的緊迫需要變得十分明顯。依據美國民意調查(Survey USA,)，至3月19日為止，有將近9%的美國工人因為病毒之故被解雇，有1/4工作時數被縮短。從有薪病假到醫療法案，租金以及信用卡支付，許多人將艱苦渡過延長隔離的時期。這是在美國的情況，在90%勞動力若非自僱自營，就是打零工的印度，即將到來的災難為何?十分難以想象。
這次的冠狀病毒疫情，似乎給重新界定遭到嚴重損壞的文明，設定了基礎。
僅只是一個月前還被嘲諷為空想的觀念，亦即人民優先于利益，支持國家介入，強調全球團結的必要…現在正急速的形成新的共識。
“習以為常的資本主義正走向死地”，澳大利亞資產管理公司麥克裘莉(Macquarie Asset Management)的資產管理分析師如此評論，他并且補充說：“我們正朝向更接近共產主義的某一些愿景”。
如果這特異的聲明稍顯夸張，這個形勢對左翼而言，明顯地是一個時機成熟，但同樣是充滿危險地環境。
在新自由主義的想象里，它正是一個可以打破技術官僚的經濟治理規范，合理化支持國家干預的特殊時期。當這個時刻過去，舊時狀況地復辟不僅在預料之中，而且，由于危機的例外措施強化了體制的權力結構，它勢力將伴隨著新的活力卷土重來。從合眾國(美國)到聯合王國(英國)，干涉主義者、右翼的國家機器會迎來一個以國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新紀元。一個大筆公共支出的計劃，只是為了挽救巨型企業，卻將工人棄于死地(這說法一點也不夸張)，同時又不能解決大氣候與環境的災難。
當前左翼最緊迫的任務是，避免對危機的敘述拱手讓給右派，我們每天都活在危機之中;在資本主義之下，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堅持說：危機狀態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如果左翼的要求通常是導向于政治經濟權力的再平衡，這次危機應該更強化這個要求。而且，不是透過比賽誰能給被隔離的人提供最多的援助，而是透過每一個特殊領域的爭奪。
左翼的論點不應該是：為了回應危機的狀態，政治的改變是必要的，而是要指出危機是數十年來少數人騎在多數人頭上的體制本身所造成的。換句話說：左翼必須從一個反應(reaction)的模式，轉換成創新(invention )的模式，設計規劃出一個能帶領我們走出危機并為日后資本主義的未來栽植種苗的應變方案。
朝向團結的政治
給容易受到病毒感染的人提供必要援助的的措施，并不難設想。
西班牙，已經征用了所有的私人醫院，將它們交由地方的衛生當局管控。
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家，已經實施支援小企業、獨立工人和失業人口的經濟與社會措施。
美國為了抑制冠狀病毒疫情對尋常百姓的經濟沖擊，開始認真嚴肅的考慮“應急的全民基本收入”(emergency Universal Basic Income)。好幾個州的雜貨店工人，被歸類為“危險工人”(emergency workers)而獲得類似嬰兒照護的福利。我們可以期待類似的政策在全球出現。
然而，這些舉措，并沒有預示一個進步的未來。它們反而呈現了一個結構性失能的體制，無法處理它們面臨的災難。
這些措施旨在填平就業、住宅、健康照護的提供，后勤補給線，股票價格……的鴻溝，絲毫沒有糾正造成危機的背后原因。換句話說：那只是試圖糾正市場失靈的政策──并不想超脫以市場為根據的經濟限制。
正如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寫的：土地與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市場化，把經濟從社會生活的原理，拔脫開來。但是就像Covid-19的充分證明，社會不能單憑市場調節管理。
在全球化瘋狂的追逐總體速度之下，已經使得勞動力、商品信息，以及資本的流動優于工人的幸福與環境的美好。當有錢人登上它們的私家飛機，以及跨國公司的執行長們(CEOs)不斷地拖延病毒疫情的救濟法案之時，它們那些被隔離的鄰居則從陽臺上冷眼旁觀，在這個世界，他們曾經一起居留過。
事實上，關注那些在疫情大流行時，任憑風吹雨打，沒有社會支援、無家可歸，沒有證件的黑戶，或者難民、移住人口，被政治回應排除在外的人群，可以從中汲取很多的教訓。
當歐盟關閉了邊境，就讓在列斯伏斯島(Lesbos)的難民注定要陷入不可確知的命運。因為他們被侷限在衛生條件低劣的營帳之內，只要有一個Covid-19的感染病例，就必定會引發一連串無法控制的死亡。在意大利，當遮風擋雨的住所被封閉，無家可歸的人因為流落在戶外被罰款，并且被確診為感染病毒。疫情大流行，必要物資的平等取得與普遍流行的，確保少數人財富的政治意識形態之間，造成顯而易見的嚴重沖突。
因此，左翼的回應，必須掀開造成病毒擴散以及致命傷亡的全球不平等結構。從征集特殊時期;擴大公共支出的財政范圍，擴大社會安全網路，以及團結要求的應變方案開始，進而朝向兼顧公平正義與可以永續的復甦邁進。
當我們開始走出隔離狀態，壓力最大的沖擊將出現在人民身上。
失業好幾個月，多數人必將艱辛渡日，盡管在有著牢固社會安全網絡的國家的百姓也是如此。
但是，如果疫情大流行，強化了資本馴服工人的能力，我們的應對，不應該只是削弱剝削的機制，而是必須重擊他的核心;也就是永遠根除工作對我們生活的扼制。
快速的增加自動化和工業的機器人化，為這個進程增添了動力。
自動化的取代已經對數百萬的工作產生威脅，而且在Covid-19之后，威脅有增無減。中國公司爭先恐后的用自動化取代被隔離的工人，其他國家毫無疑問地也會有樣學樣。
復工之后，首先要爭取的應該是逐漸地恢復每周工作日。
當隔離結束，工人必須迫使工時徹底縮短，最好是朝每周工作四天，但不減少工資的方向推進。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證明每周工作四天，不但能夠增加生產力和幸福感，而且國家最終會發現擁有快樂的人民和活力更加充沛的經濟。藉著減少基礎設施的使用和不必要的旅游，也會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但是，就像尼克?薛尼切克(Nick Srnicek)和阿歷克斯?威廉斯(Alex Williams)在他們的書《發明未來》(Inventing the Future)強調的，最重要的福利是結構性的。工時的縮短增強了工人和工會的談判力量，在反抗有國家做靠山的資本主義壟斷聯盟時，爭取縮短每周工作日可以做為主要的防御工事。
當政客們跨越黨派，一致承認財政安全網絡的重要，類似全民基本收入(UBI)這種先前制定的計劃，就變成長期執行的方案。存在于UBI背后的原理是，它爭回了約束限制工資勞動者的權力，使得人們能夠自由選擇報酬較那些高薪人員更優渥的職業。當時候到了，它就必然會引發縮短每周工作的要求。
然而，就如同我們的運動主張，普遍的基本分紅(Universal Basic Dividend，UBD)，則提供了比UBI更為進步的途徑。UBD可以保障我們享有在參與創新和技術進步時創造出來的福利份額。UBD的資金應該由每一家從技術改變而獲利的公司提供。因為，在疫情爆發時，勞動的勤奮，相對而言并沒有多大的改變。
勞工談判力量的增強，也會引起其他的各種需求。在親眼目睹COVID-19逼使國家機器為不斷增加的免疫力弱的人群，保存穩定安全的檢測、治療、收容處所的時候，左翼必須集結組織的力量，贊同這種福利措施，但是要認定這乃是基本人權，而非恩賜!這些福利措施絕對不能在國家邊境止步。
Covid-19疫情的爆發，清楚的表明，只要有像美國這種健康照護體系不發達，對市民健康照護最起碼的標準都無法保障的國家存在，我們就不能安然渡過疫情大流行的關卡。
因此，左翼必須在全球照護標準的四周集結，獻身國際，要求每個國家捐出一定百分比的GDP，以做為教育、住宅、健康照護……等社會基礎設施之需。
比較富有的國家可以奉獻更多的數額，借以彌補殖民主義以及劫掠自南方國家的經濟榨取等劣跡。這些基金可以從削減軍事開銷，以及撤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金而增添。這樣做還可以促進全球的和平與繁榮。
最后，此項應變方案必須是“綠色”的。
要謹記，我們此刻仍處在氣候與環境的危機之中，地力衰竭、冰冠融解、海洋增溫，大量物種滅絕，不斷地威脅我們的未來。再加上嚴重的空氣污染，加速了COVID-19疫情的擴散和致命性。平等的相互扶持和社會的永續，在健康照護的領域和生態領域要有同等的呈現。
隨著疫情的大流行，氣候和環境的崩壞，首先遭到沖擊的是最窮困和免疫力最脆弱的人群。取代因為COVID-19而消失的行業，必須要能修復而非耗損我們的自然世界。
易言之，在疫情大流行的時期，有必要快速的提出類似“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那樣的計劃，把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和經濟復甦緊密的結合在一塊。
但是要讓這樣的原則在生活中實現，左翼必須在隔離期間或之后，開創新型態的組織和動員。
建構革命
左翼的組織動員以及為回應這次危機的戰斗，將決定未來十年的政治版圖。
然而疫情大流行卻有一種內在矛盾。也就是說，縱使疫情大流行開啟了新的政治場域，病毒也要求“社交距離”(social density)，這就讓需要依靠社會聚集的組織動員完全不可能進行。但是舊有的交往場所，諸如：酒吧、大學，以及公共空間消失時，一種新的場域出現了。
“陽臺”(balconies)在整個歐洲已經變成社會、政治、文化參與的場域。
從鄰居一起運動的空間，發生了團結或反抗的行動。在那里一起聆賞音樂，陽臺就象是蘇維埃廚房(Soviet kitchens，注三)能夠成為議論政治以及社會抵抗的論壇。
變革再造的抵抗行動，透過數位科技的增殖(proliferation)，更有可能延伸范圍，產生影響。我們可以設想，在隔離時期各種數位罷工與抗議，例如社群媒體的放假，在剝奪平臺經濟收入的同時，切斷廢氣的排放。大眾拒繳信用卡或公共設施服務的費用，乃至阻斷經濟活動的黑客主義(Hacktivism注四)實驗……等等。這些行動可以延緩壟斷勢力在危機期間的聯盟。
但是要實現長期的改變，他們必須同步重新設想一個在危機之后必然要出現的世界。
另外，對被隔離的左翼而言，這回應必須是反霸權的計劃之一。當我們步入社會的冬眠期，伴著筆電、書籍還有焦慮在家隔離，我們必須開始在政治回應的四周聚集，并且在隔離的另外一端準備為它戰斗。這任務不只屬于研究者、智庫和公共知識分子。“病毒”，正如伊朗衛生部副部長所言，“是民主的，但是我們的應對卻不是，它們在其中增長的狀況也不是”。
每一個第一線的社區，其中象是之前被伊波拉病毒(Ebola)襲擊過的地方，或者承受了毀滅性的氣候災難，或者從可預防的疾病中不斷的枉然死去。
這就充分說明了這次危機不是什么異常狀態，而是一種虧欠!
他們的聲音一定要形成我們政治回應的樣貌，而且他們的憤怒必定會給政治的改變提供生猛的動力。
在社會隔離期間的此時此地，可以好好運用網絡化的社會生活。數字化的組織克服了地域和能力的侷限，把多元的聲音帶入同一個時空。讓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層次進行組織，用既關注地方又超越地域限制的理想觀念，將社區組織連結在一起。這種在陽臺、走廊、窗邊的新興的社會交往形式，同樣能夠導致數位公共空間的建立。在澳洲，“爭取未來的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已經啟動了『鄰居的挑戰』(Neighbor Challenge)計劃，號召積極人士召集他們的近鄰，在數位空間集會。這樣的架構創造了地區高度團結的網絡，在參與同棟建筑或同一街巷居民的討論中，將日常關注的議題和全球的政治結構鏈結在一起。要清楚的看到，這種公共政治教育的空間，能夠變成新敘事出現的場域。
一個組織良好的數位討論，也能夠給那些被街頭抗議的力道所排除的人一個平臺。因為在街頭抗議的場合總是由舞臺、聲量最大的團體或個人為主導。數位集會可以跨部門、跨世代、跨國界。透過將人民凝聚在新共識的四周，讓他們能夠在疫情大流行的另外一端，栽下民主的政治轉變的種苗。并且帶領他們聚集在一起，設計規劃能夠即刻表達我們憤怒的行動和罷工。
當隔離結束，我們會發現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衰朽，如果它們還沒有爛壞的話。但目前還不到松懈的時候!
而且，改良主義者僅僅呼吁救濟的要求，是遠遠不夠的。“回歸正常”的承諾，揭露了政治體制令人絕望的天真。
我們究竟要回到什么樣的“常態”呢?保守黨和右翼政客早已經背叛了他們關于有限的政治可能性的虛假聲明。
“危機”這個詞，就它歷史性的用法而言，標示了在疫病時期的轉折點，一個若非導致全面復甦，否則就步入死境的不可逆的關鍵時刻。
Covid-19在一個十年正要開始的時候降臨，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改造經濟體制，以便減緩氣候與環境崩潰的最后機會。換句話說：這是我們展望資本主義終結，建構根除它的戰略，以及將人類置于朝向正義與團結之途的一次出擊。
今天，我們就必須動身!
注釋
1、Overton Window：奧弗頓之窗，由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奧弗頓(1960/01/04 – 2003/06/30)提出的政治理論。意指當新公共政策的提出與推動，需要在一個公共輿論框架的討論中，使該政策趨向可以接受的范圍，而非透過政治人物的個人偏好。詳細內容請參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Overton_window
2、Jeremy Cobyn：杰瑞米?柯賓(1949/05/26-)，英國工黨第25任黨魁(2015/09/12-2020/04/04)，亦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從政期間不斷地提出公共設施國有化、大學免學費、裁減軍備等政策;同時也是許多反戰組織、社會主義團體的成員。其左派行徑使媒體財新網(CaiXin)將其譽為“倫敦區的卡斯楚”。詳細內容請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2%91%E7%91%9E%E7%B1%B3%C2%B7%E6%9F%AF%E8%B3%93或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Corbyn
3、Soviet Kitchen：蘇維埃廚房，為1917年蘇聯建立后，為解放女性在廚房的勞動所設立的公共食堂，類似于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概念。關于蘇維埃廚房設立過程的演變，可參見：https://geohistory.today/soviet-kitchen/
4、Hacktivism：黑客主義，是在網際網絡環境中，利用計算機技術與政府抗衡的活動，是一種網絡激進主義(Internet activism)。主要行動目的多與言論自由、人權保護有關。詳細內容與知名黑客活動，請參閱：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cktivism
文章來源：雅各賓網
原文網址：https://jacobinmag.com/2020/03/quarantine-coronavirus-economy-left-organ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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